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猶太活動家：因為支持巴勒斯坦抗爭，我被起訴「反猶」

【編按】：就在本文編輯期間，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武力組織哈馬斯，在國際社會的持續壓力下達成停火協議，結束這場持續了11天、並造成加沙地帶232人喪生、以方12人喪生的血腥衝突。這場死傷懸殊的衝突引發外界對以色列種族隔離制度的嚴厲抨擊，但對大部分不知其所以然的大眾來說，反以還是挺以，是一個未必能通過實感和反思做出的選擇題。

為爭取巴勒斯坦人權而開始的B.D.S運動，至今已有近20年，投身其中的不乏成長於以色列的猶太活動家。2019年，端的作者班戈在德國柏林，與其中一位猶太活動家進行了多次對談，談他的出走、談種族隔離政策，也談猶太復國主義為何與納粹主義一體兩面，以及以色列、德國的左右翼人士的觀點對理解以巴問題造成的影響和局限。由於訪談體量龐大，近日才整理完畢。除此之外，本文也想展現B.D.S活動家對革命、政治空間及行動的想像。對於所有處於被剝奪地位的人來說，苦難應是連結。

2019年夏天，我在柏林參與了在德國國會門口舉行的巴勒斯坦人權示威，抗議德國議會將巴勒斯坦活動家們在全球範圍內發起的、反抗以色列種族隔離制度的B.D.S運動宣稱為「反猶主義」。猶太大屠殺深深根植於今天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的集體記憶，由負疚感產生的德國式「道德自虐癖」，讓即便是今天德國建制左翼在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都集體失語。

大屠殺倖存者後裔、猶太活動家 Ronnie Barkan，近年來一直在德國為巴勒斯坦解放運動而抗爭，因此被以「反猶分子」的名義起訴到了德國法庭。我們的訪談在一家貼滿了馬克思圖像的左翼咖啡館進行，聊到關鍵之處，他總會壓低音量，顯然這家酒吧正是以無條件支持以色列著稱的、德國左翼思潮「反德主義」（Anti-Deutsch）運動大本營。在德國，反以色列的任何進步主義行動都被指控為「反猶」，而德國真正「反猶」的種族主義右翼卻和以色列政權如膠似漆。這在反以色列的猶太活動家們看來，正是因為「猶太復國主義」是最「反猶」的勢力——它本身就基於「血與土」的種族主義。

比起巴勒斯坦活動家，Ronnie 要更激進，他每次提到「以色列」，都要加一個限定補充：「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的一個工程。巴勒斯坦活動家們總強調以色列正變成種族隔離國家，而 Ronnie 認為猶太復國主義在一開始就是種族隔離的，前者預設着鬥爭對象是右翼，通過這種鬥爭可以回到復國主義的某個「通向進步主義」的階段，但經過長期的抗爭經驗看來，這種預設不成立，也無助於顛覆這種隔離機制本身。因為今天的局面不只是以色列國內的右翼分子促成的，而是根植於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本身。

國際社會所談論的「共存」（coexistence，指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平共存），在 Ronnie 看來是不存在的，因為他不認為隔離制度下享受特權者（猶太人）會自動放棄特權，而在不平等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是無法「共存」的。比起「共存」，他指出，人們需要的是「共同鬥爭」（coresistance）——特權者和被剝奪權利的人一起戰鬥，顛覆不平等的制度，創造出新的政治空間，才有可能討論如何「共存」。而歐洲人尤其德國人對大屠殺的「負疚」是最糟糕的，因為愧疚感只會讓人失語，反而卸掉了走向行動的責任。

Ronnie走出以色列，把國際社會作為主要鬥爭領域，是要清理那些話語上的污垢——那不是「衝突」，是「殖民」；那不是「佔領」，是「種族隔離」，從語言開始重新改變人們對巴以問題的認識，以促使國際社會採取行動。而揹着納粹大屠殺包袱的德國，顯然被他視作巴勒斯坦解放鬥爭前線。

端=端傳媒

R=Ronnie

出走

端：你的成長經歷是在以色列嗎？那是什麼樣的感受？

R：我在特拉維夫長大，到成年時我堅定地拒絕服兵役，但是以色列有強制兵役制度，而我「被徵兵」了。每一個在以色列長大的孩子，無論男女，都會被灌輸軍國主義理念，他們長大後必須去當兵，如果不去當兵，就會被罵是寄生蟲或者叛徒。對於我來說，儘管我從來不那麼民族主義或猶太復國主義，我還是要經歷很劇烈的思想鬥爭來逃兵役，因為我不想被認為是寄生蟲或叛徒。

我被徵兵後的兩個月，開始思考很多問題，我不斷反思這個國家的民族主義動員，以及辨析「叛徒」話語的反動內核，這種污名開始對我不具備任何意義了。我意識到「叛徒」只在更普世的價值上有意義，而不是在國家範疇內。我不想做一個以色列人，我想做一個普世的人。

然後我做出一個決定，就是逃離兵役。而我花了一年半時間來跟這個系統鬥爭——因為我是這個系統的人，逃離系統是困難的。徵兵後不服兵役的人通常會被送進監獄。那些更聰明的人，他們在被徵兵之前就去開了精神疾病證明，合法逃過兵役。

