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在香港邊緣上的南涌和梅窩，外來人如何做一本地方書？

香港西南方向海面上，浮著大嶼山，梅窩在它的一個海灣裏；香港東北方向，靠近深圳，有一片內凹的沙頭角海，南涌在它的最深處。若兩點間畫一條直線，會準確地穿過香港地理上的心臟。

今年3月，兩地同時出版了地方書《再現梅窩》與《南涌講古》，出書的是「外人」——兩個團隊分別有4位和8位作者，絕大部分來自香港市區、甚至成長於香港之外。不約而同地，兩本書都講當地的歷史，書的來由都可追至6年前——深入成書脈絡，會發現它們在生產、時間和母題上的對稱性：流動的人口，與永恆的土地。

北區客家村南涌，現僅餘約50人，每10年一次太平清醮，離散各地的南涌人才熱鬧返鄉。這裏紅樹林比人多，團隊以養地運動嵌入鄉村數年，追到遠至清初的300年歷史。海島梅窩，現有人口約7000人，有相對完善的城鎮設施。大眾多視梅窩為「旅遊後花園」和「保育」之地，梅窩團隊卻埋頭尋找1950-1980年間，當地的農業史。

近一兩年香港多有地方書出版，並以口述、個人經驗、散步等為方法：如從家族史入手的《大埔故事》、集結街坊回憶的《記憶傳承—西貢市歷史故事》、地方指南《將軍澳，可以這麼說》等。梅窩和南涌兩本書則關注鄉郊，以豐富的歷史、知識（local knowledge）和「小敘事」見長。

「南涌係邊㗎（在哪裏）？」這是大多數聽聞《南涌講古》的香港人的第一反應；至於離島，人們多提到南丫島和長洲，梅窩則「感覺很遠」。兩本書在彌補歷史空白外，也以小見大，豐富廿年來香港的經典之問：何為香港？誰是客？什麼是香港故事？

南涌，從客人到村民

曾經擁有大片稻田的南涌，自70年代農業荒廢後變成魚塘，如今蘆葦花叢生。南涌河河道經年不改，游著烏頭，兩岸樹木滋養著香港市區大多見不到的飛鳥、魚類、昆蟲，香港觀鳥協會常來數雀。南涌是名副其實的大自然，但這裏還有村、有人，以及寫了地方史書的一班「農友」。

農友陳順馨，一頭銀髮，今年70歲，退休前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的教授。她自十多年前參與南涌養地運動而與南涌結緣至今，超過10年之久，也是南涌口述史的發起人。她總是推一輛單車，戴三角草帽，著長袖套、束腳褲、長筒靴，一副下田防蚊的打扮。書在今年初定稿後，她還忙著正式搬入南涌居住，現在走出門就是身心俱繫的土地與歷史。

10年是一個交待。養地運動的發想，源自2010年「香港永續農業關注協會」的成立，當時為阻止私人發展商收購魚塘濕地，有過百個對土地、社區和農業有興趣的人一起向南涌村民承租土地約80萬平方呎。他們種過果樹、理過魚塘，但漸漸地，活躍的人「剩十個八個」。順馨擔心保育工作無人承接，就起手重組「活耕建養地協會」。

新協會成立之初，她覺得未來會員能有20個就算多。第二年，大家討論「生態社區」營造所需要的軟硬件，那時順馨已有想法不如做口述史，其餘人的提議還包括復耕、做廚房、修建自然建築等。大家和村民三不識七，交租，是他們找到的第一個突破口。一來二去，藉交租慢慢跟村民說上話，開啟聊天，才在2017年做到第一個訪問。到現在，會員人數比預想的翻了一倍。

50多歲的山地是在地鐵上接到編書的邀約的。她10年前來過南涌，見到70年代修建的「大直路」，路如其名，站在路上感覺「通天」了。那時的她還是關注香港社會議題的季刊、《突破書誌（Breakazine!）》的總編輯，喜歡泥塑，偶爾進來找泥、做義工、認識了做自然建築的人，但工作太忙，最終再見南涌已是10年後。

為了把南涌原初的故事、清初「遷海令」和「復界令」的歷史講得深入淺出，山地邀請已經退休10年的中學老師、70歲左右的南涌導賞員松木，像寫章回體小說般，共同完成書的首「三回」。2016年，松木從曾經的養地人口中聽說南涌後，自己大膽來探索，卻被入口的狗吠嚇退。2019年，他報名參加南涌導賞員培訓班，自費900多港幣，正式進了南涌，成了第一屆畢業生。

