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饭圈政治学：国家成为爱豆之后，重新叙述的民族主义

8月14日，王嘉尔、张艺兴、吴谨言等表态支持香港警察的艺人在Instagram收到大量负面评论，他们的粉丝随即翻墙到Instagram留言“控评”。控评文案（“我家哥哥出道几千年 现存最古老文明”）把中国人格化为爱豆（idol），不少表情包用“阿中哥哥”来指代中国。

随后两天，《环球时报》等媒体跟进报导，“我们都有一个爱豆名字叫阿中”、“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登上微博话题热搜排行榜，成为8月16日舆论场的焦点。

“出征”的粉丝被观察者网概括为“饭圈女孩”，相关报导的漫画配图，是手持键盘、头戴兔耳朵帽（因为漫画《那年那兔的那些事》的走红，兔子成为年轻民族主义者的常用符号），站姿昂扬的女性形象。

“阿中哥哥”和“饭圈女孩”的出现，可以看作最近几年诞生的“粉丝民族主义”（Fandom Nationalism，又称“饭圈民族主义”，由刘海龙提出的概念，指“像爱护爱豆一样爱国”）日臻成熟的标识。“不关心政治”的饭圈在表面上完成了跟官方民族主义的合流，合流背后的两条脉络，一是党团宣传战略的布局，一是饭圈文化（强组织、反黑、控评、打榜）的自我演变。

民族主义者与饭圈女孩：从征讨到合流

网络出征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六九圣战”，几乎可以看作是男性民族主义者对“饭圈女孩”的征讨。到了2019年，“饭圈女孩”几乎独力扛起舆论战的旗帜。

网络出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贴吧时代的“爆吧”传统，其中最著名的一场战役“六九圣战”，几乎可以看作是男性民族主义者对“饭圈女孩”的征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韩国明星组合Super Junior的粉丝为了争抢门票在世博园内发生踩踏事故，有武警和志愿者被粉丝殴打和辱骂。“魔兽世界吧”网民随后集结，通过“爆吧”的方式瘫痪了韩国明星网站和贴吧。

“脑残不止，圣战不死”是这场运动中广为流传的口号。从此以后，追星族，尤其是韩星的粉丝，在互联网居民的图谱上，被放置在幼稚、缺乏政治敏感、女性化的一端，跟民族主义者的形象完全没有重合之处。

2013年，台湾歌手张悬在英国演出时，接过台下台湾学生给她的中华民国国旗，一个大陆学生当场喊出““No Politics Today”（今天不谈政治），此事在当年酿成一场小风波。尽管许多人已经指出，“不谈政治”这句话本身也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中窥见一种试图分隔追星娱乐与政治生活，回避政治话题普遍心态。这种心态当然是危险的，对明星和粉丝而言，“六九圣战”的教训历历在目——国家面前无偶像。对一向重视青年工作的中国当局更是如此，“思想这个阵地，你不占领，别人就会占领”。

2014年1月，共青团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共青团工作五年发展纲要》，强调要“经过5年努力，力争形成内容上与青年思想实际和认知规律相适应，方法上更具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的青少年思想引导工作体系”。

这一目标在当时属于艰难任务。2014年前后的舆论环境里，“爱国”并没有太大市场。以捕捉互联网情绪见长的咪蒙，在2013年的定位还是一个“公知”，她发布的一条微博，言辞激烈地把爱国比喻为“兽交”，现在回看仍难以想像。2014年国庆前夕，共青团中央在微博发起与国旗合影的活动，应者寥寥，还遭受了不少网民的嘲讽。

随着国产流量明星时代的到来，和宣传部门战略的调整，舆论场的水温逐渐发生变化。2015年五四青年节，韩庚、王俊凯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优秀青年会，11万条粉丝留言中，“少年强则中国强”尤为醒目。时任共青团宣传座谈部新媒体处处长吴德祖，在一次公开培训中分享经验：“我们总结出一个道理，能打败公知脑残粉的，只有偶像的脑残粉。”