而我非常幸運，當時負責我的是一個女軍官，她問我關於服役的想法，我說我沒有任何想法，我唯一的想法就是離開這裏。她說，你是一個好人。她決定幫我，沒有把我舉報到她的上級，因此我沒被送去監獄。我一天兵都沒當過，因為那個女軍官的關係，徵兵系統忽視了我的存在，所以有一年半的時間，我是懸置的狀態。

在我拒絕服役、逃脱以色列政治宣傳的洗腦之後，一切的路徑都是非常簡單的了。這個系統很殘酷，但是沒有任何複雜性。我開始加入到約旦河西岸抗爭的行列，並且越來越活躍。我們在很多次巴勒斯坦人在西岸的示威活動中，組織生活在以色列的反覆國主義猶太活動家，與國際反猶太復國主義活動家一起到場，跟巴勒斯坦人站在一起。當我們走到那裏，我們不止跨越了物理上的障礙，也跨越了精神障礙。如果當局要抓捕我，那請便，這樣只會在國際社會暴露他們的真面目。

端：然後你又是為什麼離開以色列，來到歐洲做反以色列的鬥爭呢？

R：2005年，全球範圍內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運動——B.D.S運動（B.D.S運動倡議對以色列進行抵制、撤資和經濟制裁，目的是要求以色列履行其國際法義務，從佔領領土撤出、拆除西岸隔離牆、實現以色列境內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的完全平等、以及「尊重、保護和促進巴勒斯坦難民重返家園和重獲財產的權利」。批評者聲稱BDS是反猶主義的，並將其與歷史上對猶太人的歧視相提並論。反對BDS是美國的以色列遊說團體的首要任務，他們在美國許多州成功遊說了針對BDS的法律）。

我第一次代表反以色列的猶太人出國演講，是在2008年去意大利，那時候我已經開始進入了B.D.S運動的語境，我不希望鬥爭只局限於以色列-巴勒斯坦那片領土上，而希望在國際社會能有影響力。2015年，我徹底離開了以色列，先在布魯塞爾生活了一小段時間，然後搬去意大利，在那裏生活了一年半，最後我來到了德國。

因為揹負着大屠殺的愧疚，德國是猶太復國主義最後的防線，對我而言也是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的最前線——只有這裏才能狠狠地對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釜底抽薪。我一來到這裏，就是一個麻煩製造者的形象。所以，我被以「反猶主義」起訴到德國法庭，對我來說是一個好的信號，因為這的確對他們造成了巨大沖擊。

出於大屠殺的包袱，德國社會不斷為以色列辯護。這裏的很多媒體，在與供職記者簽合同的時候，合同中就會出現，不允許批評以色列。即使是左翼媒體，被允許批評的空間也非常小。

端：對，說說你們「洪堡三人組」（「the Humboldt Three」），以及你們是如何以「反猶」罪名被起訴到德國法庭的吧。

R：我們「洪堡三人組」（「the Humboldt Three」）是在洪堡大學一起示威的時候組成的小組，指我，Stavit和Majed三個人。我和Stavit都是猶太人，也都是大屠殺倖存者後裔，Majed是來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2017年，以色列中右翼政黨 Yesh Atid 的黨代表的Aliza Lavie來到柏林，為以色列政府做政治宣傳（注：她也是「以色列國家反合法化鬥爭」，Knesset Caucus for Struggle Against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the State of Israel 的主席，在2014年以色列對加沙的一次導致2220位巴勒斯坦人死亡的軍事行動中，這個組織起到了很大作用）。我們聞訊來到了現場。我拿了一份一個意大利機構做的、揭露以色列種族隔離罪行的報告，在她開口不到幾分鐘後，我站起來打斷她，宣讀了這份報告。

這份報告不只在法律範疇內揭露以色列在其領土內實施種族隔離——包括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卻不享有國民權利）的巴勒斯坦人，也包括加沙與西岸佔領區的巴勒斯坦人；它同時還指出，種族隔離政策的受害人包括600萬離散者，無論是逃亡到周邊國家的難民，還是生活在德國或歐洲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離散者——他們沒有權利回到自己的家園。我認為指出這一點是重要的，因為這是在給德國政府施壓。她結束演講後，我走到她面前把報告遞給她，用希伯來語對她說，把它讀完。

而「洪堡三人組」的另一個成員 Stavit 在那場宣講的現場用希伯來語喊出，「加沙孩子的血就在你的手裏流淌！」，喊完她就離開了。而 Majed一言不發直到最後，他被允許在問答環節提出問題，結果他在那個環節做了一個非常有力量的演講，講完就離開了。

之後，我們三個人一起被起訴了，說我們擅自闖入那場活動並擾亂秩序——儘管那是一場公開活動。在兩場審訊中，我們說，「我們要把以色列和我們一起帶上法庭。」我們被要求給出聲明，而我們作出的聲明全部是關於我們對抗以色列種族隔離的決心。

出於大屠殺的包袱，德國社會不斷為以色列辯護。這裏的很多媒體，在與供職記者簽合同的時候，合同中就會出現，不允許批評以色列。即使是左翼媒體，被允許批評的空間也非常小。在德國，如果你批判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那你就是「反猶」（anti-semitic），這就是在歐洲語境下人們看待問題的主流方式。我們「洪堡三人組」就這樣被送上了法庭，我們三個人都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活動家，僅僅因為我們要求平等、要求人權、要求多元文化主義，就被起訴「反猶」——他們實在想不出更好的「罪狀」了。在那些媒體扭曲的報導中，我們有十幾個「反猶分子」，他們緘口不談我的猶太人身份，隱晦地暗示我們是巴勒斯坦人，所以天然具有「反猶」傾向。聽證會還在繼續，而我們甚至很難聯絡到德國記者在開庭的時候從我們的視角來寫報導。

