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落地之後

白紙運動的能量是否被延續？轉移到了哪裏？這是端傳媒「白紙週年」專題關注的核心問題。我們推出系列報導，關注行動者在被恐懼裹挾中如何艱難前行；關注白紙能量轉移到海外後的具體困境；關注運動留給中國大陸行動者的巨大創傷；以及，海內外的白紙親歷者們想說給你們聽的話。

海外行動者在白紙後這一年裏經歷了什麼？我們訪問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和香港的行動者，探討他們在不同的語境中的具體困境和反思。在這篇報導中，你會看到這個世代的海外行動者在努力做如下幾件事：

· 審視自身的矛盾，正視新疆維吾爾人的困境

· 維繫白紙能量，和本土議題相結合

· 性別平權，關注身分認同和議題多元化

· 學習香港2019年抗爭經驗

不粉紅：在海外看到自己的雙重身分

2023年九月，我在紐約一週，見到華人社群的龐大和活躍。短短七天，有不少以中文為載體的活動，參與者的年齡跨度、性別取向和職業教育背景也都很多元。

臨走前幾天，三個朋友分別轉給我同一張線下活動海報，主辦者是「不粉紅」（noturlilpink，「不是你的小粉紅」縮寫），活動名字是《從身邊開始，如何談論新疆》。小字介紹寫道：「如何在討論中看到新疆議題的主體性，而不是人權或中美地緣衝突等議題的延伸，如何以更加立體的角度理解維吾爾人的經歷並建立聯結，以及在海外如何行動？」朋友附上谷歌報名表鏈接，告訴我報名可知具體活動地點。

烏魯木齊大火和白紙運動以後，在簡體中文語境沈寂多年的新疆議題終於浮上水面。最近一年，無論身邊能夠接觸到的個體與社群，還是在社交媒體看到的中文討論，新疆終於進入部分中國人的日常視野。即便如此，我也從未見過如此有反思性（看到新疆議題的主體性）和行動力（如何理解和行動）的活動。

「不粉紅」的Instagram帳號是去年10月13日北京四通橋抗議後創建的。它的第一組圖文信息，是一場海外留學生線上討論的文字整理。全文登在論壇Matters上，重點落在以大陸人為背景的行動者與其他社群、個體的衝突和聯結，包括其他大陸留學生、香港和西藏的行動者以及北美本地包括亞裔美國人的社群。

一個月後，白紙運動爆發，「不粉紅」呼籲在「四大訴求」中加入「關閉新疆集中營」。之後一年，這個Instagram帳號持續宣傳、記錄「不粉紅」在組織的「聲援被捕者」、「國內女權主義者的分享」和新疆議題的信息，內容多從行動者實際處境出發，關注社群的能力建設和長期發展。

一次聚會中，我結識了半年前加入「不粉紅」的志願者——年輕男孩Billy。他又介紹我認識在美國有多年行動組織經驗的 NGO 工作者、「不粉紅」核心志願者胖丁。

Billy多年前赴美讀本科，在中國讀中學時已關注公民社會和社會議題。到美國後，他特意和中國留學生保持距離，害怕彼此意識形態相差太大。同時他被美國本土社會運動吸引，加入亞裔美國人的互助社區，學習處理具體的社會問題，比如亞裔的身份政治，也第一線觀察瞭解 Black Life Matters 運動。2016年美國大選如火如荼，他成為獨立媒體《選美》的讀者，也參加線上活動，重新和中國產生直接聯繫。在紐約工作後，Billy 通過《選美》社群，進入了紐約「後留學生群體」。

據他觀察，這個群體和留學生群體是活躍在紐約的積極行動者，這些人普遍受過美國人文社科教育， 目前是在各個行業的專業人士或在讀博士生。「這群人對中美兩國的社會正義議題都有強烈的興趣，他們又會和紐約的中國藝術家、酷兒、創意工作者等社群產生交集，後三者已經分別經過their own way of getting politicized（不同方式的政治化過程）」，Billy說。

這些年，後留學生群體在政治動員上有很多鍛鍊，大家參加每年夏天的同志驕傲節、疫情期間反對Asian Hate的遊行、還有 Black Life Matters 大遊行。他們也組織、參與聲援中國大陸的政治行動，包括近年來一系列 MeToo 事件，也有在中央公園悼念李文亮的活動。去年四通橋彭載舟掛起橫幅，在紐約馬上得到回應。之後烏魯木齊大火，三天後哥倫比亞大學有近千人參加燭光晚會。