2016年，因为周子瑜“台独”风波，“帝吧”网友远征Facebook，在蔡英文、三立新闻、台湾苹果日报等主页下留言洗版。此次出征并没有获得官媒的背书，唯有共青团中央的微博以“90后，相信你们”等微博明确表态支持。爱国青年需要官方撑腰，“团团”需要青年粉丝，双方各取所需，从此结为亲密盟友。今天饭圈内部出现纠纷，向共青团中央互相举报几乎是常规操作。

“帝吧出征”以周子瑜道歉结束，民族主义的另一个旗手《环球时报》用一句话为这场出征点题：“祖国才是大本命。”随后，共青团中央写了一篇《小粉红是谁》，将“爱国女孩”确认为民族主义战线的一员。

这篇文章延续了对年轻女性的刻板印象，她们依旧和“六九圣战”时期一样，被形容为是幼稚（“不太懂网络安全，不懂网络舆论”），缺乏政治敏感（“不关心政治，分不清‘左’右）的女性（“有个爱她们的男朋友，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妹妹，我们暗恋的隔壁女孩”）。

但这次的不同是，在官方（男性）论述里，她们爱的不止是流行文化（包含偶像），还有祖国。“脑残粉”与民族主义者的形象，终于可以重合。

到了2019年，“饭圈女孩”几乎独力扛起舆论战的旗帜。7月份，帝吧谋划出征香港“连登讨论区”，但在出征之前，组织者遭到香港网民的起底，并在被官方约谈后宣布停止活动，出征以失败告终。相对地，8月份“饭圈女孩”出征在Instagram，则在事后受到官媒的集体背书，大受表扬，进而才有了“阿中哥哥”与“祖国反黑站”。

饭圈逻辑与中港问题，新的民族主义叙述

饭圈术语不是被民族主义借用，“阿中哥哥”也不是浮夸的修辞术，这场舆论战，究其本质，就是一个饭圈事件。

严蔷分析过明星“粉丝团”，认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已经内设了某种“战争”，其组织本身极富军事隐喻。换言之，饭圈就像一个练兵场，日常的打榜、控评、反黑是“军事演习”，只要换个旗号，随时能进入民族主义的舆论战场冲锋。

控评是饭圈的制式动作，粉丝团的“初级侦察兵”每日会不间断地在微博搜索偶像的姓名和姓名缩写，一条条翻阅搜索结果，进行初步的舆情监控，将负面微博呈报“反黑组”。这是大部分遭遇战的开始。

2018年7月，《人物》杂志记者谢梦遥在微博上批评流量明星吴亦凡的唱功，一天之内评论数破万，并登上微博热搜。吴亦凡的粉丝成批涌入谢梦遥微博，先是在评论区向他介绍吴亦凡的实力和进步，希望破除他的“误解”。交涉无效后，战役进一步升级，“战斗粉”进场，谢梦遥的私信收到大量辱骂、人肉搜索和死亡威胁。还有不少粉丝向《人物》杂志社举报、投诉谢梦遥。

今年7月，针对香港反修例运动的舆论战开始后，饭圈文化（控评与反黑）几乎完整地内化于这场陆港舆论战之中。表态支持香港示威者的微博被逐一侦查，“阿中哥哥”的支持者出现在评论区跟他们进行论辩、争吵，“战斗粉”则对他们进行辱骂和死亡威胁。

对支持者进行人肉搜索和公开举报的情形，比饭圈内斗时更加凶猛。以笔者所知的情况，7月份至今，有至少10个人因为在朋友圈或脸书表态支持香港运动（或同情香港示威者）而被公开举报，他们的详细个人信息被发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配以“港独”的指控“游街示众”，并报送给他们的工作单位、毕业学校、属地公安和网警。