有時候在B.D.S示威現場，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德國人開始謾罵我們「反猶」，我就開口說希伯來語，他們馬上就閉嘴了，留下一片尷尬，因為他們不知道要怎麼消化。我們是猶太人，所以我們不怕承擔「反猶」罪名。

以色列的政治宣傳讓西方很多自由主義者相信它是中東唯一一個民主國家。但事實上，它在1948年建國後，任何層面上都是民主價值的反面。少數族群的權利、多元文化主義、平等⋯⋯在任何層面上這個國家的原則都是與自由主義價值相悖的。尤其談到平等的價值，以色列建立的根基原則就是否定這一價值，否則就不會有這個國家的存在。它將權利僅僅給予一個族群，以剝奪所有其它族群的權利為代價，尤其是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

所以我們會說，如果你不反對猶太復國主義，你就不能說你反對種族主義。德國的一些進步的政黨可能會對以色列進行一些温和的具體的批評，比如某項具體政策、軍事化教育等，在左翼光譜中是被允許的，但是如果涉及到最核心的問題，挑戰了以色列的根基或者根本屬性——即建立在侵佔巴勒斯坦領土之上的「猶太國」，那就百分百不能被接受，並且會被攻擊，尤其會被左翼攻擊。

德國對猶太復國主義關於猶太受難敘事買賬，因為這是對他們而言最為方便的方式，他們就不用在鏡像中看着自己，以處理真正的問題。以色列的存在，對於德國乃至整個歐洲而言，是一種修補。納粹把人分成「人」「超人」「次人」的觀念，而這也是深深嵌入在猶太復國主義的價值中的。如果要從二戰的恐怖和大屠殺的教訓中學習什麼，那麼就應該是徹底清除這種人種等級論，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呼籲少數群體的權利上。

猶太復國主義最核心的原則——他們要建立一個屬於他們且僅屬於他們的國家，比起種族主義，排他性是最核心的。他們把一切不屬於他們種族的，視作敵人和威脅。

端：你提到你的祖輩都是大屠殺倖存者，他們曾經生活在哪裏？

R：當西方人不斷談起大屠殺，他們指的是猶太大屠殺，但是那場大屠殺不僅僅是針對猶太人，也在對羅姆人（吉普賽人）實施種族滅絕，但是在歐洲，尤其在德國，你去柏林的大屠殺紀念碑，沒有任何提及羅姆人的痕跡，都只是在關於猶太人。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的孫子，這一切讓我作嘔。

我的外祖父母都經歷過那些最可怕的集中營，包括奧斯維辛。我祖父母當時在斯洛伐克，戰爭期間躲去了匈牙利布達佩斯，我的外祖父母生活在羅馬尼亞，經歷了那場大屠殺，他們幾乎失去了所有家人。我有以色列的護照，同時我也可以申請羅馬尼亞或斯洛伐克的護照，因為那是我父母的出生地。

所以我拿了斯洛伐克的護照。事實上，我從來不說斯洛伐克語，我甚至從來都沒去過那個地方，我對那裏沒有任何了解，看到那裏的國旗我都認不出來，但我持有那裏的護照，這是不是很好笑？

在歐洲，人們認同這樣的原則——家族裏有兩代以內在一個地方出生，就可以申請那個地方的公民身份。我現在拿着我的斯洛伐克護照，用它作為捍衞巴勒斯坦人返回自己出生地的權利的一個理由，至少是西方社會應該認同的邏輯。今天生活在以色列的、大部分跟隨猶太復國主義去到那裏的猶太人，都擁有歐洲某個國家的護照，他們憑什麼否認那些因為以色列建國而流離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回到他們父輩、祖輩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園的權利？只因為巴勒斯坦人的擁有「錯誤的」族群身份？因為他們不符合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主義模型？

這就又回到猶太復國主義最核心的原則——他們要建立一個屬於他們且僅屬於他們的國家，比起種族主義，排他性是最核心的。他們把一切不屬於他們種族的，視作敵人和威脅。任何出生在今天的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或任何離散的想要返回故土的巴勒斯坦人，僅僅是他們的存在本身，就被以色列視為威脅。

猶太復國主義與納粹主義的一體兩面

端：比起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是不是更應該放在現代民族國家運動的範疇內？

R：猶太復國主義與猶太教沒有任何關係——後者是一個宗教，而前者是民族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態——猶太教從不包含民族主義。這就好像3K黨宣稱他們與基督教的關係一樣，我們都知道3k黨不是基督教，只是利用基督教實踐他們惡毒的白人至上意識形態。猶太復國主義也是在利用猶太教來使自身具有合法性。

在二戰前，歐洲所有的正統猶太教徒都是反猶太復國主義的。二戰後，也就是大屠殺之後，有一個轉向，猶太教徒開始在一定程度上和復國主義者們合作。說到現在，那些激進的正統猶太教徒們，也是捍衞巴勒斯坦人權的。因為他們拒絕猶太復國主義工程在巴勒斯坦的合法性，無論是從宗教出發，還是從人本主義出發，很自然的他們就會去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權利。巴以衝突絕不是以色列強調的具有高度複雜性——以色列政治宣傳最成功的就是說服了世界，巴以問題在歷史語境中是複雜的。他們不斷製造那些複雜敘事——什麼應許之地、自由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以色列是中東唯一一個民主國家，再加上反恐……很明顯，是為了讓外界難以做出是非判斷。