他教過英文，後來也教中文，退休後特別關注香港歷史，從《新界百年史》讀起，又住在上水，就近研究新界東北。他開口極有講古氣質，喜歡做導賞，卻發現自己不懂很多東西，想要「通過口述史去整理故事，豐富導賞和教育的材料。」

其他作者中，周豁然一直是口述史的核心成員，鄭世亮是唯一原居民、鄭屋（村名）的現任村長，鶴圓是關注食農的城市人，比較後期才加入的楊靜怡和陳慧燕是做性別、教育、文化研究的學者。整個團隊擅長歷史研究，在山河變遷、五屋（村）簡史外，還講經濟、農業，教育、宗教和單身婦女的群體生活。

10年間，凝聚起來的人，在南涌耕地種地、了解這裏的生態、村落、歷史，亦如螞蟻搬家般平整了土地，在一個魚塘邊蓋了可以一起活動、休息的大小涼台。

2019年，南涌舉辦盛大的太平清醮，不少二、三代從海外回來，口述史小組不失時機做中英對照的歷史圖冊，又在南涌從前的鄉村教師生活的「小黃屋」做展覽。村裡老人忙不過來，拉了協會食農班的年輕人去幫手做茶果，在盆菜日發給人吃，還邀請大家入宴。「就好像真的是自己人」，順馨想，「村民其實最怕是有人進村霸地、逆權侵佔」，「我們是不是這種人？他們也觀察了10年。」

在所有剛剛好的時間點上，這本書「自然而然地誕生了」。一位羅屋村民起初非常警惕口述史小組，緊張小心她們的寫作，也經常「改錯」，在出書之後送來讚賞：「出得好、用心、又精美。」團隊鬆一口氣。外來的客人慢慢被村民接納，順馨覺得，她們「做對了。」

梅窩，「住得深」

在梅窩，街坊都喚龍子維「阿龍」。他是香港八十後，是民間研究、評論和政策人，喜歡聊天、鑽研和提問。阿龍不住在梅窩，但在梅窩工作——2022年開始，他一週有好幾天都來梅窩，因為他是關注本地耕作、環境友好和可持續發展的農業NGO「好老土」的創辦人之一。「好老土」開創一年半，他常常忙著連結島內外的農夫、居民、對大嶼山感興趣的人、學者、小店，像轉不停歇的陀螺。

青馬大橋還沒開通的八、九十年代，大嶼山散石灣居民的阿公，帶阿龍來梅窩，還很小的他記得這裏車水馬龍。青衣和東涌還沒發展起來，梅窩是大嶼山的水陸交通核心，下船的碼頭外就是的士和巴士站，遊人去寶蓮寺等熱門景點都要途經。但2018年底阿龍重回大嶼山，又來梅窩，一下覺得「靜了」。社會運動和疫情令他過往的政治政策倡議遇上滯礙，停不下來的他轉念取材：「鄉村有什麼可以做的嗎？」

「好老土」的隔壁街，是梅窩一家經營了幾十年的社區餐廳「麥生記」。某天阿龍去吃飯，跟老闆說起自己的阿公和媽媽都住在大嶼山散石灣，驚訝發現，「老闆原來是我媽小時候的朋友！」又有一次，他在舊報紙、舊檔案堆中查找散石灣歷史時，在一本英殖時期理民府官員、史學家許舒 James Hayes 的手稿裏，赫然發現了阿公：「（阿公）說自己叫毛狗，屋子很乾淨，那個位置養豬很棒⋯⋯」阿龍覺得很可愛，到處打聽，竟發現《梅窩百年》的作者、原居民甘水容，和阿公也是認識的。

「原來村和村之間，老一輩是很熟的，交往很頻密」。一直以來，對大嶼山的歷史研究匱乏，散見一些遊記、攝影集或殖民期的官方記錄，阿龍指官方對大嶼山的翻譯都沒有統一譯名，可見其一直邊緣、不被重視，「但裡面那些人，跟我是有關係的，而他們又產生了一種很奇特的社區交際模式。」

在之前一兩年，1989年出生、成長於大陸、正在美國讀人類學博士的黃山，已經先到過梅窩。2016年，港府擬繼續發展填海，在社會間爭議很大，黃山研究香港土地問題，瞬間覺得「香港被納入了一個向未來邁進的巨大藍圖，卻又沒有改變既有的發展模式」，他因此對尚未進入主流視野的本土/本地社區產生了研究興趣。

