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總統直選以來，台灣歷經八次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投票的世代從老三台到串流媒體，從功能型手機到智慧型手機，從黑板粉筆教學到生生有平板（編按：為台灣教育部補助平板，縮短城鄉數位學習差距）的線上教學，每個世代有共同的記憶點，彼此之間的政治態度也各有不同。
在政治學世代研究中，有學者將台灣民眾分為五個世代（註１），分別是1941年以前出生的動亂世代、1942至1953年間出生的中國史觀世代、1954至1968年間出生的民主崛起世代、1969至1984年間出生的民主化世代，以及1985年以後出生接受「認識台灣」教材的認識台灣世代。由於研究需求，他們將第一、二世代合而為一。
近年許多論者談及年輕世代，多帶上「天然獨」、「天然台」、「民主富二代」等標籤。而年輕世代的政治態度輪廓究竟如何，是本文試圖探索的重點。
本文參酌過往研究（註2），將1995年以後出生，成長階段由現代數位媒體工具環繞者獨立劃分為「Z世代」（Gen Z）。並且使用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簡稱TEDS）2024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全國性面訪資料（註3），探討Z世代與其他世代在各項政治態度上的差異，包含政治興趣、由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組成的政治傾向類型、台灣民主程度評價、民主價值觀，以及民主滿意度等。我們先不帶預設立場，看看Z世代的年輕人究竟有何不同？
教育程度高、更常使用社群媒體的Z世代
我們首先須了解TEDS2024的世代分布。將全體1206位受訪者年齡依前述世代進行分類後如圖1。第1世代（中國史觀世代，1953年以前出生）佔14.9%、第2世代（民主崛起世代，1954至1968年間出生）佔24.1%、第3世代（民主化世代，1969至1984年間出生）佔29.6%、第4世代（認識台灣世代，1985至1994年間出生）佔16.4%、第5世代即Z世代（1995年以後出生）佔14.5%。另有0.5%受訪者不願告知年齡。
在人口特徵分布上，TEDS2024的Z世代男性比例明顯偏高，達60.6%，與第4世代（57.1%）相仿，較全體男性比例49.1%高出11.5%。然而根據內政部所公布2024年人口資料，Z世代的男性比例應為51.9%。也就是說，TEDS2024資料在Z世代有男性比例偏高的情形，需要注意。
在教育程度方面，Z世代有77.1%為大學以上學歷，幾乎是全體大學以上比例39.8%的2倍，顯示Z世代普遍具有較高的教育水平。而這個現象與第4世代亦相仿，第4世代大學以上學歷者也已經超過70%。
在粗略的職業類型方面，Z世代有在私部門任職者普遍為職員（30.9%）或勞工（23.4%）階層，較少擔任高階或專業人員。此外，Z世代仍有24.6%為學生或參加職業訓練中。
綜合而言，Z世代普遍具備高教育程度，在職場中擔任中階或基層人員，或是仍在求學。那麼，他們在政治議題的接觸上，真的有所不同嗎？TEDS2024有一題問：
「在這次選舉期間，請問您一個星期大約有幾天使用臉書、推特（X）或LINE來關注政黨和候選人的新聞？」
這是詢問受訪者使用社群媒體接觸選舉資訊的情形，選項範圍自0（都沒有）至7天，各世代的每週平均日數如下。圖5顯示，第4世代和Z世代使用社群媒體接觸選舉資訊的頻率較高，分別是平均每週3.3日與3.2日。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Scheffe法，後同）後，在95%信心水準之下，Z世代除了和第4世代無顯著差異外，確實比起其他世代有更高的使用頻率。
在人口特徵上，Z世代與第4世代的教育程度分布十分相像，在職業類型分布卻有所不同，而兩者在選舉期間使用社群媒體接觸選舉資訊的頻率也相仿。這不禁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即便將Z世代從接觸認識台灣教材的第4世代中獨立出來，但他們真的有所不同嗎？以下將針對政治傾向類型、民主評價和民主價值觀等面向，描繪Z世代的政治特性。
Z世代的政治興趣與政治傾向特別嗎？
Z世代對政治感興趣嗎？答案是「沒有特別感興趣，但也並非特別不感興趣」。從圖6的分布可以看出，各世代的政治興趣分布比例幾乎相同，只有第1世代對政治完全沒興趣的比例偏高，同時非常有興趣的比例也微微高了一些，僅此而已。如果將政治興趣簡單編為「有興趣」和「沒興趣（含不太有興趣）」二類，經卡方檢定後各世代確實沒有顯著差異（χ2 = 1.200, df = 4, p = 0.878）。
換言之，我們無法宣稱Z世代的人對於政治議題偏冷漠，因為他們的政治興趣高低分布，和其他世代的人相比，並未有特別之處。