巴以問題從來都不是宗教衝突，它關於土地，關於否定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對他們的家園的權利。

巴以問題從來都不是宗教衝突，它關於土地，關於否定那片土地上的原住民對他們的家園的權利。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之前，猶太人和穆斯林共同生活從沒有問題，尤其在今天巴勒斯坦的那個地方。那裏曾經有巴勒斯坦猶太人、巴勒斯坦穆斯林和巴勒斯坦基督徒，他們一直和諧地共同生活，直到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在二戰前，生活在歐洲的猶太人中，支持復國主義的不到5%——大屠殺後一切都變了。猶太復國主義是歐洲反猶主義浪潮的一個反應，他們需要反猶主義才能建立認同，合理化自身。事實上，他們全盤吸納了反猶主義話語——猶太人不該留在歐洲，要去往他們「本來」該待在的地方。復國主義者回應反猶主義的方式是，「對啊，我們是特殊的，是不該跟歐洲社會的其他人共處的。是我們不同的基因和宗教，不允許我們成為歐洲社會的一部分，因此我們需要一片只屬於我們的土地」。

這裏的重點不是需要一片土地，而是一片只屬於他們的土地。所以從這裏看，猶太復國主義的開端就是種族主義的、或者說是種族至上主義的（supremacist），和納粹主義是一體兩面。他們認為猶太教徒是原始的不開化的，他們要建立的是民族主義工程，是猶太人的民族國家。

端：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思潮和後來不斷右轉的復國主義運動要做區分嗎？

R：在1948年之前的猶太復國主義，有非常多不同的思潮，有一些不那麼種族主義的，比如不以民族主義為依託的「精神復國主義」，還有一些討論是關於如何與原住民共存的，但是這在1948年之後就不可能了，以色列建國直接是基於種族至上主義的邏輯，把原住民驅離他們的土地。這是後來民族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的開端，這也是所有阿拉伯鄰國敵意的開端。以色列又反過來把這些敵意作為這些阿拉伯國家「反猶主義」的證據。

以色列左翼歷史學家伊蘭·帕普 (Ilan Pappé)，研究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他把猶太復國主義分成四波，第二波非常有意思，是十月革命後從蘇聯來到巴勒斯坦的貧窮且理想主義的猶太人。他們相信「沒有土地的人，去往沒有人的土地」的迷思，他們抵達巴勒斯坦後驚覺，現實不是他們想像的那樣，那片土地上一直是有人——那裏有社群、有他們的文化、語言和整個生產生活系統。然而他們仍然要堅持自己的理想，這一切的掙扎都寫進了他們的日記中。他們被本地的巴勒斯坦人熱情招待，他們待了下去，跟本地人學習如何農耕、如何與那片土地相處。然而在他們的日記裏，他們寫，他們怎麼被這些「外國人」招待。他們去別人的土地，卻把原住民稱作外國人，我們要如何為他們的理想辯護呢？

端：那麼基布茲（Kibbutz，注：是猶太復國主義在以色列建立的一系列集體社區，早期主要從事農業生產）代表的早期猶太復國主義呢？它被認為混合了社會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思潮，社區裏的人沒有私有財產，工作沒有工資，衣食住行教育醫療都免費。二十世紀早期，這種公社理念似乎對歐洲的左翼猶太人充滿了吸引力。英國猶太裔歷史學家託尼·朱特也寫到過他早期也心懷期待地跟隨左翼猶太復國主義，從英國來到了中東，然後是巨大的幻滅。

R：基布茲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當然，他們有社會主義屬性，如果談及他們的公社生活方式，他們集體化的生產系統和再生產活動——食堂、託兒所等等。但是這一切都被左翼浪漫化了。而鮮被提及的是其中伴隨着的種族主義，基布茲的勞動力只限於猶太人，而否定任何非猶太人從事生產，並且佔領和控制了全部生產領域，搶走了原本生活在那裏的非猶太人的工作。

而這僅僅是開始，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後，基布茲就成為了以色列最大的土地掠奪工程，每一個基布茲農場，都是要麼直接建立在巴勒斯坦人的村莊上，要麼在被以色列軍方損毀的巴勒斯坦村莊旁邊，使用巴勒斯坦農民的土地和資源。很明顯，這是以色列官方支持的土地掠奪/竊取工程，把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變成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即便我們從今天以色列人而不是巴勒斯坦人的視角來看，基布茲所佔領的土地與資源，在整個以色列都是非常不均衡的。所以說起那些自由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可能在一些層面上是進步的，但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他們是絕對共謀。就好比富人建立的封閉社區，他們不允許其他人進入，在封閉社區內部，他們當然是平等、互助，外界看來「社會主義的」。但是社會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本來就不可能共生。

以色列的種族隔離現狀：「民族國家」還是「民主國家」？

端：2018年，以色列議會通過了「猶太民族國家」法案（Nation-state Bill），這也是內塔尼亞胡多年來不遺餘力推動的。目的在於保障猶太人在以色列的諸多權利，並支持設立更多的猶太人定居點等等；而以色列境內通用的阿拉伯語則不再是一門官方語言，轉而降格為一門具有特殊地位的常用語言。這似乎讓國際社會大驚失色，開始譴責以色列的反民主行徑。