2017年，他和正在大嶼山做口述歷史的民間實踐一拍即合。起初基於保育或城市發展的目的，但做著做著，發現地方本身也有很多值得挖掘和理解的事。廣東話學得一知半解，他參加了一個公屋導賞團，聽居民講住在梅窩公屋的感受；他負責口述的主要是外國人，「有的人很早就來了，很便宜地買了房子；有的人生意做虧了落難過來⋯⋯」他在這裏感到開放和被接納，「除了有錢的 expat，還有難民、家傭、樓下做生意的南亞裔人、菲律賓農夫」，「奇奇怪怪、多種多樣」。

後來，阿龍找來早期的口述資料，感到有些問題沒有繼續追蹤下去，有些可惜：「地區是一個文化，文化是一個生計，生計就體現於一個產業，而梅窩正正是有一幫人正在耕田的。」202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邀請阿龍介紹好老土，在會上他強烈感受到，香港研究主要還在城市，「鄉村已經很少了，再講農業、海島⋯⋯」這幾個關鍵字交叉在一起時，資料幾乎為零，「但其實島上很多人住的。」

他偶然找到一間沒有名字的爛屋，就像從泥土裏牽起一繩藤蔓——原來這裡是梅窩曾經的農業合作社：「麥生記老闆很快跟我講了一大堆合作社的歷史，再問強哥（農夫）、甘水容、Danny（黃皮農夫）⋯⋯不得了，原來所有人都知道的。」平時沒人主動講的往昔故事，一下被他打開話頭，需要重回研究田野的黃山剛好回港，好老土又申請到一筆政府資金，二人決意推行和完成農業口述史。

九十後的前記者費越、前政策研究員陳寧生，也在這三四年間搬入梅窩居住，對她們來說，梅窩也代表著全新的地方和人際交往。費越失業的一天，心情不佳在社區裏散步，突然發現陳寧生坐在好老土的一個角落裏，「我說咦你怎麼在這裏呀，她說在這裏工作。我就隨口說了一句，你們要不要請人啊？」過了一個月，對方問費越要不要來做口述史，「找到這份工作，感覺也像是在梅窩社區才會發生的事情。」

「陳寧生能做到的訪問我也做不到」，阿龍指每個成員都有自己和梅窩產生的人地連結，「譚伯好像多了個女兒一樣。」高齡的譚伯和太太住在梅窩幾十年，就在陳寧生家對面，田裏用來嚇鳥的塑膠假人是梅窩一道「奇景」，他們種菜種果，拿來跟鄰居分享，也跟寧生講了不少對梅窩的記憶。

整個團隊都不是在梅窩出生或長大的，但黃山覺得「大家都住得蠻久、蠻深」。多數人搬進來後即好奇地方的一切，東問問西問問，願意和很多人打交道。雖然對於身為外來人卻要寫地方史這件事，費越曾感到發怵。

但在和農夫多次攀談的過程中，她突然醒悟到，生活細節和歷史敘事是不一樣的：「他真正關心的是肥料、嫁接技術、花⋯⋯」這些若不經過整理、轉譯、傳播，「大家根本不會了解到歷史、農業」，因此儘管是外來人，但做為一個中間人去改變外界對地方的認知，「原來非常重要」。

黃山想來，所謂「社區」是非常晚近的追求，「一群沒什麼關係的人在一個地方做事，並找到一些地方特點」、「早幾十年甚至更早的人搬進來，未必是這樣的社會想像。」歷經1年半，整個團隊像八爪魚一樣寫書，阿龍覺得是「很瘋癲的一個旅程」。

「歷史 in the making」

順馨明白，做村史必須和時間賽跑，因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是：記得歷史的人很快就會不在了。

若不是口述小組訪問到的第一個居民、88歲的羅伯告訴她們——1941-1945年抗日期間，因為「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當時進駐南涌，令其成為抗日據點，使南涌成立首支港人的抗日民兵隊伍「南涌人民聯防隊」——這是她們甫遇到這片大自然時完全不知道的。

羅伯自少為「搵食」加入游擊隊，英國接管香港後又被招募為英兵，離開軍隊後二度前往英國打工，晚年才返港回鄉，他的人生幾乎就是南涌人口變遷的寫照。口述小組的成員剛好租住了羅伯家，聽到這段往事，直至2022年羅伯高齡過世，細節已無法複查，於是再找到他的子女做二次補充。

