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族群 深度

提升中華民族、國家認同感?香港少數族裔必修中國歷史課的痛苦心路

既然中文是少數族裔學生的「第二語言」,他們視中國歷史為自己「第二家鄉」的歷史也可以嗎?


地利亞修女紀念中學(吉利徑)因其辦學機構一直有招收基層少數族裔學生的傳統,故2010年起開始招非華語學生,現在少數族裔學生是學校的大多數。由於學生背景多元,故現時授課語言為英文。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地利亞修女紀念中學(吉利徑)因其辦學機構一直有招收基層少數族裔學生的傳統,故2010年起開始招非華語學生,現在少數族裔學生是學校的大多數。由於學生背景多元,故現時授課語言為英文。 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孫中山,孫中山⋯⋯他是中國的皇帝!」—— 香港學生 Bibi,18歲

18歲的 Bibi 和17歲的 Sarah,是一對「土生土長」在香港的巴基斯坦裔姊妹。她們的父親一代 20 多年前從老家移居而來,居港廿載,家中卻至今都是「巴基斯坦式」的:全家是虔誠的回教徒,家人之間仍用烏都語溝通,所有人都愛看板球賽。可是,姊妹倆的特區護照上,國籍一欄都寫著「Chinese」;她們拿的是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Bibi 認同自己是「香港人」,而妹妹 Sarah 既不覺得自己是「巴基斯坦人」,也不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她們都會說粵語和英文;也愛吃譚仔米線。

Bibi 和 Sarah 是香港 5 萬多「少數族裔」(註1)學生中的兩個。雖然統稱「少數族裔」,但其中較富裕家庭可以負擔高額學費,讓子女入讀以英文(或其他語言)為主的國際學校,也可以考慮到外國、外地升學和發展;同時亦有相當多的家庭希望子女在政府資助的主流學校接受教育——這裏學費相對廉宜,亦可多接觸中文,因為這些孩子大多數也打算未來留在香港本地發展。Bibi 和 Sarah 就是後者。

姊妹二人的小學與中學都是香港本地主流學校,享受政府資助的 12 年免費教育。但相應的,這些就讀主流學校的少數族裔學生也要跟其他所有本地學生一樣,接受跟隨教育局統一課綱所設定的課程制度和教學內容,學習生活也受到教育局政策的風吹草動所影響——其中最新的變化,是特首林鄭月娥曾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宣佈的,將把中國歷史科列入全港受政府資助、行本地學制的主流中學的初中必修科目。

註1: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2016年,香港人口佔8%為少數族裔人士(即非華裔人士),即約26萬人。其中80%為亞洲人(如菲律賓裔、印尼裔;南亞裔如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孟加拉等;日裔、韓裔等),其餘則為來自拉丁美洲、非洲和歐美的人士;至於像 Sarah 和 Bibi 那樣,正在香港修讀全日制課程的少數族裔學生則有約5萬人。

「那麼你記得誰是孫中山嗎?」——一雙大眼睛的 Bibi 本來好多想法,聽見記者這樣問,便用力思索,然後用粵語說:「孫中山,孫中山⋯⋯他是中國的皇帝!」Bibi剛經歷文憑試(香港的大學入學考試)放榜,將會升讀副學士課程。但剛剛經歷大考的她對「孫中山」的答案,實在讓身邊平日替她補習的老師譚婉儀(融樂會倡議主任)失笑。

記者再問 Bibi 有沒有聽說過「岳飛」?Bibi 猶疑更久後說,「岳飛,是不是中國女皇帝呢?」經提示,她終於恍然大悟,「呀,是不是那個被媽媽在身上『Tattoo』(紋身)的故事?好似在電視上看過。」電視劇的影響力,果然無遠弗屆。

和許多香港南亞裔孩子一樣,Bibi 也有中文不好的問題,但為了日後在香港發展,她選擇了報讀連華語學生也頻頻喊苦的文憑試中文課程;可是拼了勁,也只得到「二級」,未能達到進入大學的「三級」最低要求。由於她之前修讀的是香港主流中文中學,所以初中那三年,她都是硬著頭皮與華語同學一起修讀「中國歷史」——從夏商周到近代,跑一趟幾千年。

「香港人很少仇視或刻意貶低少數族裔,但同時,我也不感到他們很歡迎我們。他們彼此之間也不見得很團結、對這個地方很有歸屬感。所以,我對於古代中國、香港的故事,也著實沒有很大興趣。」

