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对话反锡安主义犹太活动家: 在德国，犹太人成为“反犹”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我经常在柏林不同的巴勒斯坦活动场景中遇到乌迪·拉兹（Udi Raz），她总是戴着一顶西瓜图案的基帕（Keppah，犹太小帽），在众多库菲耶（Keffiyeh，巴勒斯坦头巾，巴勒斯坦支持者间最流行的表达团结的符号）中显得别具一格，也成为了辨识她的标志。西瓜图案象征着巴勒斯坦，因为“红、绿、白、黑”的四种颜色刚好是巴勒斯坦的国旗色。在西岸和加沙被以色列占领后，巴勒斯坦国旗在那里成为了禁忌，人们开始使用西瓜图案来代表国旗。而如今，西方世界对于声援巴勒斯坦声音的全方位压制，让这个象征再度焕发出反审查的生机。

乌迪生理性别男，倾向使用的人称代词为“她”。她是支持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行动网络“Jewish Voice for Just Peace in Middle East”的成员，也是原定于4月12日在柏林开幕的“巴勒斯坦大会”（Palestine Congress）的组织者之一。“巴勒斯坦大会”预计举行三天，由世界各地的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支持者发起，讨论加沙停火、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并谴责德国是大屠杀的共谋。然而，开幕当天大会就被警察断电清场。德国各大主流媒体在大会开幕前夕就开始了抹黑运动。市长凯·韦格纳（Kai Wegner）在推特上评论巴勒斯坦大会时说，“柏林对‘反犹主义’零容忍”。

在大会现场被逮捕的人中，有两个犹太人，其中包括乌迪。她被逮捕的那个视频极具象征意义，戴着基帕的她一边被警察押着往楼梯下走，一边朝着公众喊“Free Palestine”。身后一个女声朝着警察大喊，“你们正在抓犹太人！”

2023年10月7日后，远超其所占人口比例的犹太人在德国因“反犹”指控而被“取消”。今日被滥用的“反犹”指控，让这个词在今天彻底丧失了其意义，任何声援巴勒斯坦或谴责以色列政权的人都可能被指控“反犹”，真正的反犹主义反倒藏在了这个“保护伞”下免责了。

另一方面，犹太大屠杀的历史在声援巴勒斯坦的群体中逐渐成为了禁忌。这个创伤被主流政治不断调用，成为了压迫性工具，甚至是正当化另一场大屠杀的武器。深受其害的阿拉伯人自然对它嗤之以鼻，甚至否认大屠杀真实发生过的阴谋论，在普通阿拉伯人那里也越来越有市场。进步的犹太人群体更不知如何再提及已经被“劫持”的集体创伤。

4月14日，“巴勒斯坦大会”被关停的两天后，我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一场抵抗运动上见到乌迪。那是发生在德国国国会门口一场占领运动——“Occupy against Occupation”（“占领国会，反抗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这场运动至今已持续两周，截至本文发稿时间，人们仍苦苦坚守着营地。我抵达现场时，正逢一位说唱歌手的演出，在唱到“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从河到海”）这一句，警察突然冲了过来，把歌手抓走，并且暴力地和人群发生了冲突，救护车来了，几个被警察袭击的女孩子被担架拉着送上了车。

在一起见证了那场警察暴力后，我问起乌迪“巴勒斯坦大会”的那一天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逮捕的。她告诉我，警察嘲讽她头上戴着的西瓜基帕，她便反击说，“你们反犹了”，接着就被警察带走了。我忍不住笑出了声——德国竟然也开始生产“苏联笑话”了。联想到愚人节那一天，一家艺术媒体 Hyperallergic 的 instagram 账号上发了一条推送，称德国的各大美术馆撤掉了描绘“河”和“海”的作品，当天看到时觉得是个好笑的愚人节笑话。然而乌迪的事情和营地的暴力发生后，我恍惚几秒，问营地里的朋友们，那条推送该不会是真的吧？

在这场访谈中，当乌迪犹豫不知道使用“巴勒斯坦”还是使用“以色列”来指涉那片地区时，经常就说“从河到海”间的人们。“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 Palestine will be free”是一句由来已久的反占领口号，在1960年代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最早喊出来。其中的“River”指的是约旦河，“Sea”指的是地中海，那之间是70年占领之下这片冲突无休无止的土地，它有时候被叫作以色列，有时候被叫做巴勒斯坦。这句著名的口号源远流长，被众多抵抗组织和民众使用过，它的意涵也不断被丰富着。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袭击发生后，这个口号被柏林检察院列为一种“反犹”和“煽动仇恨”的形式，使用者将受到刑事处罚。

