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失去使命感，好像特別觸動旁人神經。真的不要高估自己，這跟拍拖的熱情一樣，幾年之後就容易熄。」
如此徹底拒絕醫療介入，在任何一地都與「取得出生證明和身份」的最低要件產生抵觸。
「讓家庭自己去市場上找幫傭，對政府來說最省事。但這種省事，是把照顧責任再一次推回家庭裡，推回女性身上。」
悲劇之前，他們大多是沉默的男人，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上了戰場。
精神疾病去污名已走過更名與修法，社區支持卻仍難走進封閉的家庭。長年承擔照顧責任的家屬，在承諾與現實之間，經常選擇沈默。
在無限可能與過度比較間，Z世代一邊迷路、一邊加速前行。從履歷競賽到返鄉務農，他們如何在「更好」的追求中，學會接受「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