從前,Bibi 的小學其實是以招收少數族裔為主的英文小學。所以升中一時,當所有科目都以中文授課,Bibi 開始感覺到學習的不易;而初中中史課的中文,更包含了諸多歷史名詞與知識,對她來說便變成了最難的一科,「那些地名、皇帝名,我可謂完全沒有概念,溫習也無從入手,成績長期不合格。」

而 Bibi 的妹妹 Sarah 今年中四,就讀於另一間主流香港中學。入學當年,她是校內唯一的非華語學生,也一樣要跟著同學上中史課,「上課時候,我就是呆呆地望著老師,完全不知道老師在說什麼。一整年中史課都在白白浪費時間。」

那年中史考試,Sarah 要不交白卷,要不胡亂填上不相干的中文字在試卷上,打發度秒如年的考試時間;到了中二,她的中史課老師也意識到有問題,儘管Sarah依然要坐在課室內苦捱,老師卻特別為她準備了一些關於中國歷史的英文筆記;考試時,老師也苦心專為她設一份程度較淺的英文試卷。「考試的朝代、課題,都和其他同學一樣。但問題全都來自那份英文的精讀筆記,基本上我肯背熟筆記,就可以。」

讀書積極的 Sarah 仍然保留著那份香港少見的英文版中史試卷(註:在香港,不論中文中學、英文中學,中史科一律以中文授課),答著關於 An-Shi Rebellion(安史之亂)、Xuanwu Gate Incident(玄武門之變)的問題,拿到80多分的好成績。「換上英文筆記,試卷成績確實提高了。老師為我做了這麼多,我非常感激。但老實說,我是單靠背誦,也不求甚解。那幾年中史課學過的內容,現在忘得幾乎一乾二淨。」Sarah 尷尬笑道。

Sarah 其實很喜歡人文學科,熱愛世界歷史,甚至考慮過在大學報讀歷史系。不過,都是關於「過去」,怎麼 Sarah 偏偏對中國歷史興致缺缺?「香港人很少仇視或刻意貶低我們(少數族裔),這點其實很好。但同時,我也不感到他們很歡迎我們。而他們彼此之間也不見得很團結、對這個地方很有歸屬感。所以,我對於古代中國、香港的故事,也著實沒有很大興趣。」 話雖如此,但 Sarah 又自己補充說,「不過,中國近代史我覺得反而有意思,像 Cultural Revolution(文化大革命)和 Mao Zedong(毛澤東),畢竟這些可以讓我連結到『現在』。」

香港的現實裏,要少數族裔學生在學校認識國情、認識香港,看似理所當然,但 Bibi 和 Sarah 姊妹的經歷並非特別情況。譚婉儀是融樂會(香港關注少數族裔社會政策的NGO)的倡議主任,常常替來自基層的少數族裔學生輔導功課,她深明,像Bibi、Sarah 這類跟中史苦苦糾纏的少數族裔學生並不罕見,歷史與現實因素下,少數族裔學生跟「中國歷史」科目之間咫尺也是天涯,實在是隔著許多「大山」般的障礙。

第一座大山——中文

在中文方面,「香港仍然未有一套統一的、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正式課程。」

2004年之前,非華語學生被排除在香港小學升中學的「統一派位」機制之外,只能入讀極少量專門招收非華語學生的政府資助學校(即以英文授課、亦開辦中英以外之外語課程的學校)。然而這一政策令少數族裔學生難以掌握中文,畢業後亦難以融入本地社會。於是,2004年6月起,教育局改變了小學派位機制及升中選校程序,讓少數族裔的學生也能進入香港主流學校學習,可以修讀與華語學生一樣的課程。但也正是這一改變,開啟了 Bibi 和 Sarah 姊妹在主流學校修讀「中史」的痛苦時光:「中國歷史畢竟牽涉到古代中國文化知識。少數族裔同學中文程度不佳,對中國文化可能毫無概念,就很容易感到迷茫。」為 Bibi 姊妹補習多年的譚婉儀說。

由於2018/19學年以前,中史並非初中必修科,故以招收少數族裔學生為主的中學,多數選擇開辦「歷史科」、「歷史及文化科」代替,以英文授課;至於以本地華語學生為主、只招收了少量少數族裔學生、並開辦了初中中史科的學校,則視乎有關同學的中文水平進行教學:同學水平良好的話自不必作特別安排,若不然則學校各施其法,如安排簡單英文筆記、英文考卷,或在課後為學生解說等——過程之間,教的老師、上課的少數族裔同學,都很苦。