在德国，遍布城市街道的犹太纪念碑和“反犹主义”指控的滥用，让这个揹负着大屠杀历史负担的国家看起来似乎像是患有一种道德自虐癖。曾被德国高法以“反犹主义”起诉的犹太活动家 Ronnie Barkan 在几年前我对他做的访谈中曾指出，“德国在二战后的历史教育是让人们感到‘愧疚’或‘恐惧’的压制性教育，它把战前根植于这个社会的种族优越论的集体意识压制了下去，却从未真的处理过这些问题。也因此，被压制的集体意识一直都存在，甚至还会反弹。”

在乌迪看来，今天这看似矫枉过正的局面正是纳粹时期同一种意识形态在当下的重复。随着中东难民抵达欧洲而伴生的伊斯兰恐惧症，德国当权者开始以犹太人之名来制造仇穆的氛围。只有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和当前支持另一场大屠杀的犹太人，在德国才配拥有“犹太人”的身份。

当一切罪行都是以犹太人为名而实施，当犹太人被彻底与以色列政权绑定在一起，反锡安主义（作者注：锡安主义，又译作“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的在场就更加重要——这不只是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也是为了犹太人可以重新夺回自身的身份，夺回其被劫持的历史与现实。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采访了乌迪。

在德国，犹太人成为“反犹主义”指控的最大受害者

斑戈：可以介绍一下你所属的声援巴勒斯坦的犹太组织吗？

乌迪·拉兹：我来自以色列，还有一些人把这个地区称为巴勒斯坦——这是从约旦河到地中海之间的一片区域，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塑造生活在那里的人生存处境的权力动态特征是什么，它叫“以色列”还是“巴勒斯坦”并不重要。

我是 Jewish Voice for Just Peace in the Middle East（“为中东正义和平的犹太人之声”，后文中简称“德国犹太之声”）的理事会成员，这是2003年在德国成立的一个组织，作为一种象征意义，它在十一月成立，以纪念“水晶之夜”，那是纳粹袭击所有犹太商铺的机构的时刻。

这个组织由一群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创建，因为他们意识到在德国媒体中，关于“从河到海”之间生活现实的报道非常片面。不仅仅是片面到只有犹太人才能主张现实究竟是什么，而且能说话的犹太人也仅仅是锡安主义者。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很少有机会发声。

不过，即便是在这样充满偏见的语境下，犹太人的声音比起巴勒斯坦人还是有更多的空间。因此，“德国犹太之声”的创始团队决定利用这种所谓“特权”——讽刺的是，这是由种族主义结构赋予我们的——以引入比我们自己更边缘的声音，即巴勒斯坦人的声音。

斑戈：事实上，有非常多的犹太人在德国被指控为“反犹”，成为针对“反犹主义”的取消文化的牺牲品，特别是在去年10月7号之后，你也是其中的一员。可以请你讲一讲你之前在犹太博物馆的工作并被解雇的经历吗？犹太博物馆同柏林遍地皆是的大屠杀纪念碑，共同构成了当代德国最重要的“记忆政治”的场景。你作为犹太人，却因为在犹太博物馆中谴责以色列而被解雇，实在耐人寻味。

乌迪·拉兹：我不止一次被指控为反犹主义者。我听说（未经证实）在过去六个月里，在德国因为为巴勒斯坦发声而被”取消“的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即便这个数字不准确，犹太人在其中所占比绝对是远超其人口比例很多倍的。犹太人在德国的主流社会中是多么的脆弱，我们在今天仍然是最弱势的群体之一。

“德国要么为遭受种族灭绝的犹太人——即已故的犹太人——留出空间，要么为正在做出种族灭绝的犹太人——即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大屠杀的犹太人——留出空间。活着的犹太人则很少有机会分享我们自己的经历。”

犹太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你一天肯定浏览不完。因此，博物馆的教育部门就推出了“专题导览”。其中一个主题是1945年以后的犹太人。这是我在犹太博物馆工作时专攻的主题，“犹太人、以色列与德国”。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每当一个参观团体希望了解这个主题时，博物馆就会来找我约时间。

