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粉十年 深度

中國乳業十年躍進:集中化和規模化能讓我們喝上鮮奶麼?

政府和企業迷信大規模化和資源整合,但隨著權力的集中,奶農越來越少,牛奶愈來愈貴。


河北省石家莊市郊的君樂寶優致牧場,「訓練有素」的奶牛們正一個接一個站上擠奶轉盤。 攝:林振東/端傳媒
河北省石家莊市郊的君樂寶優致牧場,「訓練有素」的奶牛們正一個接一個站上擠奶轉盤。 攝:林振東/端傳媒

編者按:從毒奶粉到劣質疫苗,悲劇以十年為單位輪迴。中國父母被迫用孩子的健康甚至生命,為形同虛設的政府監管、利慾薰心的生產企業買單。在劣質疫苗鬧得沸沸揚揚之際,回看十年前的「毒奶粉」事件:當年的「壞人」被繩之以法了麼?造成致命後果的漏洞被堵上了麼?因「毒奶粉」而流離失所的信心被找回了麼?心碎的父母和孱弱的「結石寶寶」又是怎樣度過這漫長的十年?專題「毒奶粉十年」將向你呈現,毒奶粉撒在這片大地和人心上的、經年不散的陰影,冀望由此反思:在每一次重大事件之後,我們的社會有沒有成長?

在前兩篇,我們關注了個體故事:一篇結石寶寶母親的口述,她的孩子至今飽受腎結石後遺症的折磨;另一篇是同問題奶粉企業纏鬥十年的父親;在第三篇,我們用數據動畫勾勒了一個群體——「奶粉難民」,講述他們在全世界搜刮安全感的故事。今天是專題的最後一篇,從產業的角度出發,回溯了毒奶粉事件後,中國政府和企業是如何應對並做出改變的。

貴岩是看著卡車將家養的20多頭奶牛分批拉走的。那是2014年,上面突然宣佈不許自家養奶牛了——一如10年前,村裏鼓勵家家戶戶養奶牛一樣——貴岩不知道為什麼。她今年60歲,雙腿因超負荷勞作而嚴重O型,每走一步,都要在空中畫半個圓。

貴岩生活的河北省石家莊市九門村,曾是知名的奶牛村。當地司機至今記得從前的盛況:村路上、田地邊、家家戶戶的院內院外,都是奶牛。2004年,村裏特意開闢了一大片集體用地,把養牛的150多戶遷過來,每家租一塊地:蓋個平房,再修個養牛的院子,正式成為「奶區」居民。貴岩記得,高峰時期,每家能養20多頭奶牛,奶站每天收奶十幾噸。

貴岩今年60歲,河北省石家莊市九門村人,曾同時養過20多頭牛。2014年,村裏禁止自家養奶牛後,她就再也沒幹別的營生。
貴岩今年60歲,河北省石家莊市九門村人,曾同時養過20多頭牛。2014年,村裏禁止自家養奶牛後,她就再也沒幹別的營生。攝:林振東/端傳媒

21世紀的頭幾年,中國乳業市場年均增長率超過20%,政府和大型乳企紛紛通過資金、技術支援鼓勵農戶養殖奶牛,到2008年,全國分佈著大約220萬戶奶農。但「毒奶粉」事件打破了這一局面,政府將責任歸咎於幾個「黑心」奶農和一家不負責任的乳企,並認定只有規模化和集中化能帶來安全。從此,中國乳業變成了一個不知疲倦的「吃豆人」(編按:一種老式電玩遊戲,台灣稱「小精靈」):吃掉小規模養殖農戶,興建大型養殖場;篩掉中小企業,扶持巨頭,不知疲倦地整合、擴張。乳企數量從2008年的2000多家降至今天的不到450家。

但激越的集中化、規模化,究竟帶來了什麼?十年之後,逾百萬奶農被迫退出市場;大規模養殖的奶牛場消耗著昂貴的進口草料,生產出成本比國際高一倍的牛奶,墜入連年巨額虧損;唯有乳企巨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富有、強大,而他們還在大量製造、銷售還原乳(即用奶粉兌水還原成的牛奶)。當所有的「豆子」都被吞進一張嘴裏,遊戲規則還有用麼?