當然,少數族裔學生學習中國歷史最大的障礙就是中文水平。回歸21年以來,香港教育的語文政策出現了重大變化。回歸以前,少數族裔學生報讀大學、投考公務員時並不需要中文科合格,港英政府亦沒有要求他們在政府資助學校裏學中文課,因此這些學生沒有任何迫切需要學好中文(當然也有認為此舉亦大大阻礙了少數族裔融入香港社會)。然而回歸後,中文地位愈見重要,少數族裔報讀大學及投考絕大部分公務員職位的必要資格中都包括了中文科成績,於是那些無法就讀國際學校及出國留學的少數族裔學生便開始一定要學好中文了。

「從前香港實在是一個很奇特的地方,少數族裔人士不會中文,在香港也完全可以生存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非華語學生中文教與學支援計劃」研究員祁永華說。祁永華指出,正如香港華人學習英文,一般會以學習「第二語言」的方式研習文法規則、拼音等等,整個過程跟「英文作為母語」人士的教與學方法都截然不同,但在中文方面,「香港仍然未有一套統一的、以中文為『第二語言』的正式課程。」

近年,教育局除了委託大學研究單位支援學校與老師,向其增加資源之外,亦在2008年及2014年發佈了《中國語文課程補充指引(非華語學生)》及《中國語文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然而,祁永華指出,這些參考文件仍以本地課程為骨幹,只是列出教授中文的大原則、指引;或只是基於現有的以中文為母語的課程,把學習進程拆分為較細的階段,「所以這根本並非一套視中文為『第二語言』的完整課程,許多招收少數族裔的學校要各施各法,有的靠有經驗的老師,有的靠與大學合作,自行編訂教材。但這樣絕對不利於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學習。」

無論哪個地區的少數族裔,能否掌握當地語言,往往是其能否融入當地社會的關鍵。現時中國已有一套完整的、針對第二語言使用者的「漢語水平考試」及課程,亦有大量針對不同漢語水平的教科書;而在族群多元的英語國家如加拿大、澳洲,除了早有一套完整的、以英文為第二語言的課程,還可以照顧不同背景學生的母語文化,例如盡量聘請懂得學生母語的老師來教授他們,甚至更進一步強調原住民後代該享有學習原住民語言的權利。

在香港,由於未有一套統一課程,少數族裔同學仍然在各施各法的學校中跟「中文」糾纏搏鬥。採訪中的 Bibi 和 Sarah 在各自學校的中文學習模式就可謂迥異:Bibi 被安排與其他中文程度較低的少數族裔同學同班,專門上課; Sarah 則因程度同樣追不上同級的本地華語同學,每逢中文課就被安排「降級」,與比自己小、但也是母語為中文的本地學生一起上課。至於家鄉話烏都語?「雖然在學校絕少用到,華人同學都不會。但我們都說得很好,那是我們在家的語言!」

第二座大山 ——誰的國史?

「少數族裔學生的文化、族裔各有不同,而課程綱要又提到『提升民族、國家認同感』,難免讓人擔心,我們會否強行要少數族裔同學對中華民族、文化有認同感。」

正當少數族裔學生的中文教育仍然有待改善之際,在時局變化急速的香港,師生們又迎來了第二個挑戰:中史科。政府規定所有香港中學於2018/19學年要落實開辦初中中史必修科,而這當中,也包括了招收大量非華語學生的中學。

對此政策給少數族裔學生教學帶來的可能影響,教育局書面回覆端傳媒時指出:基於「共融理念」,他們希望非華語學生與本地華語學生享有同等教育機會,故「不認同學校以其他學科代替中國歷史科」,而且讓大家一起學習中國歷史文化,有助於前者融入社會。至於非華語學生面對的文化背景不同、中文程度不佳等狀況,教育局認為教師可按學校情況、興趣、能力,在現行課綱上作調適。至於中國歷史科所附帶的「提升民族、國家認同感」的課程目標,教育局則表示其實許多非華語學生「均視香港為家」,故「提升民族、國家認同感」這一教學目標仍有其意義。

