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灾难与哭墙,娄烨留给观众的出口

我们的记忆被唤醒的同时,也被同理:你的泪水和愤怒都是正当的。
2024年5月17日,娄烨导演出席法国康城影展。摄:Stephane Cardinale - Corbis/Corbis via 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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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电影,这是他们的生活”——豆瓣网友评《A Film Unfinished》

在豆瓣网站上搜索“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出来五个叫“未完成的电影/未完成电影/未完成的影片”的吻合条目,除了两部是来自大导演贾木殊(Jim Jarmusch)、史蒂夫·麦昆(Steve McQueen)等的短片,还有两部实验性的纪录短片,分别来自大陆导演胡伟和台湾导演林奕疆,前者是关于伊朗革命前的电影和电影场所,后者是导演在疫情期间被迫滞留纽约时对自己作品的整理和反思。另有一部是伪纪录片长片,以色列导演Yael Hersonski的犹太人大屠杀反思电影《A Film Unfinished》,是基于大屠杀之前纳粹在华沙犹太人区拍摄的一部未完成的纪录片,追溯、补充、虚构而成的作品。

当然,本尊娄烨的这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是消失了的,在它所生长和应该回馈的国度。豆瓣用户自有妙计,他们发明了“借标”,就像他们之前评论那并不存在于豆瓣的娄烨《颐和园》一样(一部同名风光片被大量评论灌爆)。于是我们在《A Film Unfinished》和胡伟、林奕疆的条目下面,都能看见实际上是关于娄烨电影的评论。应该说,就时间背景来说,最吻合娄烨作品的应该是林奕疆,但更多的华人观众选择了《A Film Unfinished》。

他们是对的,我们看见关于所谓“疫情”和关于纳粹屠杀的评论完美融为一体,难分彼此。比如说有人在11月时留了一句“纳粹历史不能忘记”,你无法判断他是说2009年那部以色列电影还是2024年这部中国电影。还有人说:“这不是电影,这是他们的生活”,来自河北的评论,我觉得只写错了一个词,应该写“我们”的生活。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剧照。图:金马影展提供

孤岛无可触摸

作为故事套盒里最小的一个套盒的手机萤幕里,更呈现出无可触摸的孤岛状态。相对同银幕并列的高清纪录,手机竖屏里他人的生命形同低画质、信号不良的幻象——即便如此,人类还是以此幻象相濡以沫。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拍摄的就是被日常生活掩盖的纳粹管治本质,如何在日常生活进入非常状态时撕去遮羞布,而彰然接管生活的全部,制造无人可以例外的“例外状态”。特权阶级之外无人例外,无论你是明星、艺术家还是垂死者,或心碎欲绝的未亡人。相对于电影里“晓睿导演”的高度自觉,主演“江城”(秦昊饰)和他始终只出现在手机视讯对话另一端的妻子,实际上更接近当年的普通老百姓,面对灾难突袭,从“不信”到“心存侥幸”,到“徒劳反抗”再到“认命”,基本上就在小小的手机萤幕两端铺陈完毕。

而娄烨的功力也尽显于此。试看他之前的几部电影,从《浮城谜事》(2012)到《风中有朵雨做的云》(2019)的暴力和暗黑压抑感,《兰心大剧院》(2019)里的后设叙述真伪莫辨感,都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里封城一刻就被全面启动,前者曾被诟病的徒具形式实验也在此处因为隆重的现实贴近而落到实处,扎实可感。

从封城前夕的危机,到封城发生后的挣扎,镜头在狭窄的密室空间里打转却如行云流水,观众追随著江城的视角感同身受,重历了当年的窒息。而作为故事套盒里最小的一个套盒的手机萤幕里,更呈现出无可触摸的孤岛状态。相对于同银幕并列的高清纪录那一边,手机竖屏里他人的生命形同低画质、信号不良的幻象——但即便如此,人类还是以此幻象相濡以沫,这是电影最令人感动又唏嘘的部分,相信任何观众都会被江城与妻子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远距互动所打动,因为这基本上也是我们在那三年的亲历。

