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欣賞《十年》，也擔心《十年》，但原因或者與很多朋友不盡相同。
「為時未晚」的政治議程，令人共鳴，更令人不安。未來是否更差？很難說不是吧。但香港曾經好嗎？民主政體在香港歷史上從未出現，靠攏權力的既得利益買辦一直是專政共謀，高地價政策及各式各樣投機活動長期是香港剝削引擎的基石。都巿化與中國移民壓力則始自1950年代，到了80年代，以戴卓爾夫人、列根及鄧小平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則推動、創造、累積全球貧窮及財富不均。
然後1997，北京帶來了無窮盡的新問題。他們帶來了另一堆資本家，另一種更狂放的發展主義，坐上了金融賭場的夢幻快艇，放棄了各種小修小補的懷柔技倆，不惜裸露政治欺凌的真相，令貪官的末世迷惑與割禾青心態更明顯，令裙帶資本主義的尾巴更張揚。在這種 yes but no 的答案之間，筆者寧願相信，我們有能力更澄明、更合情理去創造未來、敘說未來。
五套短片各有特色，如果串成一條軸，我會排序如下︰《自焚者》的政治野心最強，也是最奸狡虛偽的，我最無法喜歡。《本地蛋》對現狀也有怒意，但依舊嘗試保持小品風格。《方言》淡然，雖然恐共，也是整齊設計，與克制的港式趣味。《浮瓜》是五套作品中最優秀的，而且核心題旨是帶出排外氣氛的盲點，相當刺激。《冬蟬》則以保育為引子，提出遠遠超出香港十年的視野，既是封閉的孤獨，也是無力感的再定義，技術上不易接受，但卻幾乎成為《十年》的refutation。
2.
《本地蛋》好像寫「本地」被禁，實質劇情主線是十年後會出現少年軍，猶似文革的紅衛兵。主角廖啟智的兒子是忠直又沉默的一員，背後有青年人暗暗支持。這種少年被煽動與中年對立的情景……坦白說，在香港，尤其在雨傘運動後，並無太大說服力。至於本地農業，則受欺壓多時，不用等十年，往台灣移民潮亦早已開始。不過那個收藏被禁事物的青年，的確象徵了我們的憂慮。歷史經過官商權力與發展主義的汰洗後，一旦失去了記憶，就連戀舊的自由也可能失去。
同樣描摹文化打壓的《方言》，擬想普通話強勢而臨，以制度性權力消滅廣東話母語。飾演的士司機的梁健平，時不我予的憂鬱恰到好處，敘事克制，幾個車內場面調度得宜，節奏很好。本土情結植根於戀舊之鄉愁、生活生計之無奈，多於排拒他者之仇恨，也是洞見。但同樣，如此文化操縱的形式及其影響，是流於單線條。全球說廣東話的朋友，計有二三千萬，也算強勢語言，普教中就算強推，如同殖民時代的英文，也只是徒具形式，不見得會進入生活。
3.
對於《自焚者》，我無法隱藏我的不以為然。故事像推理片般布置，隱瞞自焚者身分，最終發現原來是一位婆婆。可作品並無營造婆婆的任何性格、肌理，生活觀點。由她來擔綱自焚，猶似童話故事中突如其來的教訓。如此空中樓閣不但煽情，也是對歷史上的自焚者的嚴肅，一種並不恰切的嘲弄。
周冠威在訪問中指摘港人︰「香港人太功利，抗爭得不夠」。其實他才是功利的一個。歐陽健鋒（吳肇軒飾）以德報怨，給紙巾阿伯的大特寫，十分過火，再加上零掙扎、毫無說服力的絕食求死及自焚情節──完美大智少年英雄，阿婆則是勇武「真兇」──凡此，都是唯恐你不感動的刻意設計。難道這不是自覺到極的政治 spinning 嗎？難道這不是極端的功利嗎？
其實功利或許是一種必須的態度，但周導批評港人功利，卻無視自己電影手法中的功利之處，實在虛偽得教人難堪。如果《自焚者》是政黨宣傳片，我完全可以接受。但電影應該這樣嗎？我有點保留。電影表達政治是常事——但電影裏的政治，不是應該讓我們拒絕黑白分明的線性思考嗎？電影不是應該盡力嘗試立體呈現真實的複雜嗎？假借藝術之名，而行煽情粗糙游說之實，顯然並非失手，而是狡猾與自覺。退一萬步而言，有錢有機會，拍電影也正常。但事後可否不要扮純情？
至於香港獨立，我認為絕對是合理的願景之一，心底是傾向贊成多於反對（但覺得不重要）。然而「唯有港獨才有普選」的邏輯，卻令人難以釋然。這種邏輯傾向把「民主」簡化為人民奪得權力，而非人的參與，或價值觀的成就，其實是跟民主與公共價值的思考實踐背道而馳，越走越遠。
4.