在微博超级话题“祖国反黑站”（一个完全移植自饭圈的概念）里，至今还在不断地更新这类举报和指控。吊诡的是，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出发，那么敌人理所当然是搞乱香港、试图分裂祖国的“港独分子”，也就是大陆媒体所指的香港示威者，可是在“祖国反黑站”里，大部分帖子指控的却是支持香港、批评大陆的“内奸”。对比2016年帝吧出征时被钉在靶心的周子瑜，这一反差并不寻常。

同样呈现出反差的，是“微博反黑站”在超级话题榜排名和活跃度，远比“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要高。这似乎显示了大陆民意的重心，并不在于领土主权是否完整，而是中国的形象是否受到诋毁。也因此可以解释，为什么完全无涉“港独”议题的香港反修例运动，会在大陆引起这么大的民意反弹。除了当局的信息操纵，另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自2012年反水客运动的“蝗虫论”之后，大陆涉港舆论一直处在“被香港人看不起”的阴霾中。“为什么香港年轻人会如此仇视中国大陆？”这个问题是香港反修例运动以来，大陆网民不断发出的疑问。对大陆年轻一代来说，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是他们是否被看得起。

也因此，有关香港衰落的文章，几乎每篇都会成为爆款，年轻人们亟须看到大陆的“流量”超过香港。研究粉丝文化的学者林西曾经指出，流量明星的商业价值与他的微博数据排行有很大关系。意识到这一点的粉丝，主动投入到数据的生产线中，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打榜，置换成偶像的商业价值。“哥哥只有我们了”，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事实。以饭圈逻辑理解中国大陆与香港的关系，则大陆必定需要在排行榜上战胜香港。尽管大部分经济学者都指出，一个经济繁荣的香港有利于大陆市场，对于官媒来说，渲染香港的衰落也是为了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但是在饭圈思维中，排行榜上只有输赢之分，大陆必须发展，香港必须衰落。

可以说，饭圈术语不是被民族主义借用，“阿中哥哥”也不是浮夸的修辞术，这场舆论战，究其本质，就是一个饭圈事件。控评、反黑，都是饭圈用来描绘他们所处世界的术语，“阿中哥哥”的出现是这套术语的再完善，它是饭圈一代对个体与国家关系的理解。在饭圈语境里，国家不是一个政权，不是一片土地，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个“正主”（指自己的偶像）。饭圈规则，“正主”只能被维护，不能被质疑。

毛泽东曾经写下，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这也是饭圈的首要问题——谁是哥哥的敌人，谁是哥哥的朋友。

讽刺的是，如果用饭圈逻辑处理反修例运动中大陆-香港的关系，结果只可能是分裂的而非统一的。因为饭圈男孩女孩们不仅需要一个“正主”（中国大陆），也需要一个“对家”（香港）。饭圈生活，只有在守护正主的无止尽战斗中才变得有意义。这种二元对立，正是民族主义认同的起源——在“他者”中想像“自我”。所以饭圈逻辑越是深入人心，一个新的“中国”的形象就越是清晰，这个新的“中国”，不包含香港。从这个角度讲，最大的“港独”势力不在香港，而在中国大陆。

文革的幽灵“复活”了吗？

在饭圈的逻辑里，是“我”选择了爱豆，重要的是粉丝的意志而不是偶像的意志。对于宣传机构来说，年轻人的个人意志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工于在互联网上起底、举报、游街异见者，且受到官方盖章认证的“饭圈女孩”，被很多人看作新时代的红卫兵，激起了藏在历史深处的恐惧。在政治挂帅的中国社会，举报几乎是毁掉一个人生活和前途的最简单方式，也被看成是道德上最卑劣的行为。而在饭圈的游戏规则里，“先撩者贱”，首先挑起冲突的人（比如在自己的微博批评了流量明星）在道德上处于劣势，被认为要承受自己带来的后果。

