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對話反錫安主義猶太活動家: 在德國，猶太人成為「反猶」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我經常在柏林不同的巴勒斯坦活動場景中遇到烏迪·拉茲（Udi Raz），她總是戴着一頂西瓜圖案的基帕（Keppah，猶太小帽），在衆多庫菲耶（Keffiyeh，巴勒斯坦頭巾，巴勒斯坦支持者間最流行的表達團結的符號）中顯得別具一格，也成為了辨識她的標誌。西瓜圖案象徵着巴勒斯坦，因為「紅、綠、白、黑」的四種顏色剛好是巴勒斯坦的國旗色。在西岸和加沙被以色列佔領後，巴勒斯坦國旗在那裏成為了禁忌，人們開始使用西瓜圖案來代表國旗。而如今，西方世界對於聲援巴勒斯坦聲音的全方位壓制，讓這個象徵再度煥發出反審查的生機。

烏迪生理性別男，傾向使用的人稱代詞為「她」。她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猶太人行動網絡「Jewish Voice for Just Peace in Middle East」的成員，也是原定於4月12日在柏林開幕的「巴勒斯坦大會」（Palestine Congress）的組織者之一。「巴勒斯坦大會」預計舉行三天，由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團結運動的支持者發起，討論加沙停火、以色列違反國際法，並譴責德國是大屠殺的共謀。然而，開幕當天大會就被警察斷電清場。德國各大主流媒體在大會開幕前夕就開始了抹黑運動。市長凱·韋格納（Kai Wegner）在推特上評論巴勒斯坦大會時說，「柏林對『反猶主義』零容忍」。

在大會現場被逮捕的人中，有兩個猶太人，其中包括烏迪。她被逮捕的那個視頻極具象徵意義，戴着基帕的她一邊被警察押着往樓梯下走，一邊朝着公衆喊「Free Palestine」。身後一個女聲朝着警察大喊，「你們正在抓猶太人！」

2023年10月7日後，遠超其所佔人口比例的猶太人在德國因「反猶」指控而被「取消」。今日被濫用的「反猶」指控，讓這個詞在今天徹底喪失了其意義，任何聲援巴勒斯坦或譴責以色列政權的人都可能被指控「反猶」，真正的反猶主義反倒藏在了這個「保護傘」下免責了。

另一方面，猶太大屠殺的歷史在聲援巴勒斯坦的群體中逐漸成為了禁忌。這個創傷被主流政治不斷調用，成為了壓迫性工具，甚至是正當化另一場大屠殺的武器。深受其害的阿拉伯人自然對它嗤之以鼻，甚至否認大屠殺真實發生過的陰謀論，在普通阿拉伯人那裏也越來越有市場。進步的猶太人群體更不知如何再提及已經被「劫持」的集體創傷。

4月14日，「巴勒斯坦大會」被關停的兩天後，我在同一時期進行的一場抵抗運動上見到烏迪。那是發生在德國國國會門口一場佔領運動——「Occupy against Occupation」（「佔領國會，反抗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這場運動至今已持續兩週，截至本文發稿時間，人們仍苦苦堅守着營地。我抵達現場時，正逢一位說唱歌手的演出，在唱到「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從河到海」）這一句，警察突然衝了過來，把歌手抓走，並且暴力地和人群發生了衝突，救護車來了，幾個被警察襲擊的女孩子被擔架拉着送上了車。

在一起見證了那場警察暴力後，我問起烏迪「巴勒斯坦大會」的那一天她是在什麼情況下被逮捕的。她告訴我，警察嘲諷她頭上戴着的西瓜基帕，她便反擊說，「你們反猶了」，接着就被警察帶走了。我忍不住笑出了聲——德國竟然也開始生產「蘇聯笑話」了。聯想到愚人節那一天，一家藝術媒體 Hyperallergic 的 instagram 賬號上發了一條推送，稱德國的各大美術館撤掉了描繪「河」和「海」的作品，當天看到時覺得是個好笑的愚人節笑話。然而烏迪的事情和營地的暴力發生後，我恍惚幾秒，問營地裏的朋友們，那條推送該不會是真的吧？

在這場訪談中，當烏迪猶豫不知道使用「巴勒斯坦」還是使用「以色列」來指涉那片地區時，經常就說「從河到海」間的人們。「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是一句由來已久的反佔領口號，在1960年代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最早喊出來。其中的「River」指的是約旦河，「Sea」指的是地中海，那之間是70年佔領之下這片衝突無休無止的土地，它有時候被叫作以色列，有時候被叫做巴勒斯坦。這句著名的口號源遠流長，被衆多抵抗組織和民衆使用過，它的意涵也不斷被豐富着。去年10月，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發生後，這個口號被柏林檢察院列為一種「反猶」和「煽動仇恨」的形式，使用者將受到刑事處罰。

