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父權要多元，封控抗議中女性與酷兒的臉

（為尊重受訪者的性別認同，文中部分第三人稱循簡體中文習慣、以中立的ta作為指代）

12月10日是國際人權日，傍晚，韓澄與朋友們在倫敦發起「酷兒&女性不該被忘記」的主題集會，聲援封控抗議潮中仍未被釋放的示威者，同時為酷兒與女性議題在中國的困境發聲。

參與者們舉著「放人」、「父權不死、極權不止」等標語，與寫滿唐山、Metoo、棄嬰、豐縣鐵鍊女等性別暴力事件關鍵詞的字板，站在中國駐英大使館門前。有人用喇叭向人群敘述廣州示威者楊紫荊（點心）被暴力帶走扣留的經過，有人讀起點心的詩篇，有人帶頭唱起《女權之歌》：「我有閃光的夢想，我也有豐富的慾望......」

事實上，當日稍早，倫敦還有另一場由中國大陸留學生、海外民運人士等發起的抗議集會，韓澄特意做了溝通，跟這場錯開時間：「不是要大家做選擇或割席，反而是想多創造一個給女性和性少數的安全空間⋯⋯，進出和麥克風使用都是自由的，現場也有男性到場。」

但即使是在這樣有明確性別主題的集會中，現場仍出現了令韓澄無奈的厭女情形：眾人喊「發聲不要停」的口號時，幾位男性接話喊「不要停、不要停」，喊著喊著便開始笑。好在當場有人指出這樣的行為不合適，對方才也意識到，安靜下來。

11月的反封控抗議潮以來，越來越多的女性、非二元性別及性少數參與在海內外抗爭裏，同時，現場與集會後出現的厭女現象也引起了討論和關注。髒話用語的厭女、性別議題與民主運動的關係，湧現於社交媒體中，一些行動者創立的社交媒體賬號如「chinesequeerwillnotbecensored」等，發布《如何共建女權和「不厭女」的集會公共空間》、《在民主運動和抗議活動中，男性能為支持女權主義和性/別多元群體做些什麼》等帖文，回應公共討論中的聲音。

「女性一直在中國的社會進步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近代以來尤其如此；從五四時代，到共和革命，再到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蓋莫例外，」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吳國光在近日發布的運動觀察中寫到，「『2022白紙革命』的出現，正在成為一個新的起點，把這一本來被遮蔽的事實凸顯在人們面前。」

我想要我的嘴巴不被摀住

人在東京的野馬是在去參加新宿集會的路上，才在電車上用十多分鐘匆匆寫完了講稿。

野馬演講中的一段後來在網絡上廣泛傳播：「我想要我的嘴巴能說出我想說的話而不被捂住，我想要我的腦子能夠保存記憶，我想要我的身體呆在我想要呆的地方⋯⋯」ta像連珠炮一樣追問，「小花梅在哪裏，烏衣在哪裏，彭載舟在哪裏，常瑋平律師在哪裏。我想說我們中國，有女權主義者，有酷兒，我們要我們的身體自主權。」語畢，現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普通話的「好！」和掌聲。

2月起，野馬開始以藝術抗議的方式行動，曾用不同方法在東京街頭為豐縣八孩母親小花梅、烏克蘭、伊朗女性等發聲。但這次聲援中國國內抗議的活動，並不是ta的主場。寫了一段講稿後ta還猶豫地給朋友發信息，得到斬釘截鐵的「去啊去啊去啊！」，才最終決定走上演講台。

演講讓ta站在高處，ta的眼睛抓到人群中支持女性的標語，感到一些寬慰。ta有點恐高，最後四十多秒腿肚子發抖，講完就緊張地快速爬下來。卻有兩個人也幾乎同一時間穿過人群追上去，想要認識ta。

「在日本的中國人都乖乖的，很害羞地來說很棒，然後就走了」，這和今年來ta在街頭做活動的經驗一模一樣，「能來這樣的活動，酷兒群體大概佔百分之二三十吧」，ta想，大家給予支持，是因為終於聽到「內部」的人發聲了。

