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二十多年，藝術家Ichimura Misako一直住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座公園的帳篷裏。她的野宿生活始於世紀初的2003年，在泡沫經濟崩潰後的經濟下行期，野宿者們像雨後春筍般在城市公園和街道裏冒出來。此後一些年裏，日本政府通過各種治理方式，希望讓野宿者們離開公園，找到工作，回到「正常」 的現代生活裏。但Misako始終沒有搬離公園。她不斷抵抗政府干預，反對野宿者因為城市更新項目被驅逐出原本居住的公園。
無家可歸者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國大陸，這樣的人群被叫做「流浪漢」，並不是一個會出現在主流視野裏的群體。
台灣（香港）讀者更熟悉的稱呼是「流民」或「街友」。我參加過台灣關注無家者議題的組織「芒草心」的一次街友導覽，導遊是一位曾經在台北火車站（街友聚集地）生活多年的街友，在行程中，他帶着團友走了街友的生活路線：領取食物的地點、洗澡的地點、找日結工作的地點、睡覺的地點，還有白天出門工作時，藏家當（主要是睡覺的紙板）的地點。「芒草心」的服務重點是「培力無家者足以自立生活」，在那次導覽中，團友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台灣的社會福利制度和健保系統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照顧無家者。
如果你遵循既定的經驗，把無家可歸者當做一個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或者將無家者的數量作為衡量社會發達程度的標準。你也許會難以理解Misako的野宿生活。
2002年，日本政府頒布了《支持無家可歸者獨立特別措施法》，在法律層面協助那些「失業的人、需要工作的人和需要福利系統支持的人」進入獨立生活，日本民間也有數量龐大的支援團體（儘管現實情況有不少令人詬病的地方），有非盈利組織從2009年開始製作《街頭生活SOS指南》，將雜誌放在野宿者會出現的場所，2024年的東京23區版本指南囊括了街頭生活所需要的食物、醫療、工作，甚至是社交和鍛鍊信息（指南同時為那些「對生活感到遲鈍和焦慮」的人提供幫助，將性少數、單親家庭、蟄居者、出獄者的需求也考慮在內）。
在採訪中，Misako很坦誠地告訴我，這些年，日本政府大體上是遵循「人道主義」的，儘管政府非常希望她和其他野宿者離開公園，但並沒有採取過暴力驅逐的方式。
列舉這些背景，並不意味着忽略野宿者們面臨的困境和不公。但Misako的講述為我們理解野宿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增添了另一種可能，它關乎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活，關乎一個女性對資本主義社會和傳統父權社會的反思和反抗。
1 住在公園裏的人
從東京某公園的一個門進入，沿着蒼翠的林蔭道走上幾分鐘，就到了Misako女士的家：那是一個隱藏在高大樹木間的藍色帳篷，樹木叢中的空地是她的客廳和廚房，家裏放著撿來的，或朋友贈予的傢俱。她有一張寬大的沙發，上面是玫紅色的沙發墊；她也有廚房，鍋碗瓢盆一應具全，她喜歡用手衝壺給自己來上一壺咖啡；她也有淋浴間，淋浴頭掛在樹幹上，水泵從水桶往上抽水。晾曬區也很有意思，晾衣繩系在樹木之間，得再綁一把透明雨傘，這是為了防止戶外突如其來的大雨。
