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欣赏《十年》，也担心《十年》，但原因或者与很多朋友不尽相同。
“为时未晚”的政治议程，令人共鸣，更令人不安。未来是否更差？很难说不是吧。但香港曾经好吗？民主政体在香港历史上从未出现，靠拢权力的既得利益买办一直是专政共谋，高地价政策及各式各样投机活动长期是香港剥削引擎的基石。都巿化与中国移民压力则始自1950年代，到了80年代，以戴卓尔夫人、列根及邓小平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则推动、创造、累积全球贫穷及财富不均。
然后1997，北京带来了无穷尽的新问题。他们带来了另一堆资本家，另一种更狂放的发展主义，坐上了金融赌场的梦幻快艇，放弃了各种小修小补的怀柔技俩，不惜裸露政治欺凌的真相，令贪官的末世迷惑与割禾青心态更明显，令裙带资本主义的尾巴更张扬。在这种 yes but no 的答案之间，笔者宁愿相信，我们有能力更澄明、更合情理去创造未来、叙说未来。
五套短片各有特色，如果串成一条轴，我会排序如下︰《自焚者》的政治野心最强，也是最奸狡虚伪的，我最无法喜欢。《本地蛋》对现状也有怒意，但依旧尝试保持小品风格。《方言》淡然，虽然恐共，也是整齐设计，与克制的港式趣味。《浮瓜》是五套作品中最优秀的，而且核心题旨是带出排外气氛的盲点，相当刺激。《冬蝉》则以保育为引子，提出远远超出香港十年的视野，既是封闭的孤独，也是无力感的再定义，技术上不易接受，但却几乎成为《十年》的refutation。
2.
《本地蛋》好像写“本地”被禁，实质剧情主线是十年后会出现少年军，犹似文革的红卫兵。主角廖启智的儿子是忠直又沉默的一员，背后有青年人暗暗支持。这种少年被煽动与中年对立的情景……坦白说，在香港，尤其在雨伞运动后，并无太大说服力。至于本地农业，则受欺压多时，不用等十年，往台湾移民潮亦早已开始。不过那个收藏被禁事物的青年，的确象征了我们的忧虑。历史经过官商权力与发展主义的汰洗后，一旦失去了记忆，就连恋旧的自由也可能失去。
同样描摹文化打压的《方言》，拟想普通话强势而临，以制度性权力消灭广东话母语。饰演的士司机的梁健平，时不我予的忧郁恰到好处，叙事克制，几个车内场面调度得宜，节奏很好。本土情结植根于恋旧之乡愁、生活生计之无奈，多于排拒他者之仇恨，也是洞见。但同样，如此文化操纵的形式及其影响，是流於单线条。全球说广东话的朋友，计有二三千万，也算强势语言，普教中就算强推，如同殖民时代的英文，也只是徒具形式，不见得会进入生活。
3.
对于《自焚者》，我无法隐藏我的不以为然。故事像推理片般布置，隐瞒自焚者身分，最终发现原来是一位婆婆。可作品并无营造婆婆的任何性格、肌理，生活观点。由她来担纲自焚，犹似童话故事中突如其来的教训。如此空中楼阁不但煽情，也是对历史上的自焚者的严肃，一种并不恰切的嘲弄。
周冠威在访问中指摘港人︰“香港人太功利，抗争得不够”。其实他才是功利的一个。欧阳健锋（吴肇轩饰）以德报怨，给纸巾阿伯的大特写，十分过火，再加上零挣扎、毫无说服力的绝食求死及自焚情节──完美大智少年英雄，阿婆则是勇武“真凶”──凡此，都是唯恐你不感动的刻意设计。难道这不是自觉到极的政治 spinning 吗？难道这不是极端的功利吗？
其实功利或许是一种必须的态度，但周导批评港人功利，却无视自己电影手法中的功利之处，实在虚伪得教人难堪。如果《自焚者》是政党宣传片，我完全可以接受。但电影应该这样吗？我有点保留。电影表达政治是常事——但电影里的政治，不是应该让我们拒绝黑白分明的线性思考吗？电影不是应该尽力尝试立体呈现真实的复杂吗？假借艺术之名，而行煽情粗糙游说之实，显然并非失手，而是狡猾与自觉。退一万步而言，有钱有机会，拍电影也正常。但事后可否不要扮纯情？
至于香港独立，我认为绝对是合理的愿景之一，心底是倾向赞成多于反对（但觉得不重要）。然而“唯有港独才有普选”的逻辑，却令人难以释然。这种逻辑倾向把“民主”简化为人民夺得权力，而非人的参与，或价值观的成就，其实是跟民主与公共价值的思考实践背道而驰，越走越远。
4.
