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盧宸緯：到大陸念書的台灣學生，政治認同會「轉統」還是「更獨」？

2017年10月13日，正值中共十九大召開前夕，中國財政部和教育部共同發布了《台灣學生獎學金管理辦法》。條文中讓台灣社會關注的，不只是獎學金規模的擴大，還包括這一條申請資格：「認同一個中國，擁護祖國統一」。

事實上，這並不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宣示其對台生「認同」狀態的重視。在2016年12月1日，中國教育部修訂發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普通高等學校聯合招收華僑、港澳地區、台灣省學生入學考試大綱》。其中就明文表示，修訂原則為：「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等內容的考察，引導學生增強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和價值觀」。

由於前述措施才剛上路，暫時還未能確認政策成效。然而，根據中國教育部的統計，自2011年以來，赴陸就讀的台生人數穩定成長：2015年破萬人，2017年已達11329人。由於「教育」涉及價值觀的傳遞，令人好奇的是，過去這些年赴陸就讀的台生，其對自身身份或政治的認同有了轉變嗎？如果有，又朝哪個方向轉呢？

這些議題的相關討論，在台灣的媒體上經常出現；但較少人注意到，中國大陸也有學者對這個問題進行調查研究。而且若站在北京的立場，結果其實令人頗為吃驚。

首先，不管是台灣媒體的民意調查，或者大陸學者研究都指出，台灣青年只要去過大陸，至少有半數會對中國大陸的印象好轉。換言之，赴陸經驗確實有助於化解台青群體對中國大陸的刻板印象。此外，學者研究也發現大陸經歷也讓大多數台灣青年認為，中國大陸的崛起對台灣而言，是「機會大於威脅」的。

然而在「政治認同」方面，兩組中國大陸學者各自針對台灣學生進行研究後，結果非常值得玩味：

湖北武漢大學教授祝捷和賴彥君以「中國中部某一地區的台生群體」為研究藍本，研究其政治偏好和2014年「九合一」選舉中的投票傾向，發現受訪者的政治認同和中國社會時下「台生偏向國民黨」、「台生回台投票一定投給國民黨」的習慣性認知完全不同。

他們的研究發現，台生群體的政治偏好傾向於「中間立場」，有59.78％的台生表示並無政黨傾向。影響台生政治偏好的主要因素，為家庭政治偏好與戶籍所在地區，其在大陸居留時間的長短並未構成影響；而台生在投票時，最主要關注的是民生問題，如當時的黑心油事件。

在返台投票的台生中，有高達97.6％認為將會對選舉造成影響。此外，台生也認為政黨因素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影響不大，政黨輪替並不會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及台生在大陸所受的待遇，造成負面影響。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學者尚紅娟與張一平以紙本、電子問卷等方式針對三百位在陸台生調查後發現，在大陸的求學經驗，對台灣學生的兩岸統獨看法「並未產生有效影響」，甚至在身分認同、兩岸統合觀、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等方面，還產生了「負面影響」。也就是堅持原有立場，或者原先贊成兩岸統一的立場轉為反對。

舉例而言，在「身份認同」方面：

• 52.34％的受訪台青不同意從文化或歷史的角度，將自己定位為中國人；
• 21％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從原有的「中國人身份認同」轉變為「兩個不同國家」的立場；
• 46％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並未調整其身份認同。

在「兩岸統合觀」方面：

• 17.59％的受訪台青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由贊成統一轉為反對統一；
• 41.03％的台青表示始終沒有意見；
• 18.62%的台青則堅持反對統一。

在「兩岸經濟議題」方面：

• 10.73％的受訪台青在擁有大陸經歷之後，對服貿、ECFA等由贊成轉變為反對態度；
• 43.6％始終表示沒有意見。

對照上述大陸學者的研究，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藍佩嘉與吳伊凡的研究則發現，有意在中國大陸長久發展與進入跨國企業工作的台生，分別採用了「淡化兩岸差異」與「發展世界性認同」的策略；但若僅著眼於取得中國大陸學位、無意久待的台生，則採取堅持台灣人的身分認同，並強化兩岸差異的認同策略。