因為常年生活在戶外，Misako女士帶着防曬帽出現。她身形勻稱，有一頭羊毛卷發。東京正在經歷歷史上最熱的夏天之一，作為住在戶外，沒有空調，也沒有電扇的人，Misako女士的感受也許比一般人更深刻一些。見面的前一天，Misako提議，我們應該去找個涼爽的地方。
但考慮到我對她在公園裏的生活裏更感興趣，她提議，我們先在公園集合。我到達的時候，Misako和她的鄰居小川先生正在晾曬糙米，因為小川發現米桶裏生了蟲，他在地上鋪上布就開曬，蟲子不知道有沒有曬出來，但公園裏的螞蟻很快就爬了進去。
Misako生活的地方，是東京最大的公園之一，這裏曾經是日本陸軍的練兵場、二戰後駐日美軍的宿舍、東京奧運會的奧運村，1967年之後，它成為城市公園，對於東京的1400萬市民來說，這裏是散步、休閒的好去處，每年櫻花盛開的季節，這裏的一萬八千株櫻花會吸引大量人流。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2024年對無家可歸者的調查，城市公園是野宿者選擇最多的居住地（25.2%）；此外，野宿者們還居住在河流邊、街道上、車站大樓裏，最近幾年間，野宿者居住的地點沒有明顯變化。
現在，Misako的一天是這樣度過的：她早上七點以後起床，但為了避開來巡邏的公園管理人員，她會等上幾個小時再出門。為了確保沒有新的人在這裏安營紮寨，遇到朋友借宿的時候，管理員要盤問好一會兒，嘰嘰喳喳的聲音讓她感到厭煩。對於政府來說，治理是「有效」的，厚生勞動省今年的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全國無家者人數是2820人，相比二十年前，人數已縮至1/10。
起床後，Misako會去十幾米外的公園接水處洗漱刷牙，洗衣服和洗碗也是在這裏。白天，她要做的事情不算少。她去圖書館工作，順便給手機充電。酷暑或酷寒的時候，她也得去圖書館以躲避極端天氣。朋友來的時候，她就會支起摺疊桌和凳子，給朋友泡茶和咖啡。
她的工作之一是運營一個叫「Nora」的女性野宿者網站，自從她意識到女性野宿者們需要更多的支持，從2008年起，幾乎每年Misako都會舉辦活動，和女性野宿者們一起聊天，分享食物，通過售賣自制衛生巾和自制木筷來賺取生活費。
2 藍色帳篷村
Misako的一位好友，日本的社會活動家稻垣先生告訴我，在日本，野宿者支援團體通常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為了支援「貧困」野宿者的生活，幫助他們申請社會福利或者廉租房，以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種「支援」的目的，是幫助野宿者按照自己的意願生活，「人住在哪裏是自己的自由，（幫助）Ta 們抵抗政府的干預」。
對於Misako來說，藝術家出身的她沒有什麼錢，但「貧困」不是她開始野宿生活的最主要原因。
2003年的夏天，Misako來公園探望她的朋友，第一次見到了綿延不絕的藍色帳篷。人們在公園裏的房子各異：失業的建築師會建造一所正兒八經的帶院子的房子，也有人的房子就是一張鋪在地上的床單，所有的東西堆在地上，一張罩子就是房子的邊界線。
厚生勞動省2003年首次對全日本的無家可歸者進行了調查，數據顯示，2003年，日本的無家可歸者共有26295人，其中5500人居住在東京都23個區的街道上，約有2400人住在公園或其他地方，用紙板或塑料布製成的帳篷是Ta們的家。在Misako的記憶裏，那時候的帳篷村從公園蔓延到好幾個地鐵站之外，東京都內的主要都立公園，都有野宿者的身影。因為帳篷太多，她發現自己很難找到原本要去拜訪的朋友。
