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男子足球國家隊在世界盃分組賽出局後，土耳其裔德國國腳奧斯爾的角色就成為熱門話題。有關他的討論，卻不只牽涉奧斯爾在場上的演出，更與他在世界盃開幕前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合照有關。在輿論風暴中奧斯爾終打破沉默，發聲明表示退出國家隊。他在聲明中直指「種族主義」是他退隊的主因，並指控德國足協會長只在球隊勝利時當他是德國人；而球隊落敗時，則視奧斯爾為「移民」。
奧斯爾所遭受的批判，是否可被歸類為「種族歧視」？要回答這問題，很可能要個別分析不同派別對奧斯爾的指控才有圓滿答案。筆者反而想藉此事件討論的，是整個歐洲、乃至華人世界兩岸四地當下都無法迴避的議題——族群與國家。即便奧斯爾從此在德國國家隊中銷聲匿跡，這一問題本身卻仍將長久存在。
當「過客」後代為德國立功
土耳其裔之所以成為當今德國境內人數最多的少數族群，與二戰後西德經濟復甦時面對的勞工短缺情況不無關係。當年西德政府為了補充勞動力，與多個經濟發展較落後國家的政府簽訂引入勞工的協議。土耳其勞工就是這樣開始大舉到西德打工。這些勞工在德國被稱為Gastarbeiter，英文翻譯為「Guest Worker」，即是這些工人一路只被當成是「過客」。事實上，就算這些土耳其移民工長居當地，他們的後代亦在當地出生，要拿到德國國籍也絕非易事。
昔日的德國國籍法是以jus sanguinis為根據。與著重出生地的jus soli不同，jus sanguinis原則重視的是血統。所以，就算是在德國出生，但如果無法證明自己有德意志血統的話，政府也不會那麼容易賦予你德國國籍。到2000年，德國始修改國籍法，引入jus soli原則，讓逾百萬德國出生的非德意志裔人可以取得德國國籍。如果沒有這次修法，奧斯爾本人很可能根本沒有資格代表自己的出生地德國參加國際賽。
儘管國籍法修改了，但到底多數族群與少數族群的關係如何處理，卻一直是德國政府和社會難有共識的問題。以信奉伊斯蘭教為主、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的土耳其社群，比其他少數族群更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奧斯爾在2010年南非世界盃技驚四座，帶領德國奪得季軍，再在四年後的巴西世界盃助球隊奪標，他本人遂成為土耳其裔「融入」德國、為德國立功的象徵。
源於種族主義的批評？
然而，當奧斯爾與埃爾多安的合照公諸於世後，暫時被足球場上勝利掩蓋的裂痕重新出現。土耳其雖然有普選，但其制度與自由民主體制相差甚遠。埃爾多安近年更大肆鎮壓異己，不但新聞自由在倒退，大量公務員和教師被懷疑政治欠忠誠而失去工作崗位。前土耳其國腳哈根蘇古亦因為支持埃爾多安的敵人古倫教士而滯留美國不歸。NBA球星坎特的土耳其護照亦被註銷。
除非奧斯爾真的異常天真，否則在土耳其大選前夕與埃爾多安合照的政治含義，實在很難相信奧斯爾完全不知道。
除非奧斯爾真的異常天真，否則在土耳其大選前夕與埃爾多安合照的政治含義，實在很難相信奧斯爾完全不知道。而對奧斯爾雪上加霜的是，埃爾多安近年不但對內鎮壓異己，對外亦以反西方立場示人。正值德國已儼如取代美國、成為西方自由主義陣營的領袖，奧斯爾的行動難免會被德國輿論質疑。
到底對奧斯爾的指控算不算是種族歧視呢？奧斯爾的說法是，與埃爾多安見面是作為土耳其裔人的合理行為，與政治無關，於是藉此攻擊他就是攻擊他的土耳其裔身分。另一邊廂，批判奧斯爾的人卻可以強調，奧斯爾的問題不在於他是土耳其裔，不在於他的宗教信仰，而是在於他實際上是為專制者站台的行為。
德國語境下的公民民族主義