还是说些最精彩的。《浮瓜》洞察了基层在中港矛盾之间特殊的位置，以新移民、南亚少年被骗为黑帮与北京做事，却被出卖的后果，去说明权力的形式︰权力总是向最弱者入手，看似收编为羽翼，实质只是利用和无情的丢弃。
这里呈现的，乃是一种复杂的阶级况味与政治策略分析，直接对今天的排外思潮，提出严正的策略与伦理辩论，而超出所谓《十年》的时间观。用为时未晚的tense，去批判为时未晚的时间结构盲点，十分尖锐。买凶报酬的分赃，掷毫的紧张与缓慢，对比死亡的急逼，更是道尽权力（北京）对弱者（新移民）的力量悬殊，与蚁民自主求生的困境。
5.
最后无法不谈论的，自然是《冬蝉》。《冬蝉》是五套作品中最有讨论空间的一套。故事以后末世的文青搜集标本、进而决心成为标本的极端脆弱，作为镜头推进的情节。其实写的却是，无法逆转的现代性洪流下的荒凉，和穿透这种“时间”的人，不可理喻的忧郁。
从物种的消逝，到标本类别的极端︰导演提出的是更大的时间观（地理观），去挑战《十年》的时间观。过程中不无自我批判的痕迹︰导演尝试以男主角的死，来解脱与排遣自己对理想固执的心魔——《冬》这个文本创作就像男主角之搜集标本，“死亡”本身就是导演的结局（与释放）。
黄飞鹏的政治观点我未尽同意，把理想与现实绝对对立，是很危险的推进。但如果观众只愿意把它理解为“十年后社运”，也未免是阅读策略上的缺失。有朋友说它的对白失诸生硬文艺，我也未尽接受，因为生“硬”本身便是主题之一──它在在反映主角与导演的固执，和这种固执的不合时宜与代价。风格与主题有着清楚的关系︰若对比一下《池之鱼》的话，也大概明白，这种生硬是经过自觉设计与选择的。
必须补充的是︰《冬蝉》最大决心的statement，是它乃五套短片中，唯一没有把北京视为他者的作品，对白中一句“共产党”、“北京”也没有。普通人才是故事的他者，令恶俗的世界运作下去的共谋。这种孤独至极的遗世独立或许太封闭也太干净了，但也未尝不是创作者对香港问题的判断之一︰
我们的疾病，就是凡事只以北京为思考或对抗的中心。
6.
十年后我们会失去什么？看到熔断机制引发的小股灾，最近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时间是什么？全盘金融化后的城巿生活，经济的高速变化其实提出十分复杂和锐利的说明︰时间不是什么。
汇率波动意味的连串危机，国际大鳄的沽空与狙击操作，楼巿向下的骨牌效应，负资产潮再现……所有事，可以转眼就出现。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用尽全身气力去抵抗北京，争取普选的这三五年间，基建式高大空的中国经济，已埋下了深不见底的多重危机。
这里我不愿放大无力感或灾难式的末日情绪。我只是想指出︰我们的城巿，是需要一种复杂的、人的自主︰在金融地产引擎带动分配不公义的繁荣几十年过后，对抗地产霸权的自主创造，与公平政治制度（普选）的重建，其实是一枚铜板的两面。
如果沿着这样的思路，或者就不难明白《浮瓜》的心思，及其带出的难题。在一座移民城巿里，近半家庭与中港婚姻有关，而我们的主体论述，却慢慢变成以“中国人”为他者的“香港人”，仿佛这种对比才是“香港价值”的载体──如此，也许错过了焦点。生命不必包容，但我们需要，共同创造与改变的力量。
由是，香港人看《十年》的温热，与其说是政治觉醒，毋宁说是另一次借题发挥；想重新上路，但方向隐伏，问题却继续悬在半空，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