大量野宿者的出現有其時代背景。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陷入泡沫經濟時期，此後十幾年是漫長的經濟下行期。稻垣的記憶裏，他1994年上大學，社會上關於日結工的處境問題引發了很大的關注，」日結工和野宿者情況類似，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大家就能找到工作，拿到日結工資，如果經濟情況不好，很多人就會失業，沒有辦法支付旅館費用」。
稻垣在大學時期第一次參與到了支援日結工的活動裏去，地點在東京山谷地區，那裏有東京最大的日結工市場，稻垣說，「你可以理解為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場，日結工們都是青壯年勞動力」。
千禧年之後，小泉政府上台，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大量削減國家福利，鼓勵市場競爭，這一經濟政策在當時的日本造成了更大的失業人群，失業的人又變成野宿者。
在搬進公園之前，Misako是一個剛剛從美術學院畢業的大學生，「你知道的，藝術家很容易吃不飽飯」，她一邊打工，一邊做講師，摸索自己想做的事情。她發現身邊的年輕人，抑鬱率越來越高，「人一直在努力工作，可是無論再怎麼努力，也難以實現自我的價值」。她對社會感到失望，不願意再過「為了付房租而拼命工作」的生活。
在她出版的一本名叫《無家者》的書裏，她用「別無選擇」這樣的詞語來描述成為野宿者之前的生活：「我別無選擇，只能工作，我別無選擇，只能與人競爭，我別無選擇，只能交房租。雖然有屋頂、有廁所、有水電和煤氣，很方便，但維持這種生活並不容易」，她思考，「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過上更豐富的生活？」
2002年夏天結束之後，她決定在公園裏搭起自己的帳篷。搬家的過程很簡單，她剛到，有立馬有鄰居張羅着，拿多餘的傢俱給她。那是一段對野宿者的生存極其友好的時期，Misako說，人們不斷追求新的商品，扔掉舊的東西，大家走在街道上就能撿到很多傢俱。帳篷村裏的人僅僅靠物物交換就能生活，「有的人特別擅長找捲心菜，有的人特別擅長找二手衣服」，最重要的是，「因為物件都是撿來的，所以大家沒有佔有慾」。將撿來的物品拿去去跳蚤市場賣，也重要的經濟來源。
獲取食物的方式很多，野宿者們通過交涉，讓食品公司把過期的食物拖到藍色帳篷村來扔掉（也解決了食品公司處理過期食物的費用），一位喜歡漢堡的老先生總是在漢堡店打烊之時去店門口撿一大袋漢堡，生活在這裏的人們也會自己種西紅柿。
有時候食物甚至會過剩，Misako有一次就給朋友寫信抱怨：「世界上有太多過剩的東西，這些東西在外面被判定為垃圾，卻在這裏產生新的價值…白菜到處都是，我真想把它們全部踢走。」那幾年的帳篷村，培根和麵包也是不缺的。
Misako開始公園野宿的生活，是一次對社會現狀不滿的主動選擇。但她知道，許多最初來到藍色帳篷村的人，並非出於因為和她相同的原因，「許多人是因為自幼貧困，長大後在競爭社會中處於不利的地位，我想有許多人，是因為感覺到自己無法再在這樣的制度下生存下去，帶着僅剩的食物和衣服來到這裏。」
在2003年的帳篷村，約有350人住在這裏，宛如一個小村莊。帳篷村內部，也有形態不一樣的社區，有醉漢聚集區，有麻將館，也有以「二手交易」或「收集鋁罐」為基本職業的人構成的網絡。人們的背景也不一樣，在建築工地打過工的人們對搬運重物有經驗，也有人適合與公園管理處談判。有一次，Misako寫了一篇關於帳篷村的文章，因為有人不識字，一位原先做過主持人的人用非常戲劇的表演方式朗讀了這篇文章，很快這就演變成一場小型的交流活動。Misako想表達的是，這種自給自足、相互支持的系統，讓野宿者們自己構建了一個村莊。
3 「娜拉離開家，過着無家可歸的生活」
從第一天住進帳篷村的時候，Misako就發現一件事，帳篷村裏目之所及處幾乎都是男性，她只偶爾在打水的時候遇到女性。