2022年4月11日,中国上海,因疫情被封锁的社区,一名身穿防护衣的工作人员在封闭区的路障旁。图:Reuters/达志影像

有一堵哭墙

越追问真相却似乎离真相越远的无力感,或许才是娄烨选择模糊剧情片和纪录片、摆拍与网路短片直接撷取之间的界线的深层目的。

艺高人胆大,当然要强调的还有导演的勇气。就像《颐和园》虽说是一座一代人未竟的青春的纪念碑,实际上也成为中国电影人为8964建筑的一堵哭墙,成为尚未愿意忘记的人可以寻而悼之的一个虚拟所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也注定成为另一堵哭墙,而且垒就它的砖头,大半来自那三年亲历者的贡献。

这勇气始终没有忘记它的前提:艺高。如果它只是道德宣泄,只是敏感题材擦边,或者只是导演自我救赎的需要——就像片中江城一开始质疑的:拍一部注定不能上映没有观众的电影,就哥儿几个围炉说一声牛逼,那有什么意义?——这部电影就怎么都说不上伟大。但娄烨早在《颐和园》就培养了艺术家的充分自觉,这自觉带来的质问不但指向道德剧里面的沉默大多数,也指向创作者与观赏者自身,这就需要双方的高度敏锐,如走钢索。《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以江城为基点设置的多重纠葛、内外交迫,把张力维系得恰到好处,然后渐渐加剧,直到真实短片引入而爆发,是导演的克制力与情感投入深度的两极作用而成。

时刻手持手机的江城,在天时地不利之下被意外充权,由一位演员变成为这个世纪的“持摄影机的人”(维尔托夫的纪录片,影史经典),之后加入纪录狂欢的,除了电影里虚构的摄制组成员的“直播”,还有电影外搜罗来的各色各样封锁时期的手机短片,似乎那个时候每个有手机和短视频帐号的中国人,都成了纪录片工作者、历史见证人。但这只是娄烨给出的第一层面意义。

较近、也较有深度的比照者,是安东尼奥尼的《放大》和大岛渚《东京战争战后秘语》,两片里的摄影师,均涉及一九六十年代青年的惶惑,以及越追问真相却似乎离真相越远的无力感。这或许才是娄烨选择模糊剧情片和纪录片、摆拍与网路短片直接撷取之间的界线的深层目的。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剧照。图:网上图片

更有甚者,借助手机这一简便直接的摄录加直播工具,在某一瞬间,江城流露出他天然的抗争意识,虽然带点戏谑,江城利用手机摄像的景深(感光元件越细小,景深越大)像小孩子一样隔空拿捏、捶打那些管控者,那一幕未尝不是那三年不少被管控得忍无可忍的中国人心中潜意识的外溢。这种幽默感在现实衍生而成为幽愤,最后就有了乌鲁木齐东路的白纸抗议。

以电影的不封闭挑战现实的日趋封闭

这个“自由的时间点”我理解为被囚禁时的心灵逃逸点,而不是今天有形封闭看似已经解除,无形封闭却在思想范畴加大力度消灭记忆的现在进行时。

电影名中最关键的,是“未完成”。“A Film Unfinished”所暗示的也是如此,在犹太人这边看来,德国乃至整个所谓文明世界,对大屠杀的反思远远不够,转型正义一日未完成,那场迫害与屠杀就依然持续著,伤害当下以及未来——《一部未完成的电影》的弦外之音呼之欲出:中国政府在2023年后竭力抹去“疫情”和“抗疫”的痕迹,像他们在六四事件和SARS后的所为一样,不直面错误、不道歉、不修补伤痕,结果反而会导致那一场尚未厘清是天灾还是人祸的灾难直接可以定义为人祸,而且是一场未完成、仍在持续的人祸。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这个陈述是一个悖论,它在三个层面上自我反驳或者举证荒谬。第一,电影开始于晓睿导演的团队发现电脑硬盘里有一部十年前没拍完的电影(取材自《春风沉醉的夜晚》),于是组织当年的剧组想把它拍完,因为拍摄地在武汉,2020年初遭遇封城,结果这部电影始终没有完成——但《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本身却因此成为一部高完成度的电影,这个悖论就类似二十年前中国有诗人写了非常介入现实的诗然后命名为《不是诗》,扩阔了诗的定义一样,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拓宽了新的电影定义。

第二,电影逼于无奈无法完成,其外力则来自权力机器不想完成的前车之鉴,可以想像只要后者继续这样不担当、不追责,以后仍然有更多无法完成的电影、无可理喻的矛盾、无法完满的人生。