行動不乏衝突和挑戰，有人張貼聲援國內運動的海報，也有人撕掉這些宣傳品。哀悼活動中出現了身在美國的維吾爾族人，他們的訴求和漢人並不相同，這種少見的聲音對在場中國行動者來說需要時間消化和理解——「不粉紅」正是由這種群體張力催生而出。

胖丁在美國參與組織活動的時間更久。在中國讀中學時她就關注男女平等、應試教育的問題，但真正接觸到政治活動和政治動員，要到在美國讀大學時。對她影響最深的是美國種族議題和運動，她感受到身為非強勢主體遇到的壓迫，反思自己在國內時沒有系統性瞭解過少數民族議題。讀書期間，胖丁主動調研中國弱勢群體問題，比如少數民族教育的不公平性、少數民族的語言保護、城中村問題等等。

來到紐約，胖丁參加紐約女權主義者組織的活動，特別是在國內沒法做的活動——比如聲援彭帥，積累了組織經驗。女權活動在美國動員性很強，能夠涉及到廣泛的社會、生活、政治層面，和海外華人身邊的事件聯繫起來。

烏魯木齊大火發生後，胖丁參與組織了在紐約中國大使館門口舉辦的悼念會。這場悼念會特別把維吾爾人的經歷放在核心地位。他們和維吾爾組織者合作，念出死難者的名字。發言環節首先由維吾爾人發言，接下來才是自由發言。「我們代念了維吾爾寫作者胡瑪用漢語寫作的文章，她寫『請大家不要把目光移開』。現場上千個人，喊『我們看到了，看著了，在看見』。 」

在場還有三個維族活動家，有一個會漢語，他喊出「關閉集中營，和新疆人站在一起」。 胖丁和其他組織者從發言中提取出引起共鳴的口號，在場的觀眾也被動員起來。「很多後來自由發言的人發言時都在抖，很激動，也害怕。」

今天回頭看，胖丁提到白紙後各地活動也暴露出問題，「有不少人是趕鴨子上架來組織活動，發生劇烈的觀點衝突、肢體衝突，現場混論，暴露出經驗不足」。

這場去中心化的運動帶著世界各地華人不同的訴求。人們經歷了政治啟蒙，開始反思自我，共情自我以外的群體。另一方面，人們強調「自己能做什麼」的原因，也是因為集體經驗匱乏——大陸的政治管制使很多人缺乏政治參與的經驗，從上街遊行到倡導行動都還是陌生的嘗試。

胖丁和 Billy 回憶那場《如何談論新疆》，參與者討論最多的話題是十分生活化的，比如「現在還應不應該去新疆旅遊」。當維吾爾人表示歡迎來新疆時，一些漢人、包括來自新疆的漢人反思旅遊可能是在參與官方敘事、剝削本地少數民族。胖丁認為，大家缺乏直接經驗去討論更加宏大的話題，所以更關注身邊的事情，但這也折射出部分漢人還有漢本位思維。

另一個難點是克服恐懼帶來的寒蟬效應。白紙後，胖丁觀察到，參與活動的人對安全的要求升級了。於是她發起和組織了一些低風險的線上活動和線下半公開的活動，提供參加者不露臉、匿名或使用化名、不拍照的選擇。

還有一個海外運動者共同面臨的困境——本地議題設定的能力有待提高。很多活動是對中國國內議題的反應，這會使闡釋議題和展開行動都較為被動，難以長期延續。這一代行動者的發力點，是把來自中國的議題和本地議題結合起來，把容易曇花一現的熱點話題和長期複雜的問題結合起來。這也有益於擺脫被恐懼驅導的二元思維、受害者思維，建立更具體複雜的討論。

胖丁舉例，目前美國各地都有關於巴以衝突的遊行。在社群討論中，組織者會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佔領，延伸到漢族中國人在新疆議題上的共謀：「我們不能無視中國是漢族中心主義國家，在新疆、西藏、內蒙古等地，很多少數民族群體是被系統性差別對待、被打壓的。」通過討論，大家可以從聲援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身上學習「審視自身的矛盾」，看到自己同時有兩個身份，更好地「把自身的特權用到運動的團結和聲音中」。

目前活躍在美國的組織很多，有的在白紙前就有多年歷史，有的是疫情後或白紙後興起活躍的，每個組織的目標和宗旨有具體差別，但相互會有聯結，形成一個生態系統。除了類似「不粉紅」這樣政治性、行動性更強的平台，紐約也有偏向文化、藝術、生活、教育的平台和社群。胖丁同時參與多個組織，希望更廣泛地觸及在美華人，更有持續性地建立在地社群。

