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村在陝西南部大山裏。從北京到紅軍村要先搭乘飛機，再換乘長途汽車和摩托車，輾轉 12 個小時。每次到紅軍村，我都要深深吸幾口清新空氣。好像這樣，才能把在北京污染的肺洗乾淨。盡情享受清新空氣一陣，就會想起，在這美景和寧靜當中的可悲故事。這片高山地帶，有成百上千的人罹患一種呼吸道疾病，令他們無法正常呼吸。

90 年代，紅軍村的男人扔下鋤頭，集體去金礦幹活。當年這班農民工在深山發掘寶藏，為中國近幾十年來的經濟發展作出貢獻。但多年以後，他們回到家鄉，卻只能待在家中等待死神降臨。奪去他們性命的兇手，就是矽肺病。

多年來，我經常探望其中一名金礦礦工──何全貴。何全貴和妻子米世秀住在一間破舊的土房子。他與矽肺病搏鬥了十多年，算是捱得很久了。他有一個筆記本，本子上記的都是因矽肺病離世的人名。他一邊翻看筆記本，一邊告訴我：「我看着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死去。我知道，有一天也會到我的。」

這就是中國，世界上黃金產量最多的國家。開採金礦讓她付出了巨大代價。矽肺病在中國被認為是塵肺病的一種，也是中國最普遍的職業病。據估計，有六百萬名工人患上這種病，他們在金礦、煤礦、銀礦、石頭切割廠裏賣命。

因矽肺病慢性死亡的礦工雖多，但卻沒有明確的死亡數字。矽肺病患者的肺部，要麼結疤越來越多，要麼因為早年吸入的粉塵過多而慢慢變硬。身體會日漸衰弱，最終死亡。對於矽肺病，人們無能為力，唯一可活命的治療方法是肺移植。其實如果礦工作業時，有保護裝置且空氣流通，這個致命疾病就可以得以預防。當然，何全貴補充，他以往工作的金礦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近年來，中國礦場的工作環境雖已改善，但出身貧困農村的工人，根本無法跟礦主追討醫療費。更何況，他們大多等不及追討醫藥費便已離世。許多貧窮的患者，因無法支付巨額醫藥費而放棄治療。更有患者不堪疾病折磨而選擇主動結束生命。

我希望透過照片，講述何全貴的垂死搏鬥。讓更多人明白矽肺病對患者和家人的影響，更希望讀者會因此挺身支持這些無助的病人。

我抱着拍攝臨終礦工的心態來找何全貴。但認識了他和他的妻子後，我很快意識到，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活生生的愛情故事。他深愛妻子，兩口子就像剛剛墜入愛河的少年般嬉笑打鬧。這種深厚且強烈的夫妻關係，在情感表達含蓄的中國社會中甚為難得。

當何全貴仍能開口唱歌給妻子時，我坐在他們身旁，聽着他們的歌聲，心想：「那可是充滿着深情愛意的二重唱啊！」後來他病重，躺在病床上，只能努力地一呼一吸，盡力活着；他的妻子還是全心全意地照顧他。何全貴以「小米」稱呼他的愛妻，妻子則把丈夫喚作「瓜子」（陝西話「傻瓜」的意思）。看到他們互相支持的畫面，我自然地想到何全貴的一句話：「是她的愛支持我活下去。」

但當愛妻走到遠處時，何全貴向我坦言，他曾多次計劃和嘗試自殺。他想過把通了電源的電線浸在水中，再把自己的雙手放進去，把自己電死；也想過喝農藥，或者趁自己走得動時跳河，一死了之。

「如果我死於工傷，那樣會死得快一些，痛一下也就過去了。但是得了這種病，真是生不如死。」他對我說：「如果世上有一種藥，能讓我什麼都感覺不到，我願不惜任何代價買到它。」

我花了數月與何家相處，期間我陪伴他們，彼此互相了解。何家終於同意讓我近距離拍攝他們的生活。那段時間我見證了一個家庭如何經歷漫長的精神折磨。我盡自己所能地記錄這過程。除了手寫筆記、錄音，我也拍攝短片。相處久了，何全貴已經成為我的朋友，所以我也嘗試用最真實的方式記錄他的經歷：這是一個礦工，一個曾經能清晰地表達自己、有音樂天賦的好丈夫，如何度過人生最後時光的故事。

過去四年，他的體重由健康時的 65 公斤，急劇下降到只剩下 44 公斤。我親眼目睹他一次又一次地憋氣，面朝下趴在床上，將近斷氣的狀態。還有一次，他在半夜自殺未遂。他跟我說了無數次再見，但又奇蹟般戰勝重症肺結核及其他疾病，熬過了又一個冬天──冬天可是矽肺病患者最害怕的季節。

他為自己做了木頭棺材，那棺材就放在閣樓。一張塑料裹屍布蓋着棺材，上面積滿了灰塵。五年來，他的妻子準備了手工做的布鞋、五件衣服、三條褲子，這是根據習俗而準備的壽衣。有一次，何全貴崩潰過後，我看到他在妻子耳邊叮囑她：「去買厚的白紙貼在棺材的邊上，別花太多錢在法事上，要不然死後我會回來找妳算賬。記得洗好我最愛的那件人造革皮衣，這樣等我走的時候就可以穿了......」

註：該項目得到了普利策危機報導中心的資助。

作者簡介：沈綺穎是一名駐紮在北京的紀實攝影師，VII 圖片社成員。曾擔任《海峽時報》記者和駐外記者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