第三,“未完成”还意味著一种开放式结局,这是以电影的不封闭来挑战现实的日趋封闭。封城期间的有形封闭催逼出表达思想的不封闭,就像娄烨在一次采访中令人意外地说的:“这部片是对三年疫情的一个纪录,看完这部片,所有的剧组都同意这件事,我们在一个自由的时间点,做了一部自由的电影。”这个自由的时间点我理解为被囚禁时的心灵逃逸点,而不是今天有形封闭看似已经解除,甚至被官方否认曾存在(官称民众是自愿隔离),无形封闭却在思想范畴加大力度消灭记忆的现在进行时。

2019年2月11日,德国柏林,导演娄烨出席新闻发布会。摄:Thomas Niedermueller/Getty Images

这又让我想起上文提及的大岛渚的《东京战争战后秘语》,该片拍摄于1970年,正是大岛渚他们曾热烈投入的日本“安保抗争”运动到达巅峰然后失败退潮的时刻。电影里也有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是一个被称为“那家伙”的左翼电影工作者给自己拍摄的遗作,拍到中途他就自杀了。“那家伙”以及想追寻其自杀意义、影像“真相”的主角元木,也像江城一直拿著手机那样拿著一部BOLEX H16 发条驱动16mm菲林摄影机不停拍摄那个绝望的时代,而且他们拍摄的大多数是无意义、无冲突的空镜头⋯⋯

这一切存在过

前半段那明摆著是“伪”的伪纪录片拍摄,反而透出另一种真来。正因有调度,我们能在长镜头里体验多方面压过来的紧张感;正因有另一部虚构的电影拍摄的介入,我们能够把封闭世界连接起更多重的世界。

这就涉及到片名《一部未完成的电影》里后一个关键词“电影”了,电影到底能不能触及真相?多大限度触及、定义或者虚构、扭曲了“真相”?还没到现在这个所谓“后真相时代”,大岛渚在半个世纪前就开始质疑。他的质疑,一来源自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大众传媒试图定义抗争运动的“真相”,但更沉痛的是,运动的参与者,就像主角元木那样,也在渐渐的不再相信曾经发生过的激情、斗争与牺牲,元木开始认为“那家伙”根本不存在,并且质问他的战友:“这一切存在过吗?”

最起码,大岛渚的《东京战争战后秘语》里引用的抗争纪录片段能证明这一切曾经存在,女主角泰子的平静讲述“他没有留下遗言,他只是在那天早上默默拥抱了我⋯⋯那拥抱像风在吹,像水在流,像云在跑,像太阳照耀著令人晃眼⋯⋯”能证明“那家伙”和那世代的纯真曾经存在。同样地,《一部未完成的电影》本身也证明著大疫三年在中国曾让人刻骨铭心。

不过这不意味著娄烨认为电影是真相的载体。就那电影后半段蜂拥而上的影像日记、私密视讯、线上会议而言,这些想当然会被判定为纪实、真实的纪录的素材,是否也应认可其为真相呢?比如说有一段配以主旋律抗疫歌曲《谢谢你》的短片,对应的影像是方舱里医护人员和大白、病人等跳舞的镜头,如果忘记了方舱本身的非人性存在,我们可能会觉得这舞蹈是人性化的体现,但如果记得,我们就能听出《谢谢你》自带的反讽味道,毕竟我们同情医护是一回事,反感作为操控者帮凶的基层防疫人员又是另一回事。

此处娄烨留空让我们自己判别,而且他承认:“我们做《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就是为了测试,我发现电影的宽容度还是很高,电影语言还是相当宽阔的,可以包容很多东西,包括‘反电影’(anti-film)的东西。当生活已经完全被颠覆,这些当初很‘颠覆’的影像,已经变成很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这些‘颠覆’就不再不寻常。”

《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剧照。图:金马影展提供

这时候反过来看,前半段那明摆著是“伪”的伪纪录片拍摄,反而透出另一种真来。正因为有调度,我们能在长镜头里体验多方面压过来的紧张感;正因为有另一部虚构的电影拍摄的介入,我们能够把封闭世界连接起更多重的世界(比如说《春风沉醉的夜晚》和张颂文带出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的疫前世界);正因为专业演员秦昊的极佳演出,我们能在他身上看出那一个时期中国人的各种情感激变的凝聚⋯⋯