清朝「遷界」、「復界」的故事來自鄭屋的前村長鄭光明，他早期並不常走出村，經人介紹，小組才在現已收檔的唐記士多裡找到鄭村長，聽到這段「古」。後來山地和他做訪問，驚覺鄭光明是一位極具人格魅力、嫉「假」如仇的村長。他一次醉酒之言震動山地，「我沒什麼可以講，因為我講的，都是真話」；「沒有跟地產商積極聯絡」——他還直言自己是「假村長」。2023年底，真性情的鄭村長也離世了。

從一開始，小組就有意識先訪問上年紀的村民，她們反覆訪問，也和村民建立起信任和對話。有一位村民一次次、一點點講多一些，到了最後才信任全出，拿出一本珍貴的族譜資料來。

「（做之前）我們真的不知道，越聽才越多」。常人或以為「口述史」只要記下對方講了什麼就可以，但小組需要大量查閱史料，找到口述故事中的「洞」，再通過訪問和資料「剝洋蔥」進行填補，「像玩拼圖一樣」。南涌1900年後曾出現過單身女子群居的「藴貞堂」（姑婆屋），這種實踐就算放在當今都令人稱奇，但年代久遠，已經沒有親身體驗過的村民。小組追了許多種說法的源頭，最終努力還原出當年「藴貞堂」中的女性通過醫療、宗教等方式與山下村民交往的畫面。二三代居民看了，都覺得很吸引，這是連他們都想像不到的歷史。

阿龍覺得從大海撈針需要一種直覺，比如梅窩有一個檔主每天搭橫水渡去長洲賣菜，他們也「聞到一陣氣，好像是有料到，」 資料薄弱如幾段字、幾單新聞，其中可能藏著一座冰山。

梅窩也有年代限制，「我們為什麼選二戰之後，50-80年代的時間？因為差不多再往上，就沒有文獻沒有人，好像斷骨一樣。」上溯到某個節點，「覺得應該沒有辦法再向前」。梅窩團隊數了幾十年、上千份報紙，交相查驗，最終阿龍看淡了「真相」二字：什麼被記錄、不被記錄，什麼被寫在官方文件中、什麼不在，政府、報紙、村民口述之間，互相都有些出入。難道村民的說法就不能被採信嗎？肯定不是。

順馨喜歡用「縱橫」去描述對地方的感覺，一橫一豎，打下時間與空間的座標與細節。有成員著緊歷史的嚴謹，順馨則稱自己不太擔心，她覺得「模糊、有選擇性」，是歷史的一種特性：「歷史是 in the making」，有的錯的東西也被寫成對的，她形容自己史觀寬鬆，「儘量做好，再豐富、再修正。」

話雖說得寬鬆，兩個團隊一直嚴陣以待：書寫歷史有責任，為此他們追到盡頭。

離開大論述的「小敘事」

「人的視角」，是山地在編輯中著重強調的敘事方式。她覺得，在大論述之外，各種各樣的維度（perspective）的存在，能豐富地方的層次，也帶來活力。費越看來，選擇「口述」，正是一種不同於宏大論述的「小敘事」，她體會到隨機聊天的樂趣，「跟村民聊，他從個人的視角給你講，你才知道問題要問什麼。去找官方數據時，其實根本想不到這些問題。」

比如官方記錄會講1957年嶼南道開通了，2000年油麻地小輪關閉了，但一個「好聽」的賣桃花故事，是「花只開一年一季，如何難種⋯⋯小農怎樣賺中間價、怎樣盈利，中介的親戚可能會再宰一刀⋯⋯」拍電影出身的她喜歡把這些畫面想像一遍，「而且留下大數據的是某種精英，精英有自己的生活軌跡和思考方式，會過濾掉草根的視角。」

「按照官方，梅窩從稻米種植轉向蔬菜種植、後來被大陸菜取代，三句話就講完了，你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生活細節。」她說。

一般的說法中，梅窩的「黃金年代」在90年代，阿龍記得，「06還是07年的時候，還有電視台說梅窩是一個死了的地方」。繁華落幕、平靜衰敗的說法在現在的梅窩也不時出現，「可是很奇怪，這麼多人說地方是死的，但為什麼人人都不走？」不斷有藝術家、復耕的農夫、不同世代的文青等搬進梅窩，阿龍常常覺得這裏藏龍臥虎。「這個空間有一種自發性」，人們在鄉郊開展自己的事情、「很有韌性」，反而很長一段時間、「很多東西不可以做」的城市，「顯得很脆弱」。

