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代理孕母再掀論戰：同志的生育困境與女性身體自主的兩難｜Whatsnew

2025年3月初，台灣一名男同志於 Threads 上分享海外代孕產子經驗。文中提及代孕過程中自己「吃不下也睡不好」，但對代孕者在孕產過程中的身心狀態隻字未提，文中「不是來聽你教我子宮要怎麼用」等爭議字句，引發社群強烈反彈。

約莫同時，國民黨籍立委陳菁徽在臉書分享一名產婦案例，該名婦人原未有生育規劃，但在同志弟弟出櫃後承接家族傳宗接代的期望，歷經三次流產後求助人工生殖技術，才穩定懷孕。

陳菁徽強調，該名個案的生育選擇完全出自個人意願，然而，此文仍引發輿論撻伐，有網友留言直指該個案家庭「將姊姊身體工具化」卻渾然不覺。

台灣對代理孕母的討論已延續近三十年，迄今仍未形成社會共識。2024年《人工生殖法》修法期間，各方團體立場激烈交鋒，反映議題的高度爭議性。近期兩篇引發熱議的文章將代孕議題推上輿論焦點，又因兩案皆涉及男同志生養困境，同志族群生育權與女性身體自主權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再次浮上檯面。

人工生殖近二十年，代孕議題尋求共識未果

台灣現行《人工生殖法》於2007年三讀通過，規定人工生殖技術僅適用於不孕的異性戀夫妻。且懷孕及生產胎兒的過程，需由女性委託人親自進行。

部分不孕症伴侶無法自行懷孕，需尋求代理孕母協助。2004年，台灣曾舉行代孕公民會議，達成「不禁止，但有條件開放」的決議，然而後續未再取得更進一步的社會共識，《人工生殖法》最終未納入對代孕生殖的規管。

歷來持續有不孕患者試圖推動修法，像是患有先天性子宮發育不全的民眾黨籍立委陳昭姿，2024年上任時便發下豪語，要在任期內完成代理孕母修法。除異性戀不孕夫妻需求，隨著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以男同志伴侶為主的代孕需求亦逐漸浮現。

近二十年來，台灣社會對婚姻與家庭的想像已有相當變化。晚婚、晚生的趨勢喚起民眾對「婚育脫鉤」的討論，同性婚姻合法亦改寫家庭組成形式。當前《人工生殖法》僅適用於不孕異性戀夫妻，更將單身女性、同性伴侶等潛在生育群體排除在外。

2024上半年《人工生殖法》的修訂成為立法院攻防焦點。衛福部國民健康署在同年5月提出的修正草案版本中，將單身女性、女性同性伴侶及代孕生殖納入適用範圍。

此版修正草案中僅開放「利他型代孕」，禁止代理孕母向委託配偶收取必要費用外的工作報酬，且每位孕母代孕生殖以一次為限，避免代孕成為商業工具。此外，草案也規定孕母需通過經濟、心理、家庭狀況等各方評估，才能正式接受代孕委託。

然而，該草案內容未消除反對方的疑慮，各方意見存有諸多分岐，最終仍未達成共識。國健署於2024年12月宣布，修法將與代孕生殖脫鉤，先處理已有共識的單身女性、女同志伴侶適用條文。至此《人工生殖法》修法爭議暫告一段落。

同婚之後，同志家庭未竟之路

不過，社群上，與代理孕母相關的爭論持續著。近期 Threads 上男同志針對代孕經驗發表的爭議言論，引發許多女性對身體商品化焦慮的同時，也帶出男同志的生養困境。

根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網頁資訊，前往開放商業代孕合法的國家進行代孕生殖，費用高達400至600萬台幣；部分伴侶基於經濟考量選擇烏克蘭、喬治亞等灰色地帶的國家，卻可能遇上親權歸屬不明、證明文件缺漏等問題，最嚴重可能導致小孩無法順利入境台灣。