此外,教育局亦在2018年5月成立了一個由不同非華語學生教育的大學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組成的「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國歷史及中華文化專責委員會」,就此科目發表意見。該委員會成員之一、具有多年少數族裔中文教育及研究經驗的劉國張博士,也參加了這個組織的第一次會議,向我們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我想要讓學生認識身處之地方的歷史、文化,無論族裔,並非壞事。但我理解最讓大家擔心的,是少數族裔學生的文化、族裔各有不同,而課程綱要又提到『提升民族、國家認同感』,難免讓人擔心,我們會否強行要少數族裔同學對中華民族、文化有認同感。」

劉國張說自己長年都在研究如何讓少數族裔學生掌握中文這門外語,故在思考「中史」教育時,也會放入「第一語言」、「第二語言」的框架去思考,「如果少數族裔同學一定要學中史的話,那麼我們可否像第一語言、第二語言一樣,接受少數族裔同學可能視中國歷史為自己『第二家鄉』的歷史呢?少數族裔同學當中,當然有人會視香港或中國為自己的家,但同時也有可能只視這裏為他的『第二家鄉』。如果我們能夠接受這點、調節課程目標,我就覺得就算要讓他們學中史,也不值得擔心了。」

中國本位出發的歷史論述

在局方開會徵集專家意見之際,服務少數族裔前線的老師,已經為新政策、新學年、新目標開始了準備工作。地利亞修女紀念中學(吉利徑)因其辦學機構一直有招收基層少數族裔學生的傳統,故2010年起開始招非華語學生,現在少數族裔學生是學校的大多數,來自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尼泊爾、尼日利亞(奈及利亞)等地,非常國際化。由於學生背景多元,故現時授課語言為英文。

印度裔同學Sidharth(右)和Raj都是這家學校的中一學生。

印度裔同學Sidharth(右)和Raj都是這家學校的中一學生。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我如常說當年中國喪權辱國、有多慘。但有個非華裔同學很真誠地問,之前許多朝代中國都有對外攻打、擴張,為什麼我們也沒有為那些被中國攻打的國家那樣感慨呢?」

印度裔同學 Sidharth 和 Raj 都是這家學校的中一學生,聊過他們在港的學習生活後,記者問起兩位同學可曾唱過中國國歌?這樣問是因為這家學校與別不同,既然多數是少數族裔學生,所以並不會在特別日子裏演奏國歌。中文算不錯的 Raj 記得自己在小學音樂課學過,「我不太記得仔細的歌詞,但知道那是打仗時候『Don’t Give Up』、『不要放鬆』的意思。」Sidharth 則從印度來港才兩年,「我兩年前剛到香港,那時小學有奏(中國)國歌、升國旗的儀式。第一次參加時,全部人都站起來,而我完全不明所以,好尷尬!」然後,Sidharth 就開始說起自己對祖國印度的歷史有多認識。

兩位同學都在歷史課學過一點點中國歷史,問起可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件,他們想了很久,Sidharth 很努力地回答了這個問題,「我最記得屈原!我很欣賞他對國家的感情⋯⋯還有他讓我知道賽龍舟和吃粽子的意義。」坐在一旁的該校歷史科科主任馬彼德老師就笑說,「同學對於有公眾假期的『歷史』通常特別有印象。」

但既然「中史」課程勢在必行,Sidharth 也就必須要學多一點「端午節」以外的中國事了。「本來,在招收了較多少數族裔學生之後,我們就沒再開辦初中中史科了。我們考慮到學生對象既非華人,他們跟中國也很有距離感,所以就索性不辦。」馬彼德老師說。現時地利亞(吉利徑)學校的歷史科以英文授課,三年初中歷史課程中,只有極為有限的中國歷史內容。

學生背景多元,馬老師說,在這裏教書,要常常迎接不同觀點,「有一次,我們在教清朝被列強入侵。我如常說當年中國喪權辱國、有多慘。但有個非華裔同學很真誠地問,『對呀,無論如何戰爭都是悲慘的。但之前許多朝代中國都有對外攻打、擴張,為什麼我們也沒有為那些被中國攻打的國家那樣感慨呢?』這個提問提醒了我,因為文化背景不同,本地人覺得很平常的觀點、看法,這些學生們卻不一定有共鳴。」

由是,對於要教授中史的前線老師來說,如何讓少數族裔學生投入中國歷史、讓他們感到這一學習的意義,是他們要真正處理的大課題,「本國史一般都會以自己國家做中心,中史當然是以中國為本位的。所以如果我們按坊間的教科書『現成』的角度去教,很多時候會跟這些孩子說不過去。例如在主流學校,我們說『五胡亂華』,那自然之至;但當對象不是華語學生,你依舊用『五胡亂華』這類很常見、但含有貶抑『非華人』的叙事方式教書,實在很難讓學生投入。」

