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飯圈政治學：國家成為愛豆之後，重新敘述的民族主義

8月14日，王嘉爾、張藝興、吳謹言等表態支持香港警察的藝人在Instagram收到大量負面評論，他們的粉絲隨即翻牆到Instagram留言「控評」。控評文案（「我家哥哥出道幾千年 現存最古老文明」）把中國人格化為愛豆（idol），不少表情包用「阿中哥哥」來指代中國。

隨後兩天，《環球時報》等媒體跟進報導，「我們都有一個愛豆名字叫阿中」、「守護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登上微博話題熱搜排行榜，成為8月16日輿論場的焦點。

「出征」的粉絲被觀察者網概括為「飯圈女孩」，相關報導的漫畫配圖，是手持鍵盤、頭戴兔耳朵帽（因為漫畫《那年那兔的那些事》的走紅，兔子成為年輕民族主義者的常用符號），站姿昂揚的女性形象。

「阿中哥哥」和「飯圈女孩」的出現，可以看作最近幾年誕生的「粉絲民族主義」（Fandom Nationalism，又稱「飯圈民族主義」，由劉海龍提出的概念，指「像愛護愛豆一樣愛國」）日臻成熟的標識。「不關心政治」的飯圈在表面上完成了跟官方民族主義的合流，合流背後的兩條脈絡，一是黨團宣傳戰略的布局，一是飯圈文化（強組織、反黑、控評、打榜）的自我演變。

民族主義者與飯圈女孩：從征討到合流

網絡出征的歷史，其中最著名的一場戰役「六九聖戰」，幾乎可以看作是男性民族主義者對「飯圈女孩」的征討。到了2019年，「飯圈女孩」幾乎獨力扛起輿論戰的旗幟。

網絡出征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貼吧時代的「爆吧」傳統，其中最著名的一場戰役「六九聖戰」，幾乎可以看作是男性民族主義者對「飯圈女孩」的征討。2010年上海世博會上，韓國明星組合Super Junior的粉絲為了爭搶門票在世博園內發生踩踏事故，有武警和志願者被粉絲毆打和辱罵。「魔獸世界吧」網民隨後集結，通過「爆吧」的方式癱瘓了韓國明星網站和貼吧。

「腦殘不止，聖戰不死」是這場運動中廣為流傳的口號。從此以後，追星族，尤其是韓星的粉絲，在互聯網居民的圖譜上，被放置在幼稚、缺乏政治敏感、女性化的一端，跟民族主義者的形象完全沒有重合之處。

2013年，台灣歌手張懸在英國演出時，接過台下台灣學生給她的中華民國國旗，一個大陸學生當場喊出「「No Politics Today」（今天不談政治），此事在當年釀成一場小風波。儘管許多人已經指出，「不談政治」這句話本身也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但是我們還是能從中窺見一種試圖分隔追星娛樂與政治生活，迴避政治話題普遍心態。這種心態當然是危險的，對明星和粉絲而言，「六九聖戰」的教訓歷歷在目——國家面前無偶像。對一向重視青年工作的中國當局更是如此，「思想這個陣地，你不佔領，別人就會佔領」。

2014年1月，共青團中央通過《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共青團工作五年發展綱要》，強調要「經過5年努力，力爭形成內容上與青年思想實際和認知規律相適應，方法上更具吸引力、親和力和感染力的青少年思想引導工作體系」。

這一目標在當時屬於艱難任務。2014年前後的輿論環境裏，「愛國」並沒有太大市場。以捕捉互聯網情緒見長的咪蒙，在2013年的定位還是一個「公知」，她發布的一條微博，言辭激烈地把愛國比喻為「獸交」，現在回看仍難以想像。2014年國慶前夕，共青團中央在微博發起與國旗合影的活動，應者寥寥，還遭受了不少網民的嘲諷。

隨着國產流量明星時代的到來，和宣傳部門戰略的調整，輿論場的水温逐漸發生變化。2015年五四青年節，韓庚、王俊凱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共青團中央組織的優秀青年會，11萬條粉絲留言中，「少年強則中國強」尤為醒目。時任共青團宣傳座談部新媒體處處長吳德祖，在一次公開培訓中分享經驗：「我們總結出一個道理，能打敗公知腦殘粉的，只有偶像的腦殘粉。」