攻擊一個人與生俱來，或者是極難改變的身分，當然多數是歧視。但攻擊一個人的政治行動，就不一樣了。這種不同，也與「族群民族主義」和「公民民族主義」的分別相關。族群民族主義以無法選擇的血統、母語、宗教等作為判別一個人是否我族的原則，只會導致歧視頻生，少數族群的權益亦無法受到保障。於是不少自由主義者傾向公民民族主義的主張，即以政治原則作為民族認同的主要基礎，由於政治原則是個人可以選擇、而不是與生俱來的，這一種民族主義就可以避免族群民族主義帶來的負面影響。少數族群也可以既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同時被接納為民族成員。
族群民族主義以無法選擇的血統、母語、宗教等作為判別一個人是否我族的原則，只會導致歧視頻生，少數族群的權益亦無法受到保障。
在法律上，德國在本世紀初已經放棄了jus sanguinis原則。而在文化上，納粹主義的歷史更令德國上下對種族主義甚至是愛國主義高度警惕。對於別國的國家足球隊支持者來說，在世界盃期間展示國旗一直都是正常行為。但對不少德國人來說，在2006年德國主辦世界盃之前，揮舞國旗卻因為會喚起納粹時代的黑暗歷史，所以不是國內的常態。2006年世界盃被視為公開展示國旗得以進入德國社會主流的關鍵時刻。
到2010年，當一支多族群組成的德國隊（單是四強正選上陣的十一名球員，就有六人不在德國境內出生或者是移民後代）在南非比賽時，德國國內發生了一次頗受矚目的展示巨型國旗爭議。在柏林一個移民社區，一個黎巴嫩裔家庭展示了一支22公尺高、5公尺闊的德國國旗來為德國隊打氣。該旗後來被人破壞。由於該黎巴裔家庭中有成員表示，曾有反民族主義的左翼分子要求他們撤下國旗，事件所帶來的討論不是少數族裔有沒有資格成為德國人的問題。相反，這個黎巴嫩裔家庭捍衞德國國旗的行動，進一步確立了德國國族和血統、文化背景無關的形象——新世紀的德國民族當然是以公民民族主義為基礎的。
為何根度簡得以「過關」？
在「公民民族主義」的框架下，奧斯爾之所以「不夠德國」，不是因為他的祖先來自土耳其，而是因為他與埃爾多安見面這行為的政治含義。這是為何批判奧斯爾一事可以與種族身分無關的主因。但是否因此奧斯爾自覺的委屈就不合理呢？在聲明中，奧斯爾就暗批德國足協會長格林德爾（Reinhard Grindel）昔日的言論。後者曾是基督民主聯盟（CDU）的國會議員。2004年，他仍是國會議員期間就曾發表過多元文化主義實是「謊言」的言論。同樣被奧斯爾諷刺的還有德國足球名宿馬圖斯（馬特烏斯）。被視為反奧斯爾陣營健將的馬圖斯在本月初曾到克里姆林宮見俄羅斯總統普京，並盛讚俄羅斯辦了他見過最出色的世界盃。奧斯爾想帶出的信息是：如果他和埃爾多安合照不當，為何馬圖斯與同樣不信自由民主的政要合照，卻沒有被德國大眾以同一標準檢視？
現在不少人已經忘記的是，其實當天在倫敦見埃爾多安的，不只有奧斯爾這一位土耳其裔德國國腳，還有效力曼城的根度簡（İlkay Gündoğan，京多安）。也曾因此在世界盃熱身賽被德國球迷喝倒采的根度簡，在六月初表態稱「我們百分百支持德國價值」。雖然根度簡說的是「我們」（指他與奧斯爾），但在宣布退隊之前，奧斯爾始終沒有為事件解畫。而這番話，或許正是根度簡得以「過關」、而沒有像奧斯爾一樣成為眾矢之的的關鍵之一。
就算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的大旗，族群民族主義的影響還是不會消失。
如果我們將格林德爾、馬圖斯、根度簡和奧斯爾的情況放在一起看時，不難發現：就算是高舉公民民族主義的大旗，族群民族主義的影響還是不會消失。沒有人會因為格林德爾以往的言論和馬圖斯在普京面前的美言，而質疑他們是否「真正的」德國人。而根度簡和奧斯爾儘管都生於德國，但前者要向「德國價值」表忠來減輕壓力，而沒有這樣做的奧斯爾則要獨力面對指責。對血統「純正」的人來說，他們的政治態度與他們是否民族一員沒有關係。而對血統不「純正」的人來說，如有不夠「忠誠」的證據，這人就很容易被排斥在民族之外。