两种道德观的迥异令人咂舌，但须要厘清的是，饭圈并非真的是“道德沦丧”之地，作为一个亚文化圈子，饭圈内部斗争往往默认不会影响到原住民的现实生活（跟踪、偷窥偶像的“私生粉”，也为其他粉丝所不齿）。饭圈的举报，大部分是指通过微博平台进行投诉，以促使举报对象的微博言论被删除，起底、游街并不是主流做法。这两个月来凶猛的起底行为，有许多来自官方雇佣的职业五毛，他们和“饭圈女孩”同属一个阵营，但谈论动员问题时，应该分开看待。

真正的问题，是变动中的中国社会也早已处在巨大的道德焦虑之中，经济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不教导年轻人如何面对道德问题。真空之下，习得的圈子规则（除了饭圈，还有二次元圈，耽美圈，美剧圈等）成为一代人在不安定年代的行为指南。

最近电子科技大学的通识课老师郑文峰因为和学生关于期末论文的争执，其“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的言论被学生举报，由此引发了又一波文革焦虑。而在关于此事的一个知乎问答里，有人如此评价这一事件：通识课程是不重要的课程，学生一般都是随便应付论文，老师也会默许，这个事情是老师先打破了规则。换言之，“先撩者贱”——饭圈规则再次生效。

也因此，“饭圈女孩”等年轻一代对香港支持者的起底和举报，尽管在行为上接近文革幽灵的复苏（人民批斗人民），其思想资源却十分简单，只是把“饭圈”规则用于理解和处理政治问题。这样一个“饭圈”世代，遇上以“讨好”年轻人作为宣传战略来占领舆论阵地的共青团中央和其他官媒，造就了低龄、易受冒犯、愤怒、缺乏同理心的社会与媒体景观。海外中国留学生在民主墙手撕反修例海报，在香港学生喊口号时集体回以粗口，开法拉利车队上街表达爱国，都可看作是这种“圈子”规则的应用——他们知道如何用小团体的规则处理小团体的纠纷，但是从没学会向世界表达意见的恰当方式。

在对香港的舆论战上，“饭圈女孩”和官方民族主义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合拍，但是，是否可以把两种逻辑的交汇时刻，看作官方完成了对“饭圈女孩”的收编，仍然存疑。

官方民族主义的逻辑，是自上而下推进文化和政治的统一，以此呼唤国民对现存政权的“天然”效忠，国家的意志强大且不容置疑。而在饭圈的逻辑里，维护“正主”，是因为“哥哥只有我们了”，是“我”选择了爱豆，重要的是粉丝的意志而不是偶像的意志。进一步说，真正的饭圈女孩，看到“阿中哥哥”遭遇如此多黑粉，一定会骂他的公司和经纪人。

对于宣传机构来说，年轻人的个人意志显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对“香港暴徒”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舆论攻击之后，《人民日报》微博在8月23日开启了一个新的话题“你好我的香港朋友”，试图缓和舆情。但这条微博并没有起到效果，评论区依然充满对香港的厌烦、不原谅、敌意。以至于《人民日报》不得不对评论进行筛选和出动水军，生硬地留下满屏“张国荣”。

随后两天，《人民日报》再次转换口径，以极端激烈分子形容“香港之路”的参与者，怒斥示威者为“暴徒”，再次与“饭圈女孩”同仇敌忾。对于官媒来说，香港人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暴徒，取决于政治风向的转变，舆情服务于政治目的，年轻民族主义者们最好能像水军一样服从他们的指挥。但对于“饭圈女孩”来说，没有和解的理由，不仅如此，按照饭圈的规则，这是粉丝之间的战争，如果“正主”下场劝停，甚至有可能引起“脱粉”。同样在今年7月份，当大批网民向广电总局举报电视剧《亲爱的，热爱的》出现台独地图不获处理后，他们转而怀疑广电总局的立场。

正如1966年，煽动和支持学生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发现他们难以掌控红卫兵运动，甚至还遭到红卫兵的质疑一样，历史的回音再一次出现，眼下的宣传官员会发现他们可以操控舆情，但难以审查“民心”，被鼓噪起来的仇恨情绪，在年轻人的规则里，已经难以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