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总统直选以来，台湾历经八次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投票的世代从老三台到串流媒体，从功能型手机到智慧型手机，从黑板粉笔教学到生生有平板（编按：为台湾教育部补助平板，缩短城乡数位学习差距）的线上教学，每个世代有共同的记忆点，彼此之间的政治态度也各有不同。
在政治学世代研究中，有学者将台湾民众分为五个世代（注１），分别是1941年以前出生的动乱世代、1942至1953年间出生的中国史观世代、1954至1968年间出生的民主崛起世代、1969至1984年间出生的民主化世代，以及1985年以后出生接受“认识台湾”教材的认识台湾世代。由于研究需求，他们将第一、二世代合而为一。
近年许多论者谈及年轻世代，多带上“天然独”、“天然台”、“民主富二代”等标签。而年轻世代的政治态度轮廓究竟如何，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重点。
本文参酌过往研究（注2），将1995年以后出生，成长阶段由现代数位媒体工具环绕者独立划分为“Z世代”（Gen Z）。并且使用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简称TEDS）2024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全国性面访资料（注3），探讨Z世代与其他世代在各项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包含政治兴趣、由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组成的政治倾向类型、台湾民主程度评价、民主价值观，以及民主满意度等。我们先不带预设立场，看看Z世代的年轻人究竟有何不同？
教育程度高、更常使用社群媒体的Z世代
我们首先须了解TEDS2024的世代分布。将全体1206位受访者年龄依前述世代进行分类后如图1。第1世代（中国史观世代，1953年以前出生）占14.9%、第2世代（民主崛起世代，1954至1968年间出生）占24.1%、第3世代（民主化世代，1969至1984年间出生）占29.6%、第4世代（认识台湾世代，1985至1994年间出生）占16.4%、第5世代即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占14.5%。另有0.5%受访者不愿告知年龄。
在人口特征分布上，TEDS2024的Z世代男性比例明显偏高，达60.6%，与第4世代（57.1%）相仿，较全体男性比例49.1%高出11.5%。然而根据内政部所公布2024年人口资料，Z世代的男性比例应为51.9%。也就是说，TEDS2024资料在Z世代有男性比例偏高的情形，需要注意。
在教育程度方面，Z世代有77.1%为大学以上学历，几乎是全体大学以上比例39.8%的2倍，显示Z世代普遍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而这个现象与第4世代亦相仿，第4世代大学以上学历者也已经超过70%。
在粗略的职业类型方面，Z世代有在私部门任职者普遍为职员（30.9%）或劳工（23.4%）阶层，较少担任高阶或专业人员。此外，Z世代仍有24.6%为学生或参加职业训练中。
综合而言，Z世代普遍具备高教育程度，在职场中担任中阶或基层人员，或是仍在求学。那么，他们在政治议题的接触上，真的有所不同吗？TEDS2024有一题问：
“在这次选举期间，请问您一个星期大约有几天使用脸书、推特（X）或LINE来关注政党和候选人的新闻？”
这是询问受访者使用社群媒体接触选举资讯的情形，选项范围自0（都没有）至7天，各世代的每周平均日数如下。图5显示，第4世代和Z世代使用社群媒体接触选举资讯的频率较高，分别是平均每周3.3日与3.2日。经过单因子变异数分析（Scheffe法，后同）后，在95%信心水准之下，Z世代除了和第4世代无显著差异外，确实比起其他世代有更高的使用频率。
在人口特征上，Z世代与第4世代的教育程度分布十分相像，在职业类型分布却有所不同，而两者在选举期间使用社群媒体接触选举资讯的频率也相仿。这不禁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即便将Z世代从接触认识台湾教材的第4世代中独立出来，但他们真的有所不同吗？以下将针对政治倾向类型、民主评价和民主价值观等面向，描绘Z世代的政治特性。
Z世代的政治兴趣与政治倾向特别吗？
Z世代对政治感兴趣吗？答案是“没有特别感兴趣，但也并非特别不感兴趣”。从图6的分布可以看出，各世代的政治兴趣分布比例几乎相同，只有第1世代对政治完全没兴趣的比例偏高，同时非常有兴趣的比例也微微高了一些，仅此而已。如果将政治兴趣简单编为“有兴趣”和“没兴趣（含不太有兴趣）”二类，经卡方检定后各世代确实没有显著差异（χ2 = 1.200, df = 4, p = 0.878）。
