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純藝術走進流行

後來夏永康投身創意行業，先後在廣告公司和電台工作，「半抄半創作」，把在外國看到的搬來香港，「顏色是抄荷蘭的，把阿姆斯特丹好多海報撕下來造成一本color tone本子，很好笑。」同時，他開始為彭羚、軟硬天師、莫文蔚等歌手設計和拍攝唱片封套。

他想做出一點與別不同的東西，「香港不可只有傳統的東西。最棒的是，這城市不是那麼多怪東西，那我就做怪的東西。」彭羚《See for cass》是首張沒有使用膠盒包裝的唱片，像一封「小朋友寫的情信」用紙摺起來，正是他的主意。

及後，他在一次商業攝影的工作中認識王家衛，受邀拍攝《春光乍洩》劇照，其後一切都是歷史。

設定「劇情」讓被攝對象代入「角色」

夏永康不喜歡被攝者直視鏡頭，他說拍攝明星與模特兒很不同，後者受過專業訓練，眼睛永遠望向鏡頭，「你叫他們側面，眼睛都要望住你，就算背向你，都要把頭轉過來。」他較喜歡被攝者不太理會鏡頭的存在。

第一次為英國時裝雜誌《i-D》拍攝，他邀請兩位當紅的演員舒淇和吳彥祖飾演一對亡命情侶。團隊租借了貨車，將一輛電單車放在上面，連同燈光師、兩位演員的髮型、化妝師、助手在內，差不多站了10個人。車子沿佐敦一帶的公路上來回馳騁，夏永康就沿路拍攝。

吳彥祖在電單車上抽菸，舒淇背向鏡頭抱住了他，她的眼神迷離，髮絲隨風飛舞，「那張照片我覺得很性感，她的眼神很sexy。兩人的互動也很好，好正……我覺得舒淇的姿體（gesture）很性感，性感到連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多sexy。」

張國榮、梁朝偉、王菲、張曼玉，他拍攝過的名人多不勝數，他認為每人的性格不同難以比較，「如果你是有型的人，就捕捉有型的moment。如果是一位幽怨的女生，你就拍攝她幽怨的一面，捕捉那個狀態或想表現的情緒。」

其中一個他喜歡拍攝的演員是周迅，「因為她很有情緒的，你只要給她劇本、想拍攝甚麼，她就會很投入進去。」他指也不只是周迅，許多演員也會這樣，只要給他們不同的故事，他們又會有另一種投入和演繹方法。

飾演狗仔隊跟拍張曼玉

另一次，夏永康為《號外》雜誌到巴黎拍攝張曼玉，兩人一起構思，讓他代入狗仔隊的角色，在龐畢度藝術中心、餐廳和大街跟拍張曼玉，她發現鏡頭就會躲避，他繼續追上，甚至在一棟大廈借用了房間，從對面的單位透過窗戶偷拍她。

其中一幕，張曼玉專注望着鏡子塗口紅，光線照亮了她半張臉，突顯出她唇上的鮮紅色。那是張曼玉於拍攝前在自己化妝，那才是夏永康真正「偷拍」的照片。

「好正，這些人這麼好玩，又靚，又有性格。」他自言很享受跟這樣的藝人合作，「Maggie也是情緒行先，她很投入每一次角色，和她拍照會期待今次我們又可玩什麼？」

每次完成拍攝，都讓他很有滿足感，「過程好像是一場比賽，完結後整個人也虛脫了，但你覺得好過癮。回看照片會很驚喜，每個故事都可以很不一樣。」他興高采烈地說：「好玩，我不喜歡那種把燈光set好了，永遠都是『左邊、隻手高一點、自然一點』，我覺得很公式化。」

「只要他在動我就有辦法」

「總之他在動就可以了，他一動我便有辦法。」劇照工作令夏永康習慣在流動中截取瞬間，後來拍攝時裝或商業攝影，他也會構思故事讓被攝者代入故事演出。他笑道：「其實是王生開始的，我抄他的方法。」

有次王家衛幫一本雜誌的拍攝做影像指導，找來夏永康幫忙做攝影師，「拍攝的時候，王生好像拍戲那樣大喊：『action！』你平時拍照不會這樣的，那次拍的是鞏俐，聽到action後她就開始動。那時候沒有攝錄機，就只有我（和照相機）在那裡，那我就拍攝她的情緒。」夏永康從此愛上這個方法。

「那個人不動，我會有少少不自在。拍攝時裝擺甫士（擺姿勢）那些，模特兒站定了給你拍攝，我會很不舒服，覺得好像沒有甚麼option，儘管擺姿勢本身沒問題，但是，在我那個年代，我覺得擺甫士很作狀（造作），我唔鍾意咁扮野（裝模作樣），我鍾意啲好情緒、自然那些東西。」