2023年修法後，同性伴侶尚可透過共同收養，與無血緣關係子女組成家庭。根據衛服部社會及家庭署統計，截至2024年底尚有384個孩子等待收養，其中約八成來自特殊背景家庭，或本身有身心狀況，照顧上需要更多專業協助。此外，台灣收養評估流程嚴謹，平均需花費1至2年才能完成收養。

媒體人鄒宗翰指出，收養更需準家長審慎評估自身能力與支援系統，並非外界想像容易。實務上，部分伴侶在衡量自身所有資源後，仍選擇尋求代理孕母的協助。

代孕開放與否，各界怎麼看？

支持代理孕母的觀點認為，不孕者或同志伴侶的代孕需求始終存在，透過明確立法，可保障有代孕需求者及志願代孕者。

立委陳昭姿在此波討論中，於臉書發文聲援代理孕母法制化。她指出，代理孕母的法制化是為了提供無法懷孕的伴侶家庭選擇權，並真正防止剝削與黑市亂象發生。她呼籲，台灣人不該假裝「沒有法案，問題就不存在」。

鄒宗翰則分享自身與美國代理孕母互動的經驗。他表示，該名代孕者樂於幫助有需要的家庭，在代孕過程中更與他建立深厚情誼，成為孩子在海外的家人。因此鄒宗翰相信，在完善的代孕制度保障下，「代孕可以不剝削女性」。

曾在美國擔任代理孕母的Lily響應，代孕應該建立在合作關係之上。她指出，美國代孕相關紛爭案件，往往發生在代孕法規相對不明確的州，因此台灣更應考量以完善法規保障代孕相關者的權益。Lily自身的順產經驗，使她產生幫助不孕者成家的想法，她也希望社會能傾聽多元聲音，而非一味將代孕視為剝削女性的工具。 

然而，反對意見多強調，開放代理孕母制度恐造成剝削女性與子宮商品化。

台灣女人連線秘書長陳書芳在2024年曾指出，代理孕母不僅代理懷孕，更需承擔懷孕與生產的風險，部分健康風險可能對女性造成永久性的傷害。而委託代孕者與代理孕母間的經濟條件落差，可能使經濟弱勢女性更容易落入選擇擔任代理孕母的地步。

女同志伴侶 YouTuber 組合兔女狼細述兩人赴美進行人工生殖過程與身心變化。兔女狼點出，受術女性需注射大量藥物與針劑，還需面對漏尿、子宮脫垂等無法復原的身體傷害，以及可能伴隨的產後憂鬱。因此，她們反對部份發言過度強調代孕生殖所帶來的感動，卻忽略背後代孕者的辛勞與付出。

至於合法化是否更能保障代孕當事人相關權益？台灣大學法律學系陳昭如教授此前受訪曾表示，市場上有供需雙方，不代表有需求就一定得被滿足。此外，合法管制之下的代孕服務未必能滿足所有需求，無法徹底解決黑市問題。不應以此做為證成代孕生殖合法化的依據。

誰有資格談論代孕議題？

在這波社群論戰中，也延伸出「誰有資格談論代孕」的爭議。

一派聲音認為代孕涉及性別權力不平等與身體自主，未有懷孕經驗的人不應輕易替代理孕母代言。作家李屏瑤便指出，男性，包含男同志，不應主導相關討論。

另一派意見則認為，不應以性別或身分認同劃分在議題中的位置。性別平等講師蔣琬斯表示，在討論代孕時先放下加害與被害關係，並應確保每個性別身分認同具之間平等，以此為原則討論，才能找出方向。

中研院學者劉文則指出，代孕議題各國經驗差距大，台灣社會目前更需要聽見各種經歷代孕者（特別是孕母）的聲音，討論才能更接近議題中人的處境，過於資格論的判斷，反而可能限縮須考量的問題及可能盟友。

衛福部長邱泰源日前受訪表示，開放單身女性、女同志伴侶適用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已於2025年1月送行政院審議。衛福部另將啟動委託研究計劃，探討訂定代孕專法的可能性。

代理孕母議題牽涉層面廣闊，除了性別結構外，更涉及經濟、制度、文化層面的層層交織，未來如何在其中尋求各群體間最大公約數，仍待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