R：這不是什麼新鮮事，他們只是立法鞏固了這一猶太民族國家的現狀。看到這個立法，外界驚呼：以色列要成為一個種族隔離國家了。而我要說的是，這個法案沒有改變任何情況。以色列從來都不是種族隔離國家之外的任何別的東西。

以色列在建國之初主要乾了兩件重要的事。第一件事是種族清洗巴勒斯坦人，把儘可能多的巴勒斯坦人暴力驅逐出他們的家園。這也就是為人所知的巴勒斯坦 Nakba（浩劫，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5月15日75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但是鮮為人知的是，以色列正式建國的三個月前，種族清洗就開始了，那三個月中，30%的巴勒斯坦人被趕出了那片土地。在清理掉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口——75萬人之後，他們並建立一了個系統，確保被驅逐的人永遠不得返回。

接下來第二件事是，因為他們沒辦法做到把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部清除，他們要保證那些留下來的人永遠不被允許和猶太人享有同等的權利。那些屬於這個共同體的猶太人，他們可以享受民主與自由，而非我族類則被永遠排斥，這一切都基於種族。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以色列建立之初就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

人們生活在這個國家所有重要的權利都是國民身份所賦予的。比如政治參與權，對於包括土地與水等國家資源的權利。

南非的種族隔離更清晰可辨，其邊界是白人與黑人，而以色列則更復雜和特殊。在今天以色列的境內，20%的人口是巴勒斯坦人，他們擁有以色列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是二等公民——而且這個公民身份也不是馬上就拿到的，經過漫長的等待。而在以色列的法律制度中，在公民身份之上還有國民身份（nationality），而法律限定國民身份只有猶太人可獲得。人們生活在這個國家所有重要的權利都是國民身份所賦予的。比如政治參與權，對於包括土地與水等國家資源的權利。以色列的絕大部分土地歸國有，而法律允許可以購買國有土地的，只有猶太人。僅僅在那些少量的私有土地範疇，巴勒斯坦人有購買權。所謂的巴勒斯坦人的「公民身份」，只是為了告訴外界，我們有「民主」，實際上它不意味着任何權利，我們不能離「民主」更遠了。

端：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以色列境內不同族群的組成狀況和權利處境嗎？

R：以色列有約120萬巴勒斯坦人擁有以色列的公民身份——二等公民，還有500萬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的軍事佔領區，另外經常被人們遺忘的是600萬離散者——他們被以色列驅逐出境長達70幾年。當人們討論以色列是民主國家還是一個種族隔離國家時，他們僅僅把目光放在那片領土內部。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着的巴勒斯坦總人口和猶太人口的比例相當。以色列境內看主流媒體的人，不斷擔憂着猶太人口將成為少數族群，被巴勒斯坦人超越，而作為多數人口是在他們看來以色列統治合法性的來源，但佔據人口多數是以驅逐了多數巴勒斯坦人口、使他們永遠無法返回家園為前提而達到的。猶太人是一個人工創造出來的主體民族，以色列是一個人口「淨化」過的國家。

而當所謂以色列左翼——我稱以色列左翼為虛偽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稱以色列右翼為誠實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們之間沒有本質差別——稱「我們越來越接近種族隔離國家了」時，他們指的是，巴勒斯坦人口即將超越猶太人口，少數族群統治多數族群，是他們對於種族隔離的定義，他們並不在乎平等。擊潰他們話語的是那600萬被暴力驅逐的離散者，他們表徵着問題的核心。

猶太人是一個人工創造出來的主體民族，以色列是一個人口「淨化」過的國家。

除「公民」之外，以色列還創造出另一個類別，沒有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居民（resident）。這個制度始於1967年「六日戰爭」，以色列非法佔領了約旦河西岸絕大部分和東耶路撒冷（採寫者注：1948年以色列建國時，耶路撒冷被分割成東、西兩部分，西耶路撒冷猶太居民為主，東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居多）。以色列一直想要吞併東耶路撒冷，但是在1967年的時候，它還不想全部吞併西岸，因為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佔比太高了。但是東耶路撒冷屬於西岸，所以以色列吞併東耶路撒冷後，將後者與前者分離了並納入到自身的邊界線內了。那麼要怎麼對待住在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呢？一個選項是繼續種族清洗，不過這次他們沒有這麼做（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建立猶太人定居點逐步蠶食巴勒斯坦人的領土），他們做的是，建立了一個新的法定身份類別——這些人是居民（residents），但是不是公民（citizen）。

當局宣稱，居民享有同樣的權利，他們唯一沒有的是參與議會的選舉。真相不是這樣的。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生活狀態是多麼的不穩定。我舉一個例子，一個巴勒斯坦家庭世世代代都住在耶路撒冷，其中一個人要來歐洲讀書，如果有幾年他/她沒有回家，他/她就會被剝奪回家的權利，就失去了他/她的居民身份。

所以，當我們討論當前的「猶太民族國家法案」，這是什麼新東西嗎？情況一直都是這麼壞的，從建國伊始，就只有猶太人享有「國民身份」，這一直是有法律框架的。這個法案只是讓事實變得更清楚了，讓那些被矇在鼓裏的人清醒了。它僅僅是對以色列右翼是有重要性的，因為它作為「基本法」被通過了，以色列沒有憲法，基本法就是很難被改變的。現在右翼可以明目張膽地說，「我們不用在乎什麼外界期待的民主，不用在乎猶太人是不是多數族群了，我們可以吞併整個西岸了」。