白紙爆發出的能量短期內凝聚了很多人，但如果不是有策略和方法地持續開進，這些能量消散得也快。像「不粉紅」這樣的社群中，不少人都有長期組織經驗。大家建立維繫這個平台，希望白紙爆發的能量不要浪費。

莽莽：在黑暗中活著，獨立於系統構建自己的社群

美國華人人口超過500萬，留學生數量雖然近三年連續下滑，仍有近30萬之多。在東西海岸的都市區，華人人口尤其聚集，這都為當地的個體聯結和社群運動提供了基礎。

相較而言，德國華裔人口超過20萬，移民歷史相對較短，這裏的行動更為鬆散而艱難。但從四通橋到烏魯木齊大火，德國十幾個主要城市都出現了海報、抗議和燭光晚會，這是在德中國人少有的政治行動，也是參與者第一次看到彼此。

尤加和傅梓疫情期間分別來到德國和另一個歐洲國家讀書，此前，他們都關注過發生在內地和港台的抗爭。剛落地時，兩人都感覺到孤單和隔絕。身邊同學不聊政治，更缺乏行動。沒有行動的聯結，很難產生深刻的交流和信任。尤加回憶：「在中國是不自由，但至少能夠找到夥伴，在德國反而沒有。」

傅梓來到歐洲不久，遇到伊朗人大規模抗議，聲援伊朗國內的女權與人權。他在伊朗人身上看到和中國留學生類似的情境：沒有組織、沒有經費、在海外關注國內抗爭和壓迫。但中國封控嚴酷、打壓人權，卻沒有人像伊朗人這樣抵抗，他感到絕望。

好在有線上社群提供希望。2020年2月，吹哨人李文亮去世，一群90後大陸年輕人效仿香港反修例運動時的 Telegram 群組「文宣谷」，成立文宣組，又有志願者建立 Instagram 帳號「公民日報」，發布封控以及各種社會問題的信息、迷因和笑話。

傅梓是文宣組的早期成員之一。他回憶，2020年之後的兩年社群不斷壯大，大家從香港抗爭中學到很多方法，比如「賽博移民」，即放棄微信、轉移到 Telegram；比如建立去中心化的群組，「天天換名字、換手機號，所有人非實名」。

除了聊天，也有線上分享會——邀請香港政治人物李卓人、何俊仁聊香港前線情況。2021年2月，李文亮去世一週年，「公民日報」邀請無法聚集的人自己點蠟燭拍照上傳；同年香港國安法通過後，又有聲援香港人運動，把手寫的支持香港的文字拍照上傳 Instagram。

傅梓認為，這一系列線上行動為聲援四通橋的大海報運動、白紙運動做了能力積累。但那之前線下行動很少，還要躲著其他留學生，假裝不關心政治，保護自身安全。

從四通橋開始，一切都變了。

「沒想到海外一下燒到300多個學校，收到上千份投稿。原來身邊有這麼多人，就像我一樣藏在黑暗裏。」傅梓說。受倫敦10月29日集會鼓舞，他和朋友在柏林舉辦抗議。那天來了五十個人，尤加也是組織者之一，他們不介意人少，因為德國一直沒有此類活動，這樣「已經是突破了」。

白紙爆發後，柏林的聲援遊行有三百人參加，對於歐洲城市來說，這是不錯的數字。參加遊行的社科研究者 Hans 六年前定居柏林，一直參與和中國有關的當地行動，他說這是自己見過中國參與者最多、氣氛最好的一次，不少人是坐德鐵和巴士從其他城市甚至鄰國趕來。

第一場抗議結束後，參與者留下繼續討論疫情和反抗，他們建立網路社群，並提出辦一本雜誌，《莽莽》就這樣誕生了。

尤加和傅梓都是核心成員。他們說，一開始的設想較為溫和，要走社群雜誌路線，發表有公共性和行動性但不那麼政治的產出，如留學生的身分焦慮、參觀波蘭集中營的見聞感想等。

但雜誌的命運很快和運動交織在一起，走上抵抗和記錄抵抗的方向。尤加感慨這是「歷史的偶然」——「大家發現最緊要的是，要書寫、梳理和總結白紙，第一期所有的 commitment 就放在白紙的話題上。」