下一個觀察點是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這是政治學行為研究中兩個經典的變數。簡單來說，政治效能感是一種「我能不能影響政治」的信念，而政治信任顧名思義，則是對於政治體制的信任程度。TEDS2024當中，關於政治效能感的題目有3題，關於政治信任的題目也有三題。政治效能感分別是：
- 有人說：「我們一般民眾對政府的作為，沒有任何影響力。」
- 有人說：「政府官員不會在乎我們一般民眾的想法。」
- 有人說：「政治有時候太複雜了，所以我們一般民眾實在搞不懂。」
而政治信任的三題分別是：
- 有人說：「政府所做的事大多數是正確的。」
- 有人說：「政府官員時常浪費一般民眾所繳納的稅金。」
- 請問您認為政府決定重大政策時，會不會把「民眾的福利」放在第一優先考慮的地位？是經常會考慮、有時會考慮、不太會考慮、還是絕對不會考慮？
這6題的選項皆是有序4分類，除最後一題以外，其餘皆是由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本文將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的三題分別加總計算後，得到1至10的量表。各世代的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平均數分布如下。
從圖7分布可以看出，Z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平均值最高，但政治信任和其他世代相比卻沒有明顯差別。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後，發現不論是政治效能感還是政治信任，在95%信心水準之下，各世代間皆未有顯著差異。還是類似的結果，Z世代對於政治的看法，和其他世代相比並沒有特別之處。
接下來，本文參酌過往研究（註4），依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的高低，重新編碼成為「政治傾向類型」。若受訪者的政治效能感高於平均值，且政治信任也高於平均值，則為「政治忠誠型」；若受訪者的政治效能感高於平均值，但政治信任低於平均值，則為「政治抗議型」；若受訪者的政治效能感低於平均值，但政治信任高於平均值，則為「政治順從型」；若受訪者的政治效能感低於平均值，且政治信任也低於平均值，則為「政治疏離型」。
經過整理後，各世代的政治傾向類型分布如下。可以觀察到，政治效能感與政治信任存在正相關。屬於高政治效能感者（抗議型與忠誠型），高政治信任的比例較多，因此忠誠型多於抗議型。而屬於低政治效能感者（疏離型與順從型），低政治信任比例較多，因此疏離型多於順從型。
然而，Z世代的疏離型比例（22.8%）比其他世代更低，這代表Z世代「低效能－低信任」的人最少。與此同時，順從型的比例（18.6%）卻比其他世代來得高，顯示Z世代「低效能－高信任」的人也有相當比例。單獨將疏離型與順從型進行檢定，結果也顯示Z世代和第1、4世代在95%信心水準下未有顯著差異，而和第2、3世代都有顯著差異（註5）。
換言之，Z世代與其他世代相比的特殊之處，並不在於政治效能感高低，而在於政治信任的高低。在同樣屬於高政治效能感的抗議型與忠誠型上，Z世代無甚特別之處；但在低政治效能感的疏離型與順從型上，由於Z世代政治信任較高，使得疏離型的比例較少。
所以，他們特別冷漠嗎？從政治效能感來看沒有，他們中和其他世代一樣，多數都有能影響政治的信念。而即便是政治效能感偏低的人，與其他世代相比，信任政治體制者比例還是比較高。
Z世代對民主滿意嗎？
Z世代如何看待當年台灣的民主程度？TEDS2024有這麼一題：
「如果用0表示台灣非常不民主，10表示台灣非常民主，0到10之間請問您會給多少？」
排除無反應者之後，各世代的整體分布與平均值如圖9。可以看見，世代之間對於台灣當前民主程度的看法差別不大，經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定後，僅第1和第3世代間有顯著差異（p = 0.016*）。
換言之，台灣民眾普遍認為目前民主程度偏高。各世代由遠至近給予6以上的比例分別為65.2%、71.1%、78.5%、81.8%、82.7%。顯示愈年輕的世代，認為台灣目前屬於民主的比例愈高。
值得一提的是，各世代認為「非常民主（10）」的比例分別是：27.6%、27.8%、31.5%、22.1%、9.7%。其中第1、2、3世代認為「非常民主（10）」都是眾數，而第4世代和Z世代的眾數則是8（比例分別為23.1%、26.9%）。也就是說，在成長階段經歷過民主化時期的人（第3世代以前），多數認為目前台灣已非常民主。而之後的世代反而有所下降，尤其Z世代則僅有9.7%。