换言之，我们无法宣称Z世代的人对于政治议题偏冷漠，因为他们的政治兴趣高低分布，和其他世代的人相比，并未有特别之处。
下一个观察点是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这是政治学行为研究中两个经典的变数。简单来说，政治效能感是一种“我能不能影响政治”的信念，而政治信任顾名思义，则是对于政治体制的信任程度。TEDS2024当中，关于政治效能感的题目有3题，关于政治信任的题目也有三题。政治效能感分别是：
- 有人说：“我们一般民众对政府的作为，没有任何影响力。”
- 有人说：“政府官员不会在乎我们一般民众的想法。”
- 有人说：“政治有时候太复杂了，所以我们一般民众实在搞不懂。”
而政治信任的三题分别是：
- 有人说：“政府所做的事大多数是正确的。”
- 有人说：“政府官员时常浪费一般民众所缴纳的税金。”
- 请问您认为政府决定重大政策时，会不会把“民众的福利”放在第一优先考虑的地位？是经常会考虑、有时会考虑、不太会考虑、还是绝对不会考虑？
这6题的选项皆是有序4分类，除最后一题以外，其余皆是由非常同意至非常不同意。本文将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的三题分别加总计算后，得到1至10的量表。各世代的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平均数分布如下。
从图7分布可以看出，Z世代的政治效能感平均值最高，但政治信任和其他世代相比却没有明显差别。经过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后，发现不论是政治效能感还是政治信任，在95%信心水准之下，各世代间皆未有显著差异。还是类似的结果，Z世代对于政治的看法，和其他世代相比并没有特别之处。
接下来，本文参酌过往研究（注4），依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的高低，重新编码成为“政治倾向类型”。若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高于平均值，且政治信任也高于平均值，则为“政治忠诚型”；若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高于平均值，但政治信任低于平均值，则为“政治抗议型”；若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低于平均值，但政治信任高于平均值，则为“政治顺从型”；若受访者的政治效能感低于平均值，且政治信任也低于平均值，则为“政治疏离型”。
经过整理后，各世代的政治倾向类型分布如下。可以观察到，政治效能感与政治信任存在正相关。属于高政治效能感者（抗议型与忠诚型），高政治信任的比例较多，因此忠诚型多于抗议型。而属于低政治效能感者（疏离型与顺从型），低政治信任比例较多，因此疏离型多于顺从型。
然而，Z世代的疏离型比例（22.8%）比其他世代更低，这代表Z世代“低效能－低信任”的人最少。与此同时，顺从型的比例（18.6%）却比其他世代来得高，显示Z世代“低效能－高信任”的人也有相当比例。单独将疏离型与顺从型进行检定，结果也显示Z世代和第1、4世代在95%信心水准下未有显著差异，而和第2、3世代都有显著差异（注5）。
换言之，Z世代与其他世代相比的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政治效能感高低，而在于政治信任的高低。在同样属于高政治效能感的抗议型与忠诚型上，Z世代无甚特别之处；但在低政治效能感的疏离型与顺从型上，由于Z世代政治信任较高，使得疏离型的比例较少。
所以，他们特别冷漠吗？从政治效能感来看没有，他们中和其他世代一样，多数都有能影响政治的信念。而即便是政治效能感偏低的人，与其他世代相比，信任政治体制者比例还是比较高。
Z世代对民主满意吗？
Z世代如何看待当年台湾的民主程度？TEDS2024有这么一题：
“如果用0表示台湾非常不民主，10表示台湾非常民主，0到10之间请问您会给多少？”
排除无反应者之后，各世代的整体分布与平均值如图9。可以看见，世代之间对于台湾当前民主程度的看法差别不大，经过单因子变异数分析检定后，仅第1和第3世代间有显著差异（p = 0.016*）。
换言之，台湾民众普遍认为目前民主程度偏高。各世代由远至近给予6以上的比例分别为65.2%、71.1%、78.5%、81.8%、82.7%。显示愈年轻的世代，认为台湾目前属于民主的比例愈高。
值得一提的是，各世代认为“非常民主（10）”的比例分别是：27.6%、27.8%、31.5%、22.1%、9.7%。其中第1、2、3世代认为“非常民主（10）”都是众数，而第4世代和Z世代的众数则是8（比例分别为23.1%、26.9%）。也就是说，在成长阶段经历过民主化时期的人（第3世代以前），多数认为目前台湾已非常民主。而之后的世代反而有所下降，尤其Z世代则仅有9.7%。
