【编者按】“读者评论精选”栏目每周择选报导及圆桌话题中十条精彩读者留言刊出。部分留言可能会因应长度及语意清晰作节录或编辑。
1. Fai，回应《提升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感？香港少数族裔必修中国历史课的痛苦心路》
莫说融合外族，这门课连本地华语学生都融合不了。
融入香港是一层，融入中国就“更上层楼”了。这是为符合国家论述，硬生切割香港本有的社会生态——由多元并存转向一元垄断。
会面对这类问题的，就只有被迫接受普通文法学校教育的基层学生。有钱的谁来受这种罪，一早到国际学校报考IB，别说中史，连中文都不必碰。
这些年，香港人都觉得惶惑，而况这些总被看成“有求于我”的人，前途更堪虞。政权有意培植“中文”的威权地位，压/贬抑非华语的生存空间，基层非华语学生要在香港求存越来越离不开中文。而他们常被派往较差级别的学校，学校为求存接收非华语学生，校内歧视和对抗也不少。强迫修读中文及中史，是种“主人”心态，并没有足够的族群共融意识(对等)。
从融合初始环节的学校“族群共融”开始讨论，以抗衡国家意识型态，是极有恴义的事。
2. 17people，回应《提升中华民族、国家认同感？香港少数族裔必修中国历史课的痛苦心路》
少数族裔的诉求以及他们对香港、中国的认同感，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问题。
但这一系列问题能够被解决的前提，是香港对自己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前面多位读者已经提及了这个问题的复杂程度。而香港身份、地位的问题，核心来源都是殖民历史对香港的影响，这 个相信大家不会有太多异议。
同时，我需要根据身边经验指出，作者多次提到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对少数族裔文化和历史的尊重。在我们讨论香港中学历史课程这个议题上，加拿大教育的经验，对作者的观点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加拿大的历史课程是在高中，其中极大部分内容是（完全用官方语言英语或法语授课的）欧洲移民以后的加拿大历史和近现代欧洲历史。在加拿大（和很多其他国家），第二语言课程的存在，并不是平行于“主流”历史课程的。第二语言课程的根本是“同化”——增强这些学生的英语水平和所谓的“cultural literacy” （可以译作文化通识？），从而使他们能够同其他学生一同接受以欧洲移民以后的加拿大历史（极大忽略了原住民历史）和近现代欧洲历史（极大忽略了其他地区的历史）为中心的高中历史课程。
在香港对自己定位没有一个社会共识的前提下，我觉得更加值得关注的话题是历史、社会科学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很多国家有公民教育课(civics)。这些课程的目标是塑造有能力参与这个社会治理的公民。那么，在这个定义之下，设立一个历史课程内容的最低标准，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是有助于创造这个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建立众所周知的历史经验的。那么这个目标之下，新移民、少数族裔就需要克服语言障碍和逐代累积下来的在地经验的缺失，达到与其他学生相同的文化通识水平，才能成为他们所在政治社会的有效成员。这也是在欧洲、北美大部分新移民、少数族裔的现实经验。
在上述假设之内的必然问题是，构建香港公民社会是否必然需要所有居民了解中国历史。在中港关系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香港政治经济未来的前提下，把中国历史放到公民社会的“通识平台”上，是有益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的历史教育。由于加拿大公民社会与它南方邻居的共融程度以及加拿大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的历史课程就很合理的把很多关注放在了美国上。历史课程中加入中国内容，不必要一定涉及到所谓“中国本位”这个烫手的山芋。