公民民族主義的局限
研究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Bernard Yack曾指出，公民民族主義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它反而會令人經常要處理政治信念是否乎合標準的問題。換句話說，族群民族主義所強調的東西由於是與生俱來，所以是難以被質疑的。但公民民族主義所主張的政治原則的認同，則可以每天都被要求檢視。
公民民族主義的一個嚴重問題，就是它反而會令人經常要處理政治信念是否乎合標準的問題。
原本公民民族主義的提倡者是想靠這一套民族主義來避免族群民族主義帶來的壓迫，但公民民族主義卻可能反過來令到社會對異議聲音更不包容。同樣在西方，同樣與競技運動相關，過去兩年美國有關美式足球運動員是否有權拒絕為國歌起立的爭議，其實也在反映公民民族主義那種經常要人表態的問題。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川普）就曾不只一次說過，不願為國歌起立的運動員應去另一個國家。這種態度背後的立論就是：不尊重美國國歌的人就要被排斥在美國國族以外。特朗普的態度，或許與職業美式足球運動員絕大多數是非洲裔不無關係。但以具體政治行動（不是膚色）來判斷你是否「真正」美國人，一方面在法律以外添加成為美國社會一員的條件，同時以身份認同來取代具體的政策爭論。
站在自由民主的角度，就算我們不同意足球明星一定要「政治正確」，但奧斯爾作為公眾人物，他在土耳其大選前與管治愈來愈專制的埃爾多安見面，這行動是應該被支持自由民主的人士批判的。不過，他的政治取態不應該與他是否夠德國、是否有資格代表德國參賽有關。這應該是奧斯爾個人政治立場的問題，而不是奧斯爾是否「融入」了德國的問題。
原本公民民族主義的提倡者是想來避免族群民族主義帶來的壓迫，但公民民族主義卻可能反過來令到社會對異議聲音更不包容。
奧斯爾在聲明中提到：「我的母親從來沒有讓我忘記自己的祖宗、傳統和家族習慣。對我來說，與埃爾多安總統會面與政治或選舉無關，而是尊敬我家族的國家之最高長官。」維持自己的文化和族群認同，應是任何人的權利。但如果我們接受奧斯爾真的如此天真覺得兩人的合照與土耳其選舉無關，我們更要質疑的是，為甚麼奧斯爾對祖宗文化的認同，要與一個政治人物合照作體現？這正是國族主義、民族國家概念將國家/政體和族群拉在一起所帶來的嚴重問題。這不是奧斯爾個人的問題，而是民族主義、民族國家時代的問題。
此次奧斯爾風波發生在德國，但問題卻不限於德國一隅。如果下次法國隊在大賽中成績一落千丈的話，世界的焦點又可能會落在法國身上了。事實上，1998年多族群法國隊勇奪世界盃的蜜月期也是極其短暫。2002年總統大選，極右國民陣線的老納龐就殺入了次輪選舉。2010年世界盃法國隊在內亂下分組賽出局後，族群問題又成為焦點。事件主角之一、父母來自加勒比海馬堤尼克的安歷卡（Nicolas S. Anelka，安耐卡）當年曾說：「當法國隊未能取勝時，人們就立刻討論球員的膚色和宗教信仰了。」而法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就曾被視為公民民族主義的模範。就算這一理論的原意再好，但只要我們無法超越民族國家的思考框架，類似的問題還是會繼續出現。
（李峻嶸，社會學博士，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Michel Serres曾經說國家身份（identité national)本身就是個錯誤，因為「身份證上只寫了我的各種歸屬（appartenances）（一個身高1.80m的法國男人），卻沒寫我的身份」，「我就是我，我的身份是無數群體歸屬的集合，但我只有死後才能確認我的身份，因為只有到了那時我才沒有可能加入新的群體，或是從已加入的群體中退出。」這種邏輯上的錯誤幫助了種族主義的發展，因為我們只關注group而並非具有複雜歸屬集合的個體，我們給人貼上無數標籤，以至於每個人身上都貼滿了標籤，本來的面目也被掩蓋了，也變得不再重要了，因為我們只看標籤，不看人。
