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國大陸發生多起無差別暴力傷人事件，官方大多僅僅以發布通告作結。其中珠海撞人事件發了兩次官方通報，第二次官方通報中增加了一句「案件系樊某對其離婚後財產分割結果不滿而引發」。
有網友迅速質疑，事件後撞人者的身體狀況尚不能接受詢問，如何能夠如此迅速地得出結論，將暴力事件的原因歸因於離婚案與財產糾紛？這不僅僅缺乏基本的事實核查、和通報內容自相矛盾，更是對女性群體的污名和無理歸咎，將婚姻以及婚姻中的女性當作社會的泄壓閥：
由於她們沒有盡到自己的職責，所以憤怒的男性（前）伴侶才會無差別使用暴力，發泄自己的失意和不滿。
在無差別暴力引發的普遍恐慌之中，這個歸因無疑再投入了一顆攪動情緒的重磅炸彈。
「情感糾紛」、暴力犯罪與失敗的婚姻
情感糾紛暴力甚至已經成為一種「狗哨」，它對受害方同樣有過錯、同樣促成了暴力發生的暗示總能迅速集結一批施害者的辯護人與同情者，快進到施暴者必定有「極大的苦衷」的結論。
從女性視角來看，這樣的憤怒是相當容易理解的。當社會公衆普遍對無差別暴力缺少感知時，女性已經生活在切實的恐懼之中了。普通公衆所理解的「針對女性的暴力」，在女性那裏本就是「無差別的」。一段時間內，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幾乎侷限於女性，而「情感糾紛」成為一個專有名詞來解釋受害者遭遇的傷害和痛苦。
「情感糾紛」的字面含義呈現的是一種雙方几乎勢均力敵的爭端和衝突，但是打開情感糾紛類的社會新聞，單方面的糾纏、表白失敗、仇恨、報復都落入了糾紛的範疇。在社交媒體上，這類情感糾紛暴力甚至已經成為一種「狗哨」，它對受害方同樣有過錯、同樣促成了暴力發生的暗示總能迅速集結一批施害者的辯護人與同情者，「挖掘」施害者被逼無奈的委屈和壓抑處境，為此不惜捏造不存在的事實，甚至連編造的過程也直接省略，快進到施暴者必定有「極大的苦衷」的結論。
「狗哨」下的敘事模式是高度相近的，指向那些男性「應得」的對配偶和性伴侶的權利的落空或是陽剛的男性氣質受挫，不受到「應得」的尊重。這些「應得」的接連落空，暗示着被害人的遭遇也是處在同樣因果鏈條中的「應得」的傷害。
然而，在當下社會，暴力顯然已經溢出，撲向了普通的路人。暴力溢出本該為整個社會敲響警鐘，使公衆認識到，女性的恐懼不是小題大做、更不是她們違背父權社會的價值期待而招致的懲罰，女性對安全的關切不僅關乎她們自身，也關乎社會的每一個成員。但是相似的情感糾紛歸因卻試圖按下警鈴，為公衆製造虛假的安全感。
在媒體行動受限、報道受限、事件相關視頻和討論在社交媒體上嚴格限制傳播的大背景下，各類熱點事件的官方通報幾乎成為公衆獲得信息的唯一權威渠道。尤其是事件歸因部分，幾乎一錘定音宣告了官方的態度與後續事件處理和預防的方向。越是敏感、越是不希望引發關注和討論的信息和細節，就越需要低調處置或隱藏。2024年6月和9月發生的兩起日籍學生遇襲事件，儘管公衆猜測襲擊與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和廣泛傳播的日本人學校陰謀論有關，但官方至今仍未公布後續對襲擊動因的調查結果，而這兩起事件也漸漸在公共記憶中淡去。
珠海撞人事件的官方通報強調離婚財產糾紛，未必有着十分明確的歸咎女性的動機。更為明確的意圖是將一種普遍蔓延的、對結構性問題的恐懼淡化，轉而強調這些暴力事件雖然極端，但是是偶發的、個體化的、不具有代表性的，因此在未來並不會形成一種暴力的趨勢。在其他一些引發公衆擔憂的暴力事件的官方通報中，也會歸因個人糾紛、經濟糾紛、偶然口角、學業畢業等問題造成的個人極端情緒，所希望營造的社會心理效果是普通大衆可以將自身與受害者區分開來。
