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在香港边缘上的南涌和梅窝，外来人如何做一本地方书？

香港西南方向海面上，浮著大屿山，梅窝在它的一个海湾里；香港东北方向，靠近深圳，有一片内凹的沙头角海，南涌在它的最深处。若两点间画一条直线，会准确地穿过香港地理上的心脏。

今年3月，两地同时出版了地方书《再现梅窝》与《南涌讲古》，出书的是“外人”——两个团队分别有4位和8位作者，绝大部分来自香港市区、甚至成长于香港之外。不约而同地，两本书都讲当地的历史，书的来由都可追至6年前——深入成书脉络，会发现它们在生产、时间和母题上的对称性：流动的人口，与永恒的土地。

北区客家村南涌，现仅余约50人，每10年一次太平清醮，离散各地的南涌人才热闹返乡。这里红树林比人多，团队以养地运动嵌入乡村数年，追到远至清初的300年历史。海岛梅窝，现有人口约7000人，有相对完善的城镇设施。大众多视梅窝为“旅游后花园”和“保育”之地，梅窝团队却埋头寻找1950-1980年间，当地的农业史。

近一两年香港多有地方书出版，并以口述、个人经验、散步等为方法：如从家族史入手的《大埔故事》、集结街坊回忆的《记忆传承—西贡市历史故事》、地方指南《将军澳，可以这么说》等。梅窝和南涌两本书则关注乡郊，以丰富的历史、知识（local knowledge）和“小叙事”见长。

“南涌系边㗎（在哪里）？”这是大多数听闻《南涌讲古》的香港人的第一反应；至于离岛，人们多提到南丫岛和长洲，梅窝则“感觉很远”。两本书在弥补历史空白外，也以小见大，丰富廿年来香港的经典之问：何为香港？谁是客？什么是香港故事？

南涌，从客人到村民

曾经拥有大片稻田的南涌，自70年代农业荒废后变成鱼塘，如今芦苇花丛生。南涌河河道经年不改，游著乌头，两岸树木滋养著香港市区大多见不到的飞鸟、鱼类、昆虫，香港观鸟协会常来数雀。南涌是名副其实的大自然，但这里还有村、有人，以及写了地方史书的一班“农友”。

农友陈顺馨，一头银发，今年70岁，退休前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的教授。她自十多年前参与南涌养地运动而与南涌结缘至今，超过10年之久，也是南涌口述史的发起人。她总是推一辆单车，戴三角草帽，著长袖套、束脚裤、长筒靴，一副下田防蚊的打扮。书在今年初定稿后，她还忙著正式搬入南涌居住，现在走出门就是身心俱系的土地与历史。

10年是一个交待。养地运动的发想，源自2010年“香港永续农业关注协会”的成立，当时为阻止私人发展商收购鱼塘湿地，有过百个对土地、社区和农业有兴趣的人一起向南涌村民承租土地约80万平方呎。他们种过果树、理过鱼塘，但渐渐地，活跃的人“剩十个八个”。顺馨担心保育工作无人承接，就起手重组“活耕建养地协会”。

新协会成立之初，她觉得未来会员能有20个就算多。第二年，大家讨论“生态社区”营造所需要的软硬件，那时顺馨已有想法不如做口述史，其余人的提议还包括复耕、做厨房、修建自然建筑等。大家和村民三不识七，交租，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突破口。一来二去，藉交租慢慢跟村民说上话，开启聊天，才在2017年做到第一个访问。到现在，会员人数比预想的翻了一倍。

50多岁的山地是在地铁上接到编书的邀约的。她10年前来过南涌，见到70年代修建的“大直路”，路如其名，站在路上感觉“通天”了。那时的她还是关注香港社会议题的季刊、《突破书志（Breakazine!）》的总编辑，喜欢泥塑，偶尔进来找泥、做义工、认识了做自然建筑的人，但工作太忙，最终再见南涌已是10年后。

为了把南涌原初的故事、清初“迁海令”和“复界令”的历史讲得深入浅出，山地邀请已经退休10年的中学老师、70岁左右的南涌导赏员松木，像写章回体小说般，共同完成书的首“三回”。2016年，松木从曾经的养地人口中听说南涌后，自己大胆来探索，却被入口的狗吠吓退。2019年，他报名参加南涌导赏员培训班，自费900多港币，正式进了南涌，成了第一届毕业生。

