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仍然是危险话题，官方尽力淡化回避，民间争议则撕扯着整个国家。文化大革命之于中国，一如法国大革命之于法国。
直到法国大革命结束160年后，法国公民仍然必须挑选历史，填写出生年月，选择旧制度或是大革命。直到二战结束后，法国大革命才在法国政治中消失了，因为无论左右，终于有了共同底线，在自由与平等、历史与现实间不再有根本分歧。终于，围绕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所展开的任何辩论，都不再包含政治利害关系，也不再包含巨大的心理投资。
这是法国大革命史家傅勒描述的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当一个历史事件失去当下一切参照意义、不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之后，它就从社会论战领域转移到学者讨论的领域中去。”
历史学家雷颐将这段话反向论述，“如果这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于‘社会论战领域’，成为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
已经过去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一个仍然处在“社会论战领域”的公共话题，虽然官方对其“早有定论”，并且不断回避──但五十年之际的种种古怪现状，从任志强遭遇的“十日文革”官媒大批判，到“五二红歌会”在人民大会堂高调演出引发的巨大社会忧虑，都让“文化大革命”的幽灵，闪烁浮现。
而在社会领域，文化大革命一边被彻底批判，一边又被不断追忆，由于历史研究在国内长期遭到限制，出版、教育、报道等各个可能导致真相与共识的领域都被堵死，所以立场已是一切，事实从来欠奉，共同底线的可能则荡然无存。
文革到底是什么？文革从何而来？文革造成了什么？应该如何反思文革？文革还有可能发生吗？……
在漫长历史与不同回忆中，端传媒试图提炼那些重要而困难的问题，这注定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旅程，而严肃的追问，只能不断逼近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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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
为什么毛泽东这位魅力型领袖，会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发动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五十年后，巨大疑问仍悬而未决，而答案可能永远成谜。
诸多长期研究文革的史家，答案各不相同，回答端传媒时也通常以“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开端。而有的学者则更加干脆，直言“我不会去回答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意义”。
中央党校教授、文革历史研究专家卜伟华所著《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是目前最受认可的专业文革史。面对这个问题，他对端传媒说，“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只有毛泽东自己才清楚。别人都是根据现象推测分析。所以对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革，只能根据已发生的事情和现象推论。”
民间和学界关于文革动因的推论，一直围绕在“乌托邦社会理想说”和“权力斗争说”之间。
乌托邦社会理想说：以“超极权”超越斯大林体制
乌托邦社会理想说认为，毛想要超越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
这源于他深深不满于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斯大林体制往往被视为官僚极权主义体制，而毛泽东直接不满于官僚极权主义体制。
“毛看到了中共体制与斯大林体制一样，已经完全走向了群众反面，成为了他们的敌人，早晚有一天会被推翻，”历史学家吴思提供了一种可能。
在吴思眼里，毛泽东与莫斯科的关系，一直紧张微妙。而毛泽东想要超越斯大林的苏联，有中共革命传统的底气支撑──
历史上，中共按斯大林意图进行的革命，屡次失败，并因此牺牲巨大。直到国共内战快要结束之际，斯大林仍然建议国共划江而治──但在毛泽东意志领导下的革命，却最终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整个中国大陆。
另一方面，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秘密报告，发表《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彻底否定斯大林，改变斯大林路线──在毛眼中，苏联变色了。
为了避免中国走向苏联之路，毛泽东决心超越斯大林体制。于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套全新制度。