「很多事情是自然而然來到你身邊的」，ta形容自己的表達欲很本能，沒有目標，更像餓了就要吃飯，「今天吃印度菜，明天吃東南亞菜，吃完才發現還挺好」。來東京後，她身邊又有了一個友好的藝術和酷兒環境——義大利廚師下班了也搞藝術，普通職員週末會做快閃，藝術表達「像喝水一樣」，這慢慢培養了ta的膽子和能動性。「中國人沒有太多政治參與的經驗，以前覺得要別人領著做，但每次都比上一次擔憂更少。」ta喜歡和人交互，朋友們支持ta，不認識的人也在ig上給ta積極的反饋。

經驗更豐富的卷卷，在溫哥華集會上自告奮勇成了活動主持人，想要創造和維護一個性別友好的公共空間。

溫哥華有不少抗議活動，但以華人為主體的不多，在卷卷印象中，香港人發起反修例運動聲援時，中國留學生甚至參與了反對聲援的抗議。女權主義者在海外也經常遭受小粉紅污名和攻擊，因此如何盡可能地減少針對這場聲援乃至女性的暴力，成為她主要的思考點。

活動在一個藝術館外舉行，正面有階梯，她為此留了心：發言必須在階梯上，台階上還放了蠟燭，中間有投影，它們都在物理上形成不那麼容易讓人突破的「障礙」。活動有自由發言環節，除了維護秩序，卷卷還觀察不同人的政治訴求，遇到現場都有共鳴的話題，她會提煉重點，並帶領著重喊一邊口號。有一句現場都有感觸的是「我不是境外勢力，我是中國公民」，卷卷進一步拓展到，「女權主義者也不是境外勢力，性少數也不是，我們都是中國公民。」

對她來說，在這場人人自動貢獻力量、去中心化的活動中，女性的主動參與在籌備階段就出現了。

負責這場溫哥華開場演講的女生起初和誰都不認識，在溝通過程中卷卷了解到她是新疆人，因而成為首發。加上卷卷，活動最終由兩名女性做開場。卷卷希望營造的空間，是讓所有人都感到在抗爭中不同身分都是平等的，「女權主義者、性少數群體，存在就是抗爭本身。希望能破除一些具有性別刻板印象的抗爭方式。」

其實同場還有另一場悼念活動在進行，比卷卷這場早半個小時。兩場人混在一起，分不出彼此，現場水泄不通。卷卷的一個跨性別朋友記錯了時間，先加入了隔壁的悼念，後來被這場的口號和氛圍吸引回來。人們覺得這邊性別意識比較好，也有酷兒氣質，更被鼓勵發言，也感到更舒服。

互助、擁抱、與子宮徽章

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地點，陳曉和方晴卻都是受女性同伴鼓舞、和女性朋友一同到現場的。

「去之前我也很害怕，主要是考慮到很多風險，尤其擔心被捕之後家裏生病的貓。」陳曉回憶，和朋友互相打氣抵達現場後，看到大量和自己一樣的女性，她才舒了一口氣，感到莫名的安全。

剛到北京亮馬橋，陳曉就不可避免地關注到了人群中不同樣貌的女性：有人拿著喇叭站在人群中央大聲帶頭喊口號，河邊有人手捧點燃的蠟燭默默放到水傍，有人騎著電動自行車一路跟隨遊行隊伍，一顆背包上別著子宮徽章⋯⋯有穿深色羽絨服的女孩將白紙貼在身上，白紙愈發顯眼，有人從包裏拿出更多的白紙分發給同路人。

人群中有一位女示威者沒戴口罩，她的同伴則蒙著頭巾，陳曉猜測可能是為了致敬伊朗女性。沒戴口罩的女示威者很快引起了警方注意，隔著重重人群，陳曉看到她與警察對峙，但警察拗不過她的堅持，很快敗下陣來，只能放她離開。

陳曉與同伴很快加入帶領口號的聲音，她們喊著「釋放上海群眾」。一位雲白色羽絨服的女孩也一起大喊了起來，一邊喊一邊流淚。陳曉看到，上前擁抱了她。後來，這位不知姓名的女生又去擁抱了現場的其他女性，陳曉看到了。那一刻，她有一種身在歷史的感覺，彷彿通過擁抱，素不相識的女性間共享了冬日裏的這團溫暖和勇氣。

作為還在哺乳期的單身媽媽，方晴離開家時的感受很複雜，一面是潛意識裏知道不去抗議會後悔，另一方面好像又對深夜離開小孩充滿愧疚，同時，她明白如果她離開，照料的責任也只會轉嫁給同為女性的母親和看護阿姨。

