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末乌鲁木齐一场大火，打破了中国社会疫情管控的层层抑压。中国大陆多个省份接连烧起白纸抗议行动，人们走上街头表达疫情解封和政治诉求。这场抗议被视为中国在八九后规模和声量最大的行动，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形态。
中国大陆内部的白纸抗议很快被强力镇压，许多人被捕，清算不断。随着封控政策在2022年末剧烈转向，社会关注力迅速转移，其后两年跌入经济衰退的泥潭。白纸在大陆似乎已经消散，但在海外形成另一片能量场域。许多年轻行动者在白纸后走出，创造新的公共生活，以离散者的身份建立共振的生命体验。
白纸运动两周年，声量如同一粒石子坠下后晕开的水波。墙外帖文的点赞数量成百倍降低。两年前几百所高校参与运动，如今只余几所还在张贴纪念日的活动海报。对于很多人来说，白纸运动似乎“结束”了。
历史需要不断回望、检视和反思，才得以令旧的记忆焕发新的生命力，个体的经验可以被看见和传递。站在两周年的时间节点上，端传媒与数位参与者一起回望这段公共记忆。有人在疫情封控期间转变价值观，走上街头抗议后被捕，人生自此转轨。有人离开故土，在海外搭建新生活，实践着言论和思想自由的碰撞，并尝试打破身份的桎梏，活出自己想要的模样。
白纸让空白布满可能性。对于有的人而言，白纸是一个起点。一位受访者通过白纸运动找到同伴，在公共生活中确认自己的存在。白纸也可以是一个坐标和一道裂缝，让运动后迸发出的公共能量流入。在开拓和维系能量的时候，有人在思考，面对“自我审查”的同时，也必须对抗和克服“审查自我”，才不会在抵抗审查和遗忘的路上丢失自己。
大潮退去，小径分岔。以下是他们与白纸的故事：
Chris，九零后，因在地铁上传播抗争口号被捕
这个恐惧你是躲不掉的，它会持续萦绕着你，你总得告诉自己一个答案，你真的做错了吗？
我过去是一名程序员，在西南部城市工作了八年。北京发生四通桥事件后，十月中旬，我在地铁上隔空投送（AirDrop）传播四通桥的宣传口号和彭立发准备的PDF文件。当时我没有想太多是否会被捕，已经有人站出来，我不能让他一个人。
过了几天，我就被逮捕了，审讯了两天一夜，再被行政拘留15天。
被捕的那天晚上我还在公司，赶上项目迭代发布，我加班到七点。回到工位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回头看，很奇妙的一种感觉。一回头，就看到后面有十几个穿着黑色衣服的中年人朝我走来。
有人快速晃了一下警官证，问我是不是叫XX。我说是。当时脑子还在发懵。回过神来，右边一个人把我的手机拿走，问我手机密码。我还在想警察怎么找到我了，还没反应过来，他直接一巴掌打到我脸上。
随后有一只手把我的头给摁过去，我没有办法回头，整个眼睛里面的画面都是泛白的。那个声音继续问密码，我回想了几十秒钟，他们以为我是不配合，打我的那只手又给我一巴掌。
第二个巴掌特别响亮。远处有同事踮起脚，望着我。我到现在都无法忘记那个场景，但是又特别模糊，记忆里的画面都是恍惚的，没有焦点。
他们把我带到公安局，衣服、内裤、袜子都脱掉，然后做检查，下蹲。一边检查一边辱骂。我整个过程没有很悲伤或恐惧，但会有一些淡淡的失望。
我接触到大概20个警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行动表示理解。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说看到上海封控很多人没有食物；一个六岁小朋友去上海求医，因为父母被隔离，他只能自己坐公交车去医院。我问警察，这还有人性吗？他们大都回答，关你屁事。也是在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出狱后一定要出国。
后来警察发现资料是我伴侣发给我的，他们又带我去逮捕他。
到了第二天上午的审讯，警察很肯定地告诉我，我要被判三年起步。他们给我讲了很多被判刑的细节，我真的相信了。我当时心里还时不时冒出公司要新上线的版本的代码。
下午去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伴侣的房间时看了他一眼，我怕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或跟他说话了，我大声吼了一句“我爱你”。警察听到后很生气，那天不再允许我去厕所。