“变色”后的苏联，不再是标准的官僚极权主义体制。魅力型领袖消失；严峻现实浇灭了意识形态理想，社会动员能力大幅下降，民众以冷漠取代热情，因此苏联进入“后极权”时代。
在“后极权”局面中，“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成为苏共的指导思想，而赫鲁晓夫则更是形象比喻道，苏联要带领人民追求“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旁观苏联朝向物质化的后极权“堕落”，毛泽东深感焦虑。他同时惊讶发现，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稳定性极差，接班人问题更是这一体制的“癌症”。
此时在中国，毛本人正面临同样危机：他信心十足发动的“大跃进”，已被证明为大失败──1959至1961年大饥荒导致了至少2000万中国人死亡。在1962年中共7000人大会上，毛泽东遭遇官僚集团全面抵制，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脱离官方报告，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公开否定毛泽东的判断，毛泽东不得不自我检讨。这次本来是“总结大跃进经验”的大会，被开成了官僚集团的“出气会”，至此毛泽东的政治经济主张，都被边缘化。
吴思将这一文革时期的新制度命名为“超极权”。
此后，第一线中央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内调整政策，提出“三自一包”，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以及包产到户，在国际范围内则提出“三和一少”，即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都和平相处，尽量减少援助“世界革命”。
诸多政策与毛泽东引为社会主义正统的“三面红旗”（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直接对抗，南辕北辙。“物质化堕落”似乎正在变得不可避免。
乌托邦社会理想说认为，为了避免中国走向苏联之路，毛泽东决心超越斯大林体制。于是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试图建立一套全新制度，完成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扫清原有的权势庭院，权力调整也注定要伴随整个过程。
在与端传媒的访谈中，吴思将这一文革时期的新制度命名为“超极权”。
权力斗争说：重夺权力才是真相
与乌托邦社会理想说不同，权力斗争说始终将权力争夺、而非乌托邦理想置于最核心位置。1962年7000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在党内大权旁落，居于少数。江青在文革初期明言：“七千人大会的时候我们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刘少奇与毛泽东对运动方式多有分歧。在刘少奇对江青说“不能教条理解毛泽东思想”之后，江青向毛哭诉。她特意提及赫鲁晓夫这个让毛泽东敏感触痛的名字，“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了作报告。如今你还活着，他就作报告了”。在此以前，毛泽东对江青从政有所约束，而从此以后，江青高调走上政治舞台。
事实上，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反攻，此后数年，毛泽东及其团队做了诸多准备，而其中最大的准备，便是“造神”。
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对端传媒分析，“在此期间，毛泽东有很多意识形态斗争、批判斗争的舆论准备，通过林彪、刘少奇等鼓吹个人崇拜。到1965年时，全国上下的个人崇拜已经非常厉害。而个人崇拜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毛泽东大展身手。”
到了1966年，反攻时机终于成熟。
持权力斗争说的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理想“凌空蹈虚”，而权力斗争则“脚踏实地”。
无论是乌托邦社会理想，还是权力斗争，都离不开毛泽东对其接班人的更换。
在这场党内最高权力的角逐中，毛泽东宣称的“抓党内的赫鲁晓夫”，“防止修正主义”等口号，看上去都难以成立。卜伟华反驳道，“所谓抓党内的赫鲁晓夫，一个反修，一个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空洞的，实际上是针对中央一线。毛给他们加的罪名，完全是主观的。刘少奇在复辟资本主义？复辟到哪一步呢？中国实行过多少资本主义？这些‘帽子’很荒唐。”
而无论是乌托邦社会理想，还是权力斗争，都离不开毛泽东对其接班人的更换──而接班人制度，正是共产主义国家从未解决过的制度难题。
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认为这才是文革发生的根本原因：“中央主席应该由中央委员选举产生，否则中央委员会有何用？直到今天，中共都没有进行制度化改革，这一体制仍然潜伏着深刻危机。而文革很大程度上，就是接班危机造成的。这一难题在共产主义体制下，没办法取得程序性的解决方法。”在受到相关部门警告后，他要求匿名。