2008年9月,「三鹿毒奶粉事件」後,河南奶農們受到重大打擊。

2008年9月,「三鹿毒奶粉事件」後,河南奶農們受到重大打擊。 攝:Imagine China

「三鹿為整個行業償還了欠債」

「我們似乎習慣了以手電筒的方式來恩澤公民,照到哪裏就亮到哪裏。」

83歲的趙東林至今認為,田文華被判重了。他1980年從部隊轉業到三鹿,做加工分廠的廠長。「我們老百姓有的很同情她,田文華得死在監獄裏啊。」(編註:三鹿前董事長田文華因「毒奶粉」案被判終身監禁,後獲三次減刑,刑期至2027年8月3日,若無意外82歲出獄。)

曾在三鹿生產處工作的董建軍(化名)說,往牛奶裏添東西,是當時整個乳業心照不宣的「潛規則」。「這個添加劑(三聚氰胺)早就有了,我管的時候知道,領導們也知道,都裝傻。」

已退休的三鹿員工住宅社區。

已退休的三鹿員工住宅社區。攝:林振東/端傳媒

彼時中國四大乳業集團伊利、蒙牛、三鹿、光明共佔據近一半市場,另一半由外國品牌和其餘兩千多家中國乳企瓜分。其中,除了少數乳企建有自己的專屬牧場,多數都依靠逾220萬個小型農戶供奶。那時中國超過八成的奶牛場只有不到五頭奶牛。農戶將奶賣給奶站,奶站再運到乳企,大部分乳企都有固定收奶的奶站。

這份平衡被一個迅速崛起的商業奇蹟打破了。成立於1999年的蒙牛,僅用五年時間,便衝到中國乳企第一,銷售額從最初的0.37億(人民幣,下同)翻至2007年的213億。

急速擴張的背後是對各地奶源的瘋狂掠奪。北安完達山乳品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昊2013年接受《中國經濟和信息化》採訪時透露:「蒙牛的人多次找上門來,張口就開出高出市場20%的收購價格。奶農跟我們簽訂的是長期供奶協議,本沒有多餘的奶賣給蒙牛,但不符合標準被我們拒收的奶、摻了水的奶,蒙牛都會收。」

在河北省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關於「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庭審中,三鹿涉案高管之一杭志奇說:「自從蒙牛、伊利等巨頭湧進河北省市場以後,奶源市場就越來越緊張了……這些問題奶我們不收,就將從此喪失這部分奶源。」

高價搶奶的誘惑推動著奶站大量稀釋鮮奶,又加入三聚氰胺以混過蛋白質含量的檢測,激烈爭搶奶源的乳企則對此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2008年事發,22家乳企、69批次乳製品被查出三聚氰胺,造成至少六名嬰兒死亡、近三十萬患腎結石。

民怨沸騰。

輿論壓力下,行政和司法很快交出了答卷:石家莊市市長冀純堂引咎辭職,相關官員紛紛被免職、降級、記過。三鹿董事長田文華被判無期徒刑;涉嫌製造和銷售含三聚氰胺牛奶的奶農中,有三人被判死刑,一人無期。

「中央一說話,都衝著咱們三鹿來了。」趙東林說,「全中國這樣(查出三聚氰胺)的企業你處理了幾個?就一個。」

「三鹿為整個行業償還了欠債。」一位乳企高官在上述報導中總結道。品牌價值一度逼近150億元的三鹿,在2009年初破產,以6.1億被收購。

2009年,三鹿集團的大部分資產連同七間核心廠房在石家莊中院審判庭拍賣,被三元集團投得,而當年三鹿奶粉的標語現在仍然懸掛在其中一間廠房的外牆上。

2009年,三鹿集團的大部分資產連同七間核心廠房在石家莊中院審判庭拍賣,被三元集團投得,而當年三鹿奶粉的標語現在仍然懸掛在其中一間廠房的外牆上。攝:林振東/端傳媒

但暴風級的整治,並未吹走盤旋在中國乳業頭頂上的黑雲。2010年,甘肅、青海等地曝出奶粉三聚氰胺嚴重超標,此後數年國產奶粉亦不斷被曝激素(荷爾蒙)超標、汞超標、致癌物超標……