歐洲右翼與「反猶主義」

端：那我們說說歐洲的右翼，他們支持以色列、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但是右翼也有着「反猶主義」傳統，一些新納粹至今還在否定「大屠殺」，這不矛盾嗎？

R：這裏有一個非常錯綜複雜的語境。

西方保守主義的右翼對以色列的支持是毫不猶豫的，無論多少巴勒斯坦人被殺害、被用刑、被關押。「反猶」在歐洲是一個被高度濫用的、工具化的術語，右翼使用「反猶」作為政治武器，讓那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左翼聲音發不出來。

在德國，也有真正的納粹存在。他們中的一些否認「大屠殺」，對歷史不懷任何歉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權事實上擁抱全球所有這些新納粹和極右勢力，內塔尼亞胡政府和全球所有右翼政府交好，包括但不限於匈牙利的歐爾班、巴西的博爾索納羅……不止如此，以色列不久前直接出售武器給烏克蘭的新納粹——這件事在以色列法庭上庭審了，很多文件被披露了出來。

但是正如我反覆強調的，今天最大的反猶主義形式，就是猶太復國主義，它是非常本質主義的種族論——所有的猶太人是文化上/基因上的共同體。回到猶太復國主義在西方輿論場上的基本邏輯——只要你批評以色列，你就是反猶。這句話就是非常種族主義和本質主義的，它預設以色列能代表所有猶太人，預設只要你是猶太人，你就一定支持那個殖民主義、種族隔離的犯罪工程——以色列國。猶太復國主義在今天，事實上是不斷在發酵「反猶情緒」的，因為他們一切認同都建立在被外界憎恨的基礎上。

我們一定要注意區分反猶和反以色列，當德國境內那些左翼的政治力量打着「反種族主義」的招牌，指控B.D.S是反猶、濫用「反猶主義」並將其限定於攻擊那些批判以色列政府的力量上的時候，相當於送給右翼種族主義者一份大禮。

所以，我們一定要注意區分反猶和反以色列，當德國境內那些左翼的政治力量打着「反種族主義」的招牌，指控B.D.S是反猶、濫用「反猶主義」並將其限定於攻擊那些批判以色列政府的力量上的時候，相當於送給右翼種族主義者一份大禮。因為在德國政治浪潮中真正的反猶主義，絕不是B.D.S運動所代表的對以色列政府的批評話語，而是那些散播種族仇恨的新納粹勢力，而這些真正危險的勢力在歐洲，尤其在德國，反倒是被給予通行證（free pass）的——另類選擇黨（AfD，德國極右翼政黨）可以公開在競選海報上仇穆，新納粹也可以公開遊行。

端：事實上，今天歐洲的種族主義情緒不是針對猶太人，而是針對穆斯林。穆斯林更像是上個世紀的猶太人。

R：沒錯。猶太復國主義者總是吵吵着「反猶主義浪潮又在德國升起了，他們走在街上都覺得害怕」，這絕對是撒謊，今天德國種族主義的主要形式絕不是「反猶」，而是「伊斯蘭恐懼症」，是伴隨難民而來的仇穆情緒。今天歐洲的仇穆情緒，也是跟對以色列的支持有很強關係的。如果你支持巴勒斯坦，那你一定是穆斯林，那你一定「反猶」。甚至歐洲新法西斯的崛起，也跟歐洲集體意識中無條件站以色列有很大關係——巴-以的對立在德國社會的政治象徵中佔據重要位置，支持以色列必然帶來對巴勒斯坦乃至穆斯林的污名。

有趣的是，另類選擇黨標榜自己為以色列最好的朋友。他們字面意義上的「反猶」，但卻支持以色列，二者全然不衝突。事實上，回到1917年的《貝爾福宣言》，分割了英國託管的巴勒斯坦。貝爾福在任大英帝國外相期間，發布了《貝爾福宣言》，支持猶太人在巴勒斯坦重建家園。而貝爾福自己就是一個保守黨右翼反猶主義者。反猶和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從一開始就未曾衝突過。

那些對抗以色列所代表的猶太復國主義的，和那些對抗伊斯蘭恐懼症的，需要並肩戰鬥。反種族主義者，就一定要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當人們有效地打破了以色列製造出來的猶太人與猶太復國主義的綁定關係，那很多今天關於以色列在國際輿論場上的的迷思都破解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努力搞第一屆「猶太人反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Jewish Anti-Zionism Congress），第一屆我們準備選在瑞士的巴塞爾開，因為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代表大會」（Zionist Congress）就是120多年前（注：1897 年 8 月 29 日 – 1897 年 8 月 31 日）在巴塞爾開的。我們會邀請世界各地的猶太人都來參加，公開表達他們對猶太復國主義的反對以及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支持——因為那個猶太復國主義的「猶太國」宣稱代言了所有的猶太人，我們號召猶太人從這種劫持中解放出來。我們預計會有幾千人到場，這些從生活方式到價值觀都非常非常不同的猶太人，聚在一起表達他們拒絕被以色列代表，這將動搖以色列合法性的根基。

端：你認為，德國人今天對以色列的這種集體意識，是因為戰後的反思教育做得太過了嗎？

R：很多支持巴勒斯坦的猶太活動家，他們是出於愧疚來反對猶太復國主義，因為他們屬於特權群體，而我從不感到「愧疚」，感到的是「責任」。「愧疚」與「恐懼」是使人虛弱的力量，讓人們難以行動，愧疚感有時甚至讓人自我感覺良好——比別人更有道德。而「責任」則是驅動力，是驅使人來行動的。