在德國，遍布城市街道的猶太紀念碑和「反猶主義」指控的濫用，讓這個揹負着大屠殺歷史負擔的國家看起來似乎像是患有一種道德自虐癖。曾被德國高法以「反猶主義」起訴的猶太活動家 Ronnie Barkan 在幾年前我對他做的訪談中曾指出，「德國在二戰後的歷史教育是讓人們感到『愧疚』或『恐懼』的壓制性教育，它把戰前根植於這個社會的種族優越論的集體意識壓制了下去，卻從未真的處理過這些問題。也因此，被壓制的集體意識一直都存在，甚至還會反彈。」

在烏迪看來，今天這看似矯枉過正的局面正是納粹時期同一種意識形態在當下的重複。隨着中東難民抵達歐洲而伴生的伊斯蘭恐懼症，德國當權者開始以猶太人之名來製造仇穆的氛圍。只有死於大屠殺的猶太人和當前支持另一場大屠殺的猶太人，在德國才配擁有「猶太人」的身份。

當一切罪行都是以猶太人為名而實施，當猶太人被徹底與以色列政權綁定在一起，反錫安主義（作者注：錫安主義，又譯作「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人的在場就更加重要——這不只是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義，也是為了猶太人可以重新奪回自身的身份，奪回其被劫持的歷史與現實。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採訪了烏迪。

在德國，猶太人成為「反猶主義」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斑戈：可以介紹一下你所屬的聲援巴勒斯坦的猶太組織嗎？

烏迪·拉茲：我來自以色列，還有一些人把這個地區稱為巴勒斯坦——這是從約旦河到地中海之間的一片區域，對我來說，重要的是塑造生活在那裏的人生存處境的權力動態特徵是什麼，它叫「以色列」還是「巴勒斯坦」並不重要。

我是 Jewish Voice for Just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為中東正義和平的猶太人之聲」，後文中簡稱「德國猶太之聲」）的理事會成員，這是2003年在德國成立的一個組織，作為一種象徵意義，它在十一月成立，以紀念「水晶之夜」，那是納粹襲擊所有猶太商鋪的機構的時刻。

這個組織由一群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創建，因為他們意識到在德國媒體中，關於「從河到海」之間生活現實的報道非常片面。不僅僅是片面到只有猶太人才能主張現實究竟是什麼，而且能說話的猶太人也僅僅是錫安主義者。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很少有機會發聲。

不過，即便是在這樣充滿偏見的語境下，猶太人的聲音比起巴勒斯坦人還是有更多的空間。因此，「德國猶太之聲」的創始團隊決定利用這種所謂「特權」——諷刺的是，這是由種族主義結構賦予我們的——以引入比我們自己更邊緣的聲音，即巴勒斯坦人的聲音。

斑戈：事實上，有非常多的猶太人在德國被指控為「反猶」，成為針對「反猶主義」的取消文化的犧牲品，特別是在去年10月7號之後，你也是其中的一員。可以請你講一講你之前在猶太博物館的工作並被解僱的經歷嗎？猶太博物館同柏林遍地皆是的大屠殺紀念碑，共同構成了當代德國最重要的「記憶政治」的場景。你作為猶太人，卻因為在猶太博物館中譴責以色列而被解僱，實在耐人尋味。

烏迪·拉茲：我不止一次被指控為反猶主義者。我聽說（未經證實）在過去六個月裏，在德國因為為巴勒斯坦發聲而被」取消「的人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猶太人。即便這個數字不準確，猶太人在其中所佔比絕對是遠超其人口比例很多倍的。猶太人在德國的主流社會中是多麼的脆弱，我們在今天仍然是最弱勢的群體之一。

「德國要麼為遭受種族滅絕的猶太人——即已故的猶太人——留出空間，要麼為正在做出種族滅絕的猶太人——即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大屠殺的猶太人——留出空間。活着的猶太人則很少有機會分享我們自己的經歷。」

猶太博物館是一個非常龐大的項目，你一天肯定瀏覽不完。因此，博物館的教育部門就推出了「專題導覽」。其中一個主題是1945年以後的猶太人。這是我在猶太博物館工作時專攻的主題，「猶太人、以色列與德國」。我是一名自由職業者，每當一個參觀團體希望了解這個主題時，博物館就會來找我約時間。