「我們似乎習慣了以手電筒的方式來恩澤公民,照到哪裏就亮到哪裏。如果需要照亮的地方太多,難道不應該用更具普適性的照亮方式麼?」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劉亞平,在《中國食品安全的監管痼疾及其糾治》一文中,反思了「毒奶粉」事件「運動式整治模式」的弊病:在輿論壓力下,政府從消除後果的角度出發,積極進行懲罰和善後,等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後,資源也隨之轉移。

一個最有力的證據是,因「毒奶粉」事件引咎的官員,都在隨後幾年復職、升遷了。

部分因「毒奶粉」事件引咎官員的升遷信息。

部分因「毒奶粉」事件引咎官員的升遷信息。 端傳媒設計部

「這樣一種被公眾注意力牽著走的監管往往缺乏系統規劃,倉促出台的相關政策缺乏操作性思考,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為以後的實施埋下隱患。」劉亞平的話凝練地概括出中國監管的最大問題。從毒奶粉到劣質疫苗,從天津爆炸到屢禁不止的煤礦事故,絆倒中國社會的,永遠是同一塊石頭。

牛必須一起養,草必須吃一樣的

「把農民排擠在產業之外,這是政府加集約化企業共同作用的悲劇。」

2008年11月,國務院發佈《奶業整頓和振興規劃綱要》,提出推進奶牛規模化和標準化養殖,對300頭以上奶牛的養殖場提供資金補貼,並要求乳企在2011年10月底前實現七成乳源自給。

補貼的誘惑和政策的壓力,掀起了一場新的「奪奶大戰」。蒙牛與現代牧業合建了14座萬頭以上的超大型牧場,伊利投資14億自建牧場7座……很快,內蒙古、新疆、東北、河北四大黃金奶源帶以及四川、河南等新興奶源帶均被收割一空。截至2015年,中國已建、在建的萬頭牧場超過52家,計劃要建的約24家。

這場追求「大規模」的競賽遭到質疑:萬頭牧場意味著大量糞污、廢液的產生,疾病風險、環境壓力陡增。

「政策出台前需要周密認證,避免解決一個問題的同時又引發新問題。」中荷奶業發展中心資助編寫的《中國奶業白皮書(2014)》建議,中國奶業應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畢竟,荷蘭用100多年的時間才把奶牛養殖場平均規模提高到100頭奶牛。

「只要是機械擠奶、擠奶後即時冷藏,就可保證原料乳的質量安全,與企業大小無關。」華中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楊利國對端傳媒表示。

這一點似乎被監管者忽視了。「毒奶粉」事件的「罪魁禍首」被視為分散的、難以管理的散戶養殖模式,唯有規模化、集中化才能得救。同年,國務院頒布《乳品質量安全監督管理條例》,規定奶站只能由乳企、養殖場及合作社開辦。各地旋即捲入合作社化的浪潮,奶農們不得不將自家的奶牛集中到一個類似「托兒所」的「飼養小區」,購買統一提供的飼料,並繳納「託管費」。截至2016年,全國已建成1.6萬多個這樣的小區。

「吃我的飼料、用我的設備、按我的要求蓋房子,把老百姓養牛的創造性束縛住了。」中國草業協會副會長陳谷對端傳媒表示。這種模式被專家謔稱「把牛當豬養」,除了將牛集中在一起,並未從本質上改變農戶養牛的結構。

河北石家莊市徐村的一家飼養小區,奶牛由統一提供的飼料餵養。

河北石家莊市徐村的一家飼養小區,奶牛由統一提供的飼料餵養。攝:林振東/端傳媒

73歲的宋小虎(化名)在河北石家莊市徐村的一家飼養小區寄養了九頭牛。牛圈有一個操場大,厚厚堆積的糞便和爛泥沒過了牛蹄,氣味濃郁。傍晚時分,宋小虎和幾個70出頭、皮膚黝黑的老奶農坐在牛圈前方的水泥管上聊天,蒼蠅落在人和牛身上,偶爾,被後兩者驅趕一下。

「村裏沒人養牛了,年輕人出去打工。我們老了,打工沒人要,就養牛。」如今,宋小虎每天四點半起床,從家裏走到飼養小區餵牛、擠奶,一天兩趟。在這個小區,收奶價是每斤1.4元。而五年前,一斤奶的價格還是3元。