我被放出来几天后，当地爆发白纸运动。当时我和伴侣的工作都丢了。伴侣把纪念乌鲁木齐同胞的活动消息发给我。我必须得承认，是我软弱了，我几乎是乞求他不要去。
那天晚上我们在YouTube看直播。当时天已经黑了，很多人聚集，喊四通桥的口号，就是我AirDrop的那几句。我泪流不止，好像自己做的事情是有用的，被听到了。后面的视频很卡，很多声音也听不到了，但我们一直在看。我很责备自己的懦弱，很后悔不在现场。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去地铁上传播信息。
从警察局出来后，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不安全感里面，因为警察不保护人民，也不保护所谓的公民合法权益。当时有个警察说，我的案子是省里面的领导在讨论。虽然这些可能是骗人的，但也反映出他们的处事方法，他们在为什么负责。
我变得特别小心和谨慎。警察说我们的手机被寄到外地做过处理。一开始我不敢在手机里保存任何敏感信息，甚至一个月没有翻墙。
但是渐渐的你会发现，这个恐惧你是躲不掉的，它会持续萦绕着你，你总得给自己一个答案，你真的做错了吗？
你会不停问自己，到底是谁造就了这些经历？你不能只是在心里无限地逃避。要直到你清楚地意识到并且强化这个意识：这段经历是不该发生的，是他们威胁、恐吓你，是他们侵犯了你的权益，逼迫你辞职，改变了你的人生⋯⋯你才会有更强烈的欲望想要去改变。
其实最难受的不是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而是当我意识到，即便一年过去，他还会处处打压你，让你无法好好生活。2023年，我们住进一个小公寓，没到一个月，管理员就让我马上搬离。没有任何法律条款和依据。我问搬走的理由，他也没有理由。我问，搬到哪里去，才不会被驱逐？他说帮我去问网格员，而我自己也给网格员打电话，得到的答案只有不确定。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一直都在政府的一份名单上。因为是重点人员，全国的每一个角落，只要有网格员存在，都无法保证你不会再被驱逐。我当时觉得整个中国像一个巨大的监狱。
出狱后的那一年，我每天上下班都戴着帽子和口罩。重点人员的监控会详细到我今天去了哪些场所，手机信号在哪里出现，有哪些联系人。2023年年中，我重新在一家公司上班，有一次看到六七个穿黑衣服的中年人朝我走来，我的呼吸瞬时停住，手也在抽搐，感觉警察又是来抓我。
我原本特别喜欢写代码，至少这是讲规则的，它受我控制。但从监狱出来一年以后，我写代码也丧失意义感，我很想回到之前那种享受代码的状态。因为觉得这个国家不讲道理，我每天都过得很绝望，唯一的动力就是知道自己一定会离开。
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去了，我特别纠结和难过。伴侣觉得这很可笑，毕竟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我偷偷跟ChatGPT4聊天，它安慰我说，“Chris，你的幸福至关重要。”
在我准备出国的期间，我跟家人“出柜”了。父母极力反对，要带我去看心理医生。你能想到的所有极端手段，哭、威胁都用上了。后来他们知道我被放在政府名单上，被政府驱逐以后，我妈打电话给一年前抓我的警察，问对方为什么还不放过我。对方当然就是踢皮球，让我妈去找社区警察。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我妈最后同意我出国。她说，反正这个国家不喜欢你，不欢迎你，那你就出去吧，可能那样你才能更安全的生活下去。
我们去上海面试美国签证的那班飞机上，我睡了最安心的一觉，因为在那一刻我知道我是不受监视的。
到美国快一年了，我和伴侣还会做噩梦。一种是警察不讲道理地把我抓走，说我是国家的敌人。第二种噩梦是我们又回到中国，但我出不来了。我在梦里十分着急，急到直接醒来。在梦里，全部人都没有具体长相，那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敌人。
出国前我看到一条高赞评论说，正常人谁会关心政治？当时我非常愤怒。发这些口号不是为了让谁记住我，我也没有想要图什么，因为疫情对我的生活没有造成太大影响。我只想让那个时候的中国人都好好看看四通桥的口号，有哪一句话是错的吗？为什么大家都装作没看见？