作为一个在以色列长大并来到德国的犹太人，我通常也会解释我决定搬到德国的原因。我会讲到我来自的地方一直不太平，是它通过一个不公正的系统来维持其统治所造成的。在这个时候，我会以西岸为例，指出居住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被视为以色列国民，因此他们有权决定谁在以色列议会中任职，但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的巴勒斯坦人却不被视为以色列国民，因此他们无权决定谁在以色列议会中任职，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权利决定由谁来占领他们。然后我就引述了国际特赦组织在两、三年前发布的一份报告，那份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岸的现实是一种更广泛现象的诸多表现之一，我们可以用“种族隔离制度”（apartheid）来描述它。

然而，对于犹太博物馆的教育部门来说，那种具体的生存处境是怎样的并不重要，而我使用种族隔离（apartheid）这个术语就太过分了。他们是这样说的，“你可以谈论生活现实，但是不要使用种族隔离（apartheid）这个术语”。事实上，研究同一现象的人权组织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然而，做出不再聘用我决定的人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所以，是非犹太人在决定犹太博物馆将传递怎样的关于犹太人的知识，这再一次说明了在德国，我们犹太人没有资格按照我们的感知叙述现实。

德国报纸上还有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他们指责我仇视以色列。但我是在以色列长大的，称我为“仇视以色列”的人完全忽视了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传统，忽视了我的家人仍然生活在那里。好像不允许我们自己思考一样，对吗？是德国，是雅利安人不断告诉我们，犹太人是怎么样的人。

遍布德国的大屠杀纪念碑只是证明了对于德国而言，最重要的是纪念那些已经亡故的犹太人。死去的犹太人是如今德国公共领域中被调用最多的主题，目的是构建出德国不再是纳粹德国的形象。而活着的犹太人则很少有机会分享我们自己的经历，除非我们愿意为这个社会中的穆斯林恐惧症添砖加瓦。因此，德国要么为遭受种族灭绝的犹太人——即已故的犹太人——留出空间，要么为正在做出种族灭绝的犹太人——即支持以色列在加沙大屠杀的犹太人——留出空间。遗憾的是，没有中间地带。

“我为什么要重新使用‘雅利安’人这个概念”

斑戈：所以，作为犹太人，你怎么看“德国历史负疚”（German Guilt）？

乌迪·拉兹：我认为讨论“德国历史负疚”在不同方面都很说明这个社会的问题。首先，它暗示了作为德国人就意味着拥有某种特定的情感。作为一名德国公民，我不为雅利安人对我的祖父母所犯下的暴行感到内疚。我认为所谓“德国历史负疚”的概念是具有误导性的。

“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与自己的过去的种族灭绝历史和解的方式，是通过其当权者推动另一场种族灭绝来完成的。”

我外公外婆从阿根廷移民到巴勒斯坦，而我祖父母则从立陶宛移民而来。我的祖母在德国占领下的立陶宛幸存了大屠杀，祖父则是在大屠杀开始前的最后时刻逃到了苏联一侧，参加了红军在战场上对抗纳粹。战争结束后，他们两人重逢了，并移民到了巴勒斯坦。然而，他们的整个家庭都死于大屠杀，这是雅利安至上主义者，即纳粹主义的暴行。我对于这些暴行肯定不会有历史负疚感，对吗？另外，我认为试图与过去发生的暴行和解并没有错。真正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与自己的过去的种族灭绝历史和解的方式，是通过其当权者推动另一场种族灭绝来完成的。

斑戈：你为什么使用“雅利安人”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意义吗？

乌迪·拉兹：随着纳粹德国的垮台，“雅利安人”这个词已经消失了。但另一方面，“反犹主义”这个词却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很能说明问题，对吗？在提到对犹太人的仇恨、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时，人们会使用这个词。我是在德国的特定语境下使用“雅利安”，当然是在借用纳粹逻辑来刺激人们思考。

作为一个犹太人，我的主张是，如果我们要讨论“反犹主义”，我们也需要讨论“雅利安人至上主义”，因为我想要质疑的逻辑是——仿佛纳粹意识形态只在涉及犹太人的时候才会重现。每当有雅利安人说我“反犹”时，我都会提醒他们我（作为犹太人）和他们（作为雅利安人）的区别。