作為一個在以色列長大並來到德國的猶太人，我通常也會解釋我決定搬到德國的原因。我會講到我來自的地方一直不太平，是它通過一個不公正的系統來維持其統治所造成的。在這個時候，我會以西岸為例，指出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猶太人被視為以色列國民，因此他們有權決定誰在以色列議會中任職，但生活在同一地理區域的巴勒斯坦人卻不被視為以色列國民，因此他們無權決定誰在以色列議會中任職，換句話說，他們沒有權利決定由誰來佔領他們。然後我就引述了國際特赦組織在兩、三年前發布的一份報告，那份報告得出這樣的結論，西岸的現實是一種更廣泛現象的諸多表現之一，我們可以用「種族隔離制度」（apartheid）來描述它。

然而，對於猶太博物館的教育部門來說，那種具體的生存處境是怎樣的並不重要，而我使用種族隔離（apartheid）這個術語就太過分了。他們是這樣說的，「你可以談論生活現實，但是不要使用種族隔離（apartheid）這個術語」。事實上，研究同一現象的人權組織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即以色列是一個種族隔離的國家。然而，做出不再聘用我決定的人中，沒有一個是猶太人。所以，是非猶太人在決定猶太博物館將傳遞怎樣的關於猶太人的知識，這再一次說明了在德國，我們猶太人沒有資格按照我們的感知敘述現實。

德國報紙上還有一篇關於我的文章，他們指責我仇視以色列。但我是在以色列長大的，稱我為「仇視以色列」的人完全忽視了我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傳統，忽視了我的家人仍然生活在那裏。好像不允許我們自己思考一樣，對嗎？是德國，是雅利安人不斷告訴我們，猶太人是怎麼樣的人。

遍布德國的大屠殺紀念碑只是證明了對於德國而言，最重要的是紀念那些已經亡故的猶太人。死去的猶太人是如今德國公共領域中被調用最多的主題，目的是構建出德國不再是納粹德國的形象。而活着的猶太人則很少有機會分享我們自己的經歷，除非我們願意為這個社會中的穆斯林恐懼症添磚加瓦。因此，德國要麼為遭受種族滅絕的猶太人——即已故的猶太人——留出空間，要麼為正在做出種族滅絕的猶太人——即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大屠殺的猶太人——留出空間。遺憾的是，沒有中間地帶。

「我為什麼要重新使用『雅利安』人這個概念」

斑戈：所以，作為猶太人，你怎麼看「德國歷史負疚」（German Guilt）？

烏迪·拉茲：我認為討論「德國歷史負疚」在不同方面都很說明這個社會的問題。首先，它暗示了作為德國人就意味着擁有某種特定的情感。作為一名德國公民，我不為雅利安人對我的祖父母所犯下的暴行感到內疚。我認為所謂「德國歷史負疚」的概念是具有誤導性的。

「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國與自己的過去的種族滅絕歷史和解的方式，是通過其當權者推動另一場種族滅絕來完成的。」

我外公外婆從阿根廷移民到巴勒斯坦，而我祖父母則從立陶宛移民而來。我的祖母在德國佔領下的立陶宛倖存了大屠殺，祖父則是在大屠殺開始前的最後時刻逃到了蘇聯一側，參加了紅軍在戰場上對抗納粹。戰爭結束後，他們兩人重逢了，並移民到了巴勒斯坦。然而，他們的整個家庭都死於大屠殺，這是雅利安至上主義者，即納粹主義的暴行。我對於這些暴行肯定不會有歷史負疚感，對嗎？另外，我認為試圖與過去發生的暴行和解並沒有錯。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國與自己的過去的種族滅絕歷史和解的方式，是通過其當權者推動另一場種族滅絕來完成的。

斑戈：你為什麼使用「雅利安人」這個概念，這個概念在今天還有意義嗎？

烏迪·拉茲：隨着納粹德國的垮台，「雅利安人」這個詞已經消失了。但另一方面，「反猶主義」這個詞卻一直延續到今天，這很能說明問題，對嗎？在提到對猶太人的仇恨、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時，人們會使用這個詞。我是在德國的特定語境下使用「雅利安」，當然是在借用納粹邏輯來刺激人們思考。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的主張是，如果我們要討論「反猶主義」，我們也需要討論「雅利安人至上主義」，因為我想要質疑的邏輯是——彷彿納粹意識形態只在涉及猶太人的時候才會重現。每當有雅利安人說我「反猶」時，我都會提醒他們我（作為猶太人）和他們（作為雅利安人）的區別。