研究女性貧困和女性野宿者的學者、京都大學副教授丸山裏美在其論文《無家可歸者的獨立與抵抗——來自女性無家可歸者的日常實踐》中提到，2003年厚生勞動省進行無家可歸者調查時，問卷是為男性無家可歸者設計的。在調查中，除了總人數，其他的問題沒有按照性別進行區分彙總，因此在調查結果中，人們除了得知女性無家可歸者的數量是759人，佔比2.9%，此外對她們的生活方式、遇到的問題、開始野宿的原因都一無所知。而當時的其他定性研究，幾乎沒有提到女性無家可歸者，「換句話說，在日本目前的研究狀態中，人們隱含地假設無家可歸者是單身男性，無家可歸的女性幾乎被視為不存在」。
女性野宿者不在研究視野裏，但正在過這種生活人卻難以忽略其中的問題。Misako遇到過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一個男性野宿者對她說，「借我個女人吧」。另一個女性野宿者跟他抱怨道，她的鄰居半夜一直叫她的名字，但她擔心惹怒對方，因此不敢做出反應。
在她搬到帳篷村三個月之後，她決心開始尋找同住在這裏的女性。她也想舉辦茶話會，將大家聚在一起。在費了一番力氣之後，她在帳篷村裏找到22名女性，有些三四十歲，有些二十多歲，其中兩名女性和伴侶一起住在這裏。
第一次茶話會只來了5個人，過了幾次之後，每次來的人上升到10人左右。除了聊八卦和分享零食，茶話會的一個重頭戲是分享衣服，一位主營二手衣物的先生會給她們三大箱左右沒有賣出去的衣服，大家為彼此挑衣服，喊着「你穿這件真好看」，Misako曾經分享過一件戴珍珠的粉紅穆勒鞋給她心中「最時尚的女性之一」。
2004年，時任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東京都政府開始向住在公園裏的無家可歸者出租廉租房，在兩年內提供2000個月租金為3000日元的廉租房，支持無家可歸者們離開街道和公園。政府也會尋求和非盈利組織的合作，為無家可歸者提供輔導員以展開就業和生活輔導。
那是Misako第一次經歷「政府的干預」，和面臨帳篷村共同體的消失。這一政策開始實施的頭半年，公園管理者不斷來這裏巡邏，嚴格控制「新帳篷」的出現。政策的第一個兩年結束之後，帳篷村的規模約縮小了六分之一。此後，離開的人越來越多，到2007年左右，Misako記得，公園的帳篷村只剩下50人左右。
因為帳篷村的急劇縮小，Misako更加擔心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野宿者。女性在日結工市場中原本就處於弱勢地位。在過野宿生活的時候，女性還面臨更多跟性別有關的問題，例如對生理期用品和內衣的需求。在前述的研究中，丸山裏美還發現，女性野宿者們害怕暴力事件的發生，她們時常遭受來自社會人士或男性野宿者的暴力侵害。一位女性野宿者告訴她，生活在野外的時候，僅僅是腳步聲也讓她感到不安。
2007年，Misako創立了一個名叫Nora的網站，想要找到更多女性野宿者，Nora意味着那些不願意睡在公寓裏的人、「即使搬進了廉租房，但還是會重返街頭的人」、用盡全力去過無家可歸生活的人，Misako在網站上這樣寫道。
註：據Misako在台灣做的一次分享中所說，「NORA這個名字的原由是日文野貓（noraneko）或是野狗（norainu）第一個字的發音，同時也是芬蘭劇作家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當中一位女性角色―她反抗家庭，對這個父權制度有很多疑問，最後甚至抗拒為人妻、為人母的束縛而離家，這位女主角的名字正好也叫NORA。」