也因此，方晴並沒有在上海烏中路待太久，她停留的時間段裏氣氛也相對平靜。由於佈滿酒吧的安福路就在隔壁街，方晴甚至有種夜場剛剛結束，大家都在街上喝啤酒、唱歌的放鬆感。有人點起了煙，朋友遞給方晴一根，那是她自懷孕強制戒菸後，到如今哺乳期的第一根菸。

「歷史的一刻，應該值得抽一根菸吧，需要一種儀式感，」方晴說，以前在海外留學，也曾參加過一些遊行，但那些行動都是在他國政治制度之內可以做的，而上海的現場卻面對著不可知的壓力和恐懼，「即使是這樣，大家還是呈現出了享受當下的氛圍，我覺得很珍貴，政治抑鬱裏也要允許自己快樂。」雖然到家後，她裏裏外外都徹底沖洗了一遍，才到孩子的床邊。

在烏中路的現場，除了帶著喊口號、獻花點蠟燭的女性，方晴還看到一位配戴著彩虹飾品的示威者，看到一位與警察理論的孕婦，還有一位女性在現場讀起了詩。此外，她還與Drag Queen擦肩而過，起初她猜測ta們是晚上演出剛結束，到現場觀望，然而回到家後，她在朋友圈看到ta們在路上唱著《Rain on Me》，並且忽然被捕。

方晴很擔心Drag Queen們會在公安局裏遭遇更多不理解和非議，「他們在自己的Club可能真的是Queen，但出來後反而可能會變成『異類』和『變態』，警察也可能因此施加更嚴重的暴力。」事實上，1969年美國知名的石牆運動中，就有變裝皇后因拒絕警方到衛生間搜身的要求，而被毆打。

厭女：粗口、性別暴力、與低次序的性別議題

女性和酷兒對性別友好的空間營造有強烈的意識。野馬發言之後，有講者用厭女的話罵習近平，事後就有聲音在telegram群組表示抗議。不過，活動中的男性常常評價這些行為是「女生矯情」。在「公民日報」的ig帳號上，野馬甚至看到，有其他地方的女性提出類似的問題後，被踢出群。ta感覺性別分化體現在演講者的身分單一和對宏大敘事的偏好上，「如果講到性別，就覺得不是大事是小事，好像不值得講。」

方晴在上海的現場也有聽到類似的粗口——「健康寶肏你媽」。當時，現場的女性抗爭者一度想帶頭喊作「肏你爹」，但可惜應聲寥寥，習慣性的髒話用語似乎很難改口。方晴也有留意到後續在社交媒體中關於厭女粗口的討論，她為女性同伴們提出厭女批評感到開心，「這說明我們都在帶著女性意識參與抗爭。」

「粗話是有意義的，無論表達憤怒還是動員情緒，」方晴補充到，「但很多粗話都與女性身體、女性器官有關，這是根植在文化裏的厭女，我們有權力表達自己被冒犯的感受。」

粗口外，現場還有更直接的性別暴力。例如，在成都，有女性示威者被警方暴力拖拽，甚至衣服被撕破；在北京，有便衣警察騷擾現場女性示威者，遭當事人喝斥：「你憑什麼摸我，噁心」；在清華大學，有反對的男生衝入現場，暴力爭奪示威女生手上的白紙，並用紅色記號筆試圖在女學生臉上畫畫。

「當女性抗爭者站出來的時候，首先被攻擊的是她們的性別，」清華大學學生廖明說，「比如在女性手舉的白紙上，P圖『五百一晚』。」

自清華大學女生示威在社交媒體中被廣傳後，廖明就常常關注著網絡輿論中關於清華示威的消息。示威當天曾有女生大喊：「不為公權力口交！」在廖明看來，這句話一方面是指被迫做核酸，另一方面也是對公權力暴力侵入個體生活的形象描述。而在Twitter中，反對的聲音首先指向口號的性與性別：「喊出這樣的口號是不是做『雞』的。」

此外，陳曉提到，她在北京亮馬橋現場曾試圖帶頭喊起「釋放小花梅」、「釋放豐縣鐵鍊女」等口號，但令她失望的是，「下台」這類相對激進的口號有人應和，但「小花梅」卻少了聲音。