我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努力概念化我和「雅利安人」之間的差異。有一類德國人總是被稱作「德國白人」（White German）。等等，那麼問題來了，猶太人是白人嗎？如果我不帶Kippah（猶太小帽）走在街上，不說話，我會通過「白人測試」，對嗎？很多猶太人和白人看起來沒有區別。所以這不僅是種族問題，而是國族（政治）問題。所以對我來說，重申雅利安人和猶太人之間的差異非常重要。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是猶太人，而在於為什麼有些白人比其他白人（猶太人）擁有更多的特權。這就是為什麼對我來說使用「雅利安人」這個術語以區分德國不同族群的白人非常重要。有些人用「生物上的德國人」（Bio Deutsch）這個詞來指涉我口中的「雅利安人」。但對我來說，「生物上的德國人」意味着一些德國人比另一些德國人更「德」，對嗎？所以我想避免這種說法。

因為如果這個概念已經不再相關，那為什麼依然是雅利安人掌握着權力呢？如果不再相關，你是不是雅利安人又如何，為什麼猶太人仍然被構造為他者？如果不再相關，為什麼穆斯林對所謂德國身份構成了威脅？對我來說，必須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在當今德國依然有一個霸權性的社會群體，卻聲稱在進行「去納粹化」？如果一個國家的結構設置是為了讓某個特定群體更有歸屬感，那麼這個群體就必須被命名。

我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在德國機構層面雅利安人的霸權屬性。德國使用的是太陽法日曆，即格里高利曆，進而排除一切不遵循這一日曆的其它傳統，但猶太教和伊斯蘭教都有自己的歷法。在讀大學期間，我們作為猶太人被告知這是我們生活在一個基督教社會中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只是一個例子，說明了這種歧視成為社會的默認狀態，以至於連質疑都不被允許。另一個例子是，當新冠病毒席捲德國時，有假消息稱穆斯林在齋月結束時去清真寺慶祝開齋節，內政部迅速回應，稱每個人都必須遵守德國的防疫規定。但是當聖誕節來臨時，你知道的，就會有特殊的（免除防疫）規定。事實上，猶太曆的光明節就在聖誕前的一週，但我們可沒有被免除防疫限制。這再次說明了猶太人和穆斯林在德國政治決策或政治家利益中是次要的。

「德國聯邦政府新設立了一個名為『德國猶太生活專員及反猶太主義鬥爭專員』的辦公室，掌控這一職位的人往往也不是猶太人，他們自我認同為基督徒、新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這些人決定了我們是否是『反猶主義者』。」

猶太人在德國政治決策中的代表性問題就更說明了猶太人是怎樣被系統性邊緣化的群體。我們來看看認同猶太身份的德國人在德國議會中有多少席位，答案是零，一個也沒有。我總在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被排除在外。我們在德國議會中沒有直接的代表。然後是自2018年以來，德國聯邦政府新設立了一個名為「德國猶太生活專員及反猶太主義鬥爭專員」的辦公室。你可以在聯邦級、州級、市級以及德國國家的行政機構，例如警察和軍隊中找到這個職位和辦公室。掌控這一職位的人往往也不是猶太人，他們自我認同為基督徒、新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這些人決定了我們是否是「反猶主義者」。他們指控我們為「反猶主義者」，因為我們在談論民主應適用於生活在「從河到海」之間的每個人。他們指控我們為反猶主義者，因為我們談論人權，並表示巴勒斯坦人也應享有人權。他們指控我們為反猶主義者，因為我們談論國際法應適用於每個人，也包括巴勒斯坦人。他們指控我們為反猶主義者，因為我們在呼籲停火！在我看來，因呼籲停火而指控我們的人是種族滅絕愛好者。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一個名為「德國猶太人中央理事會」的組織，它是一個實際上得到德國官方認可的由猶太人掌握的機構。如果你去他們的網站查看「關於我們」部分，你會看到他們聲稱代表所有居住在德國的猶太人，是德國所有猶太社區的庇護傘。但是所有德國的猶太社區都圍繞着猶太教堂而組織起來的。德國猶太人中央理事會並不代表所有猶太人，而只代表那些將自己的猶太性理解為宗教身份的猶太人。像我這樣的世俗猶太人，完全被忽視和排除在今天德國關於猶太性的話語之外，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發生在一個自稱為世俗國家的地方。我們不僅沒有發聲權，還被指責為對猶太性本身、對德國民族、甚至對人類都構成的危險。「德國猶太之聲」是現今德國最大的世俗猶太組織，而我們被「雅利安人」標記為德國的「社會問題」。

所以我們談論猶太人在議會中的代表性，談論猶太人在負責生產關於猶太人的知識的辦公室中的代表性。究竟誰有權為猶太人決定我們是誰，我們應該如何感受，我們應該如何思考，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保護猶太人」的話語如何服務於「伊斯蘭恐懼症」

