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再這樣下去，我真的會死。」那是從靈魂深處發出的最後求救。我突然意識到，我引以為傲的「自律」，不過是一場徹頭徹尾的自我毀滅。
「剛開始一起出來的人，天天晚上都在哭，找不到工作哭，錢快花了哭。我從來沒哭過。」
Bro的起手式：當對方想要談心事，就回「想這麼多幹什麼？」
「這是我媽，我知道。我學過媽媽這個概念，是生我的人，應該是我最親近的人。」
一個「外」字，彷彿為親情劃界——儘管，我們之間都有愛。
我要審視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付出得最多、也最不願懷疑的那部分情感——一個母親對孩子本能的愛。
「社工失去使命感，好像特別觸動旁人神經。真的不要高估自己，這跟拍拖的熱情一樣，幾年之後就容易熄。」
如此徹底拒絕醫療介入，在任何一地都與「取得出生證明和身份」的最低要件產生抵觸。
「讓家庭自己去市場上找幫傭，對政府來說最省事。但這種省事，是把照顧責任再一次推回家庭裡，推回女性身上。」
悲劇之前，他們大多是沉默的男人，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上了戰場。
精神疾病去污名已走過更名與修法，社區支持卻仍難走進封閉的家庭。長年承擔照顧責任的家屬，在承諾與現實之間，經常選擇沈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