我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努力概念化我和“雅利安人”之间的差异。有一类德国人总是被称作“德国白人”（White German）。等等，那么问题来了，犹太人是白人吗？如果我不带Kippah（犹太小帽）走在街上，不说话，我会通过“白人测试”，对吗？很多犹太人和白人看起来没有区别。所以这不仅是种族问题，而是国族（政治）问题。所以对我来说，重申雅利安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差异非常重要。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是犹太人，而在于为什么有些白人比其他白人（犹太人）拥有更多的特权。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使用“雅利安人”这个术语以区分德国不同族群的白人非常重要。有些人用“生物上的德国人”（Bio Deutsch）这个词来指涉我口中的“雅利安人”。但对我来说，“生物上的德国人”意味着一些德国人比另一些德国人更“德”，对吗？所以我想避免这种说法。

因为如果这个概念已经不再相关，那为什么依然是雅利安人掌握着权力呢？如果不再相关，你是不是雅利安人又如何，为什么犹太人仍然被构造为他者？如果不再相关，为什么穆斯林对所谓德国身份构成了威胁？对我来说，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在当今德国依然有一个霸权性的社会群体，却声称在进行“去纳粹化”？如果一个国家的结构设置是为了让某个特定群体更有归属感，那么这个群体就必须被命名。

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在德国机构层面雅利安人的霸权属性。德国使用的是太阳法日历，即格里高利历，进而排除一切不遵循这一日历的其它传统，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有自己的历法。在读大学期间，我们作为犹太人被告知这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基督教社会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了这种歧视成为社会的默认状态，以至于连质疑都不被允许。另一个例子是，当新冠病毒席卷德国时，有假消息称穆斯林在斋月结束时去清真寺庆祝开斋节，内政部迅速回应，称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德国的防疫规定。但是当圣诞节来临时，你知道的，就会有特殊的（免除防疫）规定。事实上，犹太历的光明节就在圣诞前的一周，但我们可没有被免除防疫限制。这再次说明了犹太人和穆斯林在德国政治决策或政治家利益中是次要的。

“德国联邦政府新设立了一个名为‘德国犹太生活专员及反犹太主义斗争专员’的办公室，掌控这一职位的人往往也不是犹太人，他们自我认同为基督徒、新教徒、天主教徒等等。这些人决定了我们是否是‘反犹主义者’。”

犹太人在德国政治决策中的代表性问题就更说明了犹太人是怎样被系统性边缘化的群体。我们来看看认同犹太身份的德国人在德国议会中有多少席位，答案是零，一个也没有。我总在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被排除在外。我们在德国议会中没有直接的代表。然后是自2018年以来，德国联邦政府新设立了一个名为“德国犹太生活专员及反犹太主义斗争专员”的办公室。你可以在联邦级、州级、市级以及德国国家的行政机构，例如警察和军队中找到这个职位和办公室。掌控这一职位的人往往也不是犹太人，他们自我认同为基督徒、新教徒、天主教徒等等。这些人决定了我们是否是“反犹主义者”。他们指控我们为“反犹主义者”，因为我们在谈论民主应适用于生活在“从河到海”之间的每个人。他们指控我们为反犹主义者，因为我们谈论人权，并表示巴勒斯坦人也应享有人权。他们指控我们为反犹主义者，因为我们谈论国际法应适用于每个人，也包括巴勒斯坦人。他们指控我们为反犹主义者，因为我们在呼吁停火！在我看来，因呼吁停火而指控我们的人是种族灭绝爱好者。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一个名为“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的组织，它是一个实际上得到德国官方认可的由犹太人掌握的机构。如果你去他们的网站查看“关于我们”部分，你会看到他们声称代表所有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是德国所有犹太社区的庇护伞。但是所有德国的犹太社区都围绕着犹太教堂而组织起来的。德国犹太人中央理事会并不代表所有犹太人，而只代表那些将自己的犹太性理解为宗教身份的犹太人。像我这样的世俗犹太人，完全被忽视和排除在今天德国关于犹太性的话语之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发生在一个自称为世俗国家的地方。我们不仅没有发声权，还被指责为对犹太性本身、对德国民族、甚至对人类都构成的危险。“德国犹太之声”是现今德国最大的世俗犹太组织，而我们被“雅利安人”标记为德国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谈论犹太人在议会中的代表性，谈论犹太人在负责生产关于犹太人的知识的办公室中的代表性。究竟谁有权为犹太人决定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如何感受，我们应该如何思考，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保护犹太人”的话语如何服务于“伊斯兰恐惧症”