斑戈：德國的主流社會一直預設「反猶主義」是阿拉伯人/穆斯林的特定情感。似乎大屠殺的「記憶政治」在製造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穆斯林之間的敵對關係，是這樣嗎？

烏迪·拉茲：我們在宣傳中經常看到，中東難民在德國重新燃起的「反猶主義」現象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然而這樣的說法在數據面前就不攻自破了。據我所知，近年來註冊的反猶太主義案件中，超過90%是來自德國極右翼，是雅利安人。

並且，在「從河到海」間的猶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事實上，「Semite」（閃米特，作者注：反猶主義在英語中是「anti-semitism」，字面意義上是「反閃米特」，而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同屬於閃米特人）這個分類實在是太妙了，它賦予了我們很多力量。我和巴勒斯坦兄弟姐妹們同是閃米特人，我與他們的共同之處遠比我與雅利安人之間更多。

同時，近年來越來越多地聽到像我這樣的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被「雅利安人」標記為反猶主義者。我認為每當發生這樣的指控時，就是又一個明證——德國的當權者所謂的「保護猶太人」是虛假的，他們要保護的僅僅是那些同樣願意再生產仇穆種族主義的猶太人。如果我們重審過去數十年來的仇穆種族主義，它是內在於德國國族建設的進程的，我們會看到這一現象一再重複，而且每次都伴隨不同的主題。幾十年來，我們見證過以指責穆斯林「恐同」為名的仇穆，以女權之名的仇穆，以動物權利為名仇穆，最終指責穆斯林無法在現代世俗國家生活。阿拉伯人的身體是德國政治精英投射其種族主義的對象。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在談論伊斯蘭恐懼症時強調其背後的種族主義，因為它明確針對的是種族化的身體。

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就更容易理解去年10月7日以來在德國發生的事情了。你會看到那些當權者如何拿「猶太人」大做文章——聲稱穆斯林是對猶太人的威脅，因此穆斯林對德國、對德國性也是一種威脅。因此，現在我們見到的將阿拉伯人與反猶主義綁定在一起，只是德國更廣泛的伊斯蘭恐懼症的又一表現。

「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其目的是將德意志民族淨化。他們非常成功，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生活在德國的約50萬猶太人中，只有不到1%的人從大屠殺中倖存並留在了德國，或重返德國。換句話說，德國從未『去納粹化』。」

如果我們還記得，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其目的是將德意志民族淨化。他們非常成功，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生活在德國的約50萬猶太人中，只有不到1%的人從大屠殺中倖存並留在了德國，或重返德國。然而，現在的德國聲稱要與他們種族滅絕的過去和解，不僅是在通過鼓吹（對巴勒斯坦人的）另一場種族滅絕來實現，而且還通過解釋為什麼德國應該保持純淨——在今天的語境下是不被穆斯林人口所「污染」。

換句話說，德國從未「去納粹化」。我想，在德國，並不一定所有生活在德國的雅利安人都認為雅利安人至上是必然的。但我認為大多數雅利安人根本不知道非雅利安人在德國的境遇有多嚴峻。因為對他們來說，我們的困境與權利僅停留在論辯之中，而不是必須不惜一切代價而捍衛的東西。

斑戈：還有一些問題在內部分化着巴勒斯坦團結運動，比如究竟是支持「一國方案」，還是「兩國方案」，運動中的猶太人、阿拉伯人人，或政治光譜上位置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

（作者注：「一國方案」主張將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帶，統一成為一個國家，無論是猶太人，或是阿拉伯人，都擁有相同而平等的公民權與各項權利。「一國方案」有不同政治光譜上的解釋，比如錫安主義者要的「一個以色列」，而激進的巴勒斯坦民族主義者則要的是沒有猶太人的巴勒斯坦。今天巴勒斯坦團結運動中的「一國方案」，一般指的是推翻以色列現政權以建立一個多元平等的新政權。）

烏迪·拉茲：關於「一國方案」還是「兩國方案」的主要問題，在我看來更多是關於「一個國家是否可以圍繞着一個民族而建立」的這個邏輯是否需要被質疑。作為」酷兒」，我們首先不應該接受這個邏輯。我們需要去質疑這樣一個現實——為什麼我們所使用的類別總是在分化與區隔，而不是在包容？

在我看來，「一國方案」是對「從河到海」之間持續至今不公正現實的答案。因此，我個人反對除「一國方案」外的任何其他想法。我希望我們最終能擺脫民族主義的束縛，並消滅任何民族主義的分類法。我認為中東是受到「民族國家」這一邏輯侵略的衆多例證之一，把這一區域分化成不同的「國家」，從始至終都不適用於居住在這一地帶的人的實際生活情況。

