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末烏魯木齊一場大火，打破了中國社會疫情管控的層層抑壓。中國大陸多個省份接連燒起白紙抗議行動，人們走上街頭表達疫情解封和政治訴求。這場抗議被視為中國在八九後規模和聲量最大的行動，改變了許多人的生命形態。
中國大陸內部的白紙抗議很快被強力鎮壓，許多人被捕，清算不斷。隨着封控政策在2022年末劇烈轉向，社會關注力迅速轉移，其後兩年跌入經濟衰退的泥潭。白紙在大陸似乎已經消散，但在海外形成另一片能量場域。許多年輕行動者在白紙後走出，創造新的公共生活，以離散者的身份建立共振的生命體驗。
白紙運動兩週年，聲量如同一粒石子墜下後暈開的水波。牆外帖文的點贊數量成百倍降低。兩年前幾百所高校參與運動，如今只餘幾所還在張貼紀念日的活動海報。對於很多人來說，白紙運動似乎「結束」了。
歷史需要不斷回望、檢視和反思，才得以令舊的記憶煥發新的生命力，個體的經驗可以被看見和傳遞。站在兩週年的時間節點上，端傳媒與數位參與者一起回望這段公共記憶。有人在疫情封控期間轉變價值觀，走上街頭抗議後被捕，人生自此轉軌。有人離開故土，在海外搭建新生活，實踐着言論和思想自由的碰撞，並嘗試打破身份的桎梏，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樣。
白紙讓空白佈滿可能性。對於有的人而言，白紙是一個起點。一位受訪者通過白紙運動找到同伴，在公共生活中確認自己的存在。白紙也可以是一個坐標和一道裂縫，讓運動後迸發出的公共能量流入。在開拓和維繫能量的時候，有人在思考，面對「自我審查」的同時，也必須對抗和克服「審查自我」，才不會在抵抗審查和遺忘的路上丟失自己。
大潮退去，小徑分岔。以下是他們與白紙的故事：
Chris，九零後，因在地鐵上傳播抗爭口號被捕
這個恐懼你是躲不掉的，它會持續縈繞着你，你總得告訴自己一個答案，你真的做錯了嗎？
我過去是一名程序員，在西南部城市工作了八年。北京發生四通橋事件後，十月中旬，我在地鐵上隔空投送（AirDrop）傳播四通橋的宣傳口號和彭立發準備的PDF文件。當時我沒有想太多是否會被捕，已經有人站出來，我不能讓他一個人。
過了幾天，我就被逮捕了，審訊了兩天一夜，再被行政拘留15天。
被捕的那天晚上我還在公司，趕上項目迭代發布，我加班到七點。回到工位上，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想回頭看，很奇妙的一種感覺。一回頭，就看到後面有十幾個穿着黑色衣服的中年人朝我走來。
有人快速晃了一下警官證，問我是不是叫XX。我說是。當時腦子還在發懵。回過神來，右邊一個人把我的手機拿走，問我手機密碼。我還在想警察怎麼找到我了，還沒反應過來，他直接一巴掌打到我臉上。
隨後有一隻手把我的頭給摁過去，我沒有辦法回頭，整個眼睛裏面的畫面都是泛白的。那個聲音繼續問密碼，我回想了幾十秒鐘，他們以為我是不配合，打我的那隻手又給我一巴掌。
第二個巴掌特別響亮。遠處有同事踮起腳，望着我。我到現在都無法忘記那個場景，但是又特別模糊，記憶裏的畫面都是恍惚的，沒有焦點。
他們把我帶到公安局，衣服、內褲、襪子都脫掉，然後做檢查，下蹲。一邊檢查一邊辱罵。我整個過程沒有很悲傷或恐懼，但會有一些淡淡的失望。
我接觸到大概20個警察，沒有一個人對我的行動表示理解。他們問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我說看到上海封控很多人沒有食物；一個六歲小朋友去上海求醫，因為父母被隔離，他只能自己坐公交車去醫院。我問警察，這還有人性嗎？他們大都回答，關你屁事。也是在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出獄後一定要出國。
後來警察發現資料是我伴侶發給我的，他們又帶我去逮捕他。
到了第二天上午的審訊，警察很肯定地告訴我，我要被判三年起步。他們給我講了很多被判刑的細節，我真的相信了。我當時心裏還時不時冒出公司要新上線的版本的代碼。