厄運的降臨和受害者的潛在特質相關，也與施害者純粹的惡意、極端、離婚等危險特質有關，對於普通人而言，只要避開這些特質，不與看起來危險、不安定的極端分子發生衝突，遵循所謂的「幸福者避讓」原則，就可以平安地度過日常生活。對官方而言，通過監測已經牽扯各類糾紛的群體，對他們進行更細緻的排查和更密切的關注與管理，就可以一定程度上預防類似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公衆對於此類暴力事件的態度與官方態度是式大相徑庭的。一方面，在具體社會生活中的普通人可以感知到微妙的社會氛圍變化，發現社會「戾氣」正在加重，樸素的直覺更支持頻發的暴力事件背後具有系統性的原因。另一方面，男性在婚姻、親密關係、「性權利」方面所遭遇的挫敗，在社會輿論那裏從來與其他類型的糾紛性質不同。無差別暴力是恐怖襲擊的重要特徵，輿論對它的態度當然是絕不寬容的，甚至媒體有限的對背後故事的挖掘和報道，也會被冠以為罪犯開脫洗白的嫌疑，大多數人關注他們需要受到的懲罰，而嚴厲拒絕理解其背後的故事。但是，當女性元素、情感元素出現在這類恐怖襲擊中，女性被視為最終責任人的言論則異常醒目。
如果暴力針對女性，那麼女性是自作自受（即使受害女性是隨機出現的，她們仍然因為身為女性而共享某些「應當」遭到懲罰的特質），其他群體可以不必擔憂；如果暴力蔓延至女性群體之外，那麼女性仍要為此負責，是她們的失誤導致危險的男性流向社會。因此，即使官方通報中的表層含義是在淡化結構、強調客體，但它卻為上述言論提供了發揮空間。事實上，「危險的離婚男性」這樣的標簽並非單純在污名離婚男性，而是對女性（以及婚姻）穩定社會的工具價值的再確認。
從「剩女」焦慮到生育危機
拒絕走進婚姻的女性被視為一個巨大的麻煩，不僅僅她們本身是失控的，也因為他們間接影響了男性進入婚姻安定下來。
推動女性承擔這類工具價值的文化話語策略在近二十年時間中是經歷過變化的，但背後不變的是將社會的婚姻和生育狀況的不如人意打造為一個女性問題。拒絕走進婚姻的女性被視為一個巨大的麻煩，不僅僅她們本身是失控的，也因為他們間接影響了男性進入婚姻安定下來。這裏隱含着女性的雙重「虧欠」：既虧欠社會整體，也虧欠男性。甚至女性也虧欠她們自己，因為婚育是「完整女性人生」的一環。
然而事實卻是，更為迫切需要婚姻的一方將婚姻焦慮轉移給了女性；近年來二孩政策、三孩政策的不如預期、生育率持續低迷也同樣說明所謂的生育危機、老齡化問題是社會整體對生存壓力的反應，而非女性單方面的「叛逆」。
2000年左右，「剩女」的概念被創造，最初是在流行文化中被商業媒體使用，刻薄揶揄晚婚和未婚女性無人問津，因此在婚戀市場中被「剩下」。隨後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機構和媒體也開始使用這一概念（雖然現在已在各部門網站上刪除）。27歲未婚女性被劃入剩女範圍，但具有城市背景和高等教育背景女性才是圍繞剩女展開的社會討論、媒體宣傳最為關注的群體。她們相對優越的文化和經濟背景被用來諷刺她們階級躍升的野心和和好高騖遠，但更趁手的武器是在主流性別文化中被標高價的青春。通過強化年齡和容貌焦慮，時刻提醒剛剛走出大學校園不久的未婚女性作為被揀選的對象，她們正在飛速貶值。
隨着中國社會性別意識甦醒，「剩女」漸漸不再被提起，官方也低調地刪除提及「剩女」的爭議性文章。一方面，更具有性別意識的女性和在輿論場中更頻繁發聲的女性主義者對這種污名化措辭強烈抗議；另一方面，專注學業和事業而選擇晚婚、不婚在新的輿論環境下不再是一個純粹具有負面意涵、自動引發女性恥感的人生選項。甚至，「未能被男性揀選」已經被女權主義者坦然接受為一種祝福，「無孩單身愛貓女」是新的徽章。「剩女」焦慮本質是男性擇偶焦慮以貶低女性的方式進行的焦慮轉移。