与大地若即若离的高度

江城拥有一个短暂的上帝视角,而室内还有两个镜头观照这“上帝”,一个是隐形的娄烨的镜头,另一个是江城手机的前置镜头,它们取代了那片土地上无所不在的冷漠的监控镜头,得出一种相濡以沫的效果。

同时,江城这个角色被安排的位置又是极佳的。他处于一个与大地若即若离的高度,可以俯瞰封锁者的一举一动,可以与被阻挡的人有视觉上的互动,亦可以比较自然地与网路类似的俯瞰视频嫁接——效果就好像许多中国各地的悲剧都发生在楼下小院一角,这未尝不是一个隐喻。江城拥有一个短暂的上帝视角,室内还有两个镜头观照这上帝,一个是隐形的娄烨的镜头,另一个是江城手机的前置镜头,它们取代了那片土地上无所不在的冷漠的监控镜头,温暖地流连在江城的脸上;得出的效果就像我前面说的:相濡以沫,江城的喜怒哀乐也是濡湿镜头后他的妻友和银幕前的我们的水沫。我们的记忆被唤醒的同时,也被同理:你的泪水和愤怒都是正当的。

对这种同理心的领会,我曾经在娄烨最好的电影《颐和园》里触碰到,借用流行的说法逆转说一句:灾难的幸存者不需要破地狱,他们需要的是看见地狱、触摸地狱,知道地狱从何而来将到何处去,和解不要来得太轻易。《颐和园》里面的余虹、周伟、李缇,各自背负自己的地狱浪游在世间,但她们(是的,尤其是余虹和李缇)并没有否定曾经的自己,也没有否定当下的存在,她们俩一人选择了活下去活到底,一人选择了突然中止,娄烨都表示理解。就像当有人像片中李缇男友若古那样误会:“李缇不愿人家爱她,她怕伤害别人,爱情,就像是心里结疤了,结了疤就没有爱情了。所以可能从一开始就没有了爱情。”周伟就代替娄烨说道:“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一部未完成的影片》的制作过程。图:康城影展官方网站

当然,《一部未完成的电影》尚未去到如此深刻,但即使在江城与妻子的视讯通话中,仍能看出这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对人世间的伤害的宽容,他完全没有抱怨那位首先染疫的制片人带来的封锁与恐惧,没有抱怨导演心血来潮要续拍未完成的电影;他也没有掩饰自己的恐惧,但保持著对他人伤痛的关怀。他让我想到后来的周伟与余虹,当然也包括现在的娄烨,他们能在困境中走下去,但不遗忘、不变成麻木冷漠的人。

因此我也明白了电影的片尾配乐为什么是《火红的萨日朗》,而不是任素汐的《那年》?明明后者是最能代表那三年抗疫悲剧的歌曲:

“那年的呱呱坠地啊
那年的老无所依
那年的满心愤恨
那年的生死转机
那年的无知愚昧啊
那年的小心喘息
那年的铁栏罩住傲慢人
那年的生灵哭晚清
那年的昼夜难分眉不展
那年的冬盼天雨晴”

2020年2月3日,武汉,疫情期间,一名男子穿越一条空荡荡的高速公路。图:Getty Images

几乎每一句都能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里找到对应。但《火红的萨日朗》先是出现在剧组滞留人员的视讯会议里,引爆他们由烦闷走向狂欢(或狂悲),除了因为那草原走马的节奏,那满不吝的流浪汉唱腔给予大家直接的感官挑动之外,歌词里面还有:“天下有多大,随他去宽广,大路有多远,幸福有多长,听惯了牧马人悠扬的琴声,爱上这水草丰美的牧场。花开一抹红,尽情的怒放,河流有多远,幸福有多长,习惯了游牧人自由的生活,爱人在身边随处是天堂⋯⋯”这恰恰说的就是自由,那三年不可奢望的自由,与电影里、《那年》歌词里、现实里都彻底相反的乌托邦。

这也是娄烨留给观众的一个出口。没错,关于疫情三年灾难的任何文艺作品,都可能成为未来中国人的一堵哭墙,《一场未完成的电影》仅仅贡献了第一块砖,似乎在请你承诺:剩下的交给我们吧——跟2020年悼念李文亮医生的中国年轻人所承诺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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