下午去上廁所的時候，經過伴侶的房間時看了他一眼，我怕可能再也見不到他或跟他說話了，我大聲吼了一句「我愛你」。警察聽到後很生氣，那天不再允許我去廁所。
我被放出來幾天後，當地爆發白紙運動。當時我和伴侶的工作都丟了。伴侶把紀念烏魯木齊同胞的活動消息發給我。我必須得承認，是我軟弱了，我幾乎是乞求他不要去。
那天晚上我們在YouTube看直播。當時天已經黑了，很多人聚集，喊四通橋的口號，就是我AirDrop的那幾句。我淚流不止，好像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用的，被聽到了。後面的視頻很卡，很多聲音也聽不到了，但我們一直在看。我很責備自己的懦弱，很後悔不在現場。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去地鐵上傳播信息。
從警察局出來後，我覺得生活在一個巨大的不安全感裏面，因為警察不保護人民，也不保護所謂的公民合法權益。當時有個警察說，我的案子是省裏面的領導在討論。雖然這些可能是騙人的，但也反映出他們的處事方法，他們在為什麼負責。
我變得特別小心和謹慎。警察說我們的手機被寄到外地做過處理。一開始我不敢在手機裏保存任何敏感信息，甚至一個月沒有翻牆。
但是漸漸的你會發現，這個恐懼你是躲不掉的，它會持續縈繞着你，你總得給自己一個答案，你真的做錯了嗎？
你會不停問自己，到底是誰造就了這些經歷？你不能只是在心裏無限地逃避。要直到你清楚地意識到並且強化這個意識：這段經歷是不該發生的，是他們威脅、恐嚇你，是他們侵犯了你的權益，逼迫你辭職，改變了你的人生⋯⋯你才會有更強烈的慾望想要去改變。
其實最難受的不是在監獄裏的那段時間，而是當我意識到，即便一年過去，他還會處處打壓你，讓你無法好好生活。2023年，我們住進一個小公寓，沒到一個月，管理員就讓我馬上搬離。沒有任何法律條款和依據。我問搬走的理由，他也沒有理由。我問，搬到哪裏去，才不會被驅逐？他說幫我去問網格員，而我自己也給網格員打電話，得到的答案只有不確定。
那個時候我才知道，我一直都在政府的一份名單上。因為是重點人員，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只要有網格員存在，都無法保證你不會再被驅逐。我當時覺得整個中國像一個巨大的監獄。
出獄後的那一年，我每天上下班都戴着帽子和口罩。重點人員的監控會詳細到我今天去了哪些場所，手機信號在哪裏出現，有哪些聯繫人。2023年年中，我重新在一家公司上班，有一次看到六七個穿黑衣服的中年人朝我走來，我的呼吸瞬時停住，手也在抽搐，感覺警察又是來抓我。
我原本特別喜歡寫代碼，至少這是講規則的，它受我控制。但從監獄出來一年以後，我寫代碼也喪失意義感，我很想回到之前那種享受代碼的狀態。因為覺得這個國家不講道理，我每天都過得很絕望，唯一的動力就是知道自己一定會離開。
離開中國的時候，我知道自己不會再回去了，我特別糾結和難過。伴侶覺得這很可笑，畢竟我們都自身難保了。我偷偷跟ChatGPT4聊天，它安慰我說，「Chris，你的幸福至關重要。」
在我準備出國的期間，我跟家人「出櫃」了。父母極力反對，要帶我去看心理醫生。你能想到的所有極端手段，哭、威脅都用上了。後來他們知道我被放在政府名單上，被政府驅逐以後，我媽打電話給一年前抓我的警察，問對方為什麼還不放過我。對方當然就是踢皮球，讓我媽去找社區警察。
也是因為這件事情的發生，我媽最後同意我出國。她說，反正這個國家不喜歡你，不歡迎你，那你就出去吧，可能那樣你才能更安全的生活下去。
我們去上海面試美國簽證的那班飛機上，我睡了最安心的一覺，因為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不受監視的。
到美國快一年了，我和伴侶還會做噩夢。一種是警察不講道理地把我抓走，說我是國家的敵人。第二種噩夢是我們又回到中國，但我出不來了。我在夢裏十分着急，急到直接醒來。在夢裏，全部人都沒有具體長相，那是一個無處不在的敵人。