斑戈：德国的主流社会一直预设“反犹主义”是阿拉伯人/穆斯林的特定情感。似乎大屠杀的“记忆政治”在制造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关系，是这样吗？

乌迪·拉兹：我们在宣传中经常看到，中东难民在德国重新燃起的“反犹主义”现象中起到了核心作用。然而这样的说法在数据面前就不攻自破了。据我所知，近年来注册的反犹太主义案件中，超过90%是来自德国极右翼，是雅利安人。

并且，在“从河到海”间的犹太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阿拉伯人。事实上，“Semite”（闪米特，作者注：反犹主义在英语中是“anti-semitism”，字面意义上是“反闪米特”，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同属于闪米特人）这个分类实在是太妙了，它赋予了我们很多力量。我和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同是闪米特人，我与他们的共同之处远比我与雅利安人之间更多。

同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听到像我这样的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被“雅利安人”标记为反犹主义者。我认为每当发生这样的指控时，就是又一个明证——德国的当权者所谓的“保护犹太人”是虚假的，他们要保护的仅仅是那些同样愿意再生产仇穆种族主义的犹太人。如果我们重审过去数十年来的仇穆种族主义，它是内在于德国国族建设的进程的，我们会看到这一现象一再重复，而且每次都伴随不同的主题。几十年来，我们见证过以指责穆斯林“恐同”为名的仇穆，以女权之名的仇穆，以动物权利为名仇穆，最终指责穆斯林无法在现代世俗国家生活。阿拉伯人的身体是德国政治精英投射其种族主义的对象。我们为什么要坚持在谈论伊斯兰恐惧症时强调其背后的种族主义，因为它明确针对的是种族化的身体。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去年10月7日以来在德国发生的事情了。你会看到那些当权者如何拿“犹太人”大做文章——声称穆斯林是对犹太人的威胁，因此穆斯林对德国、对德国性也是一种威胁。因此，现在我们见到的将阿拉伯人与反犹主义绑定在一起，只是德国更广泛的伊斯兰恐惧症的又一表现。

“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目的是将德意志民族净化。他们非常成功，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活在德国的约50万犹太人中，只有不到1%的人从大屠杀中幸存并留在了德国，或重返德国。换句话说，德国从未‘去纳粹化’。”

如果我们还记得，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其目的是将德意志民族净化。他们非常成功，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生活在德国的约50万犹太人中，只有不到1%的人从大屠杀中幸存并留在了德国，或重返德国。然而，现在的德国声称要与他们种族灭绝的过去和解，不仅是在通过鼓吹（对巴勒斯坦人的）另一场种族灭绝来实现，而且还通过解释为什么德国应该保持纯净——在今天的语境下是不被穆斯林人口所“污染”。

换句话说，德国从未“去纳粹化”。我想，在德国，并不一定所有生活在德国的雅利安人都认为雅利安人至上是必然的。但我认为大多数雅利安人根本不知道非雅利安人在德国的境遇有多严峻。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的困境与权利仅停留在论辩之中，而不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捍卫的东西。

斑戈：还有一些问题在内部分化着巴勒斯坦团结运动，比如究竟是支持“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运动中的犹太人、阿拉伯人人，或政治光谱上位置不同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

（作者注：“一国方案”主张将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及加沙地带，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无论是犹太人，或是阿拉伯人，都拥有相同而平等的公民权与各项权利。“一国方案”有不同政治光谱上的解释，比如锡安主义者要的“一个以色列”，而激进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则要的是没有犹太人的巴勒斯坦。今天巴勒斯坦团结运动中的“一国方案”，一般指的是推翻以色列现政权以建立一个多元平等的新政权。）

乌迪·拉兹：关于“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的主要问题，在我看来更多是关于“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围绕着一个民族而建立”的这个逻辑是否需要被质疑。作为”酷儿”，我们首先不应该接受这个逻辑。我们需要去质疑这样一个现实——为什么我们所使用的类别总是在分化与区隔，而不是在包容？