他教过英文，后来也教中文，退休后特别关注香港历史，从《新界百年史》读起，又住在上水，就近研究新界东北。他开口极有讲古气质，喜欢做导赏，却发现自己不懂很多东西，想要“通过口述史去整理故事，丰富导赏和教育的材料。”

其他作者中，周豁然一直是口述史的核心成员，郑世亮是唯一原居民、郑屋（村名）的现任村长，鹤圆是关注食农的城市人，比较后期才加入的杨静怡和陈慧燕是做性别、教育、文化研究的学者。整个团队擅长历史研究，在山河变迁、五屋（村）简史外，还讲经济、农业，教育、宗教和单身妇女的群体生活。

10年间，凝聚起来的人，在南涌耕地种地、了解这里的生态、村落、历史，亦如蚂蚁搬家般平整了土地，在一个鱼塘边盖了可以一起活动、休息的大小凉台。

2019年，南涌举办盛大的太平清醮，不少二、三代从海外回来，口述史小组不失时机做中英对照的历史图册，又在南涌从前的乡村教师生活的“小黄屋”做展览。村里老人忙不过来，拉了协会食农班的年轻人去帮手做茶果，在盆菜日发给人吃，还邀请大家入宴。“就好像真的是自己人”，顺馨想，“村民其实最怕是有人进村霸地、逆权侵占”，“我们是不是这种人？他们也观察了10年。”

在所有刚刚好的时间点上，这本书“自然而然地诞生了”。一位罗屋村民起初非常警惕口述史小组，紧张小心她们的写作，也经常“改错”，在出书之后送来赞赏：“出得好、用心、又精美。”团队松一口气。外来的客人慢慢被村民接纳，顺馨觉得，她们“做对了。”

梅窝，“住得深”

在梅窝，街坊都唤龙子维“阿龙”。他是香港八十后，是民间研究、评论和政策人，喜欢聊天、钻研和提问。阿龙不住在梅窝，但在梅窝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周有好几天都来梅窝，因为他是关注本地耕作、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NGO“好老土”的创办人之一。“好老土”开创一年半，他常常忙著连结岛内外的农夫、居民、对大屿山感兴趣的人、学者、小店，像转不停歇的陀螺。

青马大桥还没开通的八、九十年代，大屿山散石湾居民的阿公，带阿龙来梅窝，还很小的他记得这里车水马龙。青衣和东涌还没发展起来，梅窝是大屿山的水陆交通核心，下船的码头外就是的士和巴士站，游人去宝莲寺等热门景点都要途经。但2018年底阿龙重回大屿山，又来梅窝，一下觉得“静了”。社会运动和疫情令他过往的政治政策倡议遇上滞碍，停不下来的他转念取材：“乡村有什么可以做的吗？”

“好老土”的隔壁街，是梅窝一家经营了几十年的社区餐厅“麦生记”。某天阿龙去吃饭，跟老板说起自己的阿公和妈妈都住在大屿山散石湾，惊讶发现，“老板原来是我妈小时候的朋友！”又有一次，他在旧报纸、旧档案堆中查找散石湾历史时，在一本英殖时期理民府官员、史学家许舒 James Hayes 的手稿里，赫然发现了阿公：“（阿公）说自己叫毛狗，屋子很干净，那个位置养猪很棒⋯⋯”阿龙觉得很可爱，到处打听，竟发现《梅窝百年》的作者、原居民甘水容，和阿公也是认识的。

“原来村和村之间，老一辈是很熟的，交往很频密”。一直以来，对大屿山的历史研究匮乏，散见一些游记、摄影集或殖民期的官方记录，阿龙指官方对大屿山的翻译都没有统一译名，可见其一直边缘、不被重视，“但里面那些人，跟我是有关系的，而他们又产生了一种很奇特的社区交际模式。”

在之前一两年，1989年出生、成长于大陆、正在美国读人类学博士的黄山，已经先到过梅窝。2016年，港府拟继续发展填海，在社会间争议很大，黄山研究香港土地问题，瞬间觉得“香港被纳入了一个向未来迈进的巨大蓝图，却又没有改变既有的发展模式”，他因此对尚未进入主流视野的本土/本地社区产生了研究兴趣。

