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全球氣候政治的未來會有何變數？

去年是有記錄以來全球最熱的一年。雖然全球關注點在疫情上，但澳洲和美國發生的大型山火、格陵蘭大型冰層破裂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它們都和氣候問題密切相關。去年還是《巴黎氣候協定》簽訂五週年，聯合國舉辦了氣候問題的高峰會，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呼籲各國宣布進入「氣候緊急狀態」（Climate Emergency），標誌氣候問題進入新階段。

經過三年的過渡，美國在去年11月正式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告別特朗普時代後，拜登的外交內政將有大轉彎，氣候問題又重新變為國際事務的核心議題。拜登上台第一天就重返《巴黎氣候協定》。他特別新設了「氣候特使」（Special Presidential Envoy for Climate） 這個內閣級別的職位，提名前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擔任，全權推動美國氣候政策。這個職位在媒體中俗稱「氣候沙皇」（Climate Czar，Czar這個稱號在美國政壇上指在某個領域上的全權負責人）。克里身為2004年的民主黨總統提名人，已處於相當於「黨領導人」級別。他擔任國務卿期間的主要成績就是成功推動簽訂《巴黎協定》，對國際氣候政治問題的經驗無出其右。在2009-2011年，奧巴馬也委任了一個「氣候沙皇」，但只屬於高級幕僚的級別，與現在克里的級別不在一個檔次。當時任命的Carol Browner雖曾出任環境保衞局（EPA）局長，但其地位和克里無法相提並論。由此可見拜登對氣候問題的重視程度。

可以預料，圍繞氣候問題的政治角力將成為拜登時代的最重要觀察點之一。它不僅牽涉美國國內政治爭鬥，美國能否重新建立世界領導權，還和美中大國角力密不可分。

氣候問題的爭議分幾個層次：科學、經濟和國際政治。氣候問題簡而言之是全球變暖和由此相關的局部地區氣候極端化。一般認為，全球變暖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過去一百多年間，人類經濟活動方式的急劇轉變，釋放出大量温室氣體到空氣中，導致地球的散熱能力降低，地球越來越熱。温室氣體最主要有三種，按照對暖化貢獻依次為水蒸氣、二氧化碳和甲烷。這三種氣體其實都在自然界普遍存在，但人類經濟活動人為地增加了它們在空氣中的比例。其中，二氧化碳增加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有關；甲烷增加與大規模發展畜牧業（尤其是養牛）有關；地球變暖令更多冰和水變成水蒸氣進入大氣層，水蒸氣增加又加劇了温室效應，形成正反饋。目前以圍繞二氧化碳的爭議最大，因此本文聚焦於二氧化碳上。

氣候政治的核心因素

對一些國家而言，全球變暖生死攸關，如海平面上漲就會給小島國家帶來「滅頂之災」。但對另一些國家而言，全球變暖未嘗不是好事

在科學層面，圍繞氣候問題的爭議如下。第一，全球變暖是否屬實？第二，全球變暖有多大程度上與人類活動成因果關係？第三，人類採取措施是否可阻止或減緩全球變暖？第四，全球變暖是否一定是壞事？現在一般認為，全球變暖是事實。而對於後三個並非純粹「事實」層面的問題：第二條問題要在事實之間（變暖和温室氣體增多）建立因果關聯，要提出假設和論證；第三條問題需要建立模型對未來進行預測；第四條問題更直接牽涉到經濟和國際政治，有價值取向的因素，就更複雜了。

在經濟層次，二氧化碳主要牽涉到能源問題。現在思路一般為：第一，減少使用能源；第二，在必須使用能源時，盡量使用綠色「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風能、水能、生物燃料、地熱能，以及由此衍生的電能（另外也有人認為核能也是可再生能源），減少使用化石能源；第三，在必須使用化石能源時用「清潔的化石能源」（如天然氣），減少用石油和煤；第四，在必須使用石油和煤時，要應用回收温室氣體的技術（處理後埋入地底，不讓它們逸散到大氣）。可想而和，以上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經濟活動，牽涉無數利益之爭。