在我看来，“一国方案”是对“从河到海”之间持续至今不公正现实的答案。因此，我个人反对除“一国方案”外的任何其他想法。我希望我们最终能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并消灭任何民族主义的分类法。我认为中东是受到“民族国家”这一逻辑侵略的众多例证之一，把这一区域分化成不同的“国家”，从始至终都不适用于居住在这一地带的人的实际生活情况。

斑戈：哈马斯也变成了一个很难谈论的话题。因为主流媒体将哈马斯塑造当前惨剧的源头，所有支持以色列的人都会不断重复讲述“哈马斯”的暴行，并以此正当化以色列对加沙的屠杀，仿佛巴勒斯坦人该集体因为哈马斯而受到惩罚。这导致了在巴勒斯坦团结运动内部，很难去讨论是否应该谴责哈马斯的问题。

乌迪·拉兹：首先，哈马斯是锡安主义者的产物，把哈马斯置于权力中的恰恰是锡安主义者。但是哈马斯的出现并不能为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辩护。其次，我想通过我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历史叙述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在以色列成长的过程中，接触到一种赞扬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抵抗的叙述。特别是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Mordecai Aniliewicz，他是一个乌克兰犹太人，在波兰的华沙隔离区内领导了一个抵抗运动。他领导的最后一场抗争在纳粹即将清理华沙的“犹太隔都”（ghetto）并把所有犹太人送去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的时刻，他在当时写了一封信，并成功寄出给他的兄弟，描述了他能够作为犹太人，见证犹太人抵抗纳粹统治，是多么的自豪。因此，我从小就接受了这种叙述：如果你是一个被系统性压迫的少数群体，在这种统治下你的生命一文不值——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军方杀害巴勒斯坦平民的政策，整个以色列的宣传话语都在把巴勒斯坦人“非人化”，那么抵抗这样一个压迫性的政权就是必要的。

“关于是否应该谴责哈马斯的问题，只有在同时问及是否谴责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占领以及‘从河到海’之间统领人们生活现实的犹太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时，才具有正当性。”

我不是在为杀戮行为或暴力行为辩护。在我看来，10月7日的事件本是可以避免的，对吧？长达76年的犹太至上的统治也是可以避免的。没有任何必要去维护一个不得不将暴力视为处方的权力结构。在我看来，总有另一条路可走。那正是我们被告知曾经对我们执行大屠杀的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即要去践行民主思想、人权思想，以及遵守为应对纳粹暴行而制定的国际法。然而过去六个月中有这么多人失去了生命，这是令人心碎的现实，尤其是西方领导人未能意识到，他们有能力结束这一场为犹太人、巴勒斯坦人和许多其他无辜生命共同承受的苦难。因此，关于是否应该谴责哈马斯的问题，只有在同时问及是否谴责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占领以及“从河到海”之间统领人们生活现实的犹太至上主义意识形态时，才具有正当性。

是“酷儿”身份，让我看到了与巴勒斯坦团结的可能性

斑戈：可以讲一讲你在以色列的成长经历吗，你是如何成为一名“反锡安主义者”的？

乌迪·拉兹：我在海法长大，海法以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共同生活的城市而著称。所以在海法长大，对我来说，我所生活的地方不止有一个名字从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大部分时候，犹太人会把这个地区称为以色列，而巴勒斯坦人会把这个地区称为巴勒斯坦。

“我和其他住在海法的酷儿及其他青少年一起决定创建我们自己的安全空间，从来没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个酷儿是否是犹太人，而是说这个空间是为每个酷儿的。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听到，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在犹太国家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在青少年时期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酷儿，在异性恋为主导的环境中成长，除非你为自己创造一个安全空间，否则你就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我和其他住在海法的酷儿及其他青少年一起决定创建我们自己的安全空间，我们每周会见一次面，只是坐在一起聊天、笑和哭，你知道，就是那些青少年在接受自己的异样性并试图互相照顾时会做的各种事情。因此，创建这样一个安全空间也是欢迎非犹太的 LGBTQ 群体加入的。其实从来没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一个酷儿是否是犹太人，而是说这个空间是为每个酷儿的。在这个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混居的城市中，巴勒斯坦人会加入这个安全空间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从巴勒斯坦人的角度听到，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在犹太国家生活是什么样子。