2017年，他和正在大屿山做口述历史的民间实践一拍即合。起初基于保育或城市发展的目的，但做著做著，发现地方本身也有很多值得挖掘和理解的事。广东话学得一知半解，他参加了一个公屋导赏团，听居民讲住在梅窝公屋的感受；他负责口述的主要是外国人，“有的人很早就来了，很便宜地买了房子；有的人生意做亏了落难过来⋯⋯”他在这里感到开放和被接纳，“除了有钱的 expat，还有难民、家佣、楼下做生意的南亚裔人、菲律宾农夫”，“奇奇怪怪、多种多样”。

后来，阿龙找来早期的口述资料，感到有些问题没有继续追踪下去，有些可惜：“地区是一个文化，文化是一个生计，生计就体现于一个产业，而梅窝正正是有一帮人正在耕田的。”2022年香港“文化与社会研讨会”邀请阿龙介绍好老土，在会上他强烈感受到，香港研究主要还在城市，“乡村已经很少了，再讲农业、海岛⋯⋯”这几个关键字交叉在一起时，资料几乎为零，“但其实岛上很多人住的。”

他偶然找到一间没有名字的烂屋，就像从泥土里牵起一绳藤蔓——原来这里是梅窝曾经的农业合作社：“麦生记老板很快跟我讲了一大堆合作社的历史，再问强哥（农夫）、甘水容、Danny（黄皮农夫）⋯⋯不得了，原来所有人都知道的。”平时没人主动讲的往昔故事，一下被他打开话头，需要重回研究田野的黄山刚好回港，好老土又申请到一笔政府资金，二人决意推行和完成农业口述史。

九十后的前记者费越、前政策研究员陈宁生，也在这三四年间搬入梅窝居住，对她们来说，梅窝也代表著全新的地方和人际交往。费越失业的一天，心情不佳在社区里散步，突然发现陈宁生坐在好老土的一个角落里，“我说咦你怎么在这里呀，她说在这里工作。我就随口说了一句，你们要不要请人啊？”过了一个月，对方问费越要不要来做口述史，“找到这份工作，感觉也像是在梅窝社区才会发生的事情。”

“陈宁生能做到的访问我也做不到”，阿龙指每个成员都有自己和梅窝产生的人地连结，“谭伯好像多了个女儿一样。”高龄的谭伯和太太住在梅窝几十年，就在陈宁生家对面，田里用来吓鸟的塑胶假人是梅窝一道“奇景”，他们种菜种果，拿来跟邻居分享，也跟宁生讲了不少对梅窝的记忆。

整个团队都不是在梅窝出生或长大的，但黄山觉得“大家都住得蛮久、蛮深”。多数人搬进来后即好奇地方的一切，东问问西问问，愿意和很多人打交道。虽然对于身为外来人却要写地方史这件事，费越曾感到发怵。

但在和农夫多次攀谈的过程中，她突然醒悟到，生活细节和历史叙事是不一样的：“他真正关心的是肥料、嫁接技术、花⋯⋯”这些若不经过整理、转译、传播，“大家根本不会了解到历史、农业”，因此尽管是外来人，但做为一个中间人去改变外界对地方的认知，“原来非常重要”。

黄山想来，所谓“社区”是非常晚近的追求，“一群没什么关系的人在一个地方做事，并找到一些地方特点”、“早几十年甚至更早的人搬进来，未必是这样的社会想像。”历经1年半，整个团队像八爪鱼一样写书，阿龙觉得是“很疯癫的一个旅程”。

“历史 in the making”

顺馨明白，做村史必须和时间赛跑，因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记得历史的人很快就会不在了。

若不是口述小组访问到的第一个居民、88岁的罗伯告诉她们——1941-1945年抗日期间，因为“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当时进驻南涌，令其成为抗日据点，使南涌成立首支港人的抗日民兵队伍“南涌人民联防队”——这是她们甫遇到这片大自然时完全不知道的。

罗伯自少为“揾食”加入游击队，英国接管香港后又被招募为英兵，离开军队后二度前往英国打工，晚年才返港回乡，他的人生几乎就是南涌人口变迁的写照。口述小组的成员刚好租住了罗伯家，听到这段往事，直至2022年罗伯高龄过世，细节已无法复查，于是再找到他的子女做二次补充。