現下的情況是,既然官方政策從上而下推行,老師們只好盡可能在狹縫中找空間,希望讓中史課變得較有意義。於是馬老師和校長也取得共識,就算明年規定必要開辦中史課,也希望能夠不以中國為本位,多教與同學自身文化有關的內容,如中國與鄰近國家的文化交流。「他們來到香港,對自己與本國的聯繫、文化和歷史,很視乎家庭取態,有些較強,有些很弱。有機會的話,我們很希望能讓他們分享自己的過去。」

馬老師說,「我們觀察到,少數族裔同學往往比本地華人學生更樂課堂分享——前提是話題與他們相關,如說起回教、清真寺、板球,他們可以說上一整堂課。」所以馬老師和團隊暫定的中史教學計劃雖然也按教育局要求訂下各個朝代,側重點卻未必是朝代內政,而是更多「張騫通西域」、「玄奘西行」、「佛教傳入中國」、「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等交流史內容。「如果學習歷史的目標是批判思考、認識身處地方,我何不選些對同學有共鳴的內容?」當今世界講求多元文化教育理念,加拿大等不少國家或地區都要求自己的學校實施各項教學政策時,應該時時檢視其中有無充分考慮到同學們的不同文化、習俗、語言、生活習慣等因素,以此看來,馬老師的這一做法其實頗為符合這一世界教育潮流。

「在主流學校,我們說『五胡亂華』,那自然之至;但當對象不是華語學生,你依舊用『五胡亂華』這類很常見、但含有貶抑『非華人』的叙事方式教書,實在很難讓學生投入。」

第三座大山——在地經驗

其實,中史科於9月成為初中必修科之前,香港中學的通識科是另一門讓學生認識香港與中國國情的科目。其內容涵蓋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等六大範疇,課堂和考試常以時事議題作材料,訓練學生思維能力,讓學生建立自身立場。

雖然教育局認為非華語學生跟本地華語學生都修讀中史,會讓「他們享有相同教育機會」、「促進共融」。但亦有不少學者指出,若不考慮少數族裔學生的多樣性和與華語學生可能迥然不同的在地經驗,而假設了二者擁有同樣的先備知識(Prior knowledge),即使學習內容和試卷都相同,實質上也是把少數族裔學生置於不利位置,在知識層面上讓他們「輸在起跑線」。

兩位菲律賓裔中五同學Claire(右一)和Misum(右二)聊起通識,他們都說,最頭痛的是「現代中國」。

兩位菲律賓裔中五同學Claire(右一)和Misum(右二)聊起通識,他們都說,最頭痛的是「現代中國」。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課題最令人頭痛,畢竟同學真的沒有那些『集體回憶』,他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

對許多少數族裔學生而言,通識科的中國和香港部分,就是令他們落後很多的起點。和兩位菲律賓裔中五同學 Claire 和 Misum 聊起通識,他們都說,最頭痛的是「現代中國」,「比如談當代中國文化的改變說到『孝道』」,Claire說,「我們以英文上課,『孝道』叫filial piety。老師花了好些時間解說這個字就是感恩、照顧父母的意思,說對中國人來說這是無比重要的事。我們後來才知道,『孝道』在中國人心中就是日常的常識。」一個對本地學生不言自明的概念,老師卻得花時間特別向少數族裔學生解說,而這只是無數例子之一。

關淑嫺自2010年地利亞學校(吉利徑)招收非華語學生時已在此任教通識,現為通識科科主任,她說:「事實上,就連本地學生都覺得中國議題有點陌生。不過,無論他們對時事多冷漠,總也聽說過『農民工』、『城鄉差異』、『戶籍』;畢竟他們活在這個社會,又懂中文,睜眼就接觸到相關資訊。老師不用花太多時間解釋,學生會掌握到大概,然後可以進入討論。」可是,對少數族裔學生而言,中國大小時事都像陌生的宇宙,「原來許多非華語同學起初不知道中國有城鄉差異、貧富懸殊很嚴重。或許他們來港不久,也或者平常接觸太多關於中國崛起的好消息,他們居然為中國有許多貧窮人口驚訝。原來他們以為整個中國就是北京、上海這些大城市。」