2016年，中國大陸開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這一政策仍不肯坦言對潛在生育危機的擔憂，強調人口增長仍在計劃之內，並認為是獎勵給普通家庭的一份「大禮」。遺憾的是，全面二孩政策未能到達預期效果，與此同時，生育危機似乎正在變得更加嚴峻：人們不僅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慾望沒有井噴式增長，甚至連生育一孩也不願意了。根據2020年調查結果，中國大陸總和生育率僅為1.3，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和世界均值。在這樣的背景下，焦慮轉移策略無法奏效，不能將對主流婚姻制度已經產生深刻懷疑的女性拉入追求婚姻和生育的共同陣線。
生育率低迷與人口老齡危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歐洲、美國、日本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歷證明中國並不特殊，經濟發展水平、社會分配結構、教育水平、生育和育兒相關的福利和支持系統、以及早先的獨生子女政策都在塑造生育意願和既有人口結構，人口增長的加速和放緩也有規律可循，並非靠人的意志可以計劃、控制。這不僅意味着催生的堅定意志不能扭轉人口危機，也意味着女權主義者對婚育制度尖銳批判也不是導致生育問題的決定性聲音。但是，主流話語中的生育危機的歸因仍在問責女性。
人口學家梁建章將反婚育言論提高到國家安全的威脅高度，其中例舉了「不婚不育保平安」、「不生是一種善良」、「不生孩子就沒有軟肋」等說法。這些說法將當下普通人的生存壓力與育兒困境完全攤開，尤其是軟肋一詞，來源於疫情防控期間北京基層社區工作人員試圖以居民子女作為威脅使其服從管理。權力的最末端依舊可以如此任性和傲慢，並且事後無公開問責，極大地剝奪了普通人的安全感。但在梁建章看來，這恰恰是需要矯正的意識形態。普通人——尤其是在婚育過程中要付出巨大成本的女性——被剝奪的安全感反被污名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對反婚反育話語持有截然相反立場的人，可能仍舊享有一個共識：反婚反育話語是一種抵抗、是對人生選擇自由的爭取。他們的分歧無非是，這樣的抵抗與爭取是正當或是自私的，是帶來更多個體自由還是給社會整體帶來威脅和負擔。但是，對主流婚育制度的批判和反抗並非一場充滿樂觀昂揚氣息的社會運動，不婚不育是「嚮往自由的個體在抵抗主流社會規範、爭取自我抉擇」只是表象，在當下的語境中，不婚不育話語的產生是普通人生育自由被侵害乃至被剝奪的結果。
非自願單身者敘事，成為中國大陸的新問題？
這樣一種敘事邏輯已經開始接近非自願單身者為暴力辯護的邏輯。非自願單身者並不是字面意義所指的一切缺少浪漫愛關係和性生活的單身人士，而是深信自己被虧欠和被剝奪了「性權利」並因此陷入暴怒的人
回到珠海撞人事件。在官方簡單、但內容自相矛盾的通報之後，公衆至今未能得到擁有權威信源、可被驗證的相關信息，而信息的缺失和信息公開渠道的缺位進一步讓各類猜測和小道消息在私人對話、微信群聊等非公共空間通過聊天記錄、多次轉手的截圖流傳。據《端傳媒》報道，以官方給出的「離婚糾紛」為線索，若干涉及樊某前妻的作案動機已經流傳開來。