综合权力斗争说与乌托邦理想社会说，文革研究专家、《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丁东认为，权力斗争与实验理想社会，事实上对毛泽东是同一件事。
“毛泽东的‘五一六通知’是更换接班人；他对林彪的‘五七指示’，则是他理想社会的蓝图。他既要解决换接班人问题，拿下刘少奇，同时也要进行乌托邦实验，把全国办成一个大学校”，丁东告诉端传媒。
文革到底是权力斗争还是乌托邦追求？或许真正答案，只有毛泽东的孤独幽灵知晓。
“我不会回答毛为何发动文革。我关注的是他为何能成功地发动文革”。
在访谈中，卜伟华甚至认真讲述了另一种可能──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很有可能是因为“有病”。
“晚年毛泽东的脑子，很可能有毛病，可能间歇性发作。但是我们没有很多第一手材料，证明他到底病到什么程度，对他影响有多大。”
这一判断看上去荒谬，却合乎逻辑。没有任何力量约束的独裁者，必然恣意妄为。“病夫治国”，恰恰是独裁体制常态。因此，一位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告诉端传媒，“我不会回答毛为何发动文革。我关注的是他为何能成功地发动文革”。
也因此，或许更值得探寻的问题是，毛泽东何以成功发动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右键开启》专访马若德：文革是毛对自己和中共体制的颠覆吗？
【二】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文革能被成功发动？
（本节由郭子健与邹思聪合写）
尽管文化大革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极其特殊的形态，但是文革的成功发动，却有着普遍的逻辑：历史的传统与时局的累积。
中国是否已经走出帝制？这个问题言人人殊。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大革命能够爆发，却是帝制中国无法企及的目标──它需要一个远胜于皇帝的“超凡领袖”。
在帝制时代，皇帝足够专断，可以焚书坑儒，大兴文字狱。但皇帝专断并不上通下达，足令众生畏惧。皇帝与民众相距遥远，对皇帝的正负评价，只存在于士大夫的史书中。
民众生活从不与皇帝紧密联系，对皇帝缺乏感情，很难狂热。并且，传统中国有成熟的道德体系──皇帝所以祭孔，是因为皇帝本身无法发明道德，只能继承道德，无法跳出儒家的话语结构和伦理规范，这成为皇权的界限。
毛泽东却完全不同。
在缺乏一神教传统的东亚中国，世俗领袖承担了上帝功能，同时占据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成为“全能之神”。
他发明新道德，对中国传统不屑一顾，借助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反传统的思潮，变叛逆为正统。同时，他借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将真共产主义者（留苏派的王明、博古）打上教条主义标签，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社会提供了全新道德。
除此以外，他通过民族主义，以及苏联共同带来的反西方力量，使自己的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大破大立，成为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超凡领袖”。
现代意义上的“个人崇拜”，领袖变得可视可感，他与人民直接对话。在缺乏一神教传统的东亚中国，世俗领袖承担了上帝功能，同时占据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成为“全能之神”──这是东亚激进“西方化”所带来的附属品，并被打上深深的皇权烙印。
然而，领袖何时变得“超凡”？
延安时期，红太阳已然升起
文革史研究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大陆常用音译麦克法夸尔）将文革起源追溯至1956年──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苏共二十大。
马若德认为，1956年之后，毛泽东走上激进路线，而后遭遇挫败；同时在苏联，斯大林遭受批判，毛感到空前危机。此后，尤其是1957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使中共党内民主不再，毛泽东从此成为说一不二的绝对权威，“左”倾错误至此畅通无阻。
马若德盛赞中共延安时代，他认为中共在延安开创了集体领导的“延安圆桌”制度，毛与其他中共领袖在圆桌上关系平等。中国大陆官方定调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同样认为1957年之后的左倾，才是毛时代错误的发端。
历史学家高华并不赞同马若德，他的研究发现：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根源恰恰始于1940年代中共延安时期。正是此时，毛泽东作为“红太阳”迅速崛起。
即便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命运实际上取决于是否“失信于”毛泽东。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们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领袖。