不同的政治倾向类型，对于民主程度的看法有何差异？图10显示，对于台湾当前民主程度的平均评价，由低至高是疏离型（I）、顺从型（II）、抗议型（III）、忠诚型（IV）。惟第1世代与第4世代是疏离型高于顺从型。此外，虽然Z世代的忠诚型（高效能感－高信任）对于民主评价却比其他世代稍微低了一些，但各类型之间对于民主程度评价的差距也最小。
那么，各世代对于民主程度的评价普遍偏高，但对于民主的现况是否满意呢？TEDS2024也询问受访者“整体来说，请问您对台湾民主政治实行的情况，是非常满意、还算满意、不太满意、还是非常不满意？”。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各世代皆有六成以上对于台湾民主感到满意（含还算满意与非常满意），且Z世代的民主满意度甚至高达81.6%，是所有世代最高者。
所谓“民主富二代”，多少隐含“生在民主却不知足”的负面意涵。然而上述分析却显示，Z世代不只多数对当前台湾民主程度评价很高，而且更有超过八成感到满意。这不禁让人反思，这样的标签是否误解了这个世代的特性？每个世代都有人认为台湾不民主，也有不满台湾民主现况的人。这些人的声音是否被不成比例的放大，导致大家对于这个世代的轮廓产生认知偏误？
对于民主程度评价，往往与民主满意度相关。将世代交叉政治倾向类型之后，观察对于民主满意者的比例分布也可发现，结果和民主程度评价基本一致。这显示，高政治效能感，与对于民主的正面评价息息相关。民主化（第3世代）以后世代的忠诚型民众，都有9成以上对台湾民主现况感到满意，Z世代的忠诚型满意比例更高达97.0%。
此外，Z世代的顺从型民众（低效能感－高信任）对于民主满意者也达77.4%，是所有世代中唯一突破七成者。这显示，除了疏离型民众以外，Z世代的多数人不论何种政治倾向类型，皆有绝对多数对于民主现况感到满意。
Z世代坚信民主吗？
最后一个问题是，他们是否认为，民主是不可妥协的最佳制度？对于这个问题，TEDS2024如此询问受访者：
接下来，请教您一些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看法，对于卡片上这三种说法，请问您比较同意哪一种？
- 不管什么情况，民主政治都是最好的体制
2. 在有些情况下，威权的政治体制比民主政治好
3. 对我而言，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是一样
本文将第1种称为“坚持民主体制”，第2种为“妥协威权体制”，第3种为“都一样”。结果显示，各世代之间“坚持民主体制”的比例并没有太大差异，而是“妥协威权体制”和“都一样”之间比例有所不同。属于民主化世代的第3世代，有较高比例属于“妥协威权体制”（30.8%）；而最年长的第1世代，则有较高比例认为“都一样”（28.2%）。
而Z世代有过半坚持民主体制，属于“妥协威权体制”的比例（23.4%），相较于民主化的第3世代（30.8%）、接受认识台湾教材的第4世代（27.2%）也更低。按照时间推算，1987年蒋经国过世时，第3世代最年长者不过18岁。本文推测，是否可能因为第3、4世代成长阶段正好经历蒋经国执政后期，也听过更多“蒋经国传说”，使得更多人对于威权体制有美好想像所致。
在政治倾向类型方面有几个特别之处。首先从分布图可以看出各世代的共通点是政治效能感高者——抗议型（III）、忠诚型（IV）——坚持民主体制的比例也高，唯独第4世代例外。第4世代政治效能感较高的抗议型和忠诚型，其妥协威权体制的比例竟比疏离型（I）和顺从型（II）来得高。这一点十分诡异，代表他们不仅认为自己能影响政治，而且认同有些时候威权体制优于民主体制。有这种想法的人并不稀奇，但这种人比例这么高才值得注意。
另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忠诚型通常也是坚守民主体制比例最高者，但Z世代却是抗议型坚守民主的比例最高，这一现象确实与众不同。抗议型代表政治效能感高，但政治信任低。也就是说这些人即便不信任当前政治环境，但仍认为自己能影响政治，且当中的多数坚持民主体制就是最佳体制。
为Z世代描绘轮廓
Z世代，在政治学上可能还不算是一个常见名词，毕竟他几乎和传统年龄五分类的“20至29岁”重合。以往的世代分类，多半有共通的记忆点或相同的经历，例如战乱、白色恐怖、民主化运动、本土化教材等等。而仅仅因为成长过程受到现代数位科技产品环绕，是否能在政治学上单独成为一个值得分类的世代，本文也不敢直接断言。
这是政治学对于“世代”和“生命周期”的经典之论。十年之后，这些人成为“30至39岁”的年龄分层，届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会和“20至29岁”一样，并一起被称作“Z世代”吗？还是和十年前的“30至39岁”一样？若是如此，那并不是Z世代有所不同，而是随著年龄的增长，出现政治态度的转变。