另外，不是所有的標籤都被視為同等重要，也沒有一視同仁的對待，但是對待的方式上，不論是過分吹捧還是過分壓制都會產生不好的後果。比如國族意識就是如此，但是我們顯然沒有意識到，民族主義不僅可以產生與對國族觀念積極的大肆吹捧，它同樣也可以在德國式的對國族觀念消極的壓抑中生根發芽。雖然這種壓抑會導致人民身份的迷失，但是這種迷失只是無法回答「我們是誰？」，與此同時，每個人心裡仍然很清楚地知道「我們不是誰」，排外同樣是難以避免的，消極的民族主義也是民族主義。因為不管是積極還是消極，左派還是右派，一旦走向了極端，都會殊途同歸地帶來災難。
作者由此事切入公民民族主義的討論實在精彩。身分認同作為後天的主觀判斷，先天的因素只能作為考量因素之一，不應該被視為絕對標準。
但回到奧斯爾合照門本身，則需要考慮他的行動標準是否一以貫之，以及他是否主動表達政治立場、或為埃爾多安站台。
奧斯爾作為世界級球星，自然十分受政治人物青睞。此前就曾多次獲邀與默克爾等「自由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合照，效力皇家馬德里時期亦曾與埃爾多安合照並被公開。因此可以說他對合照的態度就是，你願意找我拍，我就讓你拍，一視同仁。
其次，這次會面及其場合並非奧斯爾主動安排，而是在參與公益活動時「偶遇」埃爾多安，並被要求合照。事後他和他的團隊亦沒有主動公開合照，而是被埃爾多安的競選團隊（當然是別有用心地）所公開的。
因此奧斯爾在這次「合照門」中只是按照既定的原則行事。至於說他沒有政治觸覺，沒有察覺到會被利用也是沒有說服力的。以往不考慮這方面的事，到這次才來考量，這才是真正的別有用心吧？單獨拿這次合照出來說事實在有失公允。
所以整件事正如他自己所說，就是為德國隊出局「背黑鍋」、「食死貓」。甚至乎，少踢一場的他也比九成以上踢足三場的「球星」表現得更好。
對啊，一切都是雙向的。在職業足球世界裡面談的是成績，球員表現配得起定位要求和薪水便足夠。在國家隊裡面，則是付出一切、尊重支持球隊的國民便足夠。他有沒有做好，由支持者判斷並無不可；地位越高責任越大，特別是鎂光燈下的公眾人物，如果一位克羅西亞教練支持烏克蘭要被辭退，那德國球員跟獨裁者合照，該怎辦？
楼上不要讲的好像是奥斯尔（厄齐尔）单方面受了德国恩惠一样，他还帮助德国两次杀入世界杯前三甲呢。单论为国家带来的贡献的话，德国公民里能有多少人能够超过他？他和德国足球系统是互惠互利的平等关系。就算他给德国带来的贡献没这么大，只是个普通人，只要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不想忘本有什么不对？
好了，德國足球系統培養了他，還令他可以披上充滿榮譽的德國國家隊球衣。既先進又自由的德國足球系統令他和他的家人得以過著比普通人好千萬倍的生活，然後跑到耳其總統面前邊合照邊說：「媽媽叫我不要忘本」用一個世界級球星的名聲跟一個獨裁者站在同一起，然後說國民種族歧視。喔，多合理。
民族的根本是共同的文化，而政治原則只是文化的一種衍生品。因此隨着時代的演進，政治原則總是在不停地改變，而民族還是那個民族。所以靠政治原則建立起來的所謂公民民族注定是難以長久維持下去的。
文章写得好棒，让我有一个full picture去理解和思考ozil事件所代表的意义。
李先生，我不知道你在不在，如果在能不能仅告诉结论，不用展开论证：就是中国现在是更偏向公民民族主义或族群民族主义？
「他在土耳其大選前與*管治癒*來愈專制的埃爾多安見面」，應為「管制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