如果香港的社会共识是，因为香港的特殊历史、政治、社会环境，历史教育不必服务于构建公民社会，而只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水平、思考能力，那么“因能而定”的历史课程也当然无可厚非。当然，这种观点是革命性的，几乎没有其他社会的现实经验可以参考（或许各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学校教育和“第三文化小孩”third culture kids这个现象对这种教育理念有些许借鉴？）。香港或许可以成为这个新式教育观点的领头羊。或许这种教育，培养世界公民，能够消减当今很多社会中人们愈演愈烈的部落本性(tribalism)有所帮助。
就像本文作者以少数族裔学习中国历史的尴尬，而观察、探讨中国认同感这个问题所带来的现实体现，香港社会也需要探索、思考、辩论关于香港人、香港社会更深层次的两个问题：香港是不是中国？而谁又是香港人？
3. Fai，回应《洛德：滴滴顺风车乘客被害之后，公众该如何要求科技公司？》
把分享经济产生的不同问题归纳进去一个叫做“科技公司”的名目来统一分析定罪，未必是公允细致的批评方法。
Airbnb也出过事，但一出事就以全线下架为对应，既粗糙也有因噎废食之嫌。我仍然认为只要具备有效的行政配套，分享经济能够最大地发挥正面的社会效应，包括建立社交关系(不管它被包装成什么样子)，有效使用剩余的社会资源以避免浪费。
分享经济最大的特点是素人入场，门槛降低意味犯罪成本也降低，就需要相应的行政措施来降低风险系数。企业对此能做什么？那就是要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做不到有效封堵安全漏洞，起码在消费者进场前作出明确的提醒。但连“吸烟危害健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这种公众广告也要立法才能迫使企业同时刊发在产品包装和广告上，则社会监管的责任，政府必不能责无旁贷。这次失责的不止是滴滴。
本来显而易见的安全漏洞，滴滴没有在意封堵。事情出过一次之后仍然不为所动，内部既无培训，也没有提高起码的安全意识。换言之，滴滴犯众怒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无作为”和迟钝，反映了对公众安全的漠然。
另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在我入住Airbnb的时候，已有意识它没有一般酒店的安全保障，但因为方便、低廉、有特色的住宿体验，我愿意担负这种风险，也有意识在入住时作了安全措施，比如告知家人住址，直播入住经过。但中国的消费者有这种自我保护的意识吗？
包装产品(不论是什么产品)都无可厚非，“人性化”和“个体化”是所有服务业的宣传趋势。如果说这是美化和欺骗，那么所有商业推广都有罪，不独以科技作为平台的产品和服务。国人一面倒怪责滴滴，是浑忘了低廉、方便的服务是以担负一定的安全风险作为交换条件的。就像作者所言，再规范的服务如出租车也会出意外，而况众人参与的滴滴。消费者把所有安全责任完全押在滴滴身上，出事时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其实正好反映了一种强烈的依赖心理。
作者力数科技企业的虚伪钻营，言消费者不该对他们有过多的道德期许。但效果恰是在以牟利为依归的的企业逻辑里硬是加上很多希望他们自觉背负的道德责任。一个商业主因为自己的生意做得大而需要证明自己是个正直的人，这才最虚妄的道德期许吧！
每次出事都是解决问题完善制度产品服务的机会。中国消费者挟众怒砍杀滴滴不是种成熟的做法。如果共享经济是有利的趋势，这次恰是公众教育的上佳机会。学会怎么用，怎么管，怎么看待，怎么相互调整。
而恶名远播的中国共享单车废墟，则应该是另一个问题。在香港，这些单车悄无声息就进入边区新市镇，结果一样如废物堆叠。为什么在新市镇，原因是香港只有这些地方有单车径，但有单车径的这些地方既有轻铁于区内行驶，家家有单车需要的也有单车，为什么在这种消费市场成疑的情况下还允许三家公司进场呢？做过市场研究吗？既然涉及公共空间的占用，有咨询过地方居民的意见吗？这些，都要问政府。不是科技公司的虚伪可以解释。
就算滴滴“有思”，也不会是因为有道德，而仅仅是对产品的提升改良以期良好的市场反应。这个叫做“以公众安全为考虑”的“有思性”不是单一方完全，而是企业、消费者、政府三者互动达致的社会共识。自然，出事时三方都有责任做多一点点。
一旦这个共识得以完成，就会变成社会共守的底线，下一个进场的企业自然会遵从。良性互动由此开始。
普通消费者最应该做的，是承认滴滴给予的方便及产品优势，促请政府立法监管，滴滴堵塞安全漏洞。产品出问题，滴滴可留在场内接受市场考验，直到它作出可信可靠的安全措施为止。现在这个结果很是走极端。
4. 林壑，回应《广州粤语保卫战：休兵八年，普粤之争大局已定？》