全面梳理1940年代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1941年5月﹣1945年4月）之后，历史学家高华认为，毛泽东个人权力在延安整风之后，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已然高下立判。1943年，毛泽东有了新的称号：“政治局主席”。自此之后，中共中央的决定，都需要毛泽东本人亲自批准，方能传达下发。上至以“中央”名义起草的文件，下至《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都拥有不可驳回的最终决策权。
即便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从此对毛泽东也再没有过“对抗”，他们完全成为毛泽东阵营中人，并服从毛的意志。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他们都没有与毛产生过路线斗争，抑或平等谈判。他们的命运，实际上取决于是否“失信于”毛泽东。即使在“文革”中被打倒，他们也不敢破釜沉舟，忤逆领袖，皆因毛泽东的神圣权力，早已超越正常决策体制。
有了古老传统和稳固“制度”，接下来的事情便顺理成章。经历了“大跃进”后深感挫败的毛泽东，在1960年代全面开始自我神化：
庐山会议之后，被寄予厚望的林彪不负领袖期待，率先在军队里发起“学毛著”运动，迅速推出两个“英雄模范”雷锋和欧阳海，在无私奉献的动人故事中加入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重头戏；县委书记焦裕禄则被冠以“毛泽东的好学生”光荣称号……
此时，“朱毛红军”早被抛之脑后，“毛主席、刘主席”销声匿迹，“超凡领袖”只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
官僚极权体制的超级动员能力
在毛泽东获得空前声望的背后，是一整套国家机器的支撑运转。文化大革命虽然形态特殊，其发动方式却毫不独特，仍然仰赖于斯大林建立的官僚极权主义制度──在这套体制下，人人都要参与政治运动，无法逃脱。尽管对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的一种解读恰恰是，毛不满这种官僚极权主义制度。
1949年以来，除了著名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以外，实际上，在中共建政头三十年中，中国大陆从城市到乡村、从政治到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一共发动过五十五次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频率达到一年两次。每次运动，都是举国动员，全民参加，社会骤然紧绷。
毛泽东虽然“反对”斯大林极权体制，却恰好利用了斯大林体制的极大动员能力，“从上到下”地成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中共沿袭斯大林极权体制，制造了一个政经高度重合、国家社会高度一元的体制。国人被编入“单位”，锁定户籍、确立岗位、建立人事档案，人人难逃政治运动中的审查与批斗，成为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社会。
历史学家雷颐告诉端传媒，“党国体制用计划经济等方式，将每个人都纳入党领导的机构与单位里，在此种情况下，执政党内部的斗争，必然会变成一个全社会的运动。”
而这一体制，在发生在重大失误的情况下，毫无及时纠错的能力。
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告诉端传媒，“文革前，很多党员和高级干部已经看到问题，但没有办法具体纠正这些错误，没有途径和制度去提出反对意见。”
因此，毛泽东虽然“反对”斯大林极权体制，却恰好利用了斯大林体制的极大动员能力，“从上到下”地成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17年的怨气，导致了“奉旨造反”
文革之所以成功发动，民间愤怒绵延不绝，也离不开斯大林极权体制导致的巨大基层怨气与仇恨。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基层干部和民众遭受数次政治轮替，在整人与被整中不断转换。土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很有可能成为四清运动的审查对象。因此，新老干部之间的仇恨、基层干部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仇恨，酝酿于历次政治运动中，在“文革”前积累到了顶点。
除此以外，文革前17年的教育体制、高度一致的意识形态、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政治批判运动，都让整个民间思想高度一致，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给文化大革命的失控，积累了亟待燃烧的薪柴。
“文革”作为“群众运动”的背后，也是“奉旨造反”的群众报复。
1966年，处于党国体制顶端、备受人民崇拜的“超凡领袖”毛泽东，看起来要一手毁掉斯大林极权体制，给人民真正的“民主”了。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一呼百应，文革成功发动。
