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災難與哭牆,婁燁留給觀衆的出口

我們的記憶被喚醒的同時,也被同理:你的淚水和憤怒都是正當的。
2024年5月17日,婁燁導演出席法國康城影展。攝:Stephane Cardinale - 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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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電影,這是他們的生活」——豆瓣網友評《A Film Unfinished》

在豆瓣網站上搜索「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出來五個叫「未完成的電影/未完成電影/未完成的影片」的吻合條目,除了兩部是來自大導演賈木殊(Jim Jarmusch)、史蒂夫·麥昆(Steve McQueen)等的短片,還有兩部實驗性的紀錄短片,分別來自大陸導演胡偉和台灣導演林奕疆,前者是關於伊朗革命前的電影和電影場所,後者是導演在疫情期間被迫滯留紐約時對自己作品的整理和反思。另有一部是僞紀錄片長片,以色列導演Yael Hersonski的猶太人大屠殺反思電影《A Film Unfinished》,是基於大屠殺之前納粹在華沙猶太人區拍攝的一部未完成的紀錄片,追溯、補充、虛構而成的作品。

當然,本尊婁燁的這部《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是消失了的,在它所生長和應該回饋的國度。豆瓣用戶自有妙計,他們發明了「借標」,就像他們之前評論那並不存在於豆瓣的婁燁《頤和園》一樣(一部同名風光片被大量評論灌爆)。於是我們在《A Film Unfinished》和胡偉、林奕疆的條目下面,都能看見實際上是關於婁燁電影的評論。應該說,就時間背景來說,最吻合婁燁作品的應該是林奕疆,但更多的華人觀衆選擇了《A Film Unfinished》。

他們是對的,我們看見關於所謂「疫情」和關於納粹屠殺的評論完美融為一體,難分彼此。比如說有人在11月時留了一句「納粹歷史不能忘記」,你無法判斷他是說2009年那部以色列電影還是2024年這部中國電影。還有人說:「這不是電影,這是他們的生活」,來自河北的評論,我覺得只寫錯了一個詞,應該寫「我們」的生活。

《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劇照。圖:金馬影展提供

孤島無可觸摸

作為故事套盒裏最小的一個套盒的手機螢幕裏,更呈現出無可觸摸的孤島狀態。相對同銀幕並列的高清紀錄,手機豎屏裏他人的生命形同低畫質、信號不良的幻象——即便如此,人類還是以此幻象相濡以沫。

《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拍攝的就是被日常生活掩蓋的納粹管治本質,如何在日常生活進入非常狀態時撕去遮羞布,而彰然接管生活的全部,製造無人可以例外的「例外狀態」。特權階級之外無人例外,無論你是明星、藝術家還是垂死者,或心碎欲絕的未亡人。相對於電影裏「曉睿導演」的高度自覺,主演「江城」(秦昊飾)和他始終只出現在手機視訊對話另一端的妻子,實際上更接近當年的普通老百姓,面對災難突襲,從「不信」到「心存僥倖」,到「徒勞反抗」再到「認命」,基本上就在小小的手機螢幕兩端鋪陳完畢。

而婁燁的功力也盡顯於此。試看他之前的幾部電影,從《浮城謎事》(2012)到《風中有朵雨做的雲》(2019)的暴力和暗黑壓抑感,《蘭心大劇院》(2019)裏的後設敘述真僞莫辨感,都在《一部未完成的電影》裏封城一刻就被全面啓動,前者曾被詬病的徒具形式實驗也在此處因為隆重的現實貼近而落到實處,紮實可感。

從封城前夕的危機,到封城發生後的掙扎,鏡頭在狹窄的密室空間裏打轉卻如行雲流水,觀衆追隨著江城的視角感同身受,重歷了當年的窒息。而作為故事套盒裏最小的一個套盒的手機螢幕裏,更呈現出無可觸摸的孤島狀態。相對於同銀幕並列的高清紀錄那一邊,手機豎屏裏他人的生命形同低畫質、信號不良的幻象——但即便如此,人類還是以此幻象相濡以沫,這是電影最令人感動又唏噓的部分,相信任何觀衆都會被江城與妻子的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遠距互動所打動,因為這基本上也是我們在那三年的親歷。