出國前我看到一條高贊評論說，正常人誰會關心政治？當時我非常憤怒。發這些口號不是為了讓誰記住我，我也沒有想要圖什麼，因為疫情對我的生活沒有造成太大影響。我只想讓那個時候的中國人都好好看看四通橋的口號，有哪一句話是錯的嗎？為什麼大家都裝作沒看見？
可能我在國內就不是一個「正常人」。離開中國的時候，我知道自己不會再回去了，我特別糾結和難過。伴侶覺得這很可笑，畢竟我們都自身難保了。我偷偷跟ChatGPT4聊天，它安慰我說，「Chris，你的幸福至關重要。」
我當時坐在辦公室裏淚流滿面。父母長輩從沒對我說過「你的幸福至關重要」。很可笑的是，我當時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還在擔心能不能為未來中國的民主運動出一份力。
我出來以後，會想是不是可以只關心自己就好了，甚至想盡量不用中文。我希望把未來的力量全部交給自由國家。但我發現我的目光確實還離不開那裏。
現在一提起中國人好像都是那種冷漠自私、政治冷感的樣子。我現在在海外，我希望自己能去活出一個我想要的中國。比如去參加白紙紀念活動，做志願者，幫NGO組織做兼職。我會活成我想要成為的人。我也不想再被中國人這個概念所限制，我希望自己是一個真正尊重規則、講道理、有原則的人，並且不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內心有愧。
我參加的第一個海外活動，是灣區的烏魯木齊放映會，現場有非常多人，有年紀大的人，也有學生。我心生羨慕，好像他們跟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時空裏，儘管我們就在同一個現場。
後來我跟他們交流，聽他們的觀後感，他們的想法跟我對中國現狀的看法不太一樣。對他們來說那只是一次事件，過去了就過去了。好像我更加悲觀，對我來說，那一系列事件真正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家人的人生。
Jack，九五後，在成都參與白紙抗議後被捕
現在我能夠真的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碰撞觀點。哪怕是我不太認同的聲音，只要能夠暢所欲言，真正的討論都讓我覺得很開心、很受鼓舞。
2020年疫情剛剛爆發時，我還在社區做志願者。最開始覺得封控是特殊時期的特殊手段，還挺支持的。後來在封控的三個月裏，我閒着沒事接觸到「翻牆」，看到很多政治議題，YouTube的視頻重塑了我的價值觀。後來成都發生一個事件，一個網友提前告知成都居民趕緊囤菜，因為要封鎖小區了。當時成都政府還辟謠過，但兩三天後成都果然就封了。
當時我就對政府的公信力產生了質疑。後來我加入成都一個本地群組，了解到白紙運動即將在望平街開展。我決定要去，我沒有想的太複雜，「it’s my duty」。但回看過去，自己已被捲進歷史洪流。
那天晚上七八點到望平街時，警察已經在一個街區以外進行封鎖。當時正好是世界盃，很多警察就說，你們趕快回去看世界盃了。聽到這個話，我覺得很戲謔。電視轉播畫面裏，卡塔爾現場的人都不戴口罩，球員也沒什麼事，照樣踢球。相比之下，我們在國內不能出去走動，在小區裏幾天才能出去一次買菜。
現場大約有四五百人一起遊行。走到一個設計院門口，前面停了幾輛大巴車，大約四五十個黑衣民警下車用手電照我們。前面的人被晃得看不清路開始停下，警察就衝向隊伍，無差別打散人群。
我在往回跑的途中被四個警察包圍起來，他們把我按在地上使勁打、使勁踢。可能因為我穿的衣服挺正式的，一件格子西服。踢完之後，他們把我往大巴車方向抬。中間還有人試圖把我救下來。我的手被塑料膠帶捆起，後面被拉上一輛車。警車上還有兩個人，開車後，輔警把我們的手機都收起來，讓我們解鎖。這個過程中，警察不斷打罵我前排的人，揪他的頭髮，不停扇耳光。
我覺得他們是先用這種方式把你的心理防線擊潰。開到途中，開車的警察用成都方言說，你們這些人就是「袁隆平把你們餵飽嘍」。意思大概是「吃飽了撐的你們」。他還說，現在來反抗共產黨，習近平那麼好，你們為什麼要反對？