此后，毛泽东批判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更是让“造反”变得不设上限，文革于是迅速演变为难以控制的群众运动。借助“天下大乱”把昔日斗过自己的官僚打翻在地，“造反有理”不啻为一道免死金牌。“文革”作为“群众运动”的背后，也是“奉旨造反”的群众报复。
“但毛泽东从没想过要给中国人民真正的民主。他不放心中国人民，他觉得放开群众，就会产生修正主义、经济主义。他不像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袖吉拉斯，发现自己成为新的特权阶层，敢于面对自己。毛泽东一直不能真正面对马列主义的真正问题”，汉学家潘鸣啸告诉端传媒。
看起来，毛泽东既不满于高度不稳定的斯大林极权体制，又惧怕中共走向赫鲁晓夫时代的“后极权”社会，但同时，他也从来不打算给人民真正的民主。
那么，他理想中的社会到底是一副怎样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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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果是理想，文革的初衷，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当文革正式开始，毛泽东发布“五一六”通知时，他已表达了心中理想。
在毛泽东眼里，文革前17年所建立的国家机器，阶级分明，与“旧时代”相差无几。他于是动员怨气十足的群众，将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去冲击其中的“走资派”。而他试图建立的政权形式，是某种程度巴黎公社原型的再现：在经典的巴黎公社试验中，民众选拔官员，官员工资与地位与技术工人高度平等，因此可以随时撤换。
一个在毛泽东之下的巴黎公社？
然而，毛所试图建立的理想体制，和巴黎公社有本质差别。巴黎公社中，从来没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神，而只是地位平行的官与民相互制衡──在更精确的意义上，巴黎公社中，人民在上面，官员反而随时调整。
“但毛泽东所要建立的‘超极权’制度，从一开始便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把自己作为一个原则条件而存在，这是他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毛没有包括自己”，吴思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如此解释毛泽东所要建立的“超极权”制度：“他不断把民众往上拉，把官僚往下压，想要在自己之下，复制一个巴黎公社原则。”
作为足以发动文革的超凡领袖，毛泽东自然不可能把自己置身于民主制度之中。成为“神”是他的自我需求，正是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如果说毛泽东用“五一六通知”打破旧官僚极权制度，从而在自己之下建立一个巴黎公社，那么在这一原则之下，他将如何塑造整个社会？
东汉与日本经验启发的小农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给林彪同志的一封信》中，描绘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会蓝图。
在这封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提到鲜为人知的东汉五斗米教，这一理想国显然与现代社会完全背道而驰：
生活在这一社会中的人，没有社会分工，没有商品交换，工人种地，军人做工，农民学军。这一理想社会同样没有货币与市场──毛泽东一直认为文革之前17年所建立的体制“与资本主义差不多”，这样的理想则正中下怀。
“毛的理想，谁给他进一步试验了呢？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替毛泽东做了三年多的试验，结果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涂。”
历史学家雷颐告诉端传媒，直到1975年文革快要结束之际，“毛又发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认为八级工人有八级工资制，按照技术的好坏、工龄长短，工资有高有低，这就是资产阶级法权。”
于是，毛泽东异想天开地试图通过不要分工、不要市场、不要交换的方式，来消灭社会差别、官民差别以及其他各种差别，让每个人都成为“全能”而自足的人。
东汉五斗米教的具体做法，几乎不为人知。而毛泽东的最高理想，在文革史专家丁东眼中，则是一种地道的“小农社会主义”。
“他无非就是让大家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也不用分工，也不要去交换”，丁东告诉端传媒，“毛的理想，谁给他进一步试验了呢？是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替毛泽东做了三年多的试验，结果这把柬埔寨搞得一塌糊涂。”
事实上，毛泽东在此前“大跃进”运动中，已经部分试验了他的理想，结果以惨败告终。丁东提到，毛泽东在其年轻之时，曾受日本“新村主义”影响，因而对农业社会主义充满兴趣，这也构成了毛泽东改革的思想根源。
只向往革命，却不懂治国？