2023年1月，第一期《莽莽》問世。編輯手記介紹：「在這本創刊號裏，我們以「留白留自由」的主題，來串連這段時間海內外的抗議運動的故事，這亦是《莽莽》出生的土壤。」

這一期雜誌也覆蓋了更廣義的抗爭，包括伊朗抗爭者文字的翻譯稿、中國心理健康工作者在防疫期間的工作和反思、維吾爾人的普遍困境等。

2022年11月到2023年1月，也是德國乃至歐陸活動的高潮期。傅梓觀察，12月後的示威「政治意涵也非常明顯，要求解封、反抗共產黨專制統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也都被點出來了。」

走出來的過程中，大家在應對挑戰。身份認同是明顯議題，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柏林行動者參加了當地維吾爾人、藏人和香港人的聯合示威，當他們喊出「Terrorist China」的口號時，傅梓觀察到中國行動者「有的沒有喊，也有人克服障礙，認為喊了也沒問題」。

大家意識到自己既同情港人、維吾爾人和藏人，又感到痛苦。傅梓解釋：「（我們）不能發明一些身份，嵌在（港人、維吾爾人）裏面去。和這些社群相比，中國行動者缺乏代表自己的符號，好在白紙的意涵緩解了這種焦慮—— A4 Revolution，可以定位我們是誰。」

另一個問題是抗爭者內部的分歧，最突出的是性別議題。傅梓回憶中，早在12月柏林就有性騷擾事件，但被傷害的女性害怕報警會披露個人信息，被人肉，沒有通過當地法律保護自己。

柏林之外，各地都有女性遇到性騷擾的情況。日常群組討論中，有人貼出厭女的言論和圖片。女性抗爭者因此不滿，希望組織者能夠予以管理、懲戒。但線上群組遵循去中心化的架構，組織者缺乏權威；同時，一些組織者希望組成「大聯盟」，不傾向於支持某個陣營，而是希望通過理性討論解決紛爭。很多女性因此離開這些群組，去做自己的小組。

運動的熱能也在迅速消耗。大陸解除封控後，參與線下行動的人從幾百人變成二三十人。行動陷入低潮。安全問題令人害怕。據傅梓統計，從2022年3月到10月，有超過八名身處德國的集會參與者和《莽莽》成員被找。恐怖蔓延得很快，第一期編輯團隊一半人離開了。

Hans 也是這些群組的參與者，他認為德國社群的低落和大環境有關。德國和中國的貿易、外交關係比中美關係要好很多，本地沒有北美那樣穩定龐大的華人社群，行動者來德時間不長、也沒有長期和德國本土政治聯結的基礎，這都使得白紙爆發出的能量很難維繫。

不過，傅梓和尤加都被責任感繼續驅動著。尤加說，之前的抗爭也讓他「品嚐到自由的味道」，難以忘卻，而且，「如果自己投降，雜誌就離停刊不遠了」。

留下來的人採取比從前更嚴格的安全措施，核心成員很少見面，外圍夥伴則從未碰面。賽博移民繼續進行，從 Telegram 轉去更安全的平台。現階段公開活動很難辦，尤加決定把工作重心從街頭轉回雜誌，捍衛陣地，陪伴社群成長。用傅梓的話來說，目前是在「黑暗之中活著，構建自己的社群，獨立於系統創造一些東西」 。

在同樣經歷低潮的英國和法國，一些人嘗試組織藝術展、影展，或文化沙龍。「重要的是，面對低潮期時如何把抗爭的力量延續下去，把抗爭變得更常態化」，生活在巴黎的藝術家蔣不說。China Deviants 的組織者留學生 Apple 希望未來能夠註冊 NGO，以便「正式申請資金、維持長期穩定的運營」。這個組織於2022年10月29日倫敦特拉法加廣場示威後成立，總部在倫敦。其官方網站寫到，China Deviants 的行動主要包括遊行示威、簽名運動、在線宣傳和政治活動等，終極目標是推動中國實現真正的民主制度。

《莽莽》之外，同樣在德國做活動的 Erwin 嘗試將議題與本地結合。他所在的社群在今年婦女節參與德國婦女權益活動，呼籲大家關注白紙運動的女性被捕者。而在關注氣候議題的活動 Climate Justice 上，他們將西藏的環境破壞問題、藏人環境保護者遭受人權迫害的情況，與德國關注的氣候議題結合討論。