斑戈：哈馬斯也變成了一個很難談論的話題。因為主流媒體將哈馬斯塑造當前慘劇的源頭，所有支持以色列的人都會不斷重複講述「哈馬斯」的暴行，並以此正當化以色列對加沙的屠殺，彷彿巴勒斯坦人該集體因為哈馬斯而受到懲罰。這導致了在巴勒斯坦團結運動內部，很難去討論是否應該譴責哈馬斯的問題。

烏迪·拉茲：首先，哈馬斯是錫安主義者的產物，把哈馬斯置於權力中的恰恰是錫安主義者。但是哈馬斯的出現並不能為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辯護。其次，我想通過我成長過程中所接觸的歷史敘述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在以色列成長的過程中，接觸到一種讚揚猶太人在納粹統治時期抵抗的敘述。特別是有一個人，他的名字叫 Mordecai Aniliewicz，他是一個烏克蘭猶太人，在波蘭的華沙隔離區內領導了一個抵抗運動。他領導的最後一場抗爭在納粹即將清理華沙的「猶太隔都」（ghetto）並把所有猶太人送去奧斯維辛集中營屠殺的時刻，他在當時寫了一封信，併成功寄出給他的兄弟，描述了他能夠作為猶太人，見證猶太人抵抗納粹統治，是多麼的自豪。因此，我從小就接受了這種敘述：如果你是一個被系統性壓迫的少數群體，在這種統治下你的生命一文不值——我們都知道以色列軍方殺害巴勒斯坦平民的政策，整個以色列的宣傳話語都在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那麼抵抗這樣一個壓迫性的政權就是必要的。

「關於是否應該譴責哈馬斯的問題，只有在同時問及是否譴責以色列的種族隔離、佔領以及『從河到海』之間統領人們生活現實的猶太至上主義意識形態時，才具有正當性。」

我不是在為殺戮行為或暴力行為辯護。在我看來，10月7日的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對吧？長達76年的猶太至上的統治也是可以避免的。沒有任何必要去維護一個不得不將暴力視為處方的權力結構。在我看來，總有另一條路可走。那正是我們被告知曾經對我們執行大屠殺的人從中得到的教訓，即要去踐行民主思想、人權思想，以及遵守為應對納粹暴行而制定的國際法。然而過去六個月中有這麼多人失去了生命，這是令人心碎的現實，尤其是西方領導人未能意識到，他們有能力結束這一場為猶太人、巴勒斯坦人和許多其他無辜生命共同承受的苦難。因此，關於是否應該譴責哈馬斯的問題，只有在同時問及是否譴責以色列的種族隔離、佔領以及「從河到海」之間統領人們生活現實的猶太至上主義意識形態時，才具有正當性。

是「酷兒」身份，讓我看到了與巴勒斯坦團結的可能性

斑戈：可以講一講你在以色列的成長經歷嗎，你是如何成為一名「反錫安主義者」的？

烏迪·拉茲：我在海法長大，海法以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生活的城市而著稱。所以在海法長大，對我來說，我所生活的地方不止有一個名字從來不是什麼新鮮事。大部分時候，猶太人會把這個地區稱為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會把這個地區稱為巴勒斯坦。

「我和其他住在海法的酷兒及其他青少年一起決定創建我們自己的安全空間，從來沒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一個酷兒是否是猶太人，而是說這個空間是為每個酷兒的。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聽到，作為一個巴勒斯坦人，在猶太國家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在青少年時期意識到自己是一個酷兒，在異性戀為主導的環境中成長，除非你為自己創造一個安全空間，否則你就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因此，我和其他住在海法的酷兒及其他青少年一起決定創建我們自己的安全空間，我們每週會見一次面，只是坐在一起聊天、笑和哭，你知道，就是那些青少年在接受自己的異樣性並試圖互相照顧時會做的各種事情。因此，創建這樣一個安全空間也是歡迎非猶太的 LGBTQ 群體加入的。其實從來沒有一個問題是關於一個酷兒是否是猶太人，而是說這個空間是為每個酷兒的。在這個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混居的城市中，巴勒斯坦人會加入這個安全空間當然不是什麼奇怪的事。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從巴勒斯坦人的角度聽到，作為一個巴勒斯坦人，在猶太國家生活是什麼樣子。