Nora們很少談自己為什麼、哪一年離開家？為何開始過野宿的生活？以前在哪裏工作過？Misako的觀察是，有一部分女性野宿者最初離開家，是因為逃離家暴，由於使用政府的福利系統必須登記家庭住址，工作人員還會經常給「家人」打電話回訪，因此，許多決心逃離家庭的女性野宿者「被排擠」在福利系統之外。
Misako說，經常被問到「你為什麼過這樣的生活？」問題來自媒體，也來自想要解決某些問題的福利結構，「她們以為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能讓這些人離開公園回到家裏去」，Misako說，但她難以給出答案，「這個問題把一切都簡單化了，我們來到這裏，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由很多偶然的因素決定。」
丸山裏美也有類似強烈的感受，在其著作《過着無家可歸生活的婦女們》中，她寫道，她花了很長的時間去試圖理解女性野宿者們為何成為野宿者，「（女性野宿者們）總是漫無目的地講述各種經歷，比如她小時候遭受性虐待的記憶以及她在與異性關係中遇到的許多麻煩。然而，無論我們認識多少年，無論我們交談多少次，這些矛盾和支離破碎的情節仍然是支離破碎的，我能夠讀懂它們之間的聯繫，併合理化一個女人的人生軌跡，但我永遠無法接近她們的現實，即使在我開始聽她們的故事後也沒有改變。我在研究中試圖整理一個通俗易懂的故事，講述這些婦女如何最終在野外生活，指出無家可歸婦女作為一個群體的共性，並詢問她們是否是社會結構的受害者，或者她們是否生活在社會結構中。但她們對自己的生活似乎很難判斷。」
Nora成立之後，關心和團結女性野宿者成了Misako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2008年，「Nora」們開始做手工衛生巾，布料是二手織物上剪下來的，考慮到女性月經量的大小不一，Nora開發的衛生巾做成了「俄羅斯套娃」的形式，最大的衛生巾布套裏可以塞進去兩個更小的衛生巾墊，形狀和顏色取決於她們有什麼布，和製作者的奇思妙想。
在公園裏，Misako曾經給來拜訪的人們展示了那些衛生巾，它們顏色鮮豔，有些豹紋或波點狀的布異常吸睛，上面通常縫了看起來個性張揚的人類形象。坦白講，你也很難忽略，一些布料已經起了毛球，這在「衛生巾」產品上顯得違和。（我後來在Nora網站的產品介紹中，看到一句對此的解釋，是「希望引發人們重新思考社會是否對無菌環境要求過於嚴苛」。）
但那次來拜訪的人們買走了大約30套衛生巾，一位年輕的中國女生希望把這些衛生巾帶回中國，作為展示品，在此之前，她習慣了衛生巾就是一次性產品，在中國，她也少有見到流浪者的經歷。這正是Misako最初開始製作衛生巾時候的期望，「通過衛生巾，住在公寓裏的女性可以想象野宿女性們的生活」。
從2009年開始，Misako每年3月都在公園裏舉行「Nora」節，背景之一是每年3月3日是日本的傳統「雛祭」（也被稱為女兒節），Misako不太喜歡這種基於傳統家長制的節日，她要為Nora們創造一個新的節日，更重要的是，3月正是冬去春來的時節，大家聚在一起，可以慶祝彼此又度過了一個寒冬。Nora節延續了過去茶話會上的活動，也給了女性野宿者們團結在一起的機會。
4 小山日記：一個女性野宿者的現實與夢境
並不是所有的女性野宿者都會參與到Nora的集體活動中來。Misako的鄰居小山就從未參與過茶話會和討論。小山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野宿的生活。在2012年之前，Misako走在帳篷村裏，偶爾碰到小山，會簡單打招呼，她對小山的印象是「害羞」。2012年，小山病倒在帳篷外，Misako前去探望，才漸漸走進她的生活。
2012年，當她開始照看生病的小山女士時，公園的帳篷村裏，只剩下4名女性野宿者。起初，她每日去給小山女士送食物，小山女士偶爾會回贈給她一些漂亮的小物件。但僅僅是送食物無濟於事，她問過小山，是否要去醫院進行治療。