可能我在国内就不是一个“正常人”。离开中国的时候，我知道自己不会再回去了，我特别纠结和难过。伴侣觉得这很可笑，毕竟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我偷偷跟ChatGPT4聊天，它安慰我说，“Chris，你的幸福至关重要。”
我当时坐在办公室里泪流满面。父母长辈从没对我说过“你的幸福至关重要”。很可笑的是，我当时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还在担心能不能为未来中国的民主运动出一份力。
我出来以后，会想是不是可以只关心自己就好了，甚至想尽量不用中文。我希望把未来的力量全部交给自由国家。但我发现我的目光确实还离不开那里。
现在一提起中国人好像都是那种冷漠自私、政治冷感的样子。我现在在海外，我希望自己能去活出一个我想要的中国。比如去参加白纸纪念活动，做志愿者，帮NGO组织做兼职。我会活成我想要成为的人。我也不想再被中国人这个概念所限制，我希望自己是一个真正尊重规则、讲道理、有原则的人，并且不为自己能力之外的事内心有愧。
我参加的第一个海外活动，是湾区的乌鲁木齐放映会，现场有非常多人，有年纪大的人，也有学生。我心生羡慕，好像他们跟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空里，尽管我们就在同一个现场。
后来我跟他们交流，听他们的观后感，他们的想法跟我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不太一样。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次事件，过去了就过去了。好像我更加悲观，对我来说，那一系列事件真正改变了我的人生、我家人的人生。
Jack，九五后，在成都参与白纸抗议后被捕
现在我能够真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碰撞观点。哪怕是我不太认同的声音，只要能够畅所欲言，真正的讨论都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受鼓舞。
2020年疫情刚刚爆发时，我还在社区做志愿者。最开始觉得封控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还挺支持的。后来在封控的三个月里，我闲着没事接触到“翻墙”，看到很多政治议题，YouTube的视频重塑了我的价值观。后来成都发生一个事件，一个网友提前告知成都居民赶紧囤菜，因为要封锁小区了。当时成都政府还辟谣过，但两三天后成都果然就封了。
当时我就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了质疑。后来我加入成都一个本地群组，了解到白纸运动即将在望平街开展。我决定要去，我没有想的太复杂，“it’s my duty”。但回看过去，自己已被卷进历史洪流。
那天晚上七八点到望平街时，警察已经在一个街区以外进行封锁。当时正好是世界杯，很多警察就说，你们赶快回去看世界杯了。听到这个话，我觉得很戏谑。电视转播画面里，卡塔尔现场的人都不戴口罩，球员也没什么事，照样踢球。相比之下，我们在国内不能出去走动，在小区里几天才能出去一次买菜。
现场大约有四五百人一起游行。走到一个设计院门口，前面停了几辆大巴车，大约四五十个黑衣民警下车用手电照我们。前面的人被晃得看不清路开始停下，警察就冲向队伍，无差别打散人群。
我在往回跑的途中被四个警察包围起来，他们把我按在地上使劲打、使劲踢。可能因为我穿的衣服挺正式的，一件格子西服。踢完之后，他们把我往大巴车方向抬。中间还有人试图把我救下来。我的手被塑料胶带捆起，后面被拉上一辆车。警车上还有两个人，开车后，辅警把我们的手机都收起来，让我们解锁。这个过程中，警察不断打骂我前排的人，揪他的头发，不停扇耳光。
我觉得他们是先用这种方式把你的心理防线击溃。开到途中，开车的警察用成都方言说，你们这些人就是“袁隆平把你们喂饱喽”。意思大概是“吃饱了撑的你们”。他还说，现在来反抗共产党，习近平那么好，你们为什么要反对？
到了派出所后，现场抓的大概五十人全部在派出所门口蹲着。我当时心里面很不是滋味，我们反抗的是做核酸，结果被逮了还是要做核酸。很多人反抗，但是警察直接用拳头去砸他们的肚子，然后一顿打骂。
做完之后，所有人都被押送到派出所的等候室，一只手被拴到铁长凳上。经历过24小时的审讯和拘留，警察让我们写悔过书，让我们打车回去。走出警局后，我意识到一起被捕的新疆女生没有出来。后来我通过报道了解到，有一个叫亚夏尔的维吾尔族男生也没有出来。那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新疆人被区别对待。被抓的人还有在做医护规范化培训的，后来也没能继续在医院工作。