在访谈中，汉学家潘鸣啸则回溯毛泽东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你详细读这篇文章，就了解毛泽东想要什么”。
在潘鸣啸眼里，毛泽东在文革中重复了其年轻时代的革命经验。
在建成一个“小农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毛泽东需要社会里的每个人“学军”，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组织。
“他非常崇拜农民暴力革命，杀人是可以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要打杀，只是让你丢脸、侮辱你，让你不再威风。只有革命者才有威风，他基本上一辈子都在这样做。另一方面，他也很喜欢在延安当一个革命军队的领袖。在军队里面没有人反对，很多人都有共同目标，愿意牺牲。毛一直都怀念这种气氛，但是和平年代，不可能有这个气氛。”
也因此，在建成一个“小农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毛泽东需要社会里的每个人“学军”，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高度军事化的组织。
“我在一些全是历史学家的微信群中说，毛泽东的治国才能很低。他们很惊讶，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我的意思是，他对于发展国家，对于经济根本没有理解，他完全反对现代化”，潘鸣啸对端传媒解释。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潘鸣啸承认毛泽东看到了斯大林主义极权制度的严重问题，但毛泽东穷其一生，也无法找到出路。
毛泽东对民主没有真正理解，他早年读过几本来自苏联的著作，但仅此而已。他从未接受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在年轻时代受到革命家李大钊的影响──而李大钊则深受俄国民粹主义思潮的影响。
“李大钊第一个提出，中国青年要学俄国青年。俄国青年在1874年夏天都下乡去和农民结合，这深刻影响了毛泽东。所以我在《失落的一代》一书里也谈到，俄国民粹主义，就是毛泽东搞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因，毛根本不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潘鸣啸进而给出统计学证据──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那几年，中国城市反而一直在向农村招工。这直接证明并非城市无法提供就业岗位，而纯然源于毛泽东的政治理想。
“毛没有现代知识，缺乏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也不知道中国近代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更不知道现代工业化与现代城市的管理方式。”
访谈中，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形容毛泽东，“他讲话特点就是大而化之，很浪漫，很空泛”，而“毛的设想，是根据人民公社，中国古代的大同社会等很粗放的东西，从来没有正式理论，从来没有系统、严格、规范的理想。”
“毛泽东不懂如何治国”，一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也说。
毛泽东终其一生，只善于革命，却对外部世界缺乏正确理解，与此同时，又极其傲慢。他从没现代国家理念，又不愿造访外部世界，始终在一个封闭体制内接受顶礼膜拜。
“五十年代中期后，这一代领导人不懂如何治理现代国家，一系列错误导致对国家治理的问题愈发严重。毛没有现代知识，缺乏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认知，也不知道中国近代的真正问题是什么，更不知道现代工业化与现代城市的管理方式”，这位匿名的社科院历史学家告诉端传媒。
在毫无现代治国能力的基础上，卜伟华认为，正因为毛泽东大而化之的理想，导致文革中，中共体制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从1966年到1976年，他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很多情况下，都是走着瞧的态度。对于文革进程来说，他也完全没有把握。很多情况他没有想到。所以文革原来是要搞一年半，后来是两年、三年，最终老也结束不了。”
巴黎公社、东汉五斗米教、日本新村主义、湖南农民革命经验、俄国民粹主义，这些零碎思潮构成了毛泽东的知识体系，形成了他的浪漫想象──那么，“诗人治国”的结果，究竟如何？
文革实际上建立了一套怎样的新世界？这一个世界与文革之前的体制，有何不同？
右键开启》新疆戈壁“大字报” 五十年后让他们想起什么？
【四】但实际上，文革到底建立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毛泽东设想了一个浪漫新世界，并用文革的方式进行了翻天覆地的“制度创新”。
凭借青年时代的知识积累，与革命年代的战争经验，这位“超凡领袖”颠覆整个斯大林极权体制，期冀“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以实现其最高理想──