對《莽莽》而言，另一個工作重心是走出德國、和歐陸與英國的社群產生廣泛聯結。傅梓六月去倫敦參加 China Deviants 組織的六四紀念活動，遇到很多元的組織參與者——女權主義者、本地行動者、香港社群，活動形式也靈活有趣。最鼓舞他的是，很多人讀過《莽莽》。他感到在德國以外的地方還有希望，開始更多參與和英法社群的交流與聯結，希望找到未來行動的可行性。

跨國聯結也是英法社群主動推進的路線。白紙後一年，來自歐洲不同國家的活動者合作組織了多場活動，包括李文亮去世三週年、紀念六四、四通橋一週年快閃等。

2023年11月24日開始的一個月內，會有一系列《白紙續寫：人權車旅在歐洲》活動，由China Deviants、自由廣場、《莽莽》雜誌、德國民主牆、人道中國和中國人權聯合舉辦。據 Apple 介紹，活動公開徵集與社會行動有關的藝術展品，由一輛貨車運載著穿行歐洲，和當地社群舉辦展覽。活動目的是回顧白紙一年之後，歐洲各地的群體和個體都在關心什麼，找到讓彼此相見的方法。組織者之一蔣不補充，這也是「在低潮期繼續延續行動」。

白火：政治素人的凝聚與撕裂

2022年11月27日週日，在東京讀書的蘇睿在推特上看到一個日本華人分享的 Telegram 群 QR 碼，他認為公開發布入口缺乏安全意識，但還是點進去看了。

週日上午，群裏已有五十多人，有人討論出去集會，但沒有人知道具體怎麼組織。下午，有人忽然決定當晚就站出去，地點選在新宿車站出站口的公共空間——就這樣，東京支援烏魯木齊的集會登場了。

由於缺乏經驗，組織者甚至沒有準備大聲公，但參加的人熱情很高，很多人排隊上去講話。蘇睿回憶，好幾個人講到自己是在上海封城後潤來日本的；還有人說，平常可以用日語和英語和外國同學講中國的社會問題，但用中文和中國人講，這是第一次。現場充滿青澀但情緒充沛的表達。

同在東京留學的航星從朋友那裏得知，有在日維吾爾協會的人參加這場活動，拿了東突旗幟，和在場一些舉白紙的華人產生衝突。在場的蘇睿觀察到，參加者來自政治光譜的不同位置，有中核派（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有舉彩虹旗和女權標語的自由左翼，也有舉著「打倒共產黨、支那滾出去」的「支黑」。

行動結束後，參加者在線上群組復盤，想再做一場。這次希望有人牽頭，引導現場秩序，也注意協調民族之爭。群中幾個組織能力比較強的人快速組建了小群，航星也在其中。大家三天後再做一場，地點是在新宿車站外的走道。這次參加的人有幾百個，依然左右翼都有。

蘇睿在活動現場看到之前通過線上群組認識的「支黑」成員。群組有數百人，發言集中在對中國的吐槽、貶低和謾罵，有時也有侮辱日本人的言論。九年前來日本讀書工作的行動者一粒麥也在現場，他早前在東京參與環保公益活動，也認識「支黑」群組的成員。他介紹，這個群體的最大公約數是反對共產黨專制，其中一小部分更為激進的也「反華」——討厭甚至仇視中國人，喜歡攻擊在日小粉紅。

第二場活動結束後，幾百人的大群漸漸冷淡。只有組織者的小群裏，人們漸漸不再發言，很多人棄號消失。這部分是出於安全考量，大家警惕群組裏或有國安；另一部分是熱情迅速消散。到年底，這兩個群組基本上不見了。

熱潮退卻，留下少數幾個線上及線下組織。最有名的是「白火」。「白火」最早的成員是參加這兩場活動的行動者，其中有一粒麥、航星。兩人介紹，組織成員是「朋友介紹朋友帶進來，慢慢規模擴大」。活動形式以線下沙龍為主，同時成立了線上群組。

據一粒麥介紹，2023年第一週，社群舉辦了第一次沙龍，通過邀請制來了十個人，形式是請每個人用十分鐘介紹自己。這個活動形式一直持續到三月，參加人數慢慢增長，高峰時有三四十人。

但群組內部關係始終很緊張。一粒麥回憶，早在12月初大家就有立場之爭。當時群組內復盤11月活動，談到針對小粉紅和疑似中共間諜的暴力——有成員在公開場合辱罵這些人。群組內有人認為應該禁止這樣的暴力，有人認為應該鼓勵。支持暴力的幾個人來自「支黑」群組，其他人表示當初「不得以」才和他們站在一起。這場爭論後，支持暴力的人信用度下跌，群組內部信任也迅速降低。