到了派出所後，現場抓的大概五十人全部在派出所門口蹲着。我當時心裏面很不是滋味，我們反抗的是做核酸，結果被逮了還是要做核酸。很多人反抗，但是警察直接用拳頭去砸他們的肚子，然後一頓打罵。
做完之後，所有人都被押送到派出所的等候室，一隻手被拴到鐵長凳上。經歷過24小時的審訊和拘留，警察讓我們寫悔過書，讓我們打車回去。走出警局後，我意識到一起被捕的新疆女生沒有出來。後來我通過報道了解到，有一個叫亞夏爾的維吾爾族男生也沒有出來。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新疆人被區別對待。被抓的人還有在做醫護規範化培訓的，後來也沒能繼續在醫院工作。
還記得在警察局裏，我看到自己遊行時的照片。監控裏，自己的臉非常清晰，我當時非常驚訝。我看過《1984》，裏面講到老大哥通過屏幕監控你。在那個時候，我真正意識到，這個社會真的像《1984》一樣魔幻。
從警局回家後，我很意外的是，父母居然知道我是因為遊行被抓走了。他們都覺得是我走錯路，不知道我為什麼去，不知道在抗議什麼。我嘗試給他們講白紙運動的背景，但因為他們沒有接觸過外網的信息，我難以讓他們理解我，後面我們就不談這件事了。
當時我已經辦下來澳洲的打工簽證，白紙運動結束後，中國解除封控，我12月立刻從成都飛往澳洲。我恢復了手機裏拍攝的白紙運動的照片，很害怕過海關的時候被查，我還在USB裏面備份。最終很順利地離開，我的心態就像是順利大逃亡，逃出生天。
後來我看到很多參加白紙運動的人，被國安找上門進行拘禁。我意識到，如果我回去，也會時刻生活在被找上門的恐懼中，所以我決定繼續海外讀書生活。我跟我父母說，我會在這邊會好好讀書，好好生活下去。他們也覺得我能出國挺好的，因為現在國內經濟很差，暴力事件也時有發生。
之前我是學工科的，但經歷這些事之後，我換了專業，去學經濟學。關注中國社會的經濟問題的同時，也關注政治議題。我希望能搞明白，為什麼這個國家會是這樣。
海外生活過兩年之後，我逐漸意識到有很多跟我觀點相似的人。兩年前參加白紙運動時，我給表兄弟發去遊行信息，問他們要不要來。他們也會翻牆，也知道當時發生了什麼，但他們都沒有來。我在國內生活的時候，我對這個國家的看法沒有辦法流暢地表達出來，很多人甚至談虎色變。所以儘管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有意義的，但由於國內信息封鎖，我沒有辦法和別人解釋。
我來到灣區後，參加了很多中國議題相關的活動。我自己也從參與者變成組織者，白紙兩週年的時候，我提出想分享自己參與抗議的經歷，主持了當時在南灣的分享會。
做分享的時候，我再去回憶兩年前的一些場面，很多記憶已經模糊了。所以我也想要通過這樣的紀念活動讓自己不要忘記。
每次參加活動令我感觸很深的是，不僅能了解歷史事件，也因為少了國內的壓抑和監管，現在我能夠真的發表自己的觀點，和別人碰撞觀點。哪怕是我不太認同的聲音，只要能夠暢所欲言，真正的討論都讓我覺得很開心、很受鼓舞。
離開中國的時候，我帶上了白紙運動那天穿的西服。南灣白紙兩週年活動上，我也穿了那件衣服。
Ginger，九零後，在美國灣區實踐華語青年行動者組織
在那之前，我們都有很多的愛、很多的恨無法表達。白紙是一個起點，讓我們開始逐漸卸去僞裝。
白紙於我而言是一個找到夥伴的契機。
以前我在台灣經歷過社會運動的教育。看到當時太陽花的年輕人如何推動議題，我覺得歎為觀止。我以前去參加六四等一些集會，但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那時候我對人生非常失望，我覺得有生之年，可能都看不到我的同齡人會站出來做社會運動。白紙消解了這種巨大的失望。
2022年當時在舊金山中國大使館門口，我們「全副武裝」，帶着口罩，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名。後來我們突發奇想，買了一架投影儀，把烏魯木齊中路的路牌投在大使館門口。因為我們都比較窮嘛，用完還把投影儀給退了。