遙遠的溫哥華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溫哥華的抗議主要沿用四通橋彭載舟反對封控的口號，卷卷按照句式，有意在前後各加了幾句：不要圍觀要參與；不要父權要多元，不要極權要民主。她記得，喊別的口號時大家很大聲，甚至隔壁活動的人也跟著一起喊，但到了「不要父權要多元」，聲音就明顯小了很多。

一位男士在聽到這句口號後站上台階，問到，「你們說的不要父權是什麼意思？我們就應該要父權呀，應該像男人一樣去抗爭、戰鬥。」這是卷卷沒有預料到的，「我知道民運中有很多性別暴力，也有想過可能會有人罵習近平操你媽」，但她沒想到，有人直接定義了「抗爭就該像男人一樣」。

不過，還沒等到她以主持人的身分維護秩序，現場的女性和酷兒就主動走上台反駁——首先極權的本質跟父權息息相關，其次性少數和女權主義者每天都在跟極權做反抗；ta們還說，抗爭不一定是充滿男性想像的暴力、武力，站在此地，記憶也可以是抗爭。

另外一位男士幫腔，「他可能不是你們說的那個意思，他可能只是覺得我們應該怎樣做⋯⋯」台下馬上有人回應，「不要幫他辯解」。

「現在想來那是個契機」，卷卷感慨，人們似乎超越了在封閉房間裏批判彼此，而進行了一場公開對話。後來發言的一位新疆朋友也隔空回應：「no one will be free until women are free」，只有當父權思想不再去操控女性的時候，大家才都自由了。卷卷認為，這些觀點講出來，「不僅是為別人發聲，也是通過自己的經歷去思考別人受到怎樣的壓迫」；「我意識到女性和酷兒的主動性越來越強，不管是站上來還是作為參與者，ta們是在影響這個活動的。」

或許是這些真誠的分享起了作用，卷卷觀察到更多人在集會過程中慢慢接受了這句口號：「多了人喊『不要父權要多元』，包括一些佔用了很多空間和時間發言的男性」，她有一個精闢的總結，「口號不是強制性的，別人認同就會跟著你去喊」。到頭來，這場溫哥華集會似乎在人們彼此的互動中，長出了共識。

當然，並非所有場域都能展開這樣的對話和理解。針對抗爭場合中出現的厭女話語和現象，「confusingchina」等ig帳號上披露了許多通訊群對話，讓人看到，想要借「幹革命」找對象和約砲的男性、認為女權和抗議活動零關係的男性，都不在少數。為「如何建立不厭女的集會公共空間」發布說明的帳號甚至對這些現象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歧視性意識和話語可能是習得而非故意的」。

中國海內外的女性和酷兒社群，正在從日常抗爭處，掀起糾正和改變。

對抗宏大，找到「具體」的個人經驗

女權、酷兒到底和民主運動有什麼關係？對於這兩個群體的人來說，這是個不陌生的、甚至還需要反覆「交代」、一直「交代」的問題。

慣有的一種反駁是，父權就是極權。但野馬不太用「父權」，ta覺得這是個大詞，人們使用「父權」時好像也把它當成了一座不可動搖的大山。野馬喜歡更具體的詞，比如性暴力事件、司法不公正事件、酷兒LGBTQ+權利、電影審查問題等。

對於封控和女權酷兒之間的連結，ta也巧妙地找到了一個具體的結合點：身體自主權。這點實際上才是ta完整演講的核心。「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是身體自主權不被允許才發生的」，「其實社會上一直都在創造不被允許、不能發聲的身體：烏魯木齊不能逃出家門的被燒死的人，殘疾人、雙性人、娘炮同性戀，被拐賣的女人、被家暴的妻子⋯⋯」野馬一口氣數出來。

被封控的身體，在空間和時間上都受到限制，這和一直以來被禁止發聲甚至被禁止在場的女性、酷兒身體，有極相似的體感。即便在這一輪的抗議活動中，這點也應該能讓人共情，卷卷就聽說，隔壁抗議活動有一些爭議，比如發言並不是人人有份，以男性發言和政治口號為主，有女生想上去講封控，被幾名男性拉著不讓上去說。