不同的政治傾向類型，對於民主程度的看法有何差異？圖10顯示，對於台灣當前民主程度的平均評價，由低至高是疏離型（I）、順從型（II）、抗議型（III）、忠誠型（IV）。惟第1世代與第4世代是疏離型高於順從型。此外，雖然Z世代的忠誠型（高效能感－高信任）對於民主評價卻比其他世代稍微低了一些，但各類型之間對於民主程度評價的差距也最小。
那麼，各世代對於民主程度的評價普遍偏高，但對於民主的現況是否滿意呢？TEDS2024也詢問受訪者「整體來說，請問您對台灣民主政治實行的情況，是非常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還是非常不滿意？」。結果顯示，整體而言各世代皆有六成以上對於台灣民主感到滿意（含還算滿意與非常滿意），且Z世代的民主滿意度甚至高達81.6%，是所有世代最高者。
所謂「民主富二代」，多少隱含「生在民主卻不知足」的負面意涵。然而上述分析卻顯示，Z世代不只多數對當前台灣民主程度評價很高，而且更有超過八成感到滿意。這不禁讓人反思，這樣的標籤是否誤解了這個世代的特性？每個世代都有人認為台灣不民主，也有不滿台灣民主現況的人。這些人的聲音是否被不成比例的放大，導致大家對於這個世代的輪廓產生認知偏誤？
對於民主程度評價，往往與民主滿意度相關。將世代交叉政治傾向類型之後，觀察對於民主滿意者的比例分布也可發現，結果和民主程度評價基本一致。這顯示，高政治效能感，與對於民主的正面評價息息相關。民主化（第3世代）以後世代的忠誠型民眾，都有9成以上對台灣民主現況感到滿意，Z世代的忠誠型滿意比例更高達97.0%。
此外，Z世代的順從型民眾（低效能感－高信任）對於民主滿意者也達77.4%，是所有世代中唯一突破七成者。這顯示，除了疏離型民眾以外，Z世代的多數人不論何種政治傾向類型，皆有絕對多數對於民主現況感到滿意。
Z世代堅信民主嗎？
最後一個問題是，他們是否認為，民主是不可妥協的最佳制度？對於這個問題，TEDS2024如此詢問受訪者：
「接下來，請教您一些對於台灣民主政治的看法，對於卡片上這三種說法，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
- 不管什麼情況，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體制
- 在有些情況下，威權的政治體制比民主政治好
- 對我而言，任何一種政治體制都是一樣」
本文將第1種稱為「堅持民主體制」，第2種為「妥協威權體制」，第3種為「都一樣」。結果顯示，各世代之間「堅持民主體制」的比例並沒有太大差異，而是「妥協威權體制」和「都一樣」之間比例有所不同。屬於民主化世代的第3世代，有較高比例屬於「妥協威權體制」（30.8%）；而最年長的第1世代，則有較高比例認為「都一樣」（28.2%）。
而Z世代有過半堅持民主體制，屬於「妥協威權體制」的比例（23.4%），相較於民主化的第3世代（30.8%）、接受認識台灣教材的第4世代（27.2%）也更低。按照時間推算，1987年蔣經國過世時，第3世代最年長者不過18歲。本文推測，是否可能因為第3、4世代成長階段正好經歷蔣經國執政後期，也聽過更多「蔣經國傳說」，使得更多人對於威權體制有美好想像所致。
在政治傾向類型方面有幾個特別之處。首先從分布圖可以看出各世代的共通點是政治效能感高者——抗議型（III）、忠誠型（IV）——堅持民主體制的比例也高，唯獨第4世代例外。第4世代政治效能感較高的抗議型和忠誠型，其妥協威權體制的比例竟比疏離型（I）和順從型（II）來得高。這一點十分詭異，代表他們不僅認為自己能影響政治，而且認同有些時候威權體制優於民主體制。有這種想法的人並不稀奇，但這種人比例這麼高才值得注意。
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忠誠型通常也是堅守民主體制比例最高者，但Z世代卻是抗議型堅守民主的比例最高，這一現象確實與眾不同。抗議型代表政治效能感高，但政治信任低。也就是說這些人即便不信任當前政治環境，但仍認為自己能影響政治，且當中的多數堅持民主體制就是最佳體制。
為Z世代描繪輪廓
Z世代，在政治學上可能還不算是一個常見名詞，畢竟他幾乎和傳統年齡五分類的「20至29歲」重合。以往的世代分類，多半有共通的記憶點或相同的經歷，例如戰亂、白色恐怖、民主化運動、本土化教材等等。而僅僅因為成長過程受到現代數位科技產品環繞，是否能在政治學上單獨成為一個值得分類的世代，本文也不敢直接斷言。
這是政治學對於「世代」和「生命週期」的經典之論。十年之後，這些人成為「30至39歲」的年齡分層，屆時他們的政治態度會和「20至29歲」一樣，並一起被稱作「Z世代」嗎？還是和十年前的「30至39歲」一樣？若是如此，那並不是Z世代有所不同，而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出現政治態度的轉變。