2016年，因為周子瑜「台獨」風波，「帝吧」網友遠征Facebook，在蔡英文、三立新聞、台灣蘋果日報等主頁下留言洗版。此次出征並沒有獲得官媒的背書，唯有共青團中央的微博以「90後，相信你們」等微博明確表態支持。愛國青年需要官方撐腰，「團團」需要青年粉絲，雙方各取所需，從此結為親密盟友。今天飯圈內部出現糾紛，向共青團中央互相舉報幾乎是常規操作。

「帝吧出征」以周子瑜道歉結束，民族主義的另一個旗手《環球時報》用一句話為這場出征點題：「祖國才是大本命。」隨後，共青團中央寫了一篇《小粉紅是誰》，將「愛國女孩」確認為民族主義戰線的一員。

這篇文章延續了對年輕女性的刻板印象，她們依舊和「六九聖戰」時期一樣，被形容為是幼稚（「不太懂網絡安全，不懂網絡輿論」），缺乏政治敏感（「不關心政治，分不清『左』右）的女性（「有個愛她們的男朋友，是我們的女兒，我們的妹妹，我們暗戀的隔壁女孩」）。

但這次的不同是，在官方（男性）論述裏，她們愛的不止是流行文化（包含偶像），還有祖國。「腦殘粉」與民族主義者的形象，終於可以重合。

到了2019年，「飯圈女孩」幾乎獨力扛起輿論戰的旗幟。7月份，帝吧謀劃出征香港「連登討論區」，但在出征之前，組織者遭到香港網民的起底，並在被官方約談後宣布停止活動，出征以失敗告終。相對地，8月份「飯圈女孩」出征在Instagram，則在事後受到官媒的集體背書，大受表揚，進而才有了「阿中哥哥」與「祖國反黑站」。

飯圈邏輯與中港問題，新的民族主義敘述

飯圈術語不是被民族主義借用，「阿中哥哥」也不是浮誇的修辭術，這場輿論戰，究其本質，就是一個飯圈事件。

嚴薔分析過明星「粉絲團」，認為他們的日常生活已經內設了某種「戰爭」，其組織本身極富軍事隱喻。換言之，飯圈就像一個練兵場，日常的打榜、控評、反黑是「軍事演習」，只要換個旗號，隨時能進入民族主義的輿論戰場衝鋒。

控評是飯圈的制式動作，粉絲團的「初級偵察兵」每日會不間斷地在微博搜索偶像的姓名和姓名縮寫，一條條翻閲搜索結果，進行初步的輿情監控，將負面微博呈報「反黑組」。這是大部分遭遇戰的開始。

2018年7月，《人物》雜誌記者謝夢遙在微博上批評流量明星吳亦凡的唱功，一天之內評論數破萬，並登上微博熱搜。吳亦凡的粉絲成批湧入謝夢遙微博，先是在評論區向他介紹吳亦凡的實力和進步，希望破除他的「誤解」。交涉無效後，戰役進一步升級，「戰鬥粉」進場，謝夢遙的私信收到大量辱罵、人肉搜索和死亡威脅。還有不少粉絲向《人物》雜誌社舉報、投訴謝夢遙。

今年7月，針對香港反修例運動的輿論戰開始後，飯圈文化（控評與反黑）幾乎完整地內化於這場陸港輿論戰之中。表態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微博被逐一偵查，「阿中哥哥」的支持者出現在評論區跟他們進行論辯、爭吵，「戰鬥粉」則對他們進行辱罵和死亡威脅。

對支持者進行人肉搜索和公開舉報的情形，比飯圈內鬥時更加兇猛。以筆者所知的情況，7月份至今，有至少10個人因為在朋友圈或臉書表態支持香港運動（或同情香港示威者）而被公開舉報，他們的詳細個人信息被發在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上，配以「港獨」的指控「遊街示眾」，並報送給他們的工作單位、畢業學校、屬地公安和網警。