那就像一場冒險，大家都去試試看能不能找到同類。在那之前，我們都有很多的愛、很多的恨無法表達。白紙是一個起點，讓我們開始逐漸卸去僞裝。
在那之後，我開始思考，需要一個空間讓「離散青年」更有主體性。不是我去參加別人的活動，而是我們可以自己做一個容器，邀請別人來參加、討論我們關心的話題。
我跟沒有「政治出櫃」的中國人在一起會非常沒有安全感，我不敢展現自己真實的一面。那個時候我已經決定要「自我流亡」。作為一個移民，需要建立自己的圈子。白紙讓我看到有很多人其實也關心中國議題，我想創造李老師的推特以外的、另一個了解和推動中國發展的空間。後來就出現了「擦星星事務所」。
擦星星成立之後，我們提供活動空間，通過紀錄片放映、舉辦紀念活動等，培養年輕人的社群。構建一個公民的社會活動空間，不僅僅是為了不遺忘，更是在鍛鍊對抗審查的肌肉，鍛鍊自己的自由思考能力。我們會唸詩，詩歌中包含不少工人和維吾爾人的作品，因為白紙不僅屬於市民，也屬於維吾爾人和工人。同時，從我們團體使命的角度來看，一個開放的公民社會空間應該是跨越階級和種族的。
辦活動之後發現，很多志願者都出現在當時白紙運動的合照裏。我們共同經歷、見證了一個公共事件，這成為我們的公共記憶。白紙就是我們共同的痛苦記憶，基本上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的因為疫情，自己的生命被改變。作為一個非常年輕的團體，不斷祭奠白紙是我們這一代的人使命。
這兩年裏，我覺得大家普遍陷入一種無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然後過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大家退回到鍵盤上，沒有再去做行動。
然而今年11月，伯克利的白紙兩週年紀念活動大概是擦星星辦過的活動中，參與人數最少的，現場聚集的人可能只有二十個左右。
這兩年裏，我覺得大家普遍陷入一種無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然後過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
大家退回到鍵盤上，沒有再去做行動。可能會關注某個Instagram賬號，經常點贊，或者看新聞發表見解。很多人處於高度自我審查的狀態，比如說辦線下活動前，有人會互相傳遞恐懼說，你不要去，這個東西很危險。但實際上這種自我審查來源於對極權的想象，最終只是給鎮壓我們的人節省經費。
我們已經人在海外了，有很多很多的自由，我們要做一些事情配得上這樣的自由。這份自由是有人為我們抗爭過、流了血的，我們不應把這份自由視作理所當然。
社交媒體上的點贊是非常轉瞬即逝的。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國內任何狀況，我們唯一能夠控制的就是自己去做什麼，用我們自己的身體在行動當中跟彼此確認，你是記得白紙的，我是記得白紙的。
當我們出現，我們一起唸的那些詩歌，裏面哪怕有一首感動了一個路人，一個匆匆走過的中國留學生，那我們在做的事情都是有意義的。
有一次大家在飯桌上聊起近況。一個朋友「揭穿」我說，那個讓舊金山影院放映《頤和園》的人就是她！飯桌上有很多白人、留學生，他們所有人都看過那個片子。當時我就想，有那麼多人其實原本對政治一點都不關心，他們可能只是去看一部電影，但因為我們在行動，把這部片子帶到了電影院，讓他們想起了六四，讓他們跟同桌的人都有了共同記憶。
這兩年雖然客觀上「到場」的人越來越少，但海外的活動氛圍絕對變得更好了。這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我五年前來美國的時候，根本沒有這種活動小組存在。現在有關注女權的、關注酷兒運動的，有北方廣場，還有關注少數民族和紀錄片的都在慢慢生長。