宋小虎給端傳媒算了一筆賬:九頭牛每頭每天吃28元的草料,成本252元;其只有四頭出奶,每天每頭牛最多出50斤,也就是280元,扣除成本,一天淨掙僅28元。「只當鍛鍊身體了。」他說。

距離徐村不遠的九門村,如今在農戶家裏已看不到一頭奶牛。2014年上面宣佈不許自家養奶牛後,牛經紀和奶站派來的卡車奔馳在塵土飛揚的村道上,將一車又一車的「黑白花」(民間對奶牛的稱呼)運走了。「能不心疼麼?」貴岩說。

也是在那一年,全國各地出現大規模奶農殺牛倒奶的現象。曾經為奪奶開出高價的乳企都建設了自己的牧場,還有進口奶源做後盾,開始對奶農的產品挑挑揀揀、大幅壓價。

「把農民排擠在產業之外,這是政府加集約化企業共同作用的悲劇。」陳谷說,「蛋白質含量和是不是散戶沒關係,牛奶好不好,主要看牛吃得好不好。」

中國牛奶蛋白質含量低,亦是十年前奶粉裏被添加三聚氰胺的誘因之一,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是牧草。如果說「毒奶粉」事件前,上游養殖業鮮少關心牧草,那麼這件事之後,中國便激越地邁入了「非優質牧草不可」的時代。

2008年10月,河北石家莊,已倒出三鹿問題奶粉的空罐。

2008年10月,河北石家莊,已倒出三鹿問題奶粉的空罐。攝:Imagine China

「牧草之王」苜蓿成為了「天選之子」。苜蓿乾草的蛋白質含量達22%,還能提高奶牛的產奶量。中國奶業協會資料顯示,餵青貯玉米的奶牛每年產奶量在5-7噸,餵苜蓿的則達8-10噸。

陳谷曾在2001年中國首屆苜蓿發展大會上介紹過苜蓿的營養價值,「沒有人理解。」「那時中國奶業界、營養界對牧草的認識,僅僅局限於玉米秸稈。」後來他還去鞍山給蒙牛做過相關培訓,「不聽,也聽不懂。」

彼時中國苜蓿主要用於出口和製造保健品。2004年,中央發佈「一號文件」,在全國推廣種糧食補貼政策。沒有任何補貼的苜蓿種植面積急劇減少,企業紛紛倒閉。

直到2008年「毒奶粉」事件爆發,業內開始認識到牧草的重要性。2012年,「振興奶業苜蓿發展行動」在農業部和財政部的共同支持下展開,中央財政連續三年每年拿出5.25億元支持建設50萬畝苜蓿基地。

「神草」苜蓿開始被養殖企業爭相追捧。其時國產苜蓿從產量和質量都無法滿足國內市場,旺盛的需求溢出國門,美國苜蓿以驚人的增長速度湧入中國。到2017年,中國優質苜蓿還有四成為進口,其中超過90%來自美國。

中國歷年苜蓿進口量及價格。

中國歷年苜蓿進口量及價格。 端傳媒設計部

就這樣,原本分散的乳業結構被徹底碾碎,又被重新捏合成一個中心化、標準化的系統,它運行的效果如何呢?

標準越來越低,奶農越來越少,牛奶愈來愈貴

「中國有60億畝草原,承載不了中國的奶牛,簡直是個笑話。」

高歌挺進的大規模牧場並未顯著提高中國奶牛的數量和產奶量,十年間甚至出現幾次負增長。更令人存疑的,是官方數據和民間統計之間的巨大差額:據農業諮詢公司東方艾格統計,2017年,中國奶牛實際數量在500萬頭左右,遠低於官方統計的約1400萬頭。

官方統計的奶牛養殖數量及牛奶產量。

官方統計的奶牛養殖數量及牛奶產量。 端傳媒設計部

除了部分養殖場虛報數字騙取補貼的可能,或許還有大批被這波浪潮拋下的奶農未被統計到數據裏。「從2009年起,奶農殺牛賣牛就沒有停止過,」乳業專家王丁棉估計,「每年退出、棄養的農戶均超10萬戶。」