按照公共福利的政策，無家可歸者是可以申請醫療系統的服務的。但小山拒絕了這一選項，儘管她當時身體虛弱，但她更想呆在自己的帳篷裏。許多野宿者都有過這樣的擔心：一旦去了醫院，管理人員就會立馬清理掉她的帳篷。Misako後來在回憶小山的文章裏寫道，「她不願意讓其他人參與到自己的生活或身體中來。」這也是為什麼，儘管政府的福利部門提供了並不錯的安置和轉移條件，但多年來，仍然有很多野宿者會選擇住在公園。也有很多案例，是關於野宿者進入福利系統，但不久之後又重返街頭的。
2013年，小山去世了。參加葬禮的時候，Misako從帳篷裏帶去了小山的物品，其中有很多本日記本，她原本打算將這些日記一起火化。燒掉之前，她翻開讀了幾行，立馬就決定要把這些日記留下來，因為那些記錄了小山的思想和生活的日記「似乎在強烈地訴諸某種東西」。
Misako，和後來參與整理小山日記的許多人，她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才弄明白，這些日記記錄了小山1991年到2004年之間的生活，事無鉅細地記下她如何開始這樣的生活，對自己人生的前幾十年的反思和控訴，在作為野宿者生活的十幾年間，她的作息、看到的景象、讀的書、吃過的食物，以及一個真實的人的痛苦和焦慮，心境起伏和人生思考。
小山的字跡並不是很清晰，她會使用很多自創的、只屬於她自己的世界裏的詞彙。加上戶外環境多潮溼或暴曬，這些日記被保存得並不好，Misako和其他志願者一起，花了八年多時間，將日記整理出來，在這個過程中，她們會按照日記裏的記錄，重新走過小山走過的那些路，想象她曾經一個人，在孤獨地行走中冒出的情緒和話語。
小山的日記裏通常從早上起床的時間開始記，然後是天氣，「今天我在烈日的暴曬中醒來」，或者「地上還溼漉漉的，沾着雨滴」，最重要的事情是食物和錢，在日記裏，常出現的食物有「威士忌、仙貝、麵包、醃菜」。她有時候她帶着200日元出門，有時候只有50日元，在外面的一整天就靠着這一點錢過活，她去撿煙，尋找食物，精打細算還剩下多少錢，也會在特別想吃生菜的時候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慾。
計算錢是痛苦的。小山寫道：「我兒時的夢想是變得富有並能夠幫助窮人，我必須醒悟，到五十多歲時僅靠100日元生活的可怕痛苦。」「生活在帳篷裏，沒有穩定的收入，沒有收入的不便，與成熟的社會生活相去甚遠，如此不安的靈魂甚至被剝奪了言語。除非我們有能力承受貧窮和孤獨的日子，或者重新獲得在社會上作為職業人士的能力，否則我們總是會被瀕臨飢餓的焦慮所影響。」
1991年，小山剛剛辭掉工作，開始過自由生活的時候，日記裏會有剩餘8000日元這樣大額的錢出現，運氣好的時候，甚至可以在路口撿到1000日元。她偶爾也會去做兼職工作。2000年之後的日記裏，她的生活裏常常只有幾百日元。
小山酷愛看書，90年代，她會花500日元去二手書店買3本舊書回來看。她最期待的活動，是花掉280日元去咖啡館裏呆上三個小時（有時候是身上所有的錢），她在咖啡館裏看書、寫筆記或者閱讀曾經的筆記。這樣的世界，讓她短暫離開現實生活中的煩惱。
她總是寫「我要去法國」，後來Misako才弄清楚，那是她最愛的一家法式風格的咖啡廳。也許也是小山在腦海中，為自己創作出來抵抗現實痛苦的幻想和夢境。
但她並不是時時有錢去咖啡館，尤其是在成為野宿者很多年之後。很多篇日記裏，她都把「今天沒有錢去咖啡館」當做一個巨大的痛苦來書寫，「當我沒有時間、沒有錢去咖啡館讀書或寫作時，我會感到悲傷和孤獨，好像我的心是空的」、「看着常去的咖啡館窗外的燈光，感到孤獨，心想如果這個時候能進去的話，我的健康和心情都會好起來。」