作为一个十多年前在佛山长大的外省小朋友，我记得小学刚开学的时候我什么都听不懂，也因为是外省人受到了一些来自同学甚至是老师的歧视。但是后来我慢慢学会了粤语，它现在甚至如同我第二母语般的存在，在国外听到倍感亲切，音乐播放器里面也有一小半是粤语歌。
关于这个事情，先抛开房间里的大象政策原因不谈，我内心还是挺矛盾的。作为一个外省人，哪怕我现在已经可以讲流利的粤语，假如我遇到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坚持要换一个服务生的先生，内心肯定是不悦的。所谓人口流动，谋生而已，那位服务生又做错了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每个地方的本土文化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每个地方都在谈多元，但似乎要么是一个地方的不同人群根本不相往来，而只要有文化融合，被融合的文化总是会被不同程度地改变和淡化。
再捡起房间里的大象的问题。我这几年生活在新加坡。新加坡官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推行全英教学，同时压制方言。我在高中大学认识的年轻一辈华人同学中，能运用任何一种华语方言（包括普通话，普通话在新加坡被称为华语）进行完整对话的人已经比较少了。我也不想显得像一个传统文化或者华人文化的卫道士，所以我对此并不感贸然评价。对于我的同学来说，他们从小沟通就以英文（或者Singlish）为媒介，他们本身对于自己华文能力不强并不感到遗憾，那么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去帮他们感到遗憾。他们通过英语，可以与当地的其他种族（马来、印度）同学进行无障碍交流，进而产生更加强烈的国家认同而非民族认同，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错。只是像之前所说的，文化融合就意味着母文化的淡化。
可能有人会问，你说这么多，立场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只是提供一下关于语言的此消彼长与文化认同这方面的个人经历与感受吧。
补充一点：当然，一个人在一个语言的发源地发现这个语言因为非自然语言式微，这种情况肯定是很特殊的，与我刚才提到的情况并不能完全用来作对照。
5. 咸鱼姬，回应《广州粤语保卫战：休兵八年，普粤之争大局已定？》
“哪用看《十年》？走到广州街上看看，不就是《十年》啰！”深有同感。
即使是广州最老的一个区越秀区，放学时间站在小学门口，你能发现大部分小朋友课后沟通仍然是在说普通话。当你去医院看病，你不知道医生能不能听懂粤语，最后仍然只能使用普通话。我外甥读幼儿园时，公立幼儿园抽签没有被抽中，最后入读一所港资幼儿园，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才习惯平时使用粤语。我不知道当他上公立小学后习惯会不会改变。我还听过老区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这么形容自己工作所在的街区：“这区说粤语的人很多，也就是说穷人比较多，领低保的很多。”
与此同时，墙内对普通话的要求其实也十分苛刻，当你说的“普通话”带有一点点口音的时候，就不会被认同你在说普通话。没有一点地区性口音，像央视新闻主播一样的，才叫普通话。带有口音的普通话不会影响交流，但这样的普通话依旧被视为低一等。
语言本身没有高低贵贱，但多数人会被宣传影响而产生鄙视链。
6. Rainbow___，回应《广州粤语保卫战：休兵八年，普粤之争大局已定？》
推普并不是一件坏事，作为一个国家，统一语言其实非常有积极意义，但是国家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貌似没有尊重因地制宜的精神，对地方文化的不尊重而致方言的流失，而随著方言的流失，承载在一种语言上的文化也一并流失。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中小学校学生不能在学校范围里讲方言，亦是随处可见的极端例子，由历史推出的中共的劣根性而知，粤语也只能是有以香港为中心的大本营才能得以幸存，广东人想要保卫粤语，亦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教育下一代讲粤语，不能对官方抱有任何幻想。
7. estonbiss、申木白，回应《广州粤语保卫战：休兵八年，普粤之争大局已定？》
estonbiss：1,现在人口流动那么强，全国那么多方言甚至一个城市都有几种语系，如果那个地方都是“保护方言”所有的公共服务都是以当地方言为主的沟通，无疑会增加沟通的成本，以及融入当地生活的难度，从而降低城市的包容度，特别是大城市。