我第一次意识到，他们所生活的现实与我作为犹太人完全不同。不仅如此，我还遇到了其他来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犹太人，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移民到了这片土地。因此，通过我的酷儿身份，我也了解了海法社会结构的复杂性，酷儿身份成为了一扇门，让我接触到并开始理解不同生存现实如何形塑出酷儿们截然不同的生活。

后来我被迫要服兵役——这是让我非常羞耻的事情，但不幸的是这在以色列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尽管如此，起初我接受了飞行员的培训，成为飞行员是我小时候的梦想，所以当时的我更专注于这件事本身，而不是我在服兵役这件事。但经过一年后，我决定退出飞行员的训练。然后我被派往特拉维夫的以色列空军总部服役，开始接受从地面护送空军任务的培训。在这些任务之中，也包括了一些杀人的任务。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每当有这样的任务时，军官们基本都会准备蛋糕和美食来庆祝他们的成功。对我来说，那是一种非常超现实也非常令人不适的经历，我又一次要求停止这项培训。然后我的上级军官跟我说，军队已经投入了太多的资源培训我成为一名士兵，他们不会再把我送到另一个培训中，而是会把我放在一个单位里做行政工作。

他们把我送到了海法，我的家乡。我驻扎在海法大学。大学里有一个单位，负责培训学生成为情报官员。我的角色是在这个部门确保纸笔与其它教具充足。不过因为我也有权访问单位的打印室，那时正好是我和海法的 LGBTQ 决定组织海法第一次骄傲游行的时候，我就利用我对打印室的访问权来印刷骄傲游行的传单。结果我被一个军官逮了个正着。在这一刻，我意识到作为一个公民，我能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远比我作为一个士兵多。所以我决定尽一切努力离开军队。在那时几乎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死相逼”——让我的上级军官相信，如果他们不让我离开，我就会自杀。这就是我最终离开军队的方式。根据以色列军方的文件，我被认定为精神病患者。对于像我这样的“逃兵”，在以色列的社会背景中有许多含义，比如会被嘲笑说，“如果军方说你精神有问题，那么你就有问题”，生活变得非常难，几乎不可能在任何国家机构，也可能不会在学术界找到工作。

离开以色列前，我在尝试理解在我面前展开的现实。离开军队不久之后，我经常去西岸，特别是一个位于“巴勒斯坦1948年”和“巴勒斯坦1967年”分割线之间的村庄，以色列政权在那里修建了一道隔离墙，基本上切断了村民们世世代代走过的田野。这个地方成为了反对隔离墙斗争的象征性地点。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对于那些无法踏入他们生活的土地的巴勒斯坦人来说，情况是多么严峻。他们无法获得食物，被切断了维持社区所需的主要资源。我花了多年时间才完全拥抱“反锡安主义”的犹太人的认同，那么多年是用来消除一种观念，即“犹太至上主义”是居住在“从河到海”之间的人民的一种必要的统治结构。因为我成长于一个中立化这种想法的锡安主义环境中，如果这是一种默认的现实，你为什么要质疑它呢。

然后我搬到了柏林，那是柏林庆祝多元主义的时代，是来自世界各地左翼分子的热门地点，也是 LGBTQ 的天堂。当我搬到柏林后，遇到穆斯林人，特别是阿拉伯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可以和他们平等地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仅是我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消弥，我们还共享着在德国作为少数族群生活的现实。我遇到其他少数族群的个体帮助我了解或探索这个社会中，边缘化我们的不同社会机制及其表现形式。

斑戈：酷儿身份为你打开了团结巴勒斯坦人的大门非常有趣，因为“粉红清洗”是很多年来以色列的一种宣传策略，宣传其是中东唯一一个支持女权和 LGBTQ 权益的国家，并以此来污名化穆斯林，在宣传中把穆斯林塑造成强奸犯，父权保守压迫女性和酷儿的族群。这个宣传很成功，我记得，3月2号柏林的巴勒斯坦游行中，路边有一个白人女性朝游行队伍大喊：你们都是强奸犯。

乌迪·拉兹：在一个希望将穆斯林视为天生坏人、视为“次人”的社会中，这种宣传就容易成功。事实上，只要掌控话语权的人仍然掌握着权力，权力技术就会奏效。但尽管如此，我认为我们也成功地指出了这种为进行中的种族灭绝的辩护之词是多么虚伪。