有時候，抵抗這種痛苦的方式是強忍慾望，不斷走路：「沿着能走的路走……街道很安靜，人們也很安靜，我思考着我僅有的少量威士忌、一些水和一小撮仙貝。再走下去的話，我想去咖啡館……我只剩下了大約50日元。我走得更有耐心，儘可能地拿起一支香菸， 然後開始走，試圖把香菸握得更久一些。秋天的祭典上，我遇見了一個揹着神轎走來走去的人影。不知為什麼，我有一種想哭的感覺。當你走到大街上時，你會突然感覺自己彷彿走進了異國他鄉，這裏熙熙攘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穿着鮮豔的時尚服飾。 我沿着平常的路線輕快地走着。」直到走到天黑，回到帳篷，結束這一天。
5 驅逐和殺害，還有多少空間留給野宿者
在公園住了20年之後，生活發生的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呢？
鄰居越來越少了，「互相支持」的系統崩塌了。公園裏的人開始只能依賴福利系統，或去領取免費派發的食物。一個很小的例子是，原先，Misako可以輕易找鄰居來維修屋頂，但隨着鄰居變少，有些小事情要花更大力氣來找人幫忙。
東京市都立公園內的野宿者越來越少，標誌性事件之一，是宮下公園的翻新改造，和生活在裏面的野宿者被強制驅逐。
2010年，東京都澀谷區市長桑原俊武宣布，宮下公園的冠名權將會被出售給體育品牌耐克（日本），政府的計劃是讓商業公司承擔翻新公園的全部費用，之後，公園會限時出入，使用體育設施也需要收費。
前一年，宮下公園還住着大約30名野宿者，一位60歲（2010年時）的男性野宿者在接受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雜誌《spork》採訪時說，「城市是沙漠，公園是可以生存的綠洲」，他1995年離開大阪，此後一直過着四處流浪的生活，直到2008年，一位原本生活在宮下公園的野宿者離開，將帳篷留給他，他第一次過上了有穩定住所的生活。有了帳篷之後，最大的變化是不用再隨身攜帶換洗衣服，也不用一直找可以睡覺的地方，「睡在路上的時候，柏油路真的很硬」。他的行李在帳篷裏，工作在宮下公園附近。耐克公司拿到冠名權的時候，他就做好了有一天會離開的準備。
此後的十年間，希望保護宮下公園免受改造的抗議時有發生，反對者們希望保有免費的公共空間，「只要還有無家可歸的人，公園就有必要作為社會安全網存在」。
Misako發起了一系列「no nike」的藝術策劃。當政府拆除公園裏的長凳時，她和市民團體、野宿者支援團體一起搬來多餘的椅子。還有一些趣味性十足的活動，比如女子防身術課程和踩罐子大賽，後者是因為，把罐頭踩扁，是許多野宿者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她們在公園裏舉辦了許多研討會和放映會，核心主題是討論「公園是什麼？」「公共空間是什麼？」這些問題最後都沒有答案，但Misako認為，聚集不同立場的人一起討論，這就是公共生活本身。
公園最終放棄了改名為「NIKE公園」，但更新計劃還是如期舉行，2011年，工程竣工，但此後，東京拿到2020年夏季奧運會及殘奧會的舉辦資格，開發商三井不動產又繼續開發，將它更新成一個綜合商場設施。今年，我去到那裏時，公園已經變成一棟綜合商場，裏面遍布精美餐廳、咖啡和文創商品，公園被移到了樓頂，夏天快要結束的一個午後，樓頂的草坪上坐滿了人，有人直播，有人野餐，有人午睡，也有遊客模樣的人拉着行李箱在這裏休息。旁邊是一個沙灘球場，那天也許沒有被預約，球場上了鎖，裏面空空如也。
這個夏天，極端天氣越來越多了，Misako有一個保溫箱，但食物還是很容易壞掉。為了躲避酷暑，原本每週一次的「物物交換」活動暫停了兩個月。Misako說，住在公園裏的人情況會相對好一點，她更擔心那些住在街上的野宿者。