「愧疚」與「恐懼」是使人虛弱的力量，讓人們難以行動，愧疚感有時甚至讓人自我感覺良好——比別人更有道德。而「責任」則是驅動力，是驅使人來行動的。

而德國在二戰後的歷史教育，是讓人們感到「愧疚」，或者「恐懼」。所有的教育都是一種「壓制式」的教育，把二戰前根植於這個社會的種族主義/種族優越論的集體意識壓制了下去，卻從未真的處理過這些問題。也因此，被壓制的集體意識一直都存在，甚至還會反彈。

右翼一直是更誠實的，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以色列。我總是喜歡舉以色列所謂「新歷史學家」（New Historian）Benny Morris的例子，他是一個研究1948年巴勒斯坦浩劫（Nakba）右翼猶太復國主義者，他很坦誠地宣稱，「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是好事，不然我們怎麼能擁有一個猶太人佔多數的民族國家？」他從不否認Nakba發生過，不像很多人過不去自己道德那一關，而否認發生過的事實。我對於以色列這樣的右翼還是更尊重的，撇開道德層面，至少事實層面我們有共識。

而那些所謂的以色列左翼（自由派猶太復國主義者），我甚至都不能同意他們對「太陽會不會升起來」的判斷——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對自己撒謊，並且也不斷把謊言播撒至世界其他地方。但主要是對自己撒謊，這樣才能既做一個猶太復國主義者，又站在道德的位置上而不感到不自恰。怎麼可能做一個有道德的猶太復國主義者？這是不可能的！這在語彙上就是自我矛盾的。

左翼反猶主義與道德自虐癖

端：我在柏林遇到的很多德國左派都不願意談巴以問題，對「種族隔離」這樣的說法非常遲疑。所以，你們的敵人也包括德國左翼。

R：在德國，左翼很多時候比右翼還種族主義，尤其是德國左翼黨（Die Linke），他們最喜歡在巴勒斯坦問題上插嘴，在2011年的一份反對「反猶主義」的聲明中，Die Linke 將B.D.S運動以及批判以色列的人稱為「反猶分子」。他們聲稱他們要聯合起來對抗反猶主義，所以他們反對B.D.S運動，所以他們反對那一年的「加沙自由船隊」（Gaza Freedom Flotilla，注：船隊將人道主義援助和建築材料運往加沙，目的是打破以色列-埃及對加沙地帶的海上封鎖）的航行，所以他們反對「一國解決方案」，聲稱這是不具備合法性的。

首先，B.D.S完全基於國際法和人權公約，它要求的不過是那片土地上所有人的自由、平等和正義。自法國大革命開始，這已經是一個最基本的、不該引起任何爭議的價值了。然而，這對於以色列來說，這是有爭議的，對於德國左翼來說，竟然也是一樣。

第二，對於加沙的封鎖，在全世界任何人權組織看來都是非法的、不人道的野蠻犯罪行徑。以色列軍方封鎖加沙（注：企圖以讓加沙經濟癱瘓的方式給哈馬斯施壓），限制對加沙的食物供應，並使用一套公式精確計算加沙每人每日最低的卡路里需求，以避免造成人道主義災難被國際社會指控——這些文件都被披露了出來。

另外，以色列的封鎖嚴重導致了加沙的水污染，90%的飲用水對人體來說是有毒的（注：據UNICEF稱，加沙唯一的蓄水層中90%以上的水對人類攝入來說是不安全的，但由於以色列的封鎖，建築材料和設備無法進入，故加沙的污水和供水基礎設施的維修工作無法進行）。這不是人道主義災難，這是出於政治動機蓄意製造的災難。而德國左翼竟然不反對它！

最後，關於「一國解決方案」，今天的語境是建立一個「以色列-巴勒斯坦國」，在這片土地上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巴勒斯坦人，人人擁有平等的權利，無關宗族、宗教、性別……而左翼黨認為這是不合法的。他們想要維持現狀——這個把人分為上等人和次等人的種族主義現狀。這就好像是在1930年代，當猶太人說，我們和德國人應該有一樣的權利時，德國的政治家反駁，「你的要求是『反德國』的」。

他們在2011年的這個聲明，讓他們作為左翼臭名昭著，儘管左翼黨內部也有巴勒斯坦人——就像AfD 內部也有猶太人——支持B.D.S和反對那個聲明的，但是他們並沒有撤銷那個聲明。

他們舉着以色列的國旗和反法西斯旗幟抗議我們，我們開玩笑說，這可能是唯一一個地方我們能看到法西斯旗幟和反法西斯旗幟捆綁在一起。

端：我在參加B.D.S示威的時候，看到對面舉着以色列國旗反對B.D.S的示威者中，有一些「Anti-Deutsch」（反德意志）的標牌，這是一個什麼組織？

R：他們是以色列的頭號支持者。這是恐怕僅存在於德國的、一個非常特殊的左翼政治浪潮，特別能夠說明德國社會的精神狀況（註：反德意志運動是德國和奧地利的激進左派的諸種理論和政治傾向的總稱，基本立場包括反對德國民族主義；批判主流左翼的反資本主義在結構上是反猶的；認為反猶主義根植於德國文化歷史中；支持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與反猶太復國主義-反帝國主義運動一樣，反德意志運動也屬於更廣泛的反法西斯運動中的一部分，但在二十世紀90年代和二十一世紀初，這兩個潮流因對以色列的看法不同而分裂）。