我在以色列的时候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个位于特拉维夫的 LGBTQ 青少年的安全空间被袭击了，我的好朋友 Nia Katz 在那场袭击中和另一个青少年一起被杀害。还有数十人受伤，其中一些直到今天都还不能走路。还有一些人在那次袭击事件后自杀了。至今为止，没人知道是谁发动的那场袭击。

“一旦你深入了解粉饰现实的逻辑，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反对粉饰政策。以色列对 LGBTQ 群体而言比中东其他国家更安全的论点根本就不是事实。”

而对比之下，10月7日之后，以色列政府的反应则是，杀光所有仅仅是被怀疑支持哈马斯的巴勒斯坦平民。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每当巴勒斯坦人以暴力作为抵抗时，以色列当局都会突袭整个村庄，直到他们找到了犯下暴力行为的人。但在讽刺的是，我说的这起针对 LGBTQ 的袭击发生了十五年后，我们仍然不知道谁犯下了这一罪行。所以你看，LGBTQ 对以色列国家决策是毫无重要性可言的。

一旦你深入了解粉饰现实的逻辑，每个有理智的人都会反对粉饰政策。以色列对 LGBTQ 群体而言比中东其他国家更安全的论点根本就不是事实。比如，加沙被杀的人中难道没有 LGBTQ 吗？我认为以色列现在是对巴勒斯坦 LGBTQ 群体来说最危险的国家。以色列如何能声称是 LGBTQ 的安全之地，却同时屠杀整个加沙的 LGBTQ 人口呢？

我认为当权者的宣传逻辑正在瓦解之中，这在以色列和在德国都正在发生。比如，根据最近的调查，大多数德国人反对德国政府推动的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例如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我们正处于地缘政治转变的时刻，特别是在德国。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现在居住在德国的每个人的警醒，因为我们也知道，根据最近的民调，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是德国将会被极右翼政党 AfD（另类选择党）接管。如果历史要重演，受苦的不仅仅是德国的非雅利安人口，还有不是雅利安至上主义者的雅利安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巴勒斯坦人、犹太人、LGBTQ 的斗争、气候斗争是一个确保所有人和任何人可以参与其中的斗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每个不希望生活在 AfD 统治下的德国人的呼唤，让他们加入我们。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几个月了，现在是更多雅利安人走出舒适区并帮助我们重新夺回那个承诺为我们提供民主、公民权利和人权、承诺遵守国际法的国家的时候了。

我认为巴勒斯坦的情况带来了很多希望的信号。我们在对抗正发生在加沙的种族灭绝的斗争中团结了起来，在从锡安主义统治下解放巴勒斯坦人的斗争中团结了起来。作为犹太人，我们在把犹太性从锡安主义中脱离出来的斗争中团结了起来。我们跨越了国家、性别、宗教、文化等各种背景，团结在一起。巴勒斯坦让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从彼此身上看到并理解不同个体生活经历中的不同压迫机制。无论是在加沙、中国的维吾尔地区、库尔德斯坦、缅甸、刚果、苏丹、喀麦隆，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如何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参与的运动中最重要的事情。

斑戈：这种团结在理想中很美好，在上世纪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象征，团结了世界各地的抵抗运动团体，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不只是巴勒斯坦的解放，而是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争取一个更自由更公平的世界的斗争。但是在今天，就像女权话语和 LGBT 话语用来分化进步群体的斗争一样，今天在地缘政治意义上，全球各地抵抗运动的团结看起来非常艰难，被地缘政治分化到了不同的阵营之中。比如乌克兰为了得到西方建制的支持，和以色列站在一边，伊朗政权在背后支持哈马斯也导致伊朗的抵抗力量无法同情巴勒斯坦。

乌迪·拉兹：我们需要保持敏感，我认为酷儿性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我们得出什么答案，都永远不是完整的答案。“酷儿性”一直是一种定义企图的“失败”，因为一旦你定义了某件事，总会有不符合这个定义的余地。因此，无论我们现在对周围的压迫机制得出什么答案，都不是单一的、固定的答案，而是我们在当前环境中找到的最佳答案。我们始终需要反思，质疑我们得出的答案是否最多只是更好地“失败”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