在微博超級話題「祖國反黑站」（一個完全移植自飯圈的概念）裏，至今還在不斷地更新這類舉報和指控。弔詭的是，如果從民族主義的視角出發，那麼敵人理所當然是搞亂香港、試圖分裂祖國的「港獨分子」，也就是大陸媒體所指的香港示威者，可是在「祖國反黑站」裏，大部分帖子指控的卻是支持香港、批評大陸的「內奸」。對比2016年帝吧出征時被釘在靶心的周子瑜，這一反差並不尋常。

同樣呈現出反差的，是「微博反黑站」在超級話題榜排名和活躍度，遠比「中國一點都不能少」要高。這似乎顯示了大陸民意的重心，並不在於領土主權是否完整，而是中國的形象是否受到詆譭。也因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完全無涉「港獨」議題的香港反修例運動，會在大陸引起這麼大的民意反彈。除了當局的信息操縱，另一個重要原因當然是，自2012年反水客運動的「蝗蟲論」之後，大陸涉港輿論一直處在「被香港人看不起」的陰霾中。「為什麼香港年輕人會如此仇視中國大陸？」這個問題是香港反修例運動以來，大陸網民不斷發出的疑問。對大陸年輕一代來說，最重要的政治問題，是他們是否被看得起。

也因此，有關香港衰落的文章，幾乎每篇都會成為爆款，年輕人們亟須看到大陸的「流量」超過香港。研究粉絲文化的學者林西曾經指出，流量明星的商業價值與他的微博數據排行有很大關係。意識到這一點的粉絲，主動投入到數據的生產線中，把自己的時間用於打榜，置換成偶像的商業價值。「哥哥只有我們了」，某種程度上也道出了事實。以飯圈邏輯理解中國大陸與香港的關係，則大陸必定需要在排行榜上戰勝香港。儘管大部分經濟學者都指出，一個經濟繁榮的香港有利於大陸市場，對於官媒來說，渲染香港的衰落也是為了儘快恢復社會秩序，但是在飯圈思維中，排行榜上只有輸贏之分，大陸必須發展，香港必須衰落。

可以說，飯圈術語不是被民族主義借用，「阿中哥哥」也不是浮誇的修辭術，這場輿論戰，究其本質，就是一個飯圈事件。控評、反黑，都是飯圈用來描繪他們所處世界的術語，「阿中哥哥」的出現是這套術語的再完善，它是飯圈一代對個體與國家關係的理解。在飯圈語境裏，國家不是一個政權，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種文化，而是一個「正主」（指自己的偶像）。飯圈規則，「正主」只能被維護，不能被質疑。

毛澤東曾經寫下，革命的首要問題是分清誰是我們的敵人和朋友，這也是飯圈的首要問題——誰是哥哥的敵人，誰是哥哥的朋友。

諷刺的是，如果用飯圈邏輯處理反修例運動中大陸-香港的關係，結果只可能是分裂的而非統一的。因為飯圈男孩女孩們不僅需要一個「正主」（中國大陸），也需要一個「對家」（香港）。飯圈生活，只有在守護正主的無止盡戰鬥中才變得有意義。這種二元對立，正是民族主義認同的起源——在「他者」中想像「自我」。所以飯圈邏輯越是深入人心，一個新的「中國」的形象就越是清晰，這個新的「中國」，不包含香港。從這個角度講，最大的「港獨」勢力不在香港，而在中國大陸。

文革的幽靈「復活」了嗎？

在飯圈的邏輯裏，是「我」選擇了愛豆，重要的是粉絲的意志而不是偶像的意志。對於宣傳機構來說，年輕人的個人意志顯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

工於在互聯網上起底、舉報、遊街異見者，且受到官方蓋章認證的「飯圈女孩」，被很多人看作新時代的紅衞兵，激起了藏在歷史深處的恐懼。在政治掛帥的中國社會，舉報幾乎是毀掉一個人生活和前途的最簡單方式，也被看成是道德上最卑劣的行為。而在飯圈的遊戲規則裏，「先撩者賤」，首先挑起衝突的人（比如在自己的微博批評了流量明星）在道德上處於劣勢，被認為要承受自己帶來的後果。