儘管不同版本之間存在差異，但是不同故事的相似線索是前妻的道德過錯使樊某忍無可忍，或是在離婚過程中「算計」財產，或是離婚本身就是「假戲真做」，使「情感背叛」順理成章。除此之外，離婚案也被傳是女性法官做出了偏向女方利益的判決。這些被數次截圖模糊掉的文字固然可信度很低，但是人們更願意傳播和接受哪些謠言仍然能夠說明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社會信念：謠言同樣擁有敘事，而敘事帶有的力量可能比謠言之「僞」對信息和社會心理的擾動更需要被關注到。
本文的第一部分提到，相當多的人對於所謂情感糾紛觸發的暴力事件是有一套有別於官方的雙重標準的，並且這樣的標準總是傾向於責備女性——「有女人時怪女人，沒有女人時就怪沒有女人」。男性暴力罪犯如果是因女性為他們的男性尊嚴和男性核心利益帶來的損傷而起，男性更容易被認為是忍無可忍才進行報復，未必能夠被原諒，但是可以被理解。
值得警惕的是，這樣一種敘事邏輯已經開始接近非自願單身者為暴力辯護的邏輯。在「羅傑案」（2014年五月埃利奧特羅傑殺害室友，隨後駕車槍擊路人，最後自殺，造成重大傷亡。他作案前發布犯罪宣言，認為自己遭到女性的拋棄和拒絕，被迫忍受孤獨，因此採取報復）後幾日，即有人到reddit「真非自願單身者」群租中解釋：「女人（和女權主義者）要對發生的事情負責。但凡有一個『惡毒的賤女人』願意跟埃利奧特羅傑搞，他也不必非要去殺人」（艾米婭 斯里尼瓦桑《性權利》110頁）。
在珠海撞人事件後，也有網絡評論指出事件核心在於非自願單身者所營造的厭女與暴力氛圍。非自願單身者並不是字面意義所指的一切缺少浪漫愛關係和性生活的單身人士，而是深信自己被虧欠和被剝奪了「性權利」並因此陷入暴怒的人（當然，本就不存在這樣的權利）。在西方語境下，非自願單身者或許和「性」的關聯更緊密，但沒有理由嚴格限定它只和「性」有緊密關聯，與之關聯的同樣也包含了男性對於婚姻、親密關係、伴侶無條件忠誠和順從的「配得感」。性、愛、親密、婚姻、家庭、忠誠⋯⋯
這些人際關係中產生的益處取決於成年人之間的自願約定，但是在非自願單身者的心態下，這些益處無一不是他們「應得的權利」，如果不能得到，則是外界（無論是作為群體的女性還是社會整體）對他們的剝奪和虧欠，報復行動因此在他們那裏完成合理化。
在中國大陸，儘管有人談論，但是「非自願單身者」尚未被單獨視作一個理解極端暴力犯罪的範疇。在官方視角中，他們是若干重點人群（即「四無五失」）之一，而對重點人群的畫像可以提前預防他們的過激行為，更多排查意味着更多的安全。而至於各個重點人群失去的是什麼、他們到底有沒有失去，這套畫像體系中是不做區別對待的，應對風險的措施因此只在風險的表面特徵層面徘徊。而在公共輿論中，關於非自願單身者的動機、行動是否可被「理解」，成為矛盾爆發點。
但這種對立局面並非女權主義者和非女權主義者之間的觀點矛盾，也不是男性與女性立場或利益矛盾。當相當多數的人接受男性確實自動擁有得到性、婚姻、忠誠和順從的伴侶的權利，接受一些男性因為在女性面前遭遇失敗和拋棄，接受他們的男子尊嚴確實應當得到更為細緻的遷就和關懷，即使他們仍然是反暴力的，這樣的觀念水位本身就在滋養着暴力，是暴力再生產機制的一環。
關於前妻和法官的流言不是信息質量和公衆品味和道德水平的問題，它們不是對已經發生的暴力事件的與態度回應，它們自身就是性別暴力的一部分，以暴力威脅和道德責備為手段，強制女性去為男性「應得的權利」的實現承擔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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