野馬關於身體自主權的思考並非一時興起，而是ta自接觸性別研究理論以來的思考。學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別理論，是野馬的精神養料，而這套理論給普通人帶來的深遠的思考，就圍繞在性別氣質的展演和解構上。野馬做學術研究，對恐怖和怪獸電影中如何利用女性身體、如何透露「排除女性」的社會思想感興趣，同時ta的藝術抗爭也是以身體為基點，ta最常用的表達方式，就是以身體為布，在上面作畫或寫字。

Ta強調疫情對普通人的影響不是「一天發生的」，「核酸不是一日開發出來的，方艙不是一日建成的」，這三年發生的事情，是一直以來的霸權、審查制度、司法精神喪失的後果。疫情讓很多問題加快暴露，人們因此連結，但之前的河南事件、女性事件、性暴力，一直都在這樣的環境下發生。ta形容在一場大的潮水中，有些東西凸顯出來了，但人們更應該看到退潮之後，還有些問題是一直存在的。

「你可以不關心，我們也不求你關心，但想提醒大家的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野馬又引用了福柯的權力觀點，「權力沒有那麼多理性和理智可言的，權力是貪婪的。你以為把女性和酷兒捨棄之後就會好嗎？不會的，小心吧。」

無獨有偶，溫哥華聚會給卷卷的另一個感動，恰恰也在於人們真實的講述。她理想的目標就是讓大家多元、平等發言，「讓大家去講述『我』看到聽到的事情，『我的朋友們』在經歷什麼」。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這場活動能自由發言，「大家真的是在那個情況下被感染到，被別人的發言empower（賦權）到，然後他們也想去講」。

最終，上台發言的有香港人、台灣人、跨性別、酷兒、留學生、來自新疆的人，「比如來自新疆的朋友說為什麼ta出國後從來不回去，因為要被查身分證，ta的朋友被關在集中營等等；還有的留學生可能剛從國內出來，就會講他們封控期間遇到的事情——在上海吃不上飯——他們基於這些經歷是怎麼開始反思的。」

「大家不一定準備好了，但哪怕語無倫次也要講出來⋯⋯有些人結巴，還有人讀了自己寫的詩⋯⋯」講者緊張的時候，下面的人就會說沒關係，「你在這裏是自由的、安全的，沒關係，加油。」卷卷深深記得這些互動。

她敏銳捕捉到現場流動的情感，「很多人是害怕恐懼的，甚至激動憤怒的⋯⋯」溫哥華民眾不像紐約、倫敦的人，沒有豐富的抗爭經驗，發言或許需要克服更多情緒。這反而使得表達更真誠，「都不需要一個很大、很精緻、很強的政治訴求，但你從ta的分享中看到ta在渴望自由、渴望民主、反對壓迫，那真的很打動人。」

公共參與的意識，首先就在表達和理解。她想，作為中國國內可見的公民運動中剩下的最後那一股力量，女權運動在前幾年真的是影響了很多人。去中心化的運動方式並非沒有需要反思和批判的地方，但至少在這場集會裏，女權運動的積累有了一次小型爆發。有經驗的、沒經驗的、來自五湖四海、在社會上有不同身分的人，互相碰撞和激發。

持續表達

林曉留意到，大陸內的一些女性因現場及場外出現的一系列厭女現象而覺得喪氣，不再願意參與這樣的抗爭。她能理解，但認為這是一種消極做法：「不經歷如何積累經驗呢？積極地指出厭女行為、防抗厭女行為也是抗爭的一部分。」

野馬在成為行動者之前，被微博審查搞得懷疑人生，找到藝術抗議後，ta開始把散的自己聚攏起來了，ta想用藝術傳達情感，療癒別人也療癒自己。在女性和酷兒之間，後者是ta有更多困惑、也更能致力的地方，「有疑問就是酷兒」、「抗爭就是自由」。

卷卷非常想要跟所有人說的是，海外的悼念活動是和中國國內的壓迫息息相關的，不能成為自我感動、浪漫化的運動。她從一開始就給維吾爾社群發了活動邀請，也時時刻刻提醒自己和別人，要從事件本身出發。

從頭到尾，她所要擊碎的，都是宏大與自以為是；所要營造的，都是回到具體的人身上去。「哀悼不僅僅可以是沈默的樣子，也可以是我們表達憤怒、表達我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