「如果你拍攝劇照，某程度上是有人在演戲，你去捕捉他，人是流動的。」

劇照是要用畫面去交代一場戲的精粹，從《春光乍洩》、《花樣年華》到《2046》，夏永康多年為王家衛電影拍攝劇照，一部一部電影下來，夏已習慣了觀察和思考每場戲的情緒，他用鏡頭近距離進入角色的私密世界，敏銳凝住它的氛圍，拍攝出人物自然流露的細膩感情。

「王生」作品的純粹

兩人合作了20多年，每每談及王家衛，夏永康都會稱他作「王生」，聽起來有點見外卻語帶敬意，「我一直覺得他們是師父，阿叔（美術指導和服裝設計師張叔平）、杜可風（電影攝影師），這些都是老師來的，老師是要尊敬的，」他認真地說。

夏永康年輕的時候，聽聞王家衛的電影人皆稱頌，那時卻未懂得深入欣賞。長大後他重看多遍，才發覺王家衛的性格和做事方式都很獨特，會毫無保留地把個人心中所想，全部傾注在作品之中，電影就像是王家衛身體的一部分，片如其人，不會有太多受外間影響的雜質，給觀眾一種純粹的感覺。

這種純粹，也成為了夏永康創作上的追求，「我常常覺得原意（intention）都是（作品的）一部分，即是你的目的在哪裡。」他盡可能不回看從前拍過的照片，但有時因工作或展覽需要，才會回憶起那時候的自己。「很多時已忘記了為甚麼那樣蠢的shot都會拍？但又好彩拍下了，現在才可以再看。」

他苦笑說：「純，也是因為從前年輕時會害怕。」跟隨《春光乍洩》劇組來到阿根廷的時候，起初他連要站在哪裡也不知道。因為忘記帶滅音裝置，拍攝時常被收音師投訴，也被張國榮說過快門聲音影響他演出的情緒，夏永康只能在「Roll機」前後空檔盡量拍照，有一次他更要走到另一座大廈的天台用長鏡頭拍攝，拍下張國榮和梁朝偉兩人相擁在地的畫面。最終這照片被採用為《春光乍洩》的宣傳海報，在國際流傳，也成為影迷心目中的經典。

錯誤，原來也不錯

其中一幕張國榮和梁朝偉在廚房跳舞，他因為緊張以致忘記開啟相機的自動模式，大部分照片出來都是失焦模糊的，但王家衛全不理會，竟然採用許多「技術不完美」的照片，這些出錯的地方，某程度也造就了夏永康獨特的風格。「不是說有mistake就最好，只是覺得原來這樣也不錯，令到你去接受一些新的東西，這些錯誤把舊的東西都打倒了，認識到有些東西是可以由自己決定的。」

直到今天，夏永康最喜歡的電影仍是他曾參與拍攝的《春光乍洩》。多年之後，夏永康笑言：「王家衛的世界，有些我仍進入不到，但我也有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進入不到他的世界，也是另一個世界。」

變得不好也要變

夏永康的造型十年如一日，黑色上衣和牛仔褲，粗框眼鏡和長髮於這麼多年都沒變過，他說，對自己形象和衣著並不在乎。就算作品在世界各地展覽，簡介中常用的黑白照，也是平常工作時讓助手順便拍攝的照片，有時連同事也看不過去：「老細，你張相是十幾年前的，現在你已不是這樣子了。」

夏永康的作品卻與造型相反，一直追求變化，是身邊前輩教會他創作要破格求變，「王生自己也是這樣的，他很破格，阿叔就更加了。」這麼多年後，人愈來愈成熟，這樣的錯誤會不會減少？「你說有沒有mistake嗎？其實都有，因為我拍照時不太理會菲林和相機這些的，開始拍攝也沒檢查清楚就按快門，所以mistake仍常存在的。」

「但就算有沒有mistake，照片一直拍下去也應該要改變的。」他說年紀大了，拍過的題材就不想再拍，「我不是搞藝術，我不是藝術家。」讀平面設計出身的他，稱自己是個「很商業的graphic佬」，「你說要影開心的？那我今日就影開心的，內容在哪我就往哪去想像，我不是真的很有固定風格的人。」

每次拍攝經驗可以累積起來，也可以丟掉不用，「我是那種一路變一路變（的人），變得不好也是要變，不好就不好，我也不是故意的。每天用一個新的心情去做一件事，（其實）你就已經在變了。」好照片的定義每一刻都不同，「心情不同，你看的東西不同，想法會不同，我覺得有個定義，是自找麻煩的，即不想變化，的確定了會有安全感，但你夠膽就不要定。」

甚麼器材都試

求變的心態從他照片風格和使用的器材也能反映出來，在《春光乍洩》的時候，他已嘗試用不同的方法來沖曬菲林，例如用沖曬正片的藥水來沖曬負片，即E沖C，或者相反，營造出獨特的偏色效果，「到《花樣年華》，我們E沖C再沖E，即是沖完再多沖一次，直情實驗到已經忘記了自己在玩甚麼。總之那些顏色，阿根廷就這樣拍會灰濛濛，羅馬會灰到極點。我將牆紙的質地變到好colorful，好普普藝術（popart）那樣。」