2022年4月11日,中國上海,因疫情被封鎖的社區,一名身穿防護衣的工作人員在封閉區的路障旁。圖:Reuters/達志影像

有一堵哭牆

越追問真相卻似乎離真相越遠的無力感,或許才是婁燁選擇模糊劇情片和紀錄片、擺拍與網路短片直接擷取之間的界線的深層目的。

藝高人膽大,當然要強調的還有導演的勇氣。就像《頤和園》雖說是一座一代人未竟的青春的紀念碑,實際上也成為中國電影人為8964建築的一堵哭牆,成為尚未願意忘記的人可以尋而悼之的一個虛擬所在。《一部未完成的電影》也註定成為另一堵哭牆,而且壘就它的磚頭,大半來自那三年親歷者的貢獻。

這勇氣始終沒有忘記它的前提:藝高。如果它只是道德宣泄,只是敏感題材擦邊,或者只是導演自我救贖的需要——就像片中江城一開始質疑的:拍一部註定不能上映沒有觀衆的電影,就哥兒幾個圍爐說一聲牛逼,那有什麼意義?——這部電影就怎麼都說不上偉大。但婁燁早在《頤和園》就培養了藝術家的充分自覺,這自覺帶來的質問不但指向道德劇裏面的沉默大多數,也指向創作者與觀賞者自身,這就需要雙方的高度敏銳,如走鋼索。《一部未完成的電影》以江城為基點設置的多重糾葛、內外交迫,把張力維繫得恰到好處,然後漸漸加劇,直到真實短片引入而爆發,是導演的剋制力與情感投入深度的兩極作用而成。

時刻手持手機的江城,在天時地不利之下被意外充權,由一位演員變成為這個世紀的「持攝影機的人」(維爾托夫的紀錄片,影史經典),之後加入紀錄狂歡的,除了電影裏虛構的攝製組成員的「直播」,還有電影外蒐羅來的各色各樣封鎖時期的手機短片,似乎那個時候每個有手機和短視頻帳號的中國人,都成了紀錄片工作者、歷史見證人。但這只是婁燁給出的第一層面意義。

較近、也較有深度的比照者,是安東尼奧尼的《放大》和大島渚《東京戰爭戰後秘語》,兩片裏的攝影師,均涉及一九六十年代青年的惶惑,以及越追問真相卻似乎離真相越遠的無力感。這或許才是婁燁選擇模糊劇情片和紀錄片、擺拍與網路短片直接擷取之間的界線的深層目的。

《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劇照。圖:網上圖片

更有甚者,藉助手機這一簡便直接的攝錄加直播工具,在某一瞬間,江城流露出他天然的抗爭意識,雖然帶點戲謔,江城利用手機攝像的景深(感光元件越細小,景深越大)像小孩子一樣隔空拿捏、捶打那些管控者,那一幕未嘗不是那三年不少被管控得忍無可忍的中國人心中潛意識的外溢。這種幽默感在現實衍生而成為幽憤,最後就有了烏魯木齊東路的白紙抗議。

以電影的不封閉挑戰現實的日趨封閉

這個「自由的時間點」我理解為被囚禁時的心靈逃逸點,而不是今天有形封閉看似已經解除,無形封閉卻在思想範疇加大力度消滅記憶的現在進行時。

電影名中最關鍵的,是「未完成」。「A Film Unfinished」所暗示的也是如此,在猶太人這邊看來,德國乃至整個所謂文明世界,對大屠殺的反思遠遠不夠,轉型正義一日未完成,那場迫害與屠殺就依然持續著,傷害當下以及未來——《一部未完成的電影》的弦外之音呼之欲出:中國政府在2023年後竭力抹去「疫情」和「抗疫」的痕跡,像他們在六四事件和SARS後的所為一樣,不直面錯誤、不道歉、不修補傷痕,結果反而會導致那一場尚未釐清是天災還是人禍的災難直接可以定義為人禍,而且是一場未完成、仍在持續的人禍。

「一部未完成的電影」這個陳述是一個悖論,它在三個層面上自我反駁或者舉證荒謬。第一,電影開始於曉睿導演的團隊發現電腦硬盤裏有一部十年前沒拍完的電影(取材自《春風沉醉的夜晚》),於是組織當年的劇組想把它拍完,因為拍攝地在武漢,2020年初遭遇封城,結果這部電影始終沒有完成——但《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本身卻因此成為一部高完成度的電影,這個悖論就類似二十年前中國有詩人寫了非常介入現實的詩然後命名為《不是詩》,擴闊了詩的定義一樣,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拓寬了新的電影定義。

第二,電影逼於無奈無法完成,其外力則來自權力機器不想完成的前車之鑑,可以想像只要後者繼續這樣不擔當、不追責,以後仍然有更多無法完成的電影、無可理喻的矛盾、無法完滿的人生。