清朝“迁界”、“复界”的故事来自郑屋的前村长郑光明，他早期并不常走出村，经人介绍，小组才在现已收档的唐记士多里找到郑村长，听到这段“古”。后来山地和他做访问，惊觉郑光明是一位极具人格魅力、嫉“假”如仇的村长。他一次醉酒之言震动山地，“我没什么可以讲，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没有跟地产商积极联络”——他还直言自己是“假村长”。2023年底，真性情的郑村长也离世了。

从一开始，小组就有意识先访问上年纪的村民，她们反复访问，也和村民建立起信任和对话。有一位村民一次次、一点点讲多一些，到了最后才信任全出，拿出一本珍贵的族谱资料来。

“（做之前）我们真的不知道，越听才越多”。常人或以为“口述史”只要记下对方讲了什么就可以，但小组需要大量查阅史料，找到口述故事中的“洞”，再通过访问和资料“剥洋葱”进行填补，“像玩拼图一样”。南涌1900年后曾出现过单身女子群居的“蕴贞堂”（姑婆屋），这种实践就算放在当今都令人称奇，但年代久远，已经没有亲身体验过的村民。小组追了许多种说法的源头，最终努力还原出当年“蕴贞堂”中的女性通过医疗、宗教等方式与山下村民交往的画面。二三代居民看了，都觉得很吸引，这是连他们都想像不到的历史。

阿龙觉得从大海捞针需要一种直觉，比如梅窝有一个档主每天搭横水渡去长洲卖菜，他们也“闻到一阵气，好像是有料到，” 资料薄弱如几段字、几单新闻，其中可能藏著一座冰山。

梅窝也有年代限制，“我们为什么选二战之后，50-80年代的时间？因为差不多再往上，就没有文献没有人，好像断骨一样。”上溯到某个节点，“觉得应该没有办法再向前”。梅窝团队数了几十年、上千份报纸，交相查验，最终阿龙看淡了“真相”二字：什么被记录、不被记录，什么被写在官方文件中、什么不在，政府、报纸、村民口述之间，互相都有些出入。难道村民的说法就不能被采信吗？肯定不是。

顺馨喜欢用“纵横”去描述对地方的感觉，一横一竖，打下时间与空间的座标与细节。有成员著紧历史的严谨，顺馨则称自己不太担心，她觉得“模糊、有选择性”，是历史的一种特性：“历史是 in the making”，有的错的东西也被写成对的，她形容自己史观宽松，“尽量做好，再丰富、再修正。”

话虽说得宽松，两个团队一直严阵以待：书写历史有责任，为此他们追到尽头。

离开大论述的“小叙事”

“人的视角”，是山地在编辑中著重强调的叙事方式。她觉得，在大论述之外，各种各样的维度（perspective）的存在，能丰富地方的层次，也带来活力。费越看来，选择“口述”，正是一种不同于宏大论述的“小叙事”，她体会到随机聊天的乐趣，“跟村民聊，他从个人的视角给你讲，你才知道问题要问什么。去找官方数据时，其实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

比如官方记录会讲1957年屿南道开通了，2000年油麻地小轮关闭了，但一个“好听”的卖桃花故事，是“花只开一年一季，如何难种⋯⋯小农怎样赚中间价、怎样盈利，中介的亲戚可能会再宰一刀⋯⋯”拍电影出身的她喜欢把这些画面想像一遍，“而且留下大数据的是某种精英，精英有自己的生活轨迹和思考方式，会过滤掉草根的视角。”

“按照官方，梅窝从稻米种植转向蔬菜种植、后来被大陆菜取代，三句话就讲完了，你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生活细节。”她说。

一般的说法中，梅窝的“黄金年代”在90年代，阿龙记得，“06还是07年的时候，还有电视台说梅窝是一个死了的地方”。繁华落幕、平静衰败的说法在现在的梅窝也不时出现，“可是很奇怪，这么多人说地方是死的，但为什么人人都不走？”不断有艺术家、复耕的农夫、不同世代的文青等搬进梅窝，阿龙常常觉得这里藏龙卧虎。“这个空间有一种自发性”，人们在乡郊开展自己的事情、“很有韧性”，反而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东西不可以做”的城市，“显得很脆弱”。