這些誤解,在資訊唾手可得的時代,聽來不可思議,但關老師說那始終跟少數族裔學生無法融入香港社會有關,「當然我們可說他們身在香港,有其責任認識這裏。但問題有時像惡性循環。中文不佳,所以無法上主流華人中學,平常也不見得可以交上很多本地朋友。可能離開課室,就馬上說英文;回到家中,自然也用母語和家人溝通。而今時今日,科技發達又便宜,我知道許多同學家中甚至可直接收到老家的電視台,放學以後可以完全不用接觸到有關中港社會的事情——然後中文當然又不能進步。」

但通識科是高中考大學的必修科(其餘三科為中、英、數),有限時間內,老師始終要幫同學準備公開試。有時,關於個別議題,關老師甚至要直接告知他們,「香港人」會怎樣看一件事,「有關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課題(註:通識科內容之一)最令人頭痛,畢竟同學真的沒有那些『集體回憶』,他們甚至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是『香港人』。」

種族歧視:欠缺文化差異敏感度

關老師說,在這些課題上,香港老師普遍會跟同學談談香港、中國近代有哪些大事,然後就解釋這些大事如何影響香港人的身份認同。然而,就算跟非華語學生說了「沙士」、「汶川地震」、「中港矛盾」等等對香港人來說記憶非常深刻的事情,少數族裔同學也未必有同樣感受,「所以,很大部分同學不能打從心裏明白那些中港大事有多重要、甚至會無感。有時我要直接告訴他們香港人有哪幾種主流想法。比起讓學生綜合自身經歷及各方論據做分析,這種教法當然不是最理想的做法,但這是能夠讓他們跟得上課程的最折衷的做法吧。」

香港學生以華人為主,學科假設了學生擁有大量在地知識、並以他們的經驗和角度出發——但假如不屬這身份,事情就複雜多了,「我很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很主張種族共融、平等這些理念。但在細節上,總欠了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說者無心,少數族裔同學讀了,卻可能會尷尬或難受。」

香港學生以華人為主,學科假設了學生擁有大量在地知識、並以他們的經驗和角度出發——但假如不屬這身份,事情就複雜多了。

香港學生以華人為主,學科假設了學生擁有大量在地知識、並以他們的經驗和角度出發——但假如不屬這身份,事情就複雜多了。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對種族的歧視/不公,除了明刀明槍出現,也可能以較隱性、主流族群所不為意的方式出現。如澳洲近年有公民倡議修改國歌歌詞,其中一句「我們自由年輕」(For we are young and free)雖然許多澳洲人覺得並無不妥,但許多在當地居住歷史悠久的原住民卻感到被冒犯,認為其存在被漠視。

香港學生以華人為主,學科假設了學生擁有大量在地知識、並以他們的經驗和角度出發;但假如不屬這身份,事情就複雜多了,「香港的教育制度很主張種族共融、平等這些理念。但在細節上,總欠了對文化差異的敏感度。」

香港的情況當然跟澳洲不同,但關老師也舉出她親身觀察的例子,說明在主流族群眼中看似中性的事原來也會給少數族裔帶來不快。比如2017文憑試通識科的一道考試題目,列出了一項香港華人對不同族裔人士態度的調查,反映了香港「國際化」的現實——題目顯示香港華人對「日本人」、「美國/歐洲人」的接受程度,明顯高於對「南亞人(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的程度,例如有近六、七成人表示接受和「日本人」、「美國/歐洲人」結婚,卻只有約兩成人願意跟「南亞人」、「非洲人」結婚。題目要求學生描述數字,申論香港是否是一個「族裔共融」的社會。這道題目看上去很中性,出發點也無不妥。但考生中的南亞裔同學答卷時就要羅列數據、描述自己如何「不被接受」。

「我從不會對學生『隱瞞』這些現實,類似討論課堂也做。但我不會選擇以此做考試題,因為討論這些議題時,老師要同步梳理少數族裔學生的情緒,他們是面對這些殘酷現實的當事人啊。但考試中不可能這樣,如果我是南亞裔考生,要在考試時列出數字說明自己的族裔如何不受歡迎,心情會很低落吧。」不少少數族裔同學也有同感。前文訪問的 Bibi 的老師把這條題目用來課堂練習時,甚至點名她要在班上分享,說說自己被歧視的狀況。「我知老師同學都無惡意,但記得無比尷尬,只好胡亂『分享』了一些『被歧視』的經歷⋯⋯」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Bibi 和 Sarah 為化名

感謝高俊傑博士(Dr. Jan Gube)為本文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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