整體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的，政治意識要比原來更強。新的一批行動者當中不僅僅有活動的組織者，還有很多大V、自媒體，做播客的人，他們也可以帶來很多改變。
明年我們肯定會繼續做，繼續唸詩，唱歌。我們想讓大家在真實世界裏不要忘記，不是只在網絡上刷到而已。
茵月，九零後，獨立刊物《莽莽》成員
白紙像一個坐標。之後發生的一切變化都是在繼續流動、延續。堅固的石頭被鑿開了一道裂縫，這個運動帶着一些人流進這道裂縫。
兩週年，白紙運動結束了嗎？
白紙運動對我而言分為國內和海外兩個版本。國內發生白紙運動之際，最大訴求是結束清零政策，要求自由，但是這個自由可能是停留在人身自由，突破防疫政策對於人流動性的束縛。這個訴求伴隨着清零很快結束而被「解決」了。人們面對政策的突然轉向，一時間無法再延續運動中的「動能」。一方面最大訴求得到了回應，另一方面，要面對突然恢復的人身自由，和所有人都要面臨的感染巨浪。經歷完這場疫情浩劫的餘波後，大家更是需要思考如何重建生活，是繼續在原地重建，還是潤到海外。
而海外場的白紙運動，則是與國內相呼應，在海外延續當時國內的政治訴求，留存所謂「抗爭火種」。這個火種兩年來推動了很多事情，海外的華人們自行組織小小的公民社會，有做政治抗爭議題的，有做海外社群建設的，也有辦獨立刊物的……
白紙運動一個很重要的意義是，它由很多年輕人和青年人共同推出，並且繼續推進。有種說法是，白紙運動促成了很多人的覺醒，但是倒不如說，正是很多人的覺醒，尤其是年輕世代的覺醒，才讓白紙運動得以可能。
覺醒是指，當普通人意識到自己真正想要過一種什麼樣的生活，並且認為自己已經可以為此做出實質上的行動。這樣的準備狀態就像是在起跑線蓄勢待發的運動員，當時機來臨，便會全力以赴地跑向終點。覺醒不是僅僅停留在想做一名運動員的認知上，而是要一直鍛鍊，使自己具備能力並處於起跑線上那個可以即刻向前奔跑的狀態。
白紙是一個契機，讓這種覺醒在行動和社會層面變得可見。這股力量從過去被分散、原子化，到如今能夠撼動政策，甚至創造、改變了至少是海外的華人社群的政治生活/公共生活，那麼它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沒有消亡。
「白紙」在兩年前的那個時刻，作為某種符號被大家看到了，但它的內核是覺醒，不單單是要追求自由（僅停留在認知層面），更是為了實現追求自由而做好蓄勢之準備（習得並且具備決心、勇氣和行動）——而這件事並不必然要永遠冠上「白紙」的名號和帽子，它會隨着時間流逝，脫下這頂帽子，變成其他形態，比如（在海外）學習、踐行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集會自由這些政治權利等等。
這個層面上來看，白紙運動本身像是某種坐標，在它之後發生的一切變化都是在繼續流動、延續。堅固的石頭被鑿開了一道裂縫，這個運動帶着一些人流進這道裂縫。
其實莽莽的出現早於白紙運動。最初它僅是一個信念——（做）一本不受審查的獨立中文雜誌。我們想自由地寫我們想寫的一切。我們是先覺醒，想要追求自由，然後碰到了這場運動，投入它、匯入它、呈現它，同時也呈現了自身（出版雜誌）。
如果沒有白紙運動，莽莽的第一期內容可能不會如此「敏感」，威脅和鎮壓或許不會來得這麼快。莽莽誕生於白紙之前，差點歿於白紙。我們最終倖存下來，隨着運動一起流進到歷史的「裂縫」中。
莽莽可以「野蠻生長」，那個我不可以。我們此消彼長。我好像把「自我」給審查掉了。
國內白紙運動平息半年後，也就是莽莽第二期的週期，我們看到白紙的「餘波」並未徹底結束。我們記錄退潮之後沙灘上留下的印跡，海外的行動社群如何構建，如何持續介入社會；探討個人與社群在經歷運動後的身份認同問題；也看到白紙運動與其他日常議題的結合與交叉，比如性與性別的議題。
我們依然保持自由書寫的初衷，也會關注與寫人權和民主的議題。同時我們也好似開創了一個傳統，每一期都收錄讀者投稿，有小說和詩歌，收錄一些美好。