氣候問題又牽涉國際政治。對一些國家而言，全球變暖生死攸關，如海平面上漲就會給小島國家帶來「滅頂之災」。但對另一些國家而言，全球變暖未嘗不是好事，北極地區國家（如俄羅斯、美國、加拿大、格陵蘭）不但能獲得大片可供居住的北極土地，還能開發北冰洋海道；一些有大片乾旱地帶的國家（如中國等），如果地理位置合適，其乾旱地帶也會變得濕潤而適宜人居。對一些發達國家而言，能源使用已在減少狀態，但對一些發展中國家而言，要他們減少使用能源和減少使用化石能源，無異於「剝奪其發展權」。在氣候問題日漸成為「政治正確」的當下，能否領導解決氣候問題也成為展現其世界領導力的重要標誌。

其他各方的立場和角色都基本固定，美中兩國卻存在很多變數。

在國際政治，氣候問題的重要「玩家」有幾家。

一是積極推動氣候問題的聯合國，它雖不是國家，卻有相當大的政治號召力，其附屬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是國際氣候問題的最重要推手。它協調制定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0）、《京都議定書》（1997）和《巴黎協定》（2015）。每幾年發表一次的「氣候變遷評估報告」（IPCC report）是權威氣候問題指引。

二是積極推動氣候問題的歐盟。在所有大國和地區中，歐盟是最積極推動氣候問題的一個，而且其立場相對固定，很少因政府變化而搖擺。

三是左右搖擺的美國。其立場依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上台而定：共和黨反對氣候問題，民主黨支持氣候問題。

四是重要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和印度。他們以「發展權」為由，長期強調「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口頭上支持應對氣候問題，實際把發展放在第一位。

五是重要的能源出產國，從利益出發，其總體立場是反對減少化石能源的產量。但石油生產國家和天然氣生產國家又有區別：在短期內，天然氣生產國家反而是贏家。

六是最受影響的小島國家。它們是肉眼可見的受害國，雖然它們普遍缺乏實力，但其「滅頂之災」的悲情是最有力的軟實力，能博得很大的聲量。

七是各種非官方的環保團體、慈善組織、媒體等。瑞典的「氣候少女」格蕾塔
能橫空出世，充分證明了民間氣候問題組織製造輿論的能量。「反氣候問題」民間團體的能量則明顯相差甚遠。

在這些「玩家」中，美國和中國最具備討論價值。首先，中國目前是碳排放第一大國，美國是第二，沒有這兩國的配合，氣候問題就不能解決。其次，在以上各玩家中，其他各方的立場和角色都基本固定，美中兩國卻存在很多變數。第三，美中是目前大國競爭中對峙的兩極，氣候問題被牽扯入大國競爭問題。

美國內部的氣候問題角力

民主黨人一貫支持氣候協議，然而不等於黨內沒有分歧。建制派主張循序漸進，拜登作為建制派一員，自然也不是氣候問題的激進派。

美國國內的氣候問題是兩黨立場差異極大，對立嚴重，外交受國內爭議影響非常嚴重。在特朗普時代，氣候問題很大程度上被聯邦政府邊緣化。特朗普上任之後第一天，氣候問題就被撤下白宮網站。2017年，特朗普退出《巴黎協定》被視為正式「退群」的第一步（也有人認為第一步是「退出TPP」，但當時美國只簽署卻未加入TPP）。雖然有人認為這是特朗普「民粹主義」作祟，但自從國際上對氣候問題的角力開始，共和黨人就一貫反對相關協議。

1997年克林頓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前，國會以95：0的大比數通過「Byrd—Hagel Resolution」，表明會反對「任何不要求發展中國家減排的國際協議」。克林頓也因此沒有把協定送上國會。繼任的小布什更不願把《京都議定書》送上國會。雖然傳媒一直說小布什退出《京都議定書》，嚴格說來美國根本沒有正式加入過。2016年，奧巴馬在《巴黎協定》上簽字，但因知道共和黨控制的議會無法通過，故同樣沒有把協議送到國會表決，只用行政命令「批准」協議。這不是美國通常的批准國際條約的程序，相當投機取巧。嚴格說來，即便在奧巴馬時代，協議在美國也沒有法定約束力。