还记得在警察局里，我看到自己游行时的照片。监控里，自己的脸非常清晰，我当时非常惊讶。我看过《1984》，里面讲到老大哥通过屏幕监控你。在那个时候，我真正意识到，这个社会真的像《1984》一样魔幻。
从警局回家后，我很意外的是，父母居然知道我是因为游行被抓走了。他们都觉得是我走错路，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不知道在抗议什么。我尝试给他们讲白纸运动的背景，但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外网的信息，我难以让他们理解我，后面我们就不谈这件事了。
当时我已经办下来澳大利亚的打工签证，白纸运动结束后，中国解除封控，我12月立刻从成都飞往澳大利亚。我恢复了手机里拍摄的白纸运动的照片，很害怕过海关的时候被查，我还在USB里面备份。最终很顺利地离开，我的心态就像是顺利大逃亡，逃出生天。
后来我看到很多参加白纸运动的人，被国安找上门进行拘禁。我意识到，如果我回去，也会时刻生活在被找上门的恐惧中，所以我决定继续海外读书生活。我跟我父母说，我会在这边会好好读书，好好生活下去。他们也觉得我能出国挺好的，因为现在国内经济很差，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
之前我是学工科的，但经历这些事之后，我换了专业，去学经济学。关注中国社会的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关注政治议题。我希望能搞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是这样。
海外生活过两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有很多跟我观点相似的人。两年前参加白纸运动时，我给表兄弟发去游行信息，问他们要不要来。他们也会翻墙，也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但他们都没有来。我在国内生活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的看法没有办法流畅地表达出来，很多人甚至谈虎色变。所以尽管我知道自己做的事是有意义的，但由于国内信息封锁，我没有办法和别人解释。
我来到湾区后，参加了很多中国议题相关的活动。我自己也从参与者变成组织者，白纸两周年的时候，我提出想分享自己参与抗议的经历，主持了当时在南湾的分享会。
做分享的时候，我再去回忆两年前的一些场面，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了。所以我也想要通过这样的纪念活动让自己不要忘记。
每次参加活动令我感触很深的是，不仅能了解历史事件，也因为少了国内的压抑和监管，现在我能够真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和别人碰撞观点。哪怕是我不太认同的声音，只要能够畅所欲言，真正的讨论都让我觉得很开心、很受鼓舞。
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带上了白纸运动那天穿的西服。南湾白纸两周年活动上，我也穿了那件衣服。
Ginger，九零后，在美国湾区实践华语青年行动者组织
在那之前，我们都有很多的爱、很多的恨无法表达。白纸是一个起点，让我们开始逐渐卸去伪装。
白纸于我而言是一个找到伙伴的契机。
以前我在台湾经历过社会运动的教育。看到当时太阳花的年轻人如何推动议题，我觉得叹为观止。我以前去参加六四等一些集会，但也找不到自己的存在。那时候我对人生非常失望，我觉得有生之年，可能都看不到我的同龄人会站出来做社会运动。白纸消解了这种巨大的失望。
2022年当时在旧金山中国大使馆门口，我们“全副武装”，带着口罩，也不敢留下自己的真名。后来我们突发奇想，买了一架投影仪，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投在大使馆门口。因为我们都比较穷嘛，用完还把投影仪给退了。