第三,「未完成」還意味著一種開放式結局,這是以電影的不封閉來挑戰現實的日趨封閉。封城期間的有形封閉催逼出表達思想的不封閉,就像婁燁在一次採訪中令人意外地說的:「這部片是對三年疫情的一個紀錄,看完這部片,所有的劇組都同意這件事,我們在一個自由的時間點,做了一部自由的電影。」這個自由的時間點我理解為被囚禁時的心靈逃逸點,而不是今天有形封閉看似已經解除,甚至被官方否認曾存在(官稱民衆是自願隔離),無形封閉卻在思想範疇加大力度消滅記憶的現在進行時。

2019年2月11日,德國柏林,導演婁燁出席新聞發布會。攝:Thomas Niedermueller/Getty Images

這又讓我想起上文提及的大島渚的《東京戰爭戰後秘語》,該片拍攝於1970年,正是大島渚他們曾熱烈投入的日本「安保抗爭」運動到達巔峰然後失敗退潮的時刻。電影裏也有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是一個被稱為「那傢伙」的左翼電影工作者給自己拍攝的遺作,拍到中途他就自殺了。「那傢伙」以及想追尋其自殺意義、影像「真相」的主角元木,也像江城一直拿著手機那樣拿著一部BOLEX H16 發條驅動16mm菲林攝影機不停拍攝那個絕望的時代,而且他們拍攝的大多數是無意義、無衝突的空鏡頭⋯⋯

這一切存在過

前半段那明擺著是「僞」的僞紀錄片拍攝,反而透出另一種真來。正因有調度,我們能在長鏡頭裏體驗多方面壓過來的緊張感;正因有另一部虛構的電影拍攝的介入,我們能夠把封閉世界連接起更多重的世界。

這就涉及到片名《一部未完成的電影》裏後一個關鍵詞「電影」了,電影到底能不能觸及真相?多大限度觸及、定義或者虛構、扭曲了「真相」?還沒到現在這個所謂「後真相時代」,大島渚在半個世紀前就開始質疑。他的質疑,一來源自當時的日本政府和大衆傳媒試圖定義抗爭運動的「真相」,但更沉痛的是,運動的參與者,就像主角元木那樣,也在漸漸的不再相信曾經發生過的激情、鬥爭與犧牲,元木開始認為「那傢伙」根本不存在,並且質問他的戰友:「這一切存在過嗎?」

最起碼,大島渚的《東京戰爭戰後秘語》裏引用的抗爭紀錄片段能證明這一切曾經存在,女主角泰子的平靜講述「他沒有留下遺言,他只是在那天早上默默擁抱了我⋯⋯那擁抱像風在吹,像水在流,像雲在跑,像太陽照耀著令人晃眼⋯⋯」能證明「那傢伙」和那世代的純真曾經存在。同樣地,《一部未完成的電影》本身也證明著大疫三年在中國曾讓人刻骨銘心。

不過這不意味著婁燁認為電影是真相的載體。就那電影后半段蜂擁而上的影像日記、私密視訊、線上會議而言,這些想當然會被判定為紀實、真實的紀錄的素材,是否也應認可其為真相呢?比如說有一段配以主旋律抗疫歌曲《謝謝你》的短片,對應的影像是方艙裏醫護人員和大白、病人等跳舞的鏡頭,如果忘記了方艙本身的非人性存在,我們可能會覺得這舞蹈是人性化的體現,但如果記得,我們就能聽出《謝謝你》自帶的反諷味道,畢竟我們同情醫護是一回事,反感作為操控者幫兇的基層防疫人員又是另一回事。

此處婁燁留空讓我們自己判別,而且他承認:「我們做《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就是為了測試,我發現電影的寬容度還是很高,電影語言還是相當寬闊的,可以包容很多東西,包括『反電影』(anti-film)的東西。當生活已經完全被顛覆,這些當初很『顛覆』的影像,已經變成很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這些『顛覆』就不再不尋常。」

《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劇照。圖:金馬影展提供

這時候反過來看,前半段那明擺著是「僞」的僞紀錄片拍攝,反而透出另一種真來。正因為有調度,我們能在長鏡頭裏體驗多方面壓過來的緊張感;正因為有另一部虛構的電影拍攝的介入,我們能夠把封閉世界連接起更多重的世界(比如說《春風沉醉的夜晚》和張頌文帶出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的疫前世界);正因為專業演員秦昊的極佳演出,我們能在他身上看出那一個時期中國人的各種情感激變的凝聚⋯⋯