我第一次意識到，他們所生活的現實與我作為猶太人完全不同。不僅如此，我還遇到了其他來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猶太人，他們或他們的家人移民到了這片土地。因此，通過我的酷兒身份，我也了解了海法社會結構的複雜性，酷兒身份成為了一扇門，讓我接觸到並開始理解不同生存現實如何形塑出酷兒們截然不同的生活。

後來我被迫要服兵役——這是讓我非常羞恥的事情，但不幸的是這在以色列沒有可商量的餘地。儘管如此，起初我接受了飛行員的培訓，成為飛行員是我小時候的夢想，所以當時的我更專注於這件事本身，而不是我在服兵役這件事。但經過一年後，我決定退出飛行員的訓練。然後我被派往特拉維夫的以色列空軍總部服役，開始接受從地面護送空軍任務的培訓。在這些任務之中，也包括了一些殺人的任務。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每當有這樣的任務時，軍官們基本都會準備蛋糕和美食來慶祝他們的成功。對我來說，那是一種非常超現實也非常令人不適的經歷，我又一次要求停止這項培訓。然後我的上級軍官跟我說，軍隊已經投入了太多的資源培訓我成為一名士兵，他們不會再把我送到另一個培訓中，而是會把我放在一個單位裏做行政工作。

他們把我送到了海法，我的家鄉。我駐紮在海法大學。大學裏有一個單位，負責培訓學生成為情報官員。我的角色是在這個部門確保紙筆與其它教具充足。不過因為我也有權訪問單位的打印室，那時正好是我和海法的 LGBTQ 決定組織海法第一次驕傲遊行的時候，我就利用我對打印室的訪問權來印刷驕傲遊行的傳單。結果我被一個軍官逮了個正着。在這一刻，我意識到作為一個公民，我能為社會所做的事情遠比我作為一個士兵多。所以我決定盡一切努力離開軍隊。在那時幾乎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死相逼」——讓我的上級軍官相信，如果他們不讓我離開，我就會自殺。這就是我最終離開軍隊的方式。根據以色列軍方的文件，我被認定為精神病患者。對於像我這樣的「逃兵」，在以色列的社會背景中有許多含義，比如會被嘲笑說，「如果軍方說你精神有問題，那麼你就有問題」，生活變得非常難，幾乎不可能在任何國家機構，也可能不會在學術界找到工作。

離開以色列前，我在嘗試理解在我面前展開的現實。離開軍隊不久之後，我經常去西岸，特別是一個位於「巴勒斯坦1948年」和「巴勒斯坦1967年」分割線之間的村莊，以色列政權在那裏修建了一道隔離牆，基本上切斷了村民們世世代代走過的田野。這個地方成為了反對隔離牆鬥爭的象徵性地點。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對於那些無法踏入他們生活的土地的巴勒斯坦人來說，情況是多麼嚴峻。他們無法獲得食物，被切斷了維持社區所需的主要資源。我花了多年時間才完全擁抱「反錫安主義」的猶太人的認同，那麼多年是用來消除一種觀念，即「猶太至上主義」是居住在「從河到海」之間的人民的一種必要的統治結構。因為我成長於一個中立化這種想法的錫安主義環境中，如果這是一種默認的現實，你為什麼要質疑它呢。

然後我搬到了柏林，那是柏林慶祝多元主義的時代，是來自世界各地左翼分子的熱門地點，也是 LGBTQ 的天堂。當我搬到柏林後，遇到穆斯林人，特別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敘利亞人、黎巴嫩人——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可以和他們平等地生活在一個社會里。不僅是我們之間權力關係的消彌，我們還共享着在德國作為少數族群生活的現實。我遇到其他少數族群的個體幫助我了解或探索這個社會中，邊緣化我們的不同社會機制及其表現形式。

斑戈：酷兒身份為你打開了團結巴勒斯坦人的大門非常有趣，因為「粉紅清洗」是很多年來以色列的一種宣傳策略，宣傳其是中東唯一一個支持女權和 LGBTQ 權益的國家，並以此來污名化穆斯林，在宣傳中把穆斯林塑造成強姦犯，父權保守壓迫女性和酷兒的族群。這個宣傳很成功，我記得，3月2號柏林的巴勒斯坦遊行中，路邊有一個白人女性朝遊行隊伍大喊：你們都是強姦犯。

烏迪·拉茲：在一個希望將穆斯林視為天生壞人、視為「次人」的社會中，這種宣傳就容易成功。事實上，只要掌控話語權的人仍然掌握着權力，權力技術就會奏效。但儘管如此，我認為我們也成功地指出了這種為進行中的種族滅絕的辯護之詞是多麼虛僞。