還是說些最精彩的。《浮瓜》洞察了基層在中港矛盾之間特殊的位置，以新移民、南亞少年被騙為黑幫與北京做事，卻被出賣的後果，去說明權力的形式︰權力總是向最弱者入手，看似收編為羽翼，實質只是利用和無情的丟棄。
這裏呈現的，乃是一種複雜的階級況味與政治策略分析，直接對今天的排外思潮，提出嚴正的策略與倫理辯論，而超出所謂《十年》的時間觀。用為時未晚的tense，去批判為時未晚的時間結構盲點，十分尖銳。買兇報酬的分贓，擲毫的緊張與緩慢，對比死亡的急逼，更是道盡權力（北京）對弱者（新移民）的力量懸殊，與蟻民自主求生的困境。
5.
最後無法不談論的，自然是《冬蟬》。《冬蟬》是五套作品中最有討論空間的一套。故事以後末世的文青搜集標本、進而決心成為標本的極端脆弱，作為鏡頭推進的情節。其實寫的卻是，無法逆轉的現代性洪流下的荒涼，和穿透這種「時間」的人，不可理喻的憂鬱。
從物種的消逝，到標本類別的極端︰導演提出的是更大的時間觀（地理觀），去挑戰《十年》的時間觀。過程中不無自我批判的痕跡︰導演嘗試以男主角的死，來解脫與排遣自己對理想固執的心魔——《冬》這個文本創作就像男主角之搜集標本，「死亡」本身就是導演的結局（與釋放）。
黃飛鵬的政治觀點我未盡同意，把理想與現實絕對對立，是很危險的推進。但如果觀眾只願意把它理解為「十年後社運」，也未免是閱讀策略上的缺失。有朋友說它的對白失諸生硬文藝，我也未盡接受，因為生「硬」本身便是主題之一──它在在反映主角與導演的固執，和這種固執的不合時宜與代價。風格與主題有着清楚的關係︰若對比一下《池之魚》的話，也大概明白，這種生硬是經過自覺設計與選擇的。
必須補充的是︰《冬蟬》最大決心的statement，是它乃五套短片中，唯一沒有把北京視為他者的作品，對白中一句「共產黨」、「北京」也沒有。普通人才是故事的他者，令惡俗的世界運作下去的共謀。這種孤獨至極的遺世獨立或許太封閉也太乾淨了，但也未嘗不是創作者對香港問題的判斷之一︰
我們的疾病，就是凡事只以北京為思考或對抗的中心。
6.
十年後我們會失去什麼？看到熔斷機制引發的小股災，最近我常常想到一個問題︰時間是什麼？全盤金融化後的城巿生活，經濟的高速變化其實提出十分複雜和銳利的說明︰時間不是什麼。
匯率波動意味的連串危機，國際大鱷的沽空與狙擊操作，樓巿向下的骨牌效應，負資產潮再現……所有事，可以轉眼就出現。我的意思是︰當我們用盡全身氣力去抵抗北京，爭取普選的這三五年間，基建式高大空的中國經濟，已埋下了深不見底的多重危機。
這裏我不願放大無力感或災難式的末日情緒。我只是想指出︰我們的城巿，是需要一種複雜的、人的自主︰在金融地產引擎帶動分配不公義的繁榮幾十年過後，對抗地產霸權的自主創造，與公平政治制度（普選）的重建，其實是一枚銅板的兩面。
如果沿着這樣的思路，或者就不難明白《浮瓜》的心思，及其帶出的難題。在一座移民城巿裏，近半家庭與中港婚姻有關，而我們的主體論述，卻慢慢變成以「中國人」為他者的「香港人」，彷彿這種對比才是「香港價值」的載體──如此，也許錯過了焦點。生命不必包容，但我們需要，共同創造與改變的力量。
由是，香港人看《十年》的溫熱，與其說是政治覺醒，毋寧說是另一次借題發揮；想重新上路，但方向隱伏，問題卻繼續懸在半空，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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