這個組織是對戰後德國從未真的系統性處理和清算種族主義結構的一個反應——昔日的那些納粹軍官還在戰後西德政治系統的重要位置上。他們是德國左翼的一部分，立場強烈地支持猶太復國主義，不斷強調自己作為德國人的特權位置，認為種族主義是和德國人之本質直接相關的，致使他們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猶太人犯下了罪行。但這又是和納粹共享一套本質主義邏輯的——某某民族本質上是怎樣怎樣的……

我們之前通過合法渠道申請巴勒斯坦人權相關的集會宣講，兩次被否決，後來我們租了一輛大巴，把大巴變成宣講地點，我們把那輛大巴叫做「自由號」（freedom express），在我們的大巴外面，就是「反德意志」組織的示威，他們舉着以色列的國旗和反法西斯旗幟抗議我們，我們開玩笑說，這可能是唯一一個地方我們能看到法西斯旗幟和反法西斯旗幟捆綁在一起。他們認為自己反法西斯主義，反民族主義，反軍事化⋯⋯

但是在他們的臉書頁面上，你竟然還能看到Nakba坦克！他們讚美以色列的軍隊！他們假裝巴勒斯坦人並不存在，是迷思，是編造的現實。他們認為重生的德國就是為了捍衞以色列以抵抗所有敵人。他們所表徵的德國精神狀況，恰恰說明了大屠殺沒有真的留下歷史教訓。還是同一套種族主義邏輯，只是運用在不同的族群之上。如果其它左翼還能接受一點對以色列輕微的批評，他們連這些批評都不能同意。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德國是猶太復國主義最後的防線。

端：我們最後談一談鬥爭的路徑和出路吧。

R：以色列在分裂巴勒斯坦鬥爭上做得非常成功，包括使用不同的公民身份，包括區分巴勒斯坦人裏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在政權或領導層上分離加沙和西岸，這些都是服務於以色列的政治目的的。巴勒斯坦的民族身份，是在不斷的解放鬥爭中被賦予的，但是在另一個語境裏，巴勒斯坦的「民族認同」，並不是所謂民族領袖所給予的。

事實上現在的巴勒斯坦鬥爭是沒有領袖的，而我們現在有全球B.D.S運動，它是一場公民社會的運動，由170幾個不同的社會組織、工會、學院、女權團體等共同簽署，也由三種不同處境的巴勒斯坦人共同支持——以色列的二等公民、佔領區被軍事鎮壓的巴勒斯坦人，和那些被以色列驅逐出境的離散者。離散者的回歸應該是巴勒斯坦運動最重要的一個議題，離散者在從人口數字上也佔最多。

描述它的語言是開端，如果它被描述為「佔領」、「衝突」，你總可以找到辦法來調解爭端、扭轉局勢。但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們經歷的是需要被推翻的壓迫系統，就像南非的種族隔離，像美國的蓄奴制。

B.D.S運動不再談經典的「一國方案」或「兩國方案」，我們傾向於談論多少種權利，非常清晰地提出三種訴求：1. 結束1967年開始的對巴勒斯坦領土的非法佔領，2. 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巴勒斯坦公民應享有和猶太人同樣的基本權利，3.尊重、保護並且促成巴勒斯坦難民返回他們的家園並歸還他們土地。當我們談這些基本權利的時候，這是一種團結而非分裂的力量。

現在德國社會多種政治力量想要以推動立法的方式來反對B.D.S運動，他們想要用法律框架來讓我們閉嘴，我想越是這樣法律上的壓制，越能讓反以色列的力量團結起來。讓他們抓我們吧，公民不合作運動是更有力量的。也不要忘了德國是屬於歐盟的，我們可以把事情帶到另一個維度去。

我們在歐洲鬥爭的重點在於國際輿論的話語。首先，我們在改變那些虛假左派們關於1967的話語——在他們看來，一切都是合法的，直到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對約旦河西岸的非法佔領，比如喬姆斯基也會一直這樣說。而我們一直強調，這絕不是1967年的問題，問題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本身，1967年不過是它的症狀。

此外，我們還在改變關於「佔領」的話語，這不是五十幾年的「佔領」（occupation），是七十幾年的「種族隔離」（apartheid）。還有更重要的是，改變那些德國左翼把對以色列合法批評——從限定於特定政策的位置，到質詢這個國家之建立的本質結構。這是正在發生的改變，我認為這對於推翻種族隔離體制而言非常非常重要。

描述它的語言是開端，如果它被描述為「佔領」、「衝突」，你總可以找到辦法來調解爭端、扭轉局勢。但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們經歷的是需要被推翻的壓迫系統，就像南非的種族隔離，像美國的蓄奴制。不廢除（abolish）那些壓迫體系，怎麼解決問題？對於巴以問題也是一樣，不廢除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隔離制度，怎麼解決「爭端」、怎麼平息「衝突」？這是唯一出路。

最後，國際社會所談論的「共存」是不存在的，因為你不可能期待享受種族隔離制度之特權的人（猶太人）會自動放棄特權，而在不平等的前提下，任何人都是無法「共存」的。比起「共存」（coexistence），我們需要的是「共同鬥爭」（coresistance）——特權者和被剝奪權利的人一起戰鬥，顛覆不平等的制度，創造出新的政治空間，才有可能討論如何「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