與此同時,上游的奶牛養殖業遭遇連年虧損:西部牧業2016年淨利潤虧損五千多萬元,2017年更是虧損3.67億。而中國最大的奶牛畜牧公司現代牧業,2016、2017年淨利潤均虧損超9億。現代牧業在全國有26家牧場,飼養奶牛23萬頭,幾乎每個牧場都是萬頭牧場。

唯一贏家是下游的乳品製造業。經歷短暫蟄伏後,蒙牛、伊利、光明等巨頭於2009年扭虧為盈,並在政策扶持下飛快膨脹。2017年,蒙牛、伊利的銷售額均超過600億,接近2008年的三倍。

十年前查出三聚氰胺的22家乳企如今怎麼樣了。

十年前查出三聚氰胺的22家乳企如今怎麼樣了。 端傳媒設計部

楊利國這樣解釋上下游「冰火兩重天」的局面:「前幾年,一些城市被水淹後,發現原來是在城市建設過程中,只重視地面建設,不重視地下建設,因為地面建築可視、有政績,而地下建築不能被發現,無法體現政績。奶牛養殖是『地下工程』,沒有稅收,且有污染,並需要大量土地;相反,乳品加工有稅收,有『工業化』政績。」他給端傳媒做了一個推演:同樣出資1.5億,開辦養牛場一年的利潤只有600萬,做乳品加工卻有3600萬。

割裂上下游臍帶的一個主要因素,是進口奶源。2013年起,進口大包奶粉的價格持續走低,很快潛到國內原奶價格之下,乳企旋即轉用大包奶粉生產還原乳。據第一財經報導,目前中國規模化牧場每公斤原奶的成本為3.7元,在新西蘭(紐西蘭),這一價格僅為1.7-2元。在一份對全國排名前35家乳企的調查中,進口原料已佔到總原料的45%。

中國歷年進口大包奶粉的數量、價格。

中國歷年進口大包奶粉的數量、價格。 端傳媒設計部

國產牛奶為什麼這麼貴?問題出在以苜蓿為代表的優質飼料上。飼料佔牧場生產成本的九成以上,而中國在沒有考察自身優劣勢的情況下,就「照搬了國外『先進』技術。」楊利國指出。

這一看法得到陳谷的認同:「美國以玉米、苜蓿為飼料,因為美國是全世界玉米最厲害的國家,人家發揮了資源優勢;日本利用水稻秸稈資源,新西蘭利用草地資源,中國為什麼非要學美國?」

陳谷認為,多樣化、本地化、就地化是解決中國乳業飼養成本的唯一方法。除了盲目種植和進口苜蓿、玉米,中國本土生產的水稻、小麥、青稞、甜高粱、各類草原……都可用作牧草。

「中國有60億畝草原,這是多少個新西蘭?這麼大面積的草承載不了中國的奶牛,簡直是個笑話。」陳谷說。他聯繫過多家上游養殖企業,試圖說服他們實驗一下多元飼料、本地取材,但都沒有成功,「他們害怕,不願嘗試。」——格局尚未成型,卻已僵硬。

不久前,中國對美國進口苜蓿加徵25%的關稅。僅這一項,現代牧業全年飼料費用就要增加至少6500萬。

堅持按「標準」餵養的上游企業無法生產出成本更低的牛奶,牛奶的市場價格卻在進口大包奶粉的衝擊下應聲落地,下游的一些乳企巨頭更是藉機壓價。2014年,蒙牛與膠東半島12家奶牛養殖場重新簽訂了一份五年期合同,新合同取消了2.8元/公斤的最低保護價,並在「隨行就市」定價的基礎上補充了一行——「根據供給關係」。

乳企巨頭的權力還不只這些。

2012年,中國乳企的檢測費已是乳業發達國家的十倍。檢測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從2008年的5%一路升至12%。圖為石家莊一間三元奶粉專賣店。

2012年,中國乳企的檢測費已是乳業發達國家的十倍。檢測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從2008年的5%一路升至12%。圖為石家莊一間三元奶粉專賣店。攝:林振東/端傳媒

「毒奶粉」事件後,衛生部受託制定《乳品新國家標準》(下稱:「新國標」)。國務院明確要求:「把提高原奶質量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努力提高原料奶的乳脂率和乳蛋白含量,降低菌落總數。」