可以看到，莽莽並非是一個「誕生於運動中」的扁平形象，它更多是一個載體和平台，集合以自由書寫為志者。我們也面臨着所有流亡媒體所處於的困難，包含制度性和個人性。簡言之，制度性的困難包括數據安全、資金支持、重新構建編輯室和組織框架等；個人層面則為建立信任、可持續工作、簽證、個人職業規劃等。
兩年來，所有成員都與莽莽一起成長，大家的人生軌跡也由此改變。有人加入，有人離開。無論我們如何改變，或者所處的環境如何變化，「自由書寫/提供自由書寫的平台」的初衷仍然被大家小心翼翼地保護着。保持着初衷，我們在縫隙中看到更大的世界，那是更自由的一嶼，宛如某種異域。
曾經有位讀者朋友對我說，如果你能做莽莽這件事做一輩子，你一定會在歷史留名。這句話至今仍然對我影響很深。我不認為我需要在歷史上留名，或者留下什麼。我不希望歷史在身旁飛逝而過時，我只是旁觀者。我要投入它、匯入它、呈現它，同時呈現我的自身。
重要的其實也不是雜誌這件事，而是團隊成員能夠在此之上一齊學習、成長，保持很好的友誼。我們一起見過初識時彼此眼裏閃爍着光的樣子，一起扛下巨大的壓力。我們也對很多事情充滿困惑，感到迷茫和吃力，甚至產生分歧。但這是我們的共同成長之路。要說在這個世界還有什麼值得信任的話，我們彼此之間的深刻信任無疑是不言而喻的。
我們做莽莽克服了「自我審查」，這是我們想要追求自由寫作這件事所邁出的第一步，也是關鍵的一步，我們不再恐懼寫下那些所謂敏感的詞句，提到所謂敏感的人與事。而要實現這點，另一個關鍵步驟就是「審查自我」。
必須過一種雙面或者多面人生，假裝、虛偽才能帶來某種安全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我開始變得小心翼翼、躡手躡腳，不再在國內各個平台上發言，或者評論過多時事，以免「惹禍」。
我需要殺死曾經的我，來維持另一個在冰山之下隱隱遊動的我。
為了控制風險，我害怕因為無法控制新認識的人是否會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拒絕對其敞開心扉。因為我已經習慣只對特定的工作夥伴敞開自己的心。
我無法在親密關係，或者在新建立的人際關係中，談論我引以為豪、真正感興趣的事情。要麼是我想保護對方，要麼我想保護自己。我知道保持真誠可能會有害。
我不敢再做深入認識、連結其他人的事情，我想盡可能地隱藏自己。
我在大部分時間都不再是真實的我，而是被構建出來的「安全可靠」的那個我。它需要看起來「無害」，不引人注目，它需要少說，少做，少聲張，最好不要生長。莽莽可以「野蠻生長」，那個我不可以。我們此消彼長。
我好像把「自我」給審查掉了。
那個在噩夢中一直在跑、在逃離的我，好像就是這個被丟掉、忘掉的我。不僅僅是逃離某種監控和威脅，它也在逃離對自己的遺忘和扭曲。
在過去一段時間，我把自己從「運動」中或多或少抽離出來，重新審視和復原我的生活。我需要做一些可以「示人」的工作，不想再稱呼我自己起的、根本記不全的代號和匿名。我想以我的名字示人、接觸人、認識人、連結人，再次敞開我的心。我想要知道我的朋友們的真實名字，它的過往，它是誰。
這是兩難的事情，但我想要直面它。克服「自我審查」不難，克服「審查自我」很難。這意味着，自我的完整性和匿名投身於某種運動之間必須重新取得平衡。
回顧莽莽的兩年，過去我成為了它的一部分，它也成為了我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的我。我因為它而迷失了一部分的自我。無論是外在的或是內化的審查機器，審查的不僅是人所創造的內容，還會審查人的身份，使人忘記自己的名字、自己真正是誰。同樣地，也會使人忘記或者看不清身邊的人是誰，不知道彼此完整的生命。
我們通過彼此生命的聯繫來做一件抵抗審查、抵抗遺忘的事情，但是誰來記住我們是誰？至少我們自己需要留下這份完整，或者以某種方式克服這種審查。
（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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