更多矛盾浮現出來，最突出的是性別議題。一粒麥說，在自我介紹的過程中，一些男性成員被女性投訴男味太重，喜歡表現自己；但包括一粒麥在內的一些男性成員否認這種控訴。航星則認為，最大的問題是許多男性成員會把嚴重的歧視性用語當常用詞彙來講。六月，矛盾更加嚴重，有女性成員投訴受群組內其他男性成員性騷擾。而後，有外部人士參與的調查小組成立，在調查過程中各方說法不同，目前沒有調查結論。

航星、蘇睿、一粒麥，都指出「白火」內部撕裂非常嚴重。最根本的問題，航星和蘇睿認為是左右之爭導致無法彌合的分歧，其中又以女權議題最為緊張。航星後來選擇退出白火。

一粒麥則歸因於在日行動者的「政治素人」背景。他分析，來日留學生之前在國內沒有集體行動經驗，去年站出來很多是為了結束清零。 另一方面，日本華人行動者和日本本地行動者彼此缺乏興趣。來日近十年，一粒麥觀察日本社會本就缺乏關於社會議題或政治議題的公共行動。外部環境的冷感使「白火」缺乏可以利用的本地資源。

這種尷尬境地蘇睿也感受到，他提到，在日本，左翼關心日本本國問題，而右翼則對中國和中國人沒有好感，抱持刻板印象。不過，航星認為，一些不會抱有刻板印象的日本左翼並非不關心中國議題，而是因為有些中國行動者立場太右。

日本學者和社會活動家阿古智子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認同一粒麥和蘇睿的觀察。她介紹，近年來，日本社會尤其是年輕人參加政治活動的意願很低，能夠聽到的聲音偏向兩極，中間的人不怎麼說話。 白紙後一年，她沒有注意到相關的聲音和運動，但在非政治運動的領域，她看到中國留學生會在女權主義議題上和本地女權主義者一起合作，比如辦讀書會、展覽。有人提出像歐美女權脫口秀學習，但她不是很確定在日本當下這樣「不太願意說出來」的社會，女權脫口秀是否會有同樣的效果。

目前，「白火」已不再活動。航星和朋友開設了Instagram 系列帳號「feministchina_jp」，蒐集在日本的中國女性和酷兒的活動信息，也在舉辦 #METOO Tokyo 線下展覽。白紙前，她為沒有在國內受苦而感到強烈的負罪感，在日本也覺得孤獨。白紙讓她看到身邊突然亮了很多燈，她決定還是要做事情。

蘇睿處在更為疏離的狀態，他也被幸存者的負罪感推動，他負罪的對象是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的香港年輕人。對於在日行動者的前景，他抱持消極態度：「中國政府肯定不會聽你的，日本政府也不會理你」。但參加行動已經變成他生活的一部分，「如果有人在辦，我還是會去參加一下。」

一粒麥在籌劃新的社群，他承認「白火」最後失敗了，但希望能吸取經驗。他仍想把不同的、甚至相互衝突的團體 引到一起。至於解決撕裂的方法， 他認為是訂立清晰的規章制度，增加透明度，「我自己不能成為黑箱」。新的組織要做什麼？現階段他認為先要促進共識的形成，自我介紹的傳統也會延續下去。

香港：在隱形中相互支持，嘗試連結本地社群

一年前，香港的白紙運動因限聚令、港區國安法和無大台，看起來未如海外有規模和聲量，和本地運動的連結也較弱。連續兩日，零散的行動者出現在港中大、港大、中環站、旺角等地。仍有多位行動者被香港警方記錄身份信息，有人的資料被送回大陸有關部門，家人在去年底至今年初遭遇不同程度的騷擾或警告。這使得部分行動者經歷了一段時間的沈寂。

信息安全最早被行動者提上日程。20多歲的順財在香港讀書期間經歷2019年反修例運動。在她看來，在香港的行動者學習了2019年的經驗，匿名和使用安全軟件成為最基礎的措施，她甚至會與安全措施做得不好的朋友減少敏感信息溝通。社群吸納新成員時，也會考慮大家的信息安全、確認不會被舉報等。

由於上街、在公園行動有可能觸犯條例，行動者的活動更加地下，活動傾向於邀請制，內容普遍是較溫和的私人放映、小型討論等。部分社群即使建立社交媒體帳號，也不敢告知他人帳號是自己或認識的人，甚至不會轉發帳號內容。