不过，“20至29岁”姑且称之为Z世代也好，确实有些特色。他们20几年的成长历程当中，17年是民进党执政。马英九执政的八年，他们中最年长的不过是13至21岁阶段。2013至2014年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时，他们最大的19岁，最小的才10岁。光是这个经历，就和其他年龄层的记忆大不相同。
本文的初衷，是为他们描绘政治态度的轮廓。在实证数据支持下，更清楚理解这个世代和我们相比有何不同。以及更重要的，他们在哪些地方与我们并没有不同。
本文发现，Z世代并非政治冷漠的一群人，而是和其他世代一样，对政治感兴趣与不感兴趣的人，其比例分布并没有特别之处。此外，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平均而言，也和其他世代没有显著差别。唯一特别之处在于，Z世代政治效能感较低者，其政治信任还是比其他世代高一些。也就是说，Z世代即便有部分人对于政治有种无法影响的“无力感”，但愿意相信相信政治体制的人还是比其他世代来得多。
在民主评价方面，Z世代对于台湾当前民主程度的评价平均而言很高，且有八成对于民主感到满意。这意味著他们多数的确认知到台湾当前很民主，普遍也满意民主现况。只是在民主程度0-10量表上认为“非常民主（10）”的比例是各世代最低的，意味著他们并非否定民主现况，也许是对民主发展有“更好”的期待，因此较少人给予“满分”的极致评价。
最后，Z世代对于民主体制的坚持，与其他世代相比并没有特别薄弱。惟其他世代是“高政治效能感、高政治信任”的忠诚型民众坚持民主体制的比例最高，但Z世代却是“高政治效能感、低政治信任”的抗议型民众坚持民主体制的比例最高。也就是说，这些即便对于政治环境不怎么信任，仍认为自己能影响政治，带有“批判性质”的年轻人，在同世代中坚持民主体制的比例最高。这一点确实有别于其他世代。
本文篇幅有限，也希望聚焦于政治态度，因此对于台湾政治学中经典的政治分歧如统独立场与政党支持等，并未著墨。此外，由于TEDS2024是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的调查，而2024下半年至2025年中台湾政治环境也有不小变化，民众的政治态度也可能发生转变。这些限制，仍须向读者忠诚告知。
注1：林珮婷、郑夙芬、王德育，2020，〈台湾认同的世代差异与投票抉择—以2016年总统选举为例〉，《选举研究》，27(1): 85-124。
注2：Tabassum. Sidra, Muddasar Ghani Khwaja and Umer Zaman. “Can narrative advertisement and eWOM influence generation Z purchase intentions?” Information 11(12): 545-560.
注3：本文使用资料全部系采自“2020年至2024年‘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四年期研究规划（4/4）：2024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面访案”(TEDS2024)（MOST 109-2740-H-004 -004 -SS4）。“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多年期计划总召集人为国立政治大学陈陆辉研究员，TEDS2024为针对2024年总统与立法委员选举执行之年度计划，计划主持人为陈陆辉研究员；详细资料请参阅TEDS网页：http://teds.nccu.edu.tw。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人员提供资料协助，惟本文之内容概由作者自行负责。
注4：陈陆辉，2009，〈信任、效能与行动：解析民众为何支持红衫军或挺扁活动〉，载于《公民与政治行动：实证与规范之间的对话》，张福建主编，页183-214，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专题中心。
陈陆辉、杨贵，2018，〈社会转型期中国民众政治倾向的持续与变迁：一个类型学的分析〉，《中国大陆研究》，61(3): 1-32。
注5：Z世代与第1世代检定结果为χ2 = 2.986, df = 1, p = 0.084；与第2世代检定结果为χ2 = 6.917, df = 1, p = 0.009*；与第3世代检定结果为χ2 = 4.868, df = 1, p = 0.0.027；与第4世代检定结果为χ2 = 3.102, df = 1, p = 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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