梅窩衝擊黃山的，是他原本對香港鄉村的想像，來香港前他讀過各種資料，來梅窩後，發現「離島和元朗、大埔、上水這些 govern zone 的角色不同」。鄰居在家裏組織活動，他碰到一個音樂家，「他去美國做工作坊，也在北京參加過迷笛（音樂節）。」不過，因為家族淵源而相對接近原居民的阿龍，強調這個地方的「封閉性」，「沒有那麼浪漫，有些大村可以很兇的，問你的姓，做事要他的首肯；種花的很多是佃農，這個詞已經是一種附屬的狀態；你是男人還是女人，在村裡的地位也有影響⋯⋯」

黃山後來在書中抽出「有限開放性」的概括，並形容梅窩為「樞紐（hub）」，還拓展成動詞「hubbing」去理解。關於梅窩常見兩種論述：梅窩（農業）已死，和從上至下的「保育」，而團隊恰恰想提出，梅窩的活力在於為多種生命/生活形態的生成提供難得的可能性。黃山指環境心理學裏有一個 affordance 的概念——環境提供某種行為——而不需要用城市或市區人定義的「繁榮」來規限什麼是「好」的鄉郊生活，這個道理是從梅窩社區和人的生活中體現出來的。

他們指出，需要轉換凝視地方的「保育」思路，「保育好像是要死物才覺得珍貴，活生生的卻不知道怎樣評級。」人口關係、社區地景⋯⋯專業的、英文的炫技方法論，說穿了是街市婆婆的日常。村民問一個問題就知道對方會不會穿煲，比如，阿龍訪問時人家開口就問他，「你耕唔耕田？」

書出版後，阿龍形容像是幫梅窩「插旗」——「這也是（原居民）甘水容一直想做的，為梅窩著書立說。」之前，《梅窩百年》是著眼梅窩史的唯一書籍，而老人家甘水容像「人肉字典」，阿龍總是跟他請教，書裏的不少靈感也是從和甘水容的討論中得來。

有一天，甘水容走到好老土，拿了他們寫的新書。阿龍覺得甘水容喜歡這本書，前人的研究也有了傳續。

「Pick a scene」

《再現梅窩》最終通過獨立的「手民出版社」出版，而《南涌講古》通過「蘆葦花開基金會」籌錢，「專題籌款、賣果醬、有的成員自己搞活動轉到錢」，自資印刷。

山地接到邀約時覺得「很簡單」，收到文才發現「大件事」，作者背景差異、寫作多元，論文、資料文、散文、抒情文，什麼都有，怎樣整合成了一個難題。她把做雜誌的經驗充分運用到做書上，一再思考歷史故事怎樣講才動聽，最後做成一本趣味盎然的「書誌」。

對她來說，編一本書，也是熟悉一個社群和環境。2019年，山地去台灣一間社區大學訪問時，校長告訴她，很多香港學生講香港歷史，都能講到英國殖民，但殖民之前是什麼，沒人知道，「他們疑惑為什麼我們這樣 identify 自己」。她發現自己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我）讀了這麼多年書都不懂，還做本雜誌講香港？」這種遺憾，在對客家村的形成、圍海造地、人口遷移的學習中彌補了，「現在再看梅子林、荔枝窩、鎖羅盤，都慢慢有一種歷史感。」

「南涌的故事就是香港的故事」，團隊希望總編山地能在眾口紛紜中 pick a scene。她對「客家人」感覺強烈，「香港人去到外面，都變成客居者、客家人」。南涌人如何「保存自己的身分角色」，吸引她、也一直啟發她，也落成於這部書的主題：「離散之後是會再重聚的」，「這本書對一個外人、香港人都有意思。」

「承載力5.5噸的車是進不來南涌的」，習慣駕車的松木有這樣的獨門觀察。他覺得南涌得以安居一隅，跟梅窩一樣，「邊緣、偏僻」，有時寄寓和保存著不為人知的潛力。去年南涌做第二屆導賞班，松木晉升為導師了，導賞範圍甚至擴大到附近的鹿頸、谷埔、沙頭角禁區。他在私家車後備箱裏放上一架折疊小單車，有時就從南涌出發，騎到汽車開不進的地方帶導賞。