2,文中的那位先生只雇佣“会说粤语的工人”“会说粤语的服务生”就是打着“保护语言”的幌子搞职业歧视，是违法行为了，而不是他自认为的有点偏激可以解释的
3,在法国也是一个人口众多族缘复杂的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同化措施造就了国家认同感，现在会说法语的还有多说人会说泰罗尼亚语，莱芒语呢，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还是英语，同化不是中共特有，不要有的评论说一些极端的语言口号的，“广东独立”“中共霸权”那些人不过是和当政者的一体两面，喊口号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申木白：笔者睹见 estonbiss 文字有感而抒：
“现在流动性这么强”
正正在这种“千年未有”的冲击下，政府就更有必要保护当地语言，而不是像一孩政策那样杀过了头才来补救，而事实上，保护当地语言工作并不如楼上所言般单单凭着由上而下的一纸指令，将公共服务语言通通换成当地语言——于是地位便提升了、文化便保住了、事情就解决了？这种高层典型想当然，后果极可能演变成放开二胎那样：你现在让我生我还不想生呢！(笑)
何况刚与上面的情形相反，在持续几十年的一系列事件和政策规划里面，政府正不加忌讳地展示其强烈意愿去实现压制广东话在公私领域里头的生存空间。单纯盯著公共服务语言，连丁点基础都没有却跑去烦恼究竟应当选甚么语言谓之适合、大谈甄别标准是多么的困难，真可谓一叶障目、空中楼阁矣。而且，倘若按楼上的说法，任何鼓励说粤语的措施都其实是在夯实乌龟壳，都是在给外地人加强/制造生活隔阂，都是有违包容的，是不是？
又说说文中林某的事。
在文中其述及的个人体历当中，或许会被他那吸引眼球的排外举动抓住，忽略了他的态度原本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并不是一开始便鲜明展露出这种对外地人的敌意：
“近年林云翔的反抗对象从普通话本身，扩展到讲普通话的外地人。”
这种神经焦虑的逐步积压，到后期表现出极度强烈的危机感，到底是谁造成的？是林自己关上房门制造的？如果不是政府的有意推动，以致演化至此，那至少也是政府的默许、纵谷和失职。用古代的话来说，灾难起的原因就是统治者“失德”，我等作为公民首要关注的，难道是指着报纸头条上的人说，这个人有不是、这个人违法吗？还是思考孕育问题的土壤到底是甚么？
譬如相近类型的“港独”炽热问题，真的如政府所说的，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煽动？是外国组织指使导致？牵头的打掉再打掉、接着意淫一下外国势力遥距操纵，这样将社会问题处理一万遍也不会有甚么正面结果，只会在反对者里徒增撕裂、在支持者里添失望罢了。只要关了门把自己做好，外国势力如何也奈何不得，民情这种东西永远堵不如疏，宁灭声至道路以目也不觉需要因势利导，头痛，那就医头、脚痛，那就把脚砍了，那就真的剩个“续”字而已。一昧拖字诀，赛跑结果并不一定出如人意。
中国人的土地不是意味著只要是中国人来了都能霸一圈，单因为我们同属一国，国土属全体国人拥有 (逆我者人走地留论)，亦同样是本地人民珍视并深爱至紧的桑梓，谁没有家呢？光认识到这一点便知道本地人/外地人并不是部份人口中单纯的先来后到关系。政府政策的侧重，不应单纯所谓照顾本地人的利益、提供各种奇奇怪怪的特惠或是优先权，而需着眼提倡/保持对所在当地民俗的尊重，这恰恰亦正是不少中国游客/移民在各地内外以稀缺出了名的。问题根源不是出于某省内/市内操广东话人数太少，毕竟此势不可逆，而是广东话本身在生活环境中丧失生存以及发展空间：
‘侯兴泉曾经参加过一场广东校友会，担任主持的校友，本来以粤语开头，讲了一会，很快改为普通话。“他无法在正式场合用广州话表达，只有私下聊天，讲饮讲食就可以。”’
笔者看到知乎上外国的一些善政，好的政策，无一不是“用心做”的政策，催谷数字好看，只会像潮涨一样现于一时，还会加深族群之间对立和分化。
当然我说了不算，尽管这些道理粗浅无比。
8. 于勒，回应《中国乳业十年跃进：集中化和规模化能让我们喝上鲜奶么？》
看完此文，觉得作者在乳品行业的调查是下了大功夫的。作为行业从业者（我是做乳品原辅料及新产品开发的），对这种资源整合，全产业链生产造就的寡头乳企也是很反感的，我始终坚持行业的发展来自参差多态，而不是垄断，这会使行业丧失活力，而且水面下见不得光的的东西会越来越多。