梅窝冲击黄山的，是他原本对香港乡村的想像，来香港前他读过各种资料，来梅窝后，发现“离岛和元朗、大埔、上水这些 govern zone 的角色不同”。邻居在家里组织活动，他碰到一个音乐家，“他去美国做工作坊，也在北京参加过迷笛（音乐节）。”不过，因为家族渊源而相对接近原居民的阿龙，强调这个地方的“封闭性”，“没有那么浪漫，有些大村可以很凶的，问你的姓，做事要他的首肯；种花的很多是佃农，这个词已经是一种附属的状态；你是男人还是女人，在村里的地位也有影响⋯⋯”

黄山后来在书中抽出“有限开放性”的概括，并形容梅窝为“枢纽（hub）”，还拓展成动词“hubbing”去理解。关于梅窝常见两种论述：梅窝（农业）已死，和从上至下的“保育”，而团队恰恰想提出，梅窝的活力在于为多种生命/生活形态的生成提供难得的可能性。黄山指环境心理学里有一个 affordance 的概念——环境提供某种行为——而不需要用城市或市区人定义的“繁荣”来规限什么是“好”的乡郊生活，这个道理是从梅窝社区和人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

他们指出，需要转换凝视地方的“保育”思路，“保育好像是要死物才觉得珍贵，活生生的却不知道怎样评级。”人口关系、社区地景⋯⋯专业的、英文的炫技方法论，说穿了是街市婆婆的日常。村民问一个问题就知道对方会不会穿煲，比如，阿龙访问时人家开口就问他，“你耕唔耕田？”

书出版后，阿龙形容像是帮梅窝“插旗”——“这也是（原居民）甘水容一直想做的，为梅窝著书立说。”之前，《梅窝百年》是著眼梅窝史的唯一书籍，而老人家甘水容像“人肉字典”，阿龙总是跟他请教，书里的不少灵感也是从和甘水容的讨论中得来。

有一天，甘水容走到好老土，拿了他们写的新书。阿龙觉得甘水容喜欢这本书，前人的研究也有了传续。

“Pick a scene”

《再现梅窝》最终通过独立的“手民出版社”出版，而《南涌讲古》通过“芦苇花开基金会”筹钱，“专题筹款、卖果酱、有的成员自己搞活动转到钱”，自资印刷。

山地接到邀约时觉得“很简单”，收到文才发现“大件事”，作者背景差异、写作多元，论文、资料文、散文、抒情文，什么都有，怎样整合成了一个难题。她把做杂志的经验充分运用到做书上，一再思考历史故事怎样讲才动听，最后做成一本趣味盎然的“书志”。

对她来说，编一本书，也是熟悉一个社群和环境。2019年，山地去台湾一间社区大学访问时，校长告诉她，很多香港学生讲香港历史，都能讲到英国殖民，但殖民之前是什么，没人知道，“他们疑惑为什么我们这样 identify 自己”。她发现自己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读了这么多年书都不懂，还做本杂志讲香港？”这种遗憾，在对客家村的形成、围海造地、人口迁移的学习中弥补了，“现在再看梅子林、荔枝窝、锁罗盘，都慢慢有一种历史感。”

“南涌的故事就是香港的故事”，团队希望总编山地能在众口纷纭中 pick a scene。她对“客家人”感觉强烈，“香港人去到外面，都变成客居者、客家人”。南涌人如何“保存自己的身分角色”，吸引她、也一直启发她，也落成于这部书的主题：“离散之后是会再重聚的”，“这本书对一个外人、香港人都有意思。”

“承载力5.5吨的车是进不来南涌的”，习惯驾车的松木有这样的独门观察。他觉得南涌得以安居一隅，跟梅窝一样，“边缘、偏僻”，有时寄寓和保存著不为人知的潜力。去年南涌做第二届导赏班，松木晋升为导师了，导赏范围甚至扩大到附近的鹿颈、谷埔、沙头角禁区。他在私家车后备箱里放上一架折叠小单车，有时就从南涌出发，骑到汽车开不进的地方带导赏。