即使這些活動沒有太多向外擴張的影響力，白池仍想藉此給同伴空間承接情緒。她今年30歲出頭，2022年底參與了香港的白紙運動。「希望大家都在能承受的範圍內做事吧，一點點先互相支持走下去。」

受制於港區國安法，小錢選擇到泰國、台灣等地參與遊行。小錢今年20多歲，中學時隨家人到港，大學期間在大陸NGO做過志願者，白紙前曾與朋友共同發起有關性別議題的網絡倡導和線下快閃。2023年的泰國驕傲遊行恰逢6月4日，小錢製作示威牌時，特意在「女人無國家」標語下貼了一張國殤之柱的貼紙。過海關時擔心被盤查，就用裙子裹住紙板，放在旅行箱裏。

10月底台灣驕傲遊行，小錢與朋友共同製作了示威牌，提醒大家關注在港入獄6個月、被遣返大陸後失去消息的「港漂」曾雨璇。曾雨璇因在銅鑼灣悼念2021年「7.1 刺警」案死者被捕，後又因與海外六四民運人士周鋒鎖聯繫，被改控企圖煽動而判刑，10月12日被香港保安局依《入境條例》遣送回大陸，後完全失去消息。

「過去，香港有很多因政治打壓和迫害而移居香港的內地行動者，港區國安法之後，這種聯繫似乎中斷了，很多人不再來香港，曾在港的人也離開了，但一些微弱的影響和聯繫其實沒有中斷。」28歲的周森偶爾發起或協助一些社群活動，在他看來，「白紙擴大了願意接觸和留存這些聯繫的人，曾經避而遠之或政治冷感的內地生，如今也想要加入活動中。」

與此同時，周森也反思到香港白紙的一些局限性。去年底，他和香港一些朋友進行過關於白紙與身份認同的討論會。有位自稱曾在海外參加過白紙集會的人說，去過這些行動之後不再想去，認為活動被「不請自來」的維吾爾、西藏和香港人及他們的議題「騎劫」。

此外，白紙運動亦沒有與本地社群產生強烈連結，多數關注白紙的香港人也是作為旁觀者的角色。身在紐約的港人Olivia表示，「我appreciate白紙進步的速度和能力，中國學生develop了自己的系統。比如拿白紙這件事情非常artistic，很重的符號，規模好震撼。」但她對白紙沒有後續進展表達了失望：「你們不是想要自由嗎？解封就有自由嗎？因為香港做不到，希望大陸人能做到，但後來還是失望。」

儘管如此，小錢將今年的活動主線放在連接香港本地社群上，「想知道在香港做行動還有哪些更多元的形式。」作為新移民，她曾在香港因身分認同不適返回內地、又在社會運動後回到香港，她希望能「面對面跟local去講大陸究竟發生了什麼」。

小錢此前想找一處相對開放的場地做活動，但對方「已讀不回」。她理解對方可能擔心自己來自大陸、是只關注女性權益的小粉紅。但等待期間，另一處安全場地卻意外很快答應了她。

「可能白紙也讓一部分local更直接、更宏觀地看到中國是有人在做事的。」小錢自嘲，也不再費力「自證清白」。

「香港人對大陸人的偏見，與大陸人對香港人的偏見一樣，會被網絡上出現的聲音和情緒帶著走，以為大家都放棄了、離開了，但其實未必是這樣。」白池說，「很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低調地繼續實踐自己相信的東西。」白池不久前發現一些在支援內地行動者的香港人，那是她2019年後第一次近距離接觸他們，當中有銀髮族，有年輕人。

隨著中港通關，白池、周森等人更多地連接起大陸的行動者們，「白紙好像讓大家重新產生了對中國的希望，也多了一些人願意主動參與甚至發起活動。」小錢也在找尋大陸NGO合作，但她發現，大陸行動者對在香港做活動、或以香港作為橋樑做活動仍然很有顧慮。她自己回大陸做活動也會非常小心，因為任何原因都可能導致活動被取消，或給參加者帶來麻煩。

從0開始，繼續前進

因為人口結構、運動經驗和地緣政治各不相同，白紙在美國、歐洲、日本和香港落地的過程猶如一次次形態各異的化學反應。但在受訪者的回憶和觀察中，我們也覺察到這個時代、這個世代的抗爭者在過去幾年承載和面對的一些共性。