那就像一场冒险，大家都去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同类。在那之前，我们都有很多的爱、很多的恨无法表达。白纸是一个起点，让我们开始逐渐卸去伪装。
在那之后，我开始思考，需要一个空间让“离散青年”更有主体性。不是我去参加别人的活动，而是我们可以自己做一个容器，邀请别人来参加、讨论我们关心的话题。
我跟没有“政治出柜”的中国人在一起会非常没有安全感，我不敢展现自己真实的一面。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要“自我流亡”。作为一个移民，需要建立自己的圈子。白纸让我看到有很多人其实也关心中国议题，我想创造李老师的推特以外的、另一个了解和推动中国发展的空间。后来就出现了“擦星星事务所”。
擦星星成立之后，我们提供活动空间，通过纪录片放映、举办纪念活动等，培养年轻人的社群。构建一个公民的社会活动空间，不仅仅是为了不遗忘，更是在锻炼对抗审查的肌肉，锻炼自己的自由思考能力。我们会念诗，诗歌中包含不少工人和维吾尔人的作品，因为白纸不仅属于市民，也属于维吾尔人和工人。同时，从我们团体使命的角度来看，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空间应该是跨越阶级和种族的。
办活动之后发现，很多志愿者都出现在当时白纸运动的合照里。我们共同经历、见证了一个公共事件，这成为我们的公共记忆。白纸就是我们共同的痛苦记忆，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因为疫情，自己的生命被改变。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团体，不断祭奠白纸是我们这一代的人使命。
这两年里，我觉得大家普遍陷入一种无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然后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大家退回到键盘上，没有再去做行动。
然而今年11月，伯克利的白纸两周年纪念活动大概是擦星星办过的活动中，参与人数最少的，现场聚集的人可能只有二十个左右。
这两年里，我觉得大家普遍陷入一种无力感，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然后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可以了。
大家退回到键盘上，没有再去做行动。可能会关注某个Instagram账号，经常点赞，或者看新闻发表见解。很多人处于高度自我审查的状态，比如说办线下活动前，有人会互相传递恐惧说，你不要去，这个东西很危险。但实际上这种自我审查来源于对极权的想象，最终只是给镇压我们的人节省经费。
我们已经人在海外了，有很多很多的自由，我们要做一些事情配得上这样的自由。这份自由是有人为我们抗争过、流了血的，我们不应把这份自由视作理所当然。
社交媒体上的点赞是非常转瞬即逝的。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国内任何状况，我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就是自己去做什么，用我们自己的身体在行动当中跟彼此确认，你是记得白纸的，我是记得白纸的。
当我们出现，我们一起念的那些诗歌，里面哪怕有一首感动了一个路人，一个匆匆走过的中国留学生，那我们在做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有一次大家在饭桌上聊起近况。一个朋友“揭穿”我说，那个让旧金山影院放映《颐和园》的人就是她！饭桌上有很多白人、留学生，他们所有人都看过那个片子。当时我就想，有那么多人其实原本对政治一点都不关心，他们可能只是去看一部电影，但因为我们在行动，把这部片子带到了电影院，让他们想起了六四，让他们跟同桌的人都有了共同记忆。
这两年虽然客观上“到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海外的活动氛围绝对变得更好了。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我五年前来美国的时候，根本没有这种活动小组存在。现在有关注女权的、关注酷儿运动的，有北方广场，还有关注少数民族和纪录片的都在慢慢生长。