「下次你又會貪心，想玩另一樣東西。拍攝《花樣年華》的時候，就玩了Imation菲林。那時候他們廠房已經倒閉了 ，我致電去紐約向他們訂購剩下來的菲林。Imation是60年代出產的小品牌，那時候AGFA偏黃一點，好60年代，色彩很有型，很多人覺得Imation的色彩偏紅，是彎（出錯）了。阿叔設計的場景又好紅，好似monotone咁。」

從讀書時代開始，不論是單鏡反光、旁軸、即影即有、菲林和數碼相機他都會使用，120、135、中片幅、大片幅也統統試過，「首先，未試過那台相機你會有新鮮感，某程度上每台相機都有東西控制你的情緒。有些事你不可以這樣做，有些事你要這樣做，4x5你就要用腳架，使用Leica就要你慢慢享受手動對焦。」他曾試過用偵探用的那種110 菲林格式拍攝張學友的唱片封面，「拍出來很濛，但很型。」他又喜歡混合不同的相機來拍攝同一輯照片，視乎心情和拍攝需要，他笑說：「所以我的助手很討厭我，我每次都帶很多相機，有時兩部相機混合使用，有時更三部機一起用。」

Sweet Sorrow 拍攝年輕人的虛擬人生

數年前，夏永康花費200萬港元，用幾年時間創作出《Sweet Sorrow》。他說，這個拍攝計劃是「沉迷多於享受」，他從日本請來了藝術總監，又找來造型、化妝和髮型師，從場景到服裝全部製作都是團隊一手一腳包辦。

他稱，隨着社交媒體興起，人們盡情建構和展覽自己的「虛擬人生」，「在IG世界拍攝你的人生，未必是真實，大家都在裝扮和創作一個心目中的世界給別人觀看，麻醉自己。」照片配合城市景觀，顏色豐富的霓虹燈、魚骨天線、繩縛和角色扮演等元素，被攝者看起來「了無生氣」，訴說年輕人在這個時代中的狀態。「那個世界很有趣，我想講虛擬、沒有生命的東西。所以我常常對模特兒說你們沒有生命的，飄飄忽忽，像一隻公仔。」

秘魯心靈之旅，尋找的過程就是終點

近年，夏永康開始接觸靈性（spritual）的東西，讀佛教《心經》，也讀完三冊《與神對話》，覺得書中道理可以參考，但不如自己去親身體驗。「人不是那麼簡單，不是只有工作和家庭，應該還有許多東西，可能年紀大了，想了解想知道神秘、秘密的東西。」之後，他認識了一位薩滿（Shamanism），並應邀跟朋友一起到秘魯靈修。

在亞馬遜森林中的簡陋茅屋住了10天，又接觸當地人稱為「心靈的medicine」的死藤水。那時，他覺得自己從中看到了生命、人生和宇宙的答案，「我明白那個遊戲是如何玩的。好像明白了，但後來又想，自己真的明白了嗎？太複雜了，但又知道自己有興趣繼續去追尋。」

那時他曾用潛水機在河中拍攝了一些小魚，覺得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很厲害的事，「想想我們是控制不到生命的，很神奇。我控制得到攝影，但那條魚游去哪裡我控制不到。」他說，「人生有許多東西要追求，你常常都想去找終點，繼續找下去，好像上了癮一樣，其實沒有甚麼終點的，其實開始尋找的時候，那一刻已是終點，即每一刻都是終點，這是我自己的哲學（philosophy）。」

這半年疫情肆虐，夏永康卻頻頻展出作品，包括香港《Happy Together》展覽和日本京都國際寫真祭《One Light, Different Reflections》展覽，另外剛過去的十月，也有拍攝植物的展覽《Odd Hunter》。這次是夏永康少有的不拍攝人物，而是拍攝植物的作品。他看到朋友店舖的塊根植物很有趣，於是借了許多植物回來，在全黑的環境中，用light painting的方法沿着植物的輪廓、紋路和線條拍攝，「即是你盞燈照向哪裡，它才會出現，每張相我都在實驗，拍攝過程中能更了解每棵植物。」

人生最空閒的時光

最近一年，是夏永康人生中最空閒的一段時間。因為疫情影響令他的工作少了，但也享受這種難得的平靜，「都幾得意，從未試過這種狀態，年輕時每天工作，生活完全沒有了。往往出差就是一年，沒有見朋友和家人，現在多了時間可以見他們。像是把生命中寧靜的東西一次過還給你，可以doing nothing，這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對於將來，他沒有具體計劃，「我現在不去想東西，不去計劃，不去設計，甚至不想這個問題。只想享受這一刻，明天是想不通的，疫情也想不通了，不如由它吧，即是你想點就點。」

2020年好像是充滿錯誤的一年，事情每每向著最不對勁的方向發展。然而，如夏永康說，錯誤或許能夠推翻「理所當然」的固有思維。時代再壞，總能夠開拓出新的空間，造就出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