訪問中，多位受訪者強調雖然他們投身於白紙運動，但並不會以「白紙一代」來定義自己。很多人之前就有抗爭經驗。白紙運動的主體以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為主。他們成長的過程中，防火牆已高高豎起，信息封鎖和輿論監控越來越強，但是他們學會翻牆，並在社交網站和公共通訊平台上找到了被封禁的信息。雖然嚴肅媒體一個接一個倒下，但獨立媒體滿足了這些人一部分的信息需求，珍貴的信息仍然能夠傳遞到一小部分人的身邊；網絡社群也讓大家建立了陌生又熟悉的關係。這些抗爭者行動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正是建立新的社交網絡帳號、獨立媒體，在海內外重構公民媒介基礎建設。

很多組織者提到面臨著缺乏經驗的挑戰，因為在國內中根本沒有土壤積累這樣的知識和方法。但香港的抗爭運動為他們提供了很好的教材。無論是去中心化的組織形式、保護信息安全的手法，還是更加細節的文宣、類似「無大台」這樣的表達，香港的抗爭經驗融入到了白紙及其後的政治行動和安全措施之中。沒有去過香港的抗爭者，也在海外主動或被動接觸到了港人社群。對於那些曾經並不同情香港的行動者而言，疫情期間國內嚴酷的管治，讓他們感受到香港抗爭者的掙扎和挑戰。

絕大部分成員為漢族的行動者群組，也開始正視新疆維吾爾人的存在和困境。多年來，無論牆內還是海外，絕大部分中國人本能地恐懼、迴避、拒絕討論這個話題，抑或直接否認其存在，怪罪境外勢力抹黑中國的民族問題。三年疫情封控、烏魯木齊大火中流傳出的信息，讓本來與邊疆地區少數民族頗為隔絕的漢族年輕人，共情了維吾爾人。

不過，很多行動者仍需學習在多元群體裏重新定義自己。目前有類似「不粉紅」這樣直接反思如何在個人和生活層面理解、走近維吾爾人、討論新疆問題，也有其他地方的行動者開始接受自己身上可能存在受害者與壓迫者兩種身分，還有人仍在試圖克制對於談論新疆的恐懼。

關注自我可以做什麼，而不是建立一個有名的平台、組織，或是成為知名運動領袖——這是這一代抗爭者的特點。訪談中，不少人直接對比自己和六四一代的區別，認為目前的抗爭更加尊重社群內部的多元性，接受不同群組的需求。有的社群會和海外民運世代有直接的聯絡，向對方取經；也有人認為自己和六四世代「隔了一代」，反感老一輩運動者對於宏觀敘事的迷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和六四的關係並不是通過海外民運建立，而是經由參加香港本土的紀念活動和港人離散社群在海外的紀念活動。

基本上每個地方抗爭者都有提到性別議題。近年來在中美等地的女權運動深入年輕人生活的肌理，給大家提供了政治參與的機會，也令很多人關心女性權益和性少眾權益。但我們訪問的不少人都見證了大群體裏出現的厭女、恐同、性騷擾問題。很多社群管理者缺乏管理經驗，也受困於去中心的組織結構，沒有權威、能力或意願去處理這一類的問題。不少社群因此縮小、甚至解體，失望的女性主義者開始建立自己的社群。

在端早前登出的另一篇文章中，我們看到無處不在的恐懼亦對抗爭者提出挑戰。如何和恐懼共存變成大家的必修課題，同樣亟待學習的是議題設置、長期建設公民社會的能力。白紙的沈寂在很多地方都是因為國內封控取消後，海外也受到影響。行動者情緒耗盡又感到人拋棄，更缺乏對結構性轉變和長期抗戰的興趣，運動進入低潮。

《莽莽》開卷就將2022年稱為「運動元年」，無可否認2022年及其後發生的抗爭幾十年來罕見。疫情將本來孤單的個體聯結在一起，爆發的情緒——無論憤怒、希望還是激情，帶出讓人驚詫的力量。用《莽莽》編輯尤加的語言來講：「人們的眼睛亮了。」

這股狂野的力量也讓行動者看到長期以來在知識儲備、組織動員和族群關係上的羸弱不足，如果2022年的尾巴是從無到有的進步，那麼過去一年以及未來，各地的行動者的責任更重——如果大家想要從0開始，繼續前進，去到1，甚至100。

應受訪者要求，Billy、胖丁、傅梓、尤加、Hans、Erwin、Apple、蔣不、航星、蘇睿、一粒麥、順財、小錢、白池、周森、Olivia 為化名。

感謝劉凪音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