與大地若即若離的高度

江城擁有一個短暫的上帝視角,而室內還有兩個鏡頭觀照這「上帝」,一個是隱形的婁燁的鏡頭,另一個是江城手機的前置鏡頭,它們取代了那片土地上無所不在的冷漠的監控鏡頭,得出一種相濡以沫的效果。

同時,江城這個角色被安排的位置又是極佳的。他處於一個與大地若即若離的高度,可以俯瞰封鎖者的一舉一動,可以與被阻擋的人有視覺上的互動,亦可以比較自然地與網路類似的俯瞰視頻嫁接——效果就好像許多中國各地的悲劇都發生在樓下小院一角,這未嘗不是一個隱喻。江城擁有一個短暫的上帝視角,室內還有兩個鏡頭觀照這上帝,一個是隱形的婁燁的鏡頭,另一個是江城手機的前置鏡頭,它們取代了那片土地上無所不在的冷漠的監控鏡頭,溫暖地流連在江城的臉上;得出的效果就像我前面說的:相濡以沫,江城的喜怒哀樂也是濡溼鏡頭後他的妻友和銀幕前的我們的水沫。我們的記憶被喚醒的同時,也被同理:你的淚水和憤怒都是正當的。

對這種同理心的領會,我曾經在婁燁最好的電影《頤和園》裏觸碰到,借用流行的說法逆轉說一句:災難的倖存者不需要破地獄,他們需要的是看見地獄、觸摸地獄,知道地獄從何而來將到何處去,和解不要來得太輕易。《頤和園》裏面的餘虹、周偉、李緹,各自揹負自己的地獄浪遊在世間,但她們(是的,尤其是餘虹和李緹)並沒有否定曾經的自己,也沒有否定當下的存在,她們倆一人選擇了活下去活到底,一人選擇了突然中止,婁燁都表示理解。就像當有人像片中李緹男友若古那樣誤會:「李緹不願人家愛她,她怕傷害別人,愛情,就像是心裏結疤了,結了疤就沒有愛情了。所以可能從一開始就沒有了愛情。」周偉就代替婁燁說道:「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的。」

《一部未完成的影片》的製作過程。圖:康城影展官方網站

當然,《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尚未去到如此深刻,但即使在江城與妻子的視訊通話中,仍能看出這是一個心思細膩的人對人世間的傷害的寬容,他完全沒有抱怨那位首先染疫的製片人帶來的封鎖與恐懼,沒有抱怨導演心血來潮要續拍未完成的電影;他也沒有掩飾自己的恐懼,但保持著對他人傷痛的關懷。他讓我想到後來的周偉與餘虹,當然也包括現在的婁燁,他們能在困境中走下去,但不遺忘、不變成麻木冷漠的人。

因此我也明白了電影的片尾配樂為什麼是《火紅的薩日朗》,而不是任素汐的《那年》?明明後者是最能代表那三年抗疫悲劇的歌曲:

「那年的呱呱墜地啊
那年的老無所依
那年的滿心憤恨
那年的生死轉機
那年的無知愚昧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鐵欄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靈哭晚清
那年的晝夜難分眉不展
那年的冬盼天雨晴」

2020年2月3日,武漢,疫情期間,一名男子穿越一條空蕩蕩的高速公路。圖:Getty Images

幾乎每一句都能在《一部未完成的電影》裏找到對應。但《火紅的薩日朗》先是出現在劇組滯留人員的視訊會議裏,引爆他們由煩悶走向狂歡(或狂悲),除了因為那草原走馬的節奏,那滿不吝的流浪漢唱腔給予大家直接的感官挑動之外,歌詞裏面還有:「天下有多大,隨他去寬廣,大路有多遠,幸福有多長,聽慣了牧馬人悠揚的琴聲,愛上這水草豐美的牧場。花開一抹紅,盡情的怒放,河流有多遠,幸福有多長,習慣了遊牧人自由的生活,愛人在身邊隨處是天堂⋯⋯」這恰恰說的就是自由,那三年不可奢望的自由,與電影裏、《那年》歌詞裏、現實裏都徹底相反的烏托邦。

這也是婁燁留給觀衆的一個出口。沒錯,關於疫情三年災難的任何文藝作品,都可能成為未來中國人的一堵哭牆,《一場未完成的電影》僅僅貢獻了第一塊磚,似乎在請你承諾:剩下的交給我們吧——跟2020年悼念李文亮醫生的中國年輕人所承諾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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