共和黨人反對氣候協議有幾個原因。第一是經濟，美國本身是重要的能源生產國家和製造業大國，以前又素以 「大手大腳」 浪費著稱，氣候協議嚴重影響相關企業收益和員工生計，也嚴重衝擊很多人的生活習慣。共和黨人傳統上和能源企業關係緊密，特朗普更刻意拉攏因能源轉型而生活受影響的產業工人。第二是意識形態，共和黨人原則上反對加入任何對美國有約束力的多邊條約，認為「侵犯了美國主權和憲法」。美國至今未批准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就是另一個例子。第三是國際政治，美國的阿拉伯盟友（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大都靠賣石油為生，它們指望美國為他們出頭（相反，卡塔爾的天然氣儲量豐富，便和同樣天然氣豐富的伊朗越走越近）。最後是現實主義，美國此前一向堅持，如果條約對「發展中國家」（指中國）沒有約束力，那麼基本是無用的。到了特朗普時代，把話說得更露骨：美國不但要承擔減排責任，還要給很多錢，中國卻不用受約束，「美國太吃虧」。

民主黨人一貫支持氣候協議，然而不等於黨內沒有分歧。建制派主張循序漸進，拜登作為建制派一員，自然也不是氣候問題的激進派。但近年來湧現的以年輕人為主的左翼進步派，主張激進的氣候政策，自下而上地推動民主黨在氣候問題上向左偏。

奧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是補貼乾淨能源。在2009年推出的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專門撥款巨額補貼太陽能和風能企業若干年。一時間，太陽能和風能企業風風火火（也帶起了中國的太陽能面板產業）。但這種依靠補貼生存的企業在補貼結束後就無以為繼，紛紛破產。在第二任2015年，奧巴馬提出目標更大的「乾淨能源計劃」，但計劃沒有真正實行就受到共和黨人反對和法律挑戰，到特朗普時代就被完全廢棄。諷刺的是，在奧巴馬當政期間，美國的頁岩氣產業高速發展。頁岩氣雖然是「較乾淨的能源」，但還是化石能源，裂解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也被環保主義者反對。

奧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飽受進步派非議。他們不反對補貼，但他們認為這種補貼的收益大都落入資本家的手中。更重要的是，他們認為，奧巴馬政策屬於那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補丁式政策，在定位上把氣候視為一個普通的「問題」，根本就錯了。他們認為氣候問題是「中心議題」，應該圍繞氣候問題制定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政策。

進步派的崛起與千禧世代走上舞台有很大關係。一方面，在他們眼裏，「大人們」不負責地過度消耗地球，「偷走了我們的未來」，違反「氣候正義」。另一方面，社會不公平的分配令「99%被1%剝削」，違反「分配正義」。

2016年民主黨初選時，桑德斯抓住千禧世代的選票迅速崛起。桑德斯提出的能源計劃，糅合「氣候正義」和「分配正義」問題，把氣候問題作為其「社會主義」一攬子計劃中的核心議題之一。桑德斯不但提出在2030年把碳排放降低40%，2050年降低80%的激進目標，還提出完全取消使用化石能源。更重要的是，他提出向化石能源公司徵收高額碳排放税用於「永久性」地補貼綠色能源企業，進而提供大量「綠色」工作機會，把解決氣候問題作為解決社會分配不公平的手段之一；同時要禁止「貪婪的」化石能源企業的遊說，廢除税務優惠，禁止新鑽探，廢止頁岩氣等。他這套系統性工程的思路受到千禧世代的熱烈歡迎。桑德斯在氣候議題上猛攻保守的希拉里，氣候激進分子不斷就氣候問題「阻擊」希拉里，令她非常狼狽。

拜登在大選中極力避免「綠色新政」這個詞，強調「自己的氣候計劃」。這是因為對中間選民而言，綠色新政代表的不但是氣候問題，還是「社會主義」問題，非常「趕客」。

到特朗普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在2018年中期選舉時上位的民主黨新星眾議員奧卡西奧·科提茲（AOC）。2019年，她最早在眾議院提出的「綠色新政」議案 ，基本上就是桑德斯的思路但換上一個好聽的名字。在AOC的宣傳下，「綠色新政」成為進步派氣候訴求的通用語。在進步派議員的推動下，眾議院成立了「氣候危機委員會」（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Climate Crisis）。正是在這年，「氣候危機」的詞取代「氣候變化」成為進步派的通用語，也在媒體被廣泛使用。這個詞最早由戈爾在十幾年前推廣，但到這時才流行起來。