此前,中國乳業的兩大量尺分別是1986年頒發的《生鮮乳收購標準》和2003年公佈的《鮮乳衛生標準》。

但是,2010年3月發佈的「新國標」卻令所有人大跌眼鏡:乳蛋白含量從1986年的2.95克降到2.8,菌落總數則從2003年的每毫升50萬上調至200萬。

「這是全球最差的牛奶標準,是世界乳業之恥!」時任廣州市奶業協會理事長的王丁棉說。這份被戲稱為「一夜回到解放前」標準,被乳業大國狠狠甩在身後:新西蘭規定乳蛋白含量為3.8克;至於菌落總數,美國、歐盟的規定是10萬,在丹麥,這個數字是3萬。

如今,中國乳品質量已好過當年「新國標」,但和其他乳業大國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如今,中國乳品質量已好過當年「新國標」,但和其他乳業大國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端傳媒設計部

對此,官方的解釋是——中國國情:中國牛奶質量實在太差了。此前的標準雖然是2.95克,但這條線從未被嚴格執行過,也無法被執行。「北方絕大部分地區生產的牛奶,蛋白質含量都達不到當初的2.95克。」時任內蒙古奶協秘書長那達木德對媒體表示。

但官方解釋漏掉了一個關鍵信息:新國標的制定,從始至終一直受企業干擾。其中一個細節是,對標準的討論吸納了蒙牛、伊利等業內巨頭參與。新國標專家起草組組長王竹天後來對媒體承認,新國標是「各方利益協調後的產物」。

事情看起來更像是這麼一回事:產品被查出三聚氰胺的巨頭們,在那起重大安全事故之後,圍坐在一桌,討論出了一個更利於自身發展的「新國標」。

「新國標降低標準最終將帶來少數乳業寡頭的壟斷。」王丁棉在當時預測,對質量要求更高的巴氏奶奶源將進一步減少,而以經營常溫奶為主的蒙牛、伊利等大企業可收購更多原奶,從而有足夠資源佔領市場。

常溫奶採用高溫殺死細菌,優點是保質期長,常溫下可保存一個月以上;巴氏奶利用低溫滅菌,可最大程度保留牛奶活性蛋白質和營養成分,要求冷鏈運輸、儲藏,保質期短。目前,全球九成以上的國家以巴氏奶為牛奶消費主體。「新國標」實施的第九年,中國液態奶的消費結構中,巴氏奶僅占一成。在常溫奶的絕對主場上,蒙牛和伊利共佔據了超過六成的市場份額。

而集中化的趨勢,不僅覆蓋了整個乳業的生產、銷售,更伸向了監管環節。

君樂寶是三鹿之後河北最大的乳業集團,2017年,習近平在參觀君樂寶時指出,黨中央採取了很多舉措支持國產奶業的發展。

君樂寶是三鹿之後河北最大的乳業集團,2017年,習近平在參觀君樂寶時指出,黨中央採取了很多舉措支持國產奶業的發展。攝:林振東/端傳媒

誰來為此買單?

「今年上半年已經抽查了2600多次,這麼抽查會抽死人啊!」

「毒奶粉」事件後,中國政府出台了多項加強監管的政策。其中,相當多的檢測工作被乳品生產企業承接了。在2010年出台的《企業出產乳製品許可前提審查細則》中,嬰兒奶粉生產企業被要求購置各類檢測設備,並對包括三聚氰胺在內的64項指標進行自檢。

到2012年,中國乳企的檢測費已是乳業發達國家的十倍。檢測成本占總成本的比重從2008年的5%一路升至12%。據報導,伊利花費五億多購置了1100多台檢測儀器。飛鶴每天投入在檢測上的支出在6萬左右,一年就是2000多萬。高昂的檢測成本迫使一些中小企業退出奶粉生產市場。

此外,抽檢頻次亦遠超歷史水平。「現在國家對乳製品的抽查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光明乳業總裁郭本恒在2012年的一次採訪中說,「今年上半年已經抽查了2600多次,這麼抽查會抽死人啊!」

但高頻次、多項目的檢測並不代表高質量。毒奶粉事件後,檢測項目中增加了三聚氰胺——像是用一張OK繃黏住了漁網的一個洞,而其他的洞因尚未曝出問題——仍在光明正大地漏水。2010年奶粉查出激素超標、2012年發現致癌物質黃曲霉毒素(黃麴毒素)M1超標後,相關部門才匆匆制定標準,在長長的檢測項目名單上再添兩筆。