從上述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看出，台灣學生到中國大陸求學、交流，並不一定能夠對自身身分與文化認同產生影響。然而，原因為何？筆者認為有下列因素：

台灣學生成長於本土意識已成形的氛圍中

在台灣，「兩岸關係」已經與意識形態相連結，成為文化論述競逐的場域；複雜的兩岸關係脈絡，亦被簡化為「親中」、「反中」乃至於「去中」的選擇，「本土意識」亦被凸顯。

近代台灣社會的本土意識，約莫起於1980年代。隨著解嚴、政治運動的發展，逐漸出現所謂「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的論戰。1999年，新修訂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正式上路，「台灣史」首次成為獨立的單元。自此，台灣的世代間，史觀與兩岸觀逐漸出現差異。接著，在2006年上路的「95暫綱 ( 編按：暫行課程綱要 )」中，台灣史脫離了中國史，首次獨立成冊，此一將兩岸分開探討的架構，沿用至今。

台灣青年世代在這樣的環境中社會化，形成世代特質：

首先，台生世代的身分認同朝向「台灣人」的光譜端偏移。如天下雜誌的調查發現，20-29歲的受訪者有高達72.7％認為自己是台灣人，居各世代之冠，30-39歲則以59％居次。

其次，台生世代對於政治議題具有較高的敏感度，大陸學者陳曉曉與李鵬隨機抽取30所台灣的大學校院，針對就讀於其中的台生進行問卷調查及訪談。在回收的1575份問卷及30位台生的訪談結果中發現，台生對中國大陸「以商逼政」的策略十分警惕，尤其是對統戰相關事件最為敏感，並對中國大陸抱持著：在兩岸政治關係上「吞併台灣」；在國際空間上「打壓台灣」；部署導彈企圖「武力犯台」；以及區分「民主制度」與「專制制度」等負面印象。

但在統獨立場上，遠見民調中心的調查則發現，在2016年3月蔡英文政府上任前夕，20-29歲受訪者中有36.8％支持獨立。然而到了2018年1月，18-29歲受訪者支持獨立的比率已降至27.4％；相反的，在支持統一的比率方面，從2016年9月的5.29％，成長至2018年1月的13.1％。由此可見，台生世代的統獨態度並非鐵板一塊，而是易受大環境影響而波動、改變。

最後，台生世代傾向「政經分離」的務實考量。如同前述，台生世代傾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同時對中國大陸對台事務中的政治成分高度敏感，亦有將近3成支持獨立。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台灣遠見雜誌民調中心的調查卻發現，18-29歲的受訪者中有53%願意赴中國大陸發展，比前一年增加10.5％。「台灣競爭力論壇」學會則在一次民調裡提出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有人在台灣堅稱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但到大陸訪問、辦活動、做生意，卻又宣稱自己是中國人，請問您認為？」

結果發現，39歲以下的受訪者對此一行為的寬容度，明顯高於40歲以上者。由此可見，台灣青年世代對於赴陸發展，是採取「政經分離」的務實態度，比起認同或政治因素，更重視的是經濟或自身發展。

「引導」與「懷柔」雙管齊下的對台政策

中國教育部在2016年10月發佈了《普通高等學校招收和培養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地區學生的規定》，其中有兩項條文特別引人注目：

「高校應根據港澳台學生學力情況和心理、文化特點，開設特色課程，有針對性地組織和開展教學工作。政治課和軍訓課學分可以其他國情類課程學分替代。」（第16條）

「高校應當按照教學計畫組織港澳台學生參加教學實習和社會實踐，適當考慮港澳台學生特點和需求。」（第19條）

這二條條文，一方面展現北京政府留意到台生赴陸就讀時，在適應上可能出現困難，或是基本特質上的差異，因而給予額外的彈性與協助；但另一方面卻也顯示，台生被視為需特別關注的對象，其差異性被凸顯，且預留了企圖加以引導、規訓的空間。