实际上，经过文革前三年的天下大乱和“重建秩序”后，毛泽东建立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他有超越斯大林主义极权体制吗？文革有实现他的平等理想吗？
“超极权”成为“大失败”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历史学家吴思将文革体制概括为“超极权”体制──一个为了超越极权而建立的体制。
吴思对端传媒解释，毛泽东试图改变经典极权体制的上中下（领袖、官僚体系、群众）的三层结构，而强行下压官僚体系，抬升群众地位，从而建立了一个近似于三角形的结构──毛高高在上，群众与官僚分居其下。
毛泽东将官民都变作牵线木偶，或提民斗官，或提官压民，使其相互制衡，相互斗争，“七八年再来一次”，进而永远纯洁，永无止歇。
而新的三角结构，其具体制度设计，便是1968年全国夺权成功而设立的革命委员会。
在此之上，他仍不满足，因此给这一“三维结构”加上了时间轴──“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从而建成了“四维结构”的“超极权”体制。
革命委员会由“三结合”组成：解放军代表、“革命”的党政干部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
这一结构中，在林彪大权在握之时，解放军代表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在先后成立的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中，一半以上“一把手”由部队代表担任；革命委员会的建立，要得到军队领导机关批准。正在筹备革委会的地区，都必须由军队审查批准。
而革命干部的引入，则意味着毛泽东需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但在林彪时期，党政干部无法发挥真正治理作用。
群众组织代表，也完全不依靠选举产生──而是在“广大革命群众行动”中产生。因此，没有正常制度程序产生的“群众代表”，并没有任何现代民主可言。
至此，毛泽东看上去成功建立了一个自己高高在上的三角结构──而在此之上，他仍不满足，因此给这一“三维结构”加上了时间轴──“每隔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从而建成了“四维结构”的“超极权”体制。
而在此期间，新体制会保持稳定。
在“超极权”体制下，所有阶层都成为毫无安全感的失败者，而愈发想要脱离。
“到稳定期差不多到头，体制显出越来越多问题，三角形的顶端──毛作为领袖就会调动官民边长。边长隔七八年变化，通过这种方式，保持制度活力，从而防止体制堕落，也让群众熟悉这套做法，渐渐适应，形成传统。就好像五年一次选举，中国七年来一场运动”，吴思如此阐释毛所理想的“超极权”体制。
在毛的美好幻想中，这一完美体制下，最高领袖稳如泰山，群众不受“经济主义”、“物质挂帅”诱惑──同时毛又能够通过发动群众，在必要时冲击官僚体系，使得官僚难以走向修正主义，官民都在毛泽东牵线之下，永远保持年轻的共产主义心灵。
然而事实上，作为群众代表的“造反派”对这一体制并不满意，他们的“造反有理”并未彻底实现，而是在革委会里，继续感到来自军队与旧官僚的持续压制──因此继续造反，才是他们的诉求。
而军队与旧官僚同样不满，他们要求复辟经典斯大林官僚极权体制，以作为统治阶层存在，而不用随时警惕“革命左派”的冲击。
在“超极权”体制下，所有阶层都成为毫无安全感的失败者，而愈发想要脱离这一极端体制。
“文革加速了他担心的、修正主义和资产主义复辟的到来，也让他一些正当平等的理想，变得荒谬可笑。最后改革开放变得很容易。”
如此一来，毛泽东为了解决斯大林体制极不稳定劣势、而创新的“超极权”制度，反而成为更加不堪一击的极端体制。如果不是毛泽东这位“超凡”领袖的神圣地位，文革早已宣告事实的失败。
正因如此，整个中国在此十年间，积蓄了大量推翻“超极权”体制的能量。由于毛泽东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事实上也不可能找到──于是他一死，变革便毫无阻力的到来。
吴思告诉端传媒，“毛试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选择的道路，实际结果和毛的构想正好相反。文革加速了他担心的、修正主义和资产主义复辟的到来，也让他一些正当平等的理想，变得荒谬可笑。最后改革开放变得很容易。在战略选择上，文革是一个大失败。”
平等目标没有实质改善
由于在“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体制中，群众代表只是虚职，军队领导和革命干部相继掌握大局，这场以反官僚体制开始的群众运动，最终也没完成它的平等理想。
平等化有所“改善”。由于取消“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十年里，工农不涨一分工资。民众对于这一强调精神、而非物质的制度安排，也做出了基于人性的正常反应，他们普遍怠工，因而获得了普遍贫穷意义上的平等。
文革期间，群众写大字报批判领导成为可能，被打压风险略有下降。党政干部必须插队劳动，并强制去五七干校学习，整个官僚群体与群众之间，在地位上逐渐趋近，但根本结构并未真正变化。
“难道薄一波住进去就是官僚主义，姚文元住进去就不是官僚主义吗？”
历史学者雷颐对端传媒举例，“当薄一波被打倒后，他在北京八中旁边的胡同有88间房，因为在文革前，按级别分配房子。他家被抄走之后，姚文元（注：‘四人帮’之一）住了进去。难道薄一波住进去就是官僚主义，姚文元住进去就不是官僚主义吗？姚文元甚至更过分，因为他工作需要，又扩充几间，把旁边的居民住宅扩充了进来。”