桑德斯在2020年競選中用上了「綠色新政」這個新口號（AOC支持桑德斯）。在2020年民主黨初選中，是否支持「綠色新政」成為每個參選人都必須「人人過關」的問題，參選人也幾乎無一例外地逐個表態支持。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行動綱領中，對抗「氣候危機」單獨立為一章。

拜登的綱領上同樣把氣候問題作為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他雖未表態支持桑德斯的激進計劃，但在減排目標上與桑德斯的100%乾淨能源目標大同小異，顯然是對進步派的妥協。拜登在大選中極力避免「綠色新政」這個詞，強調「自己的氣候計劃」。這是因為對中間選民而言，綠色新政代表的不但是氣候問題，還是「社會主義」問題，非常「趕客」 （如在第三次總統辯論上，特朗普抓住拜登「支持廢除頁岩氣」窮追猛打，又在賓州西部以此攻擊拜登，讓拜登險些失守。）

民主黨在1月5日的佐治亞決選中連取兩席，在參議院翻身成為多數黨。如果說，若參議院依然為共和黨控制下，民主黨中間派還有藉口抵制進步派議程的話，那麼在全面執政後，就很難有藉口在氣候問題上妥協。更令進步派憤怒的是，雖然拜登在挑選官員時很注重「政治正確」（多元化），但重要的進步派代表人物如桑德斯和沃倫都沒有獲得他們想要的內閣位置。如果說沃倫擔任財長會嚇怕華爾街的話，那麼桑德斯希望擔任勞工部長並不過分。進步派對此早已一肚子火。如果在氣候問題上，拜登不再積極的話，就更激起進步派的怒火了。

了解這樣的脈絡才能理解為何拜登都會把氣候問題視為「全球緊急狀態」，是必須應付的第一要務，大力推進減排。果然，拜登在上任第一天不但立即重返巴黎協定，還立即停止了從加拿大阿爾伯特省到美國內布拉斯州的輸油管道Keystone XL（KXL）的許可 。

阿爾伯特富含「油砂礦」（Oil Sands），它含油量很低，被認為是「最髒的石油」，但儲量極為豐富，加拿大（主要在阿爾伯特）的含量是全球第一。美加之間現有一條輸油管從阿爾伯特到德克薩斯的煉油厰，能源公司希望建設第二條即KXL，增大輸送量。奧巴馬曾經否決了這個項目（除了氣候問題外，還有通過原住民土地的問題），但特朗普一上台就為這個項目開綠燈，四年中加快建設。現在拜登停止了項目，相當於前期投入全部白費，不但企業損失慘重，工人又要失業。德州參議員克魯玆強烈反對拜登這個決定。這更可能導致美國社會更撕裂，與拜登「團結」、「治癒」的初心相背。除了KXL之外，阿拉斯加和墨西哥灣的近海油田開發許可權以及頁岩氣等都是非常棘手的問題。拜登簽個命令加入《巴黎協定》簡單，一到實際措施就必然阻力重重。

中國在氣候問題上的轉態

中國人此前普遍認為限制碳排放是「西方國家限制中國發展」、「剝奪中國發展權」的陰謀或圈套。

和美國從下而上地推動氣候問題相反，中國在近年來出現對氣候問題的轉態是從上而下推動的結果。

中國人在氣候問題上一向保守。中國雖加入了《京都議定書》，但「發展中國家」不用承擔任何義務，當然樂得參與。2000年代是國際有關氣候問題交鋒最激烈的時候，經常出現的情況是：歐洲呼籲各國儘快承諾減排；中國指責美國是碳排放第一大國（當時），應首先承擔減排責任；而美國則說如果中國不承擔減排義務，美國加入也沒有意思。在實際效果上，中國和美國互相推卸責任，對抗歐洲的壓力。