我在以色列的時候失去了一個很好的朋友，有一個位於特拉維夫的 LGBTQ 青少年的安全空間被襲擊了，我的好朋友 Nia Katz 在那場襲擊中和另一個青少年一起被殺害。還有數十人受傷，其中一些直到今天都還不能走路。還有一些人在那次襲擊事件後自殺了。至今為止，沒人知道是誰發動的那場襲擊。

「一旦你深入了解粉飾現實的邏輯，每個有理智的人都會反對粉飾政策。以色列對 LGBTQ 群體而言比中東其他國家更安全的論點根本就不是事實。」

而對比之下，10月7日之後，以色列政府的反應則是，殺光所有僅僅是被懷疑支持哈馬斯的巴勒斯坦平民。事實上，過去幾十年來，每當巴勒斯坦人以暴力作為抵抗時，以色列當局都會突襲整個村莊，直到他們找到了犯下暴力行為的人。但在諷刺的是，我說的這起針對 LGBTQ 的襲擊發生了十五年後，我們仍然不知道誰犯下了這一罪行。所以你看，LGBTQ 對以色列國家決策是毫無重要性可言的。

一旦你深入了解粉飾現實的邏輯，每個有理智的人都會反對粉飾政策。以色列對 LGBTQ 群體而言比中東其他國家更安全的論點根本就不是事實。比如，加沙被殺的人中難道沒有 LGBTQ 嗎？我認為以色列現在是對巴勒斯坦 LGBTQ 群體來說最危險的國家。以色列如何能聲稱是 LGBTQ 的安全之地，卻同時屠殺整個加沙的 LGBTQ 人口呢？

我認為當權者的宣傳邏輯正在瓦解之中，這在以色列和在德國都正在發生。比如，根據最近的調查，大多數德國人反對德國政府推動的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例如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我們正處於地緣政治轉變的時刻，特別是在德國。

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對現在居住在德國的每個人的警醒，因為我們也知道，根據最近的民調，接下來可能發生的是德國將會被極右翼政黨 AfD（另類選擇黨）接管。如果歷史要重演，受苦的不僅僅是德國的非雅利安人口，還有不是雅利安至上主義者的雅利安人。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巴勒斯坦人、猶太人、LGBTQ 的鬥爭、氣候鬥爭是一個確保所有人和任何人可以參與其中的鬥爭。因此，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對每個不希望生活在 AfD 統治下的德國人的呼喚，讓他們加入我們。我們已經在這裏等了幾個月了，現在是更多雅利安人走出舒適區並幫助我們重新奪回那個承諾為我們提供民主、公民權利和人權、承諾遵守國際法的國家的時候了。

我認為巴勒斯坦的情況帶來了很多希望的信號。我們在對抗正發生在加沙的種族滅絕的鬥爭中團結了起來，在從錫安主義統治下解放巴勒斯坦人的鬥爭中團結了起來。作為猶太人，我們在把猶太性從錫安主義中脫離出來的鬥爭中團結了起來。我們跨越了國家、性別、宗教、文化等各種背景，團結在一起。巴勒斯坦讓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從彼此身上看到並理解不同個體生活經歷中的不同壓迫機制。無論是在加沙、中國的維吾爾地區、庫爾德斯坦、緬甸、剛果、蘇丹、喀麥隆，等等等等。我們知道如何把這些事情聯繫起來。我認為這是我們現在參與的運動中最重要的事情。

斑戈：這種團結在理想中很美好，在上世紀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巴勒斯坦抵抗運動是國際主義的象徵，團結了世界各地的抵抗運動團體，巴勒斯坦解放運動不只是巴勒斯坦的解放，而是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資本主義，爭取一個更自由更公平的世界的鬥爭。但是在今天，就像女權話語和 LGBT 話語用來分化進步群體的鬥爭一樣，今天在地緣政治意義上，全球各地抵抗運動的團結看起來非常艱難，被地緣政治分化到了不同的陣營之中。比如烏克蘭為了得到西方建制的支持，和以色列站在一邊，伊朗政權在背後支持哈馬斯也導致伊朗的抵抗力量無法同情巴勒斯坦。

烏迪·拉茲：我們需要保持敏感，我認為酷兒性告訴我們的是，無論我們得出什麼答案，都永遠不是完整的答案。「酷兒性」一直是一種定義企圖的「失敗」，因為一旦你定義了某件事，總會有不符合這個定義的餘地。因此，無論我們現在對周圍的壓迫機制得出什麼答案，都不是單一的、固定的答案，而是我們在當前環境中找到的最佳答案。我們始終需要反思，質疑我們得出的答案是否最多隻是更好地「失敗」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