举个例子，婴幼儿配方奶粉注册，行业协会和一线大厂纷纷为“乳铁蛋白”原料战队（一种从牛奶中提取的功能性辅料，产量极低，一吨牛奶只能提取十来克），就这么一个稀缺的原料经过寡头和行业协会的背书，大部分企业纷纷选择将其注册在自己配方当中。其结果呢？现在全球缺货，价格从年初的2000每公斤到现在两万，关键还拿不到货，很多中小企业都因为缺少这个原料直接停产。寡头企业呢？他们在这之前早就和全球几大供应商签订了长期采购协议，基本近些年的原料都包圆了……
所以乳品行业这种巨头垄断的模式，个中缘由，也是让人深思。
9. Rainbow___，回应《中国乳业十年跃进：集中化和规模化能让我们喝上鲜奶么？》
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后，我们的社会有没有成长？看完了这篇文章后，我可以笃定的说：没有。重大事件发生后，只是另一种畸形替换了原有的畸形，而漏洞只是表面上修补了，但是在中国运动式的修补中，又产生了更多的漏洞，新旧漏洞一起等待著下次的爆发。以下是我对这篇文章的简单分析——
1、第一部分写的是，2008年爆出的三聚氰胺事件，明显涉及很多家企业，但是为什么三鹿奶粉受了大部分的功击，而其他企业和个人，貌似还活得更好了。
2、第二部分的“牛必须一起养，草必须吃一样的”，这句话咋看是反对集体养殖场，但是细读下去，作者其实不反对集体养殖，而是反对中国运动式的行政命令，集体养殖快速上马，完全不去调研清楚，而且矫枉过正——照搬喂养的方法，却不学习国外先进的养殖技术和检测技术，使得集体养殖产生了一些挺严重的问题。
3、第三部分则提到标准制定的问题，制定的标准是和各大乳业公司私通的结果，这其实和之前柴静在《穹顶之下》讲的燃油的不知什么标准，是两桶油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而不是科学研究机构制定好再去和公司协商。这样制定的标准，就只符合大公司的利益了，而不是消费者的利益了。
4、最后作者就讲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政府的行政命令+只追求效率而忽视品质的集体养殖改建+矫枉过正的养殖方法和检测方法+大型乳业公司垄断奶源+不知道有没有进过科学讨论就快速上马的万头养殖方式以及不科学的检测方式=牛奶价格的高企。
10. 宋梦泽，回应圆桌话题《台湾同婚公投最后冲刺，你怎么看这场同婚及反同婚的公投大战？》
同婚议题是台湾最具争议的议题之一，支持与反对的人几乎各占一半，两极分化严重。
去年5月24日大法官释宪后，本应是蔡政府推动婚姻平权的最佳时机，然而同婚法案却在立法院一拖再拖，时代力量党团多次要求审议同婚法案，却不断遭到民进党团封杀，迟迟无法完成二读三读。
蔡英文在选举前曾经表示“我支持婚姻平权”，但现在却出尔反尔，究其原因，是因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在即，民进党不敢放弃宗教保守力量的选票。
在我看来，婚姻权本就是基本人权，不应该交由大多数人公投来决定少数人的权利，这是不公平的。但反同团体发起了公投，挺同派不能熟视无睹，不得已以公投来反制公投。
这样做有很大风险。最后的投票结果可能是一半一半，甚至反同的人数会稍稍超过挺同派。这就给了蔡政府放弃修改民法，另立专法的理由。可是专法本身就是歧视，挺同派肯定也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抵制，到时候台湾的社会会更加撕裂。
总而言之，蔡政府在大法官释宪后对同婚议题的不作为是导致现今局面的主要原因。既然你不是真心实意地支持婚姻平权，当初做出承诺吸引年轻人选票的行为真是可耻又可悲。
LGBT议题是为数不多能让台湾在国际上展示自身形象与民主自由价值的议题，同时台湾的大多数年轻人都支持婚姻平权，既然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蔡政府就应该拿出魄力，坚定站在年轻人与进步价值的一方。
台湾的婚姻平权对中国大陆也有很大的意义。大陆据保守估计有超过7000万的LGBT群体，是台湾总人口的两倍之多。如果台湾率先通过同婚，会倒逼中国官方对此议题做出表态，比如中国大陆的同志和一个台湾的同志结婚，既然中国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原则，那中国会否承认这样的婚姻？假如台湾当局像美国英国等国家一样，允许外国人和中国大陆的同志在台湾登记结婚，会否出现大陆LGBT赴台结婚潮？大陆当局会否承认在台湾登记的婚姻？（既然你非要一个中国XD
所以，还是期望台湾的人民在11月24日的选举中对反同公投投下三个不同意票，让世界看到台湾的独特价值，让台湾早日成为亚洲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