儘管近年監管部門亦花力氣對奶站、運奶車進行抽檢,但整個監管的邏輯依舊是重終端、輕源頭,而國際通用的監管制度多是由第三方對生產源頭和過程進行監督。

以荷蘭為例,檢測由獨立第三方機構Qlip實驗室進行。乳企從農戶處收奶的同時,即會採一個樣本,交給Qlip檢驗。檢驗項目包括蛋白、乳脂、抗生素殘留量等。如果在檢測中發現抗生素,整個奶車的牛奶只能銷毀,產生的費用由被檢出抗生素的農戶負擔。作為專業檢測機構,Qlip採用高度自動化的設備,每天可檢測5至6萬個樣本,每個樣本的檢測成本不過幾毛錢人民幣。

「毒奶粉」事件後,以伊利、光明、蒙牛為首的乳企紛紛到新西蘭、荷蘭、澳洲等國收購乳企、建立加工廠。「買廠子其實是買窗口,」陳谷說,這樣方便把國外的奶源運回中國。此外,王丁棉在接受《中國經營報》採訪時分析,國內批批檢測的政策壁壘給企業帶來沉重的成本負擔,國外沒有來自政府層面不斷變化的新政,環境比較寬鬆。

當然,乳企面對的負擔最終都會體現在價格上,由消費者買單。

這一切並非無法破解。楊利國指出,可以降低牛奶加工廠的門檻,鼓勵養殖企業聯合建牛奶加工廠。還有,在工商登記時,規定以鮮牛奶,而非奶粉為原料生產產品。

或者,遵循一個最簡單的原則——循序漸進。

但權力的集中似乎已經停不下來了。如今,中國100頭以上規模養殖場的比重已達到53%,但這遠遠不夠,在國務院今年發佈的計劃中,到2020年,這一比例要超過65%。

乳企巨頭擴張的腳步也在進一步加速:2018年正式實施的「奶粉新政」(《嬰幼兒配方乳粉產品配方註冊管理辦法》)要求:每個企業只能註冊三個配方系列,未通過註冊的品牌將無法在中國生產、銷售。據估計,新政將淘汰3/4的企業。截至2018年初,共有148家企業獲得註冊,其中,外企只有46家。新政不但大大削弱了洋奶粉在華實力,更為業內巨頭清空了無數小的競爭對象。多家巨頭的財報顯示,其奶粉業務在2018年上半年漲勢迅猛,最高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九門村禁養奶牛後,趙月俠又買了30來頭肉牛養。他今年53歲,家中七口人,還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孫輩,「不養牛活不下來。但肉牛沒有奶牛掙錢。」

九門村禁養奶牛後,趙月俠又買了30來頭肉牛養。他今年53歲,家中七口人,還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孫輩,「不養牛活不下來。但肉牛沒有奶牛掙錢。」攝:林振東/端傳媒

貴岩家的院子裏至今「種」著當年拴牛的二十多個木樁,還有一個抹了斜坡、私家車庫大小的「糧倉」——那是用來存放牛口糧的地方——「(以前)堆得可高了。」貴岩將手高高抬起,比劃著。賣了牛後,她沒有再幹別的營生,「幹不動了」。

賣了奶牛以後,趙月俠又買了30來頭肉牛養。他是貴岩的鄰居,今年53歲,家中七口人,還有兩個正在讀書的孫輩,「不養牛活不下來。但肉牛沒有奶牛掙錢。」

2008年,由數家乳業巨頭聯手造成的重大安全事故,最終由一個巨頭和數百萬奶農買了單。十年後的今天,中國超市裏擺滿了各大品牌、包裝光鮮的各類乳製品,其中最常見的,是一種在其他乳業發達國家很少見到的常溫純牛奶。儘管成本不超過4元,常溫純牛奶每升的售價至少要10元。不過,在舉起一瓶牛奶之前,你或許還要問自己一個問題——這是鮮牛奶做的,還是進口奶粉沖成的還原乳?

(感謝實習記者何吉數、劉家睿對本文做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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