不過，「20至29歲」姑且稱之為Z世代也好，確實有些特色。他們20幾年的成長歷程當中，17年是民進黨執政。馬英九執政的八年，他們中最年長的不過是13至21歲階段。2013至2014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時，他們最大的19歲，最小的才10歲。光是這個經歷，就和其他年齡層的記憶大不相同。
本文的初衷，是為他們描繪政治態度的輪廓。在實證數據支持下，更清楚理解這個世代和我們相比有何不同。以及更重要的，他們在哪些地方與我們並沒有不同。
本文發現，Z世代並非政治冷漠的一群人，而是和其他世代一樣，對政治感興趣與不感興趣的人，其比例分布並沒有特別之處。此外，他們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平均而言，也和其他世代沒有顯著差別。唯一特別之處在於，Z世代政治效能感較低者，其政治信任還是比其他世代高一些。也就是說，Z世代即便有部分人對於政治有種無法影響的「無力感」，但願意相信相信政治體制的人還是比其他世代來得多。
在民主評價方面，Z世代對於台灣當前民主程度的評價平均而言很高，且有八成對於民主感到滿意。這意味著他們多數的確認知到台灣當前很民主，普遍也滿意民主現況。只是在民主程度0-10量表上認為「非常民主（10）」的比例是各世代最低的，意味著他們並非否定民主現況，也許是對民主發展有「更好」的期待，因此較少人給予「滿分」的極致評價。
最後，Z世代對於民主體制的堅持，與其他世代相比並沒有特別薄弱。惟其他世代是「高政治效能感、高政治信任」的忠誠型民眾堅持民主體制的比例最高，但Z世代卻是「高政治效能感、低政治信任」的抗議型民眾堅持民主體制的比例最高。也就是說，這些即便對於政治環境不怎麼信任，仍認為自己能影響政治，帶有「批判性質」的年輕人，在同世代中堅持民主體制的比例最高。這一點確實有別於其他世代。
本文篇幅有限，也希望聚焦於政治態度，因此對於台灣政治學中經典的政治分歧如統獨立場與政黨支持等，並未著墨。此外，由於TEDS2024是2024年總統選舉結束後的調查，而2024下半年至2025年中台灣政治環境也有不小變化，民眾的政治態度也可能發生轉變。這些限制，仍須向讀者忠誠告知。
註1：林珮婷、鄭夙芬、王德育，2020，〈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與投票抉擇—以2016年總統選舉為例〉，《選舉研究》，27(1): 85-124。
註2：Tabassum. Sidra, Muddasar Ghani Khwaja and Umer Zaman. “Can narrative advertisement and eWOM influence generation Z purchase intentions?” Information 11(12): 545-560.
註3：本文使用資料全部係採自「2020年至2024年『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4/4）：2024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面訪案」(TEDS2024)（MOST 109-2740-H-004 -004 -SS4）。「台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多年期計畫總召集人為國立政治大學陳陸輝研究員，TEDS2024為針對2024年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執行之年度計畫，計畫主持人為陳陸輝研究員；詳細資料請參閱TEDS網頁：http://teds.nccu.edu.tw。作者感謝上述機構及人員提供資料協助，惟本文之內容概由作者自行負責。
註4：陳陸輝，2009，〈信任、效能與行動：解析民眾為何支持紅衫軍或挺扁活動〉，載於《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張福建主編，頁183-214，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陳陸輝、楊貴，2018，〈社會轉型期中國民眾政治傾向的持續與變遷：一個類型學的分析〉，《中國大陸研究》，61(3): 1-32。
註5：Z世代與第1世代檢定結果為χ2 = 2.986, df = 1, p = 0.084；與第2世代檢定結果為χ2 = 6.917, df = 1, p = 0.009**；與第3世代檢定結果為χ2 = 4.868, df = 1, p = 0.0.027*；與第4世代檢定結果為χ2 = 3.102, df = 1, p =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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