而在文革后期，恢复大学招生过程中，“工农兵大学生”因为不再考试，而滋生了更多腐败。这些入学资格通常被分配给“可教子女”，而“可教子女”恰恰是文革中被打倒的当权派子女。
除了官僚体制“新酒入旧瓶”以外，建立在整个体制之上的变化，则是毛从半人半神，彻底变成唯一之神。与之相应，林彪也一度变成半神，被写入党章，成为“红太阳”接班人。
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现行反革命”便是“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于是，在社会内部层级有所缩短时，毛与国人之间极大地拉开了绝对差别，变成人神之别──这一个人崇拜，使“平等”在文革期间，不可避免沦为空洞幻象。
极不稳定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体制，最终仍没有超越斯大林极权体制，也未能实现毛泽东的平等理想──而更进一步，这一体制党政军高度合一，成立过程既无党章依据，也无宪法依据，完全来自“超凡领袖”的任意决断。
新体制极权程度更高
而更加严重的事实是，林彪大权在握之际，军队基本控制全国革委会，而军队政权的极权与暴力程度，更胜于官僚极权，“三支两军”──军队的“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变成了这一体制的“新常态”，毛泽东因此建立了一整套更具压迫感的极权制度。
“军队干部掌权有很多弊病，比如军队不了解地方情况。军队只强调服从和强迫命令，简单粗暴的现象更严重，这一点比文革前还厉害”，中央党校教授卜伟华告诉端传媒。
中共九大前后，毛泽东需要建立新秩序，因此他依靠军队，革委会也成为实际上的军政府。军队控制大量地方政权，然而，潘鸣啸对端传媒分析，“共产党国家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存在，毛泽东和林彪的矛盾就在这里。林彪死后，毛泽东最终还是恢复了共产党原来的体制，他没有真正创造新的模式。”
“新建立的体制，比原来的体制更加残酷，极权程度更高。那一阶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错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
直至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全国上下，又马不停蹄开始清理军队干部。军管状态终于解除，而重获信任的革命官僚再度掌权，中国基本又恢复至文革前的官僚极权体制。
晚年毛泽东已倍感无奈。最终，毛泽东仍不得不依靠他试图超越的斯大林极权体制，来掌控全局。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人民怀念从前，他又再度发动一系列意识形态运动，“反回潮”、“反复旧”的口号，铺天盖地宣传开来，以批判“今不如昔”的社会思潮，保持体制的纯洁如初──但实际上，官方的激烈举动，更从反面印证了民间的不再跟随。
“毛泽东重新建立的体制，从来没有自己的规划，他一直都是边进行边看。而新建立的体制，比原来的体制更加残酷，极权程度更高。那一阶段整的人更多，冤假错案更多，受迫害的人更多，而其本质上，和文革前都是一样的”，卜伟华告诉端传媒。
“人并没有完成他不受压迫的，平等的理想。在这种中国特色的种姓制度下，普通人的地位根本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更差。”
终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现代国家如何治理。“毛走到最后，可能也有一种解脱感”。
临死前，毛泽东评价文革“三分错误，七分功绩”。但显然，他已无可奈何的发现，他找不到自己所打造的体制能够持续的任何办法。
从1966年，他亲手打倒刘少奇这位接班人开始，林彪、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他已经尝试了太多人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些人要么能力不济，不能服众，要么反对文革，可能复辟──最终，山穷水尽的孤独领袖看中了毫无权威的华国锋，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选到华国锋时，毛泽东已很难给他戴高帽子了。华国锋说自己能力不行，毛只好说，‘我就要自认为能力不行的人’”，丁东细数毛泽东的每一个接班人后，得出结论，“这个接班制度是一个怪胎”。
在生命最后十年，毛泽东试图去建立一个永远无法完成的乌托邦，以超越脆弱不安的斯大林极权体制。但终其一生，他也不知道现代国家如何治理。
1966年，当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信心十足，精神矍铄，游过长江，万众拥戴。十年后，天安门爆发“四五运动”后，毛泽东深感震惊。此时他已行将就木，也明白人们不是单纯悼念死去的周恩来，还在反对他和四人帮。毛泽东不可避免意识到，他并未建立全新体制。
在生命的最后时日，毛泽东酷爱《枯树赋》、《恨赋》、《别赋》等悲伤痛绝的诗赋，忧伤失意，无可奈何，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
“毛走到最后，可能也有一种解脱感”，一位中国社科院历史学家推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