但這些都不是真正難以忍受的問題，成為野宿者，離開鋼筋水泥的庇護，和自然共處是必修的功課。Misako更為憂心的問題是，如何免受滋擾與來自人的傷害。
極端案例之一，是發生在2020年的「澀谷流浪者被殺害事件」。2020年，一名60多歲的女性野宿者露宿涉谷的車站時，被一名路過的男性用物品擊打頭部，昏迷後死亡。攻擊她的男性，是一名與父母同住、沒有工作的四十多歲男性，這位男性在後來的證詞中提到：他是清潔城市工作的志願者，他試圖對方一些錢要求她離開公交車站，但她沒有離開。他以為對方受傷後就會離開這裏。
Misako認為，「這是一種帶有歧視動機的仇恨犯罪，試圖將無家可歸者排除在所謂的『安全和清潔』城市之外。這種『安全和清潔』的意識形態將無家可歸者視為純粹的物體，視為不存在的東西。」Misako說，澀谷區的公共部門一直在街區裏傳遞「野宿者是社會的負擔」的意識，包括大林三佐子去世時倚靠的凳子，深約20釐米，寬約90釐米，那是一個典型的排斥野宿者的「敵意建築」。
這件事在日本社會引發了強烈的輿論討論。根據日本多家媒體事後的走訪調查，去世的女性叫大林三佐子，年輕時，她是劇院的演員，後來經歷了結婚，家暴，離婚，離開東京又回到東京。在職場掙扎多年後，2016年，她因為無力負擔房租離開了公寓，開始了帶着行李箱上班的生活。疫情來臨之後，大林的工作和收入減少了很多。被發現去世的夜晚，她的身上只有一部已經欠費的手機和8日元。
這不是偶發事件，就在同一年，上野公園的一名老年女性野宿者的屍體被發現，她的面部有多處傷口和血跡。事情發生之後，Misako根據新聞的報道，去走訪了這位去世的女性生活過的區域，與見過她的人交談。Misako到達的時候，發現已經有人獻花祭奠，只是獻花的方式很獨特，鮮切花是直接被插進土壤裏的，她反應過來，如果人們拿來的是包裝好的花，最終會被公園管理員拿走。
最近三四年裏，Misako組織過悼念和抗議遊行，她舉起紙牌，上面寫著「我不想被謀殺」。很多時刻，她總是想起那些被謀殺的女性，「和她們的死被忽略的事實」，她在深夜遊蕩去公交車站，給大林女士帶去粉色的花束。在網站上，她寫道，「究竟要如何才能拿回作為無家可歸者女性的尊嚴？」——這些年，住在帳篷裏的她經歷過有人縱火，有人扔石頭，社會層面上，野宿者的生存空間越來越逼仄。
她也去了澀谷區政府處抗議，希望政府不要加劇對野宿者的歧視和傷害，溝通並不有效，出面的官員不理解，依舊只把野宿者當作「社會問題」：「難道我們應該允許人睡在公交站台上嗎？」
最初搬到公園的時候，Misako沒有想過自己會住這麼多年，她也不知道未來還能住多久，公園的生活有浪漫的一面，也有不為人所知的拮据一面，和任何一種生活一樣。第一次見到Misako的時候，我聽到有人向她提問，「有沒有社會組織來幫助過你們」，在回答之前，Misako首先講道：幫助這個詞意味着她處於弱勢或不平等的處境裏，但她並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如此定義。
感謝串串對本文報道和寫作過程中的翻譯幫助。
注：Misako女士日文原名為いちむら みさこ，此前的中文媒體報道中，她的姓名多依照慣例被譯為漢字市村美佐子。在本篇報道的採訪過程中，她表示希望按照音譯用英文字母顯示她的名字，故本文采用Ichimura Misako來稱呼她。
部分細節參考自Misako的書籍：《無家者：在看見和看不見之間》（ホームレスでいること: 見えるものと見えないもののあいだ）《親愛的kikuchi、帳篷和巧克力》（Dear キクチさん、ブルーテント村とチョコレートkikuchi），以及《小山筆記》（小山さんノ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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