《再現梅窩》封面，沒有畫大眾敘事最知名的藍色大海「銀礦灣」，而是用不同深淺的綠色，畫梅窩任何方向都能看到、卻不為人留意的蓮花山。「陽光45度角打過去，照進樹林，每天都不一樣，晚上又變成 shadow（陰影）」。從前日日背離蓮花山出島的費越，在島上返工後，才懂得欣賞此山日復一日的沉默：「我們想要大家對蓮花山、村落、平原、農業有更多印象⋯⋯」，「就像你越了解一個人、有了各種各樣的layer、有愛有恨有沒感覺的時候，就不會很簡單去略過它」。

費越也是大陸人，來香港讀書後留下，流轉到大嶼山，現在則暫別梅窩、去了法國，她自己就是書裏的梅窩常態。梅窩的經驗告訴她，「生活是有選擇的」，選擇了之後，「要怎樣了解新的地方，又怎樣理解長期扎根之地？」不管到了哪裏，在梅窩生活中習得的對交流和突破舒適圈的渴望，都跟著她流動。

梅窩有很多樹，阿龍搬進來的時候不認得，認識了黃皮果園的主人Danny後，他獲得了一雙識別黃皮的眼睛，「原來到處都是，普遍到不特別，但這是地方性的基礎。」他建議對地方保持好奇，「將習以為常的方法拿走」，就像如果不是沿著柏油路而是沿著河流走，會不會看到不同的梅窩？「在香港中心30分鐘以外，有這樣一個完全無限的地方，地方性一定是講這些」，若在國際場合講，他覺得「很豪爽的」。

回看97之後，研究情感政治的黃山提到，香港一直有一種對「地方性」的強烈期許，「xx已死」的情感動員也貫穿幾個重要的社會運動。人們為了「拯救」城市，急切地想要發現它的「特色」。（註1） 這種衝動除了出現在街頭抗爭，其實也在不斷發現甚至製造新的「地方」。這種現象呼應了文化研究學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提出的「關於消失的文化和政治」。然而黃山認為，在這種重新發現和探索「地方」的過程中，因為實踐者和參與者看到、體驗到了更豐富的歷史脈絡，乃至「非典型」的生活世界（梅窩為其中一例），原本的衝動中仿佛不言自明的部分——例如「香港身份」——也被鬆動了。

抱著「地方快要被一個巨大的計劃改變的時候，本身的價值就凸顯出來」的思考，他把在梅窩做研究的經驗，寫入文章：當人們通過草根組織保存、或建立另類生活方式、創造環境和社會關係，是一種生產性的希望（generative hope），可以取代 breaking point hope 作為一種不一樣的希望的方式（註2）。

山地覺得，「讓人知道是什麼人用什麼視角在講故事」非常重要，便讓每個章節的作者在章首寫自己的來處。陳順馨很高興自己「十年磨一劍」，畢生所學知識和方法，得以「回饋社區和村民」。她因此寫道：「筆者從事教育工作多年⋯⋯搬入南涌後⋯⋯不忍歷史消失，甚願透過此文，補上逐漸被遺忘的一頁。」

参考文獻：

Beyond the Breaking Point：Locations of Hope through the lens of land activism in
HongKong，Shan Huang，HK topic 2023，Critical Asia Archives

註1：亦可參見 Timothy Choy (2011).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An Ethnography of Endangerment in Hong Kong. Durham: Duke UP.

註2：This second kind of hope, which I should call generative hope, resonates with land activism’s more constructive agenda of preserving—and sometimes establishing—pro-justice publics, alternative forms of social life and livelihoods, as well as living environments via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se activist interventions, the (re)making of place/location, the assessing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the building of social relationship were always intertwined as they yielded the very content of hope. That is, something desirable that we are drawn to but cannot fully fix into language now may be further specified in a particular location if we find ways to formulate it together without rejecting the possibilities that we ourselves may be changed in due processes.

Instead of hoping for/with a breaking point, generative hope is more about constantly being attentive to the present condition. This temporality of hope resonates with Jonathan Lear’s theorizing of the radicality of hope, which points to “a future goodness that transcends the current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2008: 103).[7] In the case he examines, what is hoped a subjectivity that is at once identifiable with a disappearing way of life but may have a different shape.[8] Hong Kong’s land activism ushers us to a slightly different terrain of imagination: if hope always has a (socio-geographical) space and creates space, the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knowledge of certain locations are worth investing because they are epistemolog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immanent to sayable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