整体华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政治意识要比原来更强。新的一批行动者当中不仅仅有活动的组织者，还有很多大V、自媒体，做播客的人，他们也可以带来很多改变。
明年我们肯定会继续做，继续念诗，唱歌。我们想让大家在真实世界里不要忘记，不是只在网络上刷到而已。
茵月，九零后，独立刊物《莽莽》成员
白纸像一个坐标。之后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在继续流动、延续。坚固的石头被凿开了一道裂缝，这个运动带着一些人流进这道裂缝。
两周年，白纸运动结束了吗？
白纸运动对我而言分为国内和海外两个版本。国内发生白纸运动之际，最大诉求是结束清零政策，要求自由，但是这个自由可能是停留在人身自由，突破防疫政策对于人流动性的束缚。这个诉求伴随着清零很快结束而被“解决”了。人们面对政策的突然转向，一时间无法再延续运动中的“动能”。一方面最大诉求得到了回应，另一方面，要面对突然恢复的人身自由，和所有人都要面临的感染巨浪。经历完这场疫情浩劫的余波后，大家更是需要思考如何重建生活，是继续在原地重建，还是润到海外。
而海外场的白纸运动，则是与国内相呼应，在海外延续当时国内的政治诉求，留存所谓“抗争火种”。这个火种两年来推动了很多事情，海外的华人们自行组织小小的公民社会，有做政治抗争议题的，有做海外社群建设的，也有办独立刊物的……
白纸运动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它由很多年轻人和青年人共同推出，并且继续推进。有种说法是，白纸运动促成了很多人的觉醒，但是倒不如说，正是很多人的觉醒，尤其是年轻世代的觉醒，才让白纸运动得以可能。
觉醒是指，当普通人意识到自己真正想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并且认为自己已经可以为此做出实质上的行动。这样的准备状态就像是在起跑线蓄势待发的运动员，当时机来临，便会全力以赴地跑向终点。觉醒不是仅仅停留在想做一名运动员的认知上，而是要一直锻炼，使自己具备能力并处于起跑线上那个可以即刻向前奔跑的状态。
白纸是一个契机，让这种觉醒在行动和社会层面变得可见。这股力量从过去被分散、原子化，到如今能够撼动政策，甚至创造、改变了至少是海外的华人社群的政治生活/公共生活，那么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没有消亡。
“白纸”在两年前的那个时刻，作为某种符号被大家看到了，但它的内核是觉醒，不单单是要追求自由（仅停留在认知层面），更是为了实现追求自由而做好蓄势之准备（习得并且具备决心、勇气和行动）——而这件事并不必然要永远冠上“白纸”的名号和帽子，它会随着时间流逝，脱下这顶帽子，变成其他形态，比如（在海外）学习、践行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这些政治权利等等。
这个层面上来看，白纸运动本身像是某种坐标，在它之后发生的一切变化都是在继续流动、延续。坚固的石头被凿开了一道裂缝，这个运动带着一些人流进这道裂缝。
其实莽莽的出现早于白纸运动。最初它仅是一个信念——（做）一本不受审查的独立中文杂志。我们想自由地写我们想写的一切。我们是先觉醒，想要追求自由，然后碰到了这场运动，投入它、汇入它、呈现它，同时也呈现了自身（出版杂志）。
如果没有白纸运动，莽莽的第一期内容可能不会如此“敏感”，威胁和镇压或许不会来得这么快。莽莽诞生于白纸之前，差点殁于白纸。我们最终幸存下来，随着运动一起流进到历史的“裂缝”中。
莽莽可以“野蛮生长”，那个我不可以。我们此消彼长。我好像把“自我”给审查掉了。
国内白纸运动平息半年后，也就是莽莽第二期的周期，我们看到白纸的“余波”并未彻底结束。我们记录退潮之后沙滩上留下的印迹，海外的行动社群如何构建，如何持续介入社会；探讨个人与社群在经历运动后的身份认同问题；也看到白纸运动与其他日常议题的结合与交叉，比如性与性别的议题。
我们依然保持自由书写的初衷，也会关注与写人权和民主的议题。同时我们也好似开创了一个传统，每一期都收录读者投稿，有小说和诗歌，收录一些美好。
可以看到，莽莽并非是一个“诞生于运动中”的扁平形象，它更多是一个载体和平台，集合以自由书写为志者。我们也面临着所有流亡媒体所处于的困难，包含制度性和个人性。简言之，制度性的困难包括数据安全、资金支持、重新构建编辑室和组织框架等；个人层面则为建立信任、可持续工作、签证、个人职业规划等。