2009年12月召開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是爭論最激烈的一次。當時中國剛超越美國成為第一排放大國，美國又換上了支持氣候問題的總統奧巴馬，變成美國歐洲一起施壓，形勢一下子逆轉。中國立場為「作為開發中國家，減排行為是經過反複論證的、科學的、不容談判的，也是不附加任何條件的，不與其他任何國家的減排行動掛鈎，減排目標自主確立而不接受國際查核」 。但歐美輔以小島國家的悲情懇求施壓，中國被指責為不負責任的一方，非常狼狽。談判代表解振華在會上不斷用「人均排放量」、「歷史排放量」、「人均歷史排放量」等指標論證中國尚不需要承擔減排責任。最後會議無疾而終，中國成為眾矢之的，在發展中國家中聲譽大減。

中國人此前普遍認為限制碳排放是「西方國家限制中國發展」、「剝奪中國發展權」的陰謀或圈套。2010年初，當時的央視記者柴靜就哥本哈根會議採訪中國地質院士丁仲禮，柴靜問中國為什麼不加入協議，丁仲禮直接反問「中國人到底是不是人」？

2015年，柴靜製作了《蒼穹之下》的紀錄片，一開始反應熱烈，但隨即被猛烈批評，繼而被全網封殺。《蒼穹之下》主打污染環保問題，同時涉及碳排放，算是打了氣候問題的擦邊球。它開始廣受歡迎的原因是因為空氣污染問題當時非常嚴重。它被猛烈批評的原因卻是因有人指責紀錄片配合西方宣傳，要用碳排放「剝奪中國的發展權」。她採訪丁仲禮的視頻被翻出來，二次火紅。

中國人對減排的態度沒有變，但習近平卻非常重視減排和環保。

中國轉向發生在習近平上台後。中國人對減排的態度沒有變，但習近平卻非常重視減排和環保。正是習近平的力推，中國才放棄了以前的抗拒態度，不再把減排視為「剝奪中國發展權」。2014年底在奧巴馬訪華期間，習近平和奧巴馬達成協議，中國首次宣稱會在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2015年底，中美均在《巴黎協定》上簽字。2016年9月，奧巴馬訪華參加G20峰會時，在杭州與習近平雙雙簽署了《巴黎協定》批准文件。

中國之所以轉變態度有幾個原因。第一，習近平本身強調環保，根據「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生態興則文明興」 。第二，當時中國的排放量已遠超美國，國際壓力很大，不得不有所表示。第三，奧巴馬一直指責中國「搭便車」，不肯做「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在東海南海的擴張導致國際環境很差，中國必須有所行動，舒緩壓力。答應加入氣候協議和承諾減排，滿足了奧巴馬「美中攜手可解決世界問題」的願望。第四，習近平看準了綠色產業的機會（如前所述，奧巴馬在補貼太陽能產業時帶火了中國的太陽能面板產業），及早轉型就可搶佔先機。第五，發展新能源有助擺脱中國對中東石油輸入的依賴，間接舒緩了「馬六甲困局」。第六，在特朗普上任和退出《巴黎協定》後，中國更把握機會，高舉支持氣候問題、自由貿易、全球化、多邊主義、人類利益共同體這五枝話語大旗，一面拉攏歐洲，一面試圖取代特朗普不要的「世界領袖」地位。

儘管外國有人質疑習近平「說得好聼但做不到」，但事實似乎剛好相反，在中國最高領袖要推行什麼政策，阻力不是問題，還出現了減排措施太猛而影響民生的事。比如去年底，南方大面積停電或限制用電，根據《環球時報》胡錫進的說法就是為完成減排指標所致。中國從上到下的宣傳，總算初步表面上扭轉了國人的「碳排放剝奪發展權論」，但中國人是否真認同這個理念，還非常值得懷疑。最近已成為人大副委員長的丁仲禮因香港問題被美國制裁，那段柴靜採訪視頻又三次火紅，似乎說明了一些問題。