《再现梅窝》封面，没有画大众叙事最知名的蓝色大海“银矿湾”，而是用不同深浅的绿色，画梅窝任何方向都能看到、却不为人留意的莲花山。“阳光45度角打过去，照进树林，每天都不一样，晚上又变成 shadow（阴影）”。从前日日背离莲花山出岛的费越，在岛上返工后，才懂得欣赏此山日复一日的沉默：“我们想要大家对莲花山、村落、平原、农业有更多印象⋯⋯”，“就像你越了解一个人、有了各种各样的layer、有爱有恨有没感觉的时候，就不会很简单去略过它”。

费越也是大陆人，来香港读书后留下，流转到大屿山，现在则暂别梅窝、去了法国，她自己就是书里的梅窝常态。梅窝的经验告诉她，“生活是有选择的”，选择了之后，“要怎样了解新的地方，又怎样理解长期扎根之地？”不管到了哪里，在梅窝生活中习得的对交流和突破舒适圈的渴望，都跟著她流动。

梅窝有很多树，阿龙搬进来的时候不认得，认识了黄皮果园的主人Danny后，他获得了一双识别黄皮的眼睛，“原来到处都是，普遍到不特别，但这是地方性的基础。”他建议对地方保持好奇，“将习以为常的方法拿走”，就像如果不是沿著柏油路而是沿著河流走，会不会看到不同的梅窝？“在香港中心30分钟以外，有这样一个完全无限的地方，地方性一定是讲这些”，若在国际场合讲，他觉得“很豪爽的”。

回看97之后，研究情感政治的黄山提到，香港一直有一种对“地方性”的强烈期许，“xx已死”的情感动员也贯穿几个重要的社会运动。人们为了“拯救”城市，急切地想要发现它的“特色”。（注1） 这种冲动除了出现在街头抗争，其实也在不断发现甚至制造新的“地方”。这种现象呼应了文化研究学者阿巴斯（Ackbar Abbas）曾提出的“关于消失的文化和政治”。然而黄山认为，在这种重新发现和探索“地方”的过程中，因为实践者和参与者看到、体验到了更丰富的历史脉络，乃至“非典型”的生活世界（梅窝为其中一例），原本的冲动中仿佛不言自明的部分——例如“香港身份”——也被松动了。

抱著“地方快要被一个巨大的计划改变的时候，本身的价值就凸显出来”的思考，他把在梅窝做研究的经验，写入文章：当人们通过草根组织保存、或建立另类生活方式、创造环境和社会关系，是一种生产性的希望（generative hope），可以取代 breaking point hope 作为一种不一样的希望的方式（注2）。

山地觉得，“让人知道是什么人用什么视角在讲故事”非常重要，便让每个章节的作者在章首写自己的来处。陈顺馨很高兴自己“十年磨一剑”，毕生所学知识和方法，得以“回馈社区和村民”。她因此写道：“笔者从事教育工作多年⋯⋯搬入南涌后⋯⋯不忍历史消失，甚愿透过此文，补上逐渐被遗忘的一页。”

参考文献：

Beyond the Breaking Point：Locations of Hope through the lens of land activism in
HongKong，Shan Huang，HK topic 2023，Critical Asia Archives

注1：亦可参见 Timothy Choy (2011). Ecologies of Comparison: An Ethnography of Endangerment in Hong Kong. Durham: Duke UP.

注2：This second kind of hope, which I should call generative hope, resonates with land activism’s more constructive agenda of preserving—and sometimes establishing—pro-justice publics, alternative forms of social life and livelihoods, as well as living environments via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these activist interventions, the (re)making of place/location, the assessing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d the building of social relationship were always intertwined as they yielded the very content of hope. That is, something desirable that we are drawn to but cannot fully fix into language now may be further specified in a particular location if we find ways to formulate it together without rejecting the possibilities that we ourselves may be changed in due processes.

Instead of hoping for/with a breaking point, generative hope is more about constantly being attentive to the present condition. This temporality of hope resonates with Jonathan Lear’s theorizing of the radicality of hope, which points to “a future goodness that transcends the current ability to understand what it is” (2008: 103).[7] In the case he examines, what is hoped a subjectivity that is at once identifiable with a disappearing way of life but may have a different shape.[8] Hong Kong’s land activism ushers us to a slightly different terrain of imagination: if hope always has a (socio-geographical) space and creates space, then the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knowledge of certain locations are worth investing because they are epistemologically and methodologically immanent to sayable moral and political ide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