两年来，所有成员都与莽莽一起成长，大家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改变。有人加入，有人离开。无论我们如何改变，或者所处的环境如何变化，“自由书写/提供自由书写的平台”的初衷仍然被大家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保持着初衷，我们在缝隙中看到更大的世界，那是更自由的一屿，宛如某种异域。
曾经有位读者朋友对我说，如果你能做莽莽这件事做一辈子，你一定会在历史留名。这句话至今仍然对我影响很深。我不认为我需要在历史上留名，或者留下什么。我不希望历史在身旁飞逝而过时，我只是旁观者。我要投入它、汇入它、呈现它，同时呈现我的自身。
重要的其实也不是杂志这件事，而是团队成员能够在此之上一齐学习、成长，保持很好的友谊。我们一起见过初识时彼此眼里闪烁着光的样子，一起扛下巨大的压力。我们也对很多事情充满困惑，感到迷茫和吃力，甚至产生分歧。但这是我们的共同成长之路。要说在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信任的话，我们彼此之间的深刻信任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做莽莽克服了“自我审查”，这是我们想要追求自由写作这件事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我们不再恐惧写下那些所谓敏感的词句，提到所谓敏感的人与事。而要实现这点，另一个关键步骤就是“审查自我”。
必须过一种双面或者多面人生，假装、虚伪才能带来某种安全感。“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我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蹑手蹑脚，不再在国内各个平台上发言，或者评论过多时事，以免“惹祸”。
我需要杀死曾经的我，来维持另一个在冰山之下隐隐游动的我。
为了控制风险，我害怕因为无法控制新认识的人是否会了解自己所做的事情而拒绝对其敞开心扉。因为我已经习惯只对特定的工作伙伴敞开自己的心。
我无法在亲密关系，或者在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中，谈论我引以为豪、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要么是我想保护对方，要么我想保护自己。我知道保持真诚可能会有害。
我不敢再做深入认识、连结其他人的事情，我想尽可能地隐藏自己。
我在大部分时间都不再是真实的我，而是被构建出来的“安全可靠”的那个我。它需要看起来“无害”，不引人注目，它需要少说，少做，少声张，最好不要生长。莽莽可以“野蛮生长”，那个我不可以。我们此消彼长。
我好像把“自我”给审查掉了。
那个在噩梦中一直在跑、在逃离的我，好像就是这个被丢掉、忘掉的我。不仅仅是逃离某种监控和威胁，它也在逃离对自己的遗忘和扭曲。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把自己从“运动”中或多或少抽离出来，重新审视和复原我的生活。我需要做一些可以“示人”的工作，不想再称呼我自己起的、根本记不全的代号和匿名。我想以我的名字示人、接触人、认识人、连结人，再次敞开我的心。我想要知道我的朋友们的真实名字，它的过往，它是谁。
这是两难的事情，但我想要直面它。克服“自我审查”不难，克服“审查自我”很难。这意味着，自我的完整性和匿名投身于某种运动之间必须重新取得平衡。
回顾莽莽的两年，过去我成为了它的一部分，它也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但它不是全部的我。我因为它而迷失了一部分的自我。无论是外在的或是内化的审查机器，审查的不仅是人所创造的内容，还会审查人的身份，使人忘记自己的名字、自己真正是谁。同样地，也会使人忘记或者看不清身边的人是谁，不知道彼此完整的生命。
我们通过彼此生命的联系来做一件抵抗审查、抵抗遗忘的事情，但是谁来记住我们是谁？至少我们自己需要留下这份完整，或者以某种方式克服这种审查。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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