此種試圖對台生加以「引導」的企圖，同樣也出現在前述的新制「台生獎學金」與「港澳台聯招考試大綱」的修訂上。這種透過制度設計、標準設定、凸顯差異並給予特別對待等，以「引導」而非壓制的方式，指引台生方向，試圖讓台生的行為與認同產生特定轉變的細緻策略，正體現了 Michel Foucault 所指出的微視權力（micro－power）。

不同於「所有物」形式與「宰制」概念的傳統權力觀，Foucault認為，權力是滲透、散佈在社會場域裡，流轉於社會關係、微視面的日常生活互動中。

進一步說，Foucault認為權力是一種社會關係，是「夥伴之間的關係」，操作上則是「一個行動的整體，在其中一個行動牽引出其他行動，並且是一個接著一個」，以「某些行動修正其他行動」，而不是壓制性的控制。目的在「引導」行為的可能性範圍，並預測與控制可能發生的結果。

與中國大陸的對台政策相對照，可發現中國大陸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及「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基本價值等一貫立場，衍生出「積極引導」的策略，試圖引導台灣青年的認同與行動，在政治光譜上產生移動或擴大。

除了「積極引導」，「懷柔訴求」亦是中國大陸微視權力衍生的另一種策略。中國大陸透過站在台生的立場為其考量的同理態度，考量台生赴陸就學及留陸就業、發展等相關事務，務實提供解決困境、滿足需求的政策措施，試圖讓台生感受到中方設身處地為台生著想，願意與台生共享發展機遇、增進台生福祉的用心，引導台生親身感受「兩岸一家親」，進而能朝向心靈契合、融合發展的方向移轉。

引導與抵抗共舞：台生群體主動性的展現

為什麼在中國大陸持續為台生推出諸多更為便利、更多發展機會等友善措施的情況下，台生還會出現這種「身越近、心越遠」的認同疏離現象呢？

這種與權力所引導的方向相悖離之現象，也可以用 Foucault 所提及的「抵抗」策略解讀。

Foucault 指出，權力與抵抗，是共生的。權力關係的前提是，在其中的人們都是自由的主體，擁有各式選擇的可能，而各式行為方式、反應與舉動，都是能實現的。據此，權力所在之處，就必然出現「抵抗」，但也因此，權力才有運作策略的空間與可能性。

對台灣學生而言，中國大陸所持續強調的「一個中國」、「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等原則與價值，透過媒體持續的傳遞，已是耳熟能詳。然而，台生群體有其主動性和自由意志，他們成長於著重本土意識的社會氛圍下，「台灣人」傾向的身分認同與中國大陸所傳遞的價值相衝突。再加上台生世代對於兩岸事件中涉及政治成分的敏感度較高。因此，無論是面對中國大陸的「積極引導」，或是「懷柔訴求」策略，如就學、實習、就業、創業等優惠友善措施與在地化同等待遇時，台青世代非常容易對流轉在其中有關身份與文化認同之「引導」意圖或元素，進行辨識、覺察或認定。

而台生世代基於其政經分離考量的特質，仍可能因經濟或是生涯發展考量而做出赴陸就讀乃至於留陸就業、生活、發展的選擇，但同時，透過區分、強化「我群」（台灣）與「他者」（中國大陸）的差異乃至於優劣，以及強化自身本土意識、認同或是論述等「抵抗」策略亦相伴而生，藉此凸顯自身主體不受引導力量影響、牽制的能動性。

換言之，台青所產生的「身越近、心越遠」現象，就Foucault的觀點而言，乃是因台生作為具有能動性的自由主體，擁有受台灣社會文化情境所形塑的世代特質，在面對中國大陸隱含「引導」目的的權力運作時，基於主體能動性所產生的「抵抗」回應。而此種「引導」與「抵抗」的共生動態，即在這些年中國大陸與台生主體間，持續上演著。

而未來的台青認同呢？在兩岸社會經濟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且中國大陸積極強化對台政策力道，相關措施趨於完善的態勢下，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以及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是否也將朝向中國大陸觀點，產生移轉或擴大？實為未來值得繼續追蹤、關注的議題。

（盧宸緯，現任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