兩種道德觀的迥異令人咂舌，但須要釐清的是，飯圈並非真的是「道德淪喪」之地，作為一個亞文化圈子，飯圈內部鬥爭往往默認不會影響到原住民的現實生活（跟蹤、偷窺偶像的「私生粉」，也為其他粉絲所不齒）。飯圈的舉報，大部分是指通過微博平台進行投訴，以促使舉報對象的微博言論被刪除，起底、遊街並不是主流做法。這兩個月來兇猛的起底行為，有許多來自官方僱傭的職業五毛，他們和「飯圈女孩」同屬一個陣營，但談論動員問題時，應該分開看待。

真正的問題，是變動中的中國社會也早已處在巨大的道德焦慮之中，經濟唯物主義歷史觀並不教導年輕人如何面對道德問題。真空之下，習得的圈子規則（除了飯圈，還有二次元圈，耽美圈，美劇圈等）成為一代人在不安定年代的行為指南。

最近電子科技大學的通識課老師鄭文峰因為和學生關於期末論文的爭執，其「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不領先」的言論被學生舉報，由此引發了又一波文革焦慮。而在關於此事的一個知乎問答裏，有人如此評價這一事件：通識課程是不重要的課程，學生一般都是隨便應付論文，老師也會默許，這個事情是老師先打破了規則。換言之，「先撩者賤」——飯圈規則再次生效。

也因此，「飯圈女孩」等年輕一代對香港支持者的起底和舉報，儘管在行為上接近文革幽靈的復甦（人民批鬥人民），其思想資源卻十分簡單，只是把「飯圈」規則用於理解和處理政治問題。這樣一個「飯圈」世代，遇上以「討好」年輕人作為宣傳戰略來佔領輿論陣地的共青團中央和其他官媒，造就了低齡、易受冒犯、憤怒、缺乏同理心的社會與媒體景觀。海外中國留學生在民主牆手撕反修例海報，在香港學生喊口號時集體回以粗口，開法拉利車隊上街表達愛國，都可看作是這種「圈子」規則的應用——他們知道如何用小團體的規則處理小團體的糾紛，但是從沒學會向世界表達意見的恰當方式。

在對香港的輿論戰上，「飯圈女孩」和官方民族主義達成了前所未有的合拍，但是，是否可以把兩種邏輯的交匯時刻，看作官方完成了對「飯圈女孩」的收編，仍然存疑。

官方民族主義的邏輯，是自上而下推進文化和政治的統一，以此呼喚國民對現存政權的「天然」效忠，國家的意志強大且不容置疑。而在飯圈的邏輯裏，維護「正主」，是因為「哥哥只有我們了」，是「我」選擇了愛豆，重要的是粉絲的意志而不是偶像的意志。進一步說，真正的飯圈女孩，看到「阿中哥哥」遭遇如此多黑粉，一定會罵他的公司和經紀人。

對於宣傳機構來說，年輕人的個人意志顯然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對「香港暴徒」進行了長達一個多月的輿論攻擊之後，《人民日報》微博在8月23日開啟了一個新的話題「你好我的香港朋友」，試圖緩和輿情。但這條微博並沒有起到效果，評論區依然充滿對香港的厭煩、不原諒、敵意。以至於《人民日報》不得不對評論進行篩選和出動水軍，生硬地留下滿屏「張國榮」。

隨後兩天，《人民日報》再次轉換口徑，以極端激烈分子形容「香港之路」的參與者，怒斥示威者為「暴徒」，再次與「飯圈女孩」同仇敵愾。對於官媒來說，香港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暴徒，取決於政治風向的轉變，輿情服務於政治目的，年輕民族主義者們最好能像水軍一樣服從他們的指揮。但對於「飯圈女孩」來說，沒有和解的理由，不僅如此，按照飯圈的規則，這是粉絲之間的戰爭，如果「正主」下場勸停，甚至有可能引起「脱粉」。同樣在今年7月份，當大批網民向廣電總局舉報電視劇《親愛的，熱愛的》出現台獨地圖不獲處理後，他們轉而懷疑廣電總局的立場。

正如1966年，煽動和支持學生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組，發現他們難以掌控紅衞兵運動，甚至還遭到紅衞兵的質疑一樣，歷史的迴音再一次出現，眼下的宣傳官員會發現他們可以操控輿情，但難以審查「民心」，被鼓譟起來的仇恨情緒，在年輕人的規則裏，已經難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