拜登時代的國際氣候角力

對中國而言，本世紀開頭15年，中國碳排放急速上升，不但在總量上成為頭號排放國，現在即使按「人均排放量」計算，不少歐洲國家已比中國還低了 。

《巴黎協定》承諾要將氣候目標設定為盡可能把地球温度升幅，與前工業年代相比，控制在1.5度之內。根據IPCC 2019年發表的特別報告 ，要保證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在2030年左右，全球碳排放至少要下降到現在水平的80%左右，2040年要下降到目前40%左右才能保證實現目標；最冒險的途徑，也必須在2030年左右達到峰值比現在水平高5%左右，到了2040年下降50%。根據聯合國秘書長古雷斯特在巴黎協定五週年峰會的發言 ，現時氣温比工業化前高1.2度，目前的減排量還遠遠不足。如果不改變，在本世紀升幅會達到災難性的3度。

去年9月在聯合國大會上，習近平承諾在2030年之前就達到峰值，而且「越快越好」，還首次提出在2060年前達到「碳中和」的目標 。12月14日在慶祝《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五週年的網路峰會又承諾，到2030年，中國碳強度（即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2005年的水平下降65%以上 。

在中國報導中當然一片叫好，但世界反應以「失望」為主。除了「碳中和」的目標尚難估計之外，其他兩個目標應該說非常保守。根據公開數據 ，中國的每年碳排放量雖佔全球28%左右，但在最近幾年都徘徊在100億噸（10 Billion Tons），看上去已非常接近峰值。現在不太清楚習近平提出的碳排放強度按什麼計算，但若按名義美元計算，查中國在2005年的GDP只有2.3萬億美元左右，2019年是14萬億美元 。2005年的碳排放是5.8BT，2019年大約還是10BT。粗略一算，2019年的碳排放強度只有2005年的28%左右，已提前達標了。即便按照其他的單位計算也相差不遠。按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要到2030年才達標就保守得很過分。中國首次提出「碳中和」時間表令人稱道，但其他發達國家大都承諾在2050年就達到，中國卻晚了十年。習近平提出的目標無疑過於「謹慎」。或許中國不想自我設限，以便有更多迴旋餘地。

現在，碳排放增長最大的潛在來源是印度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但可想而知，要求它們儘快開始減排，就等於十年前要求中國減排一樣是天方夜譚，無論美中，也不願意挑頭給這些國家施壓。在這種情況下，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和中國必須加快減排，才能抵消這些國家的增長。

對美國而言。拜登要重新做「帶頭大哥」，就必須以身作則，努力減排。在奧巴馬時代，美國減排效果顯著。到了特朗普時代，特朗普雖然退出《巴黎協定》，但美國是聯邦制國家，各民主黨主政的州依然堅持減排計劃，以致美國每年排放基本平穩，沒有回彈 。這為拜登時代，美國力爭進一步減排奠定基礎。但如前所述，共和黨抵制聲音很大，是否會出現共和黨州聯合制定「反減排措施」，是否會利用法律戰挑戰拜登的新措施，尚難預料。

對中國而言，本世紀開頭15年，中國碳排放急速上升，不但在總量上成為頭號排放國，現在即使按「人均排放量」計算，不少歐洲國家已比中國還低了 。這十年中國最明顯的變化就是成為世界強國，特別經過特朗普這四年，國際對中國的期望完全不同了。在奧巴馬時代，中國可以憑「加入協議」就贏得世界的歡呼；在特朗普時代，中國在減少增長上的努力也令人稱道。但到了拜登時代，在世界已越來越習慣按「發達國家」的標準衡量中國，中國在過去四年也一再表示在氣候問題上要做更負責任的大國之際，中國如果不在氣候問題上提出更進取的目標，就會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

除了減排外，另一個問題是出錢。奧巴馬時代，美國一向是最慷慨解囊的一個，特朗普則認為這讓美國吃虧。拜登時代美國少不了又要當「財神爺」，美國深陷疫情，國債高企，是否還有餘力也令人擔心，在民粹風潮未消退的美國國內如何反應，也難以預料。但美國在自己出錢的同時，一定會要求中國承諾出資，到時又不免一場新爭鬥。

在奧巴馬時代，「氣候問題」成為美中攜手解決世界難題的典範。但在拜登時代，在一開始美中關係未能正常化的情況下，氣候問題必然是相鬥多於相合作。氣候問題成為雙方角力的一個重要戰場。但在美中關係和緩之後，氣候問題依然存在很多可供雙方合作的空間，諸如在建立國際碳交易制度，以及新能源科技發展和（向其他發展中國家）科技轉移等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