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十多年，艺术家Ichimura Misako一直住在东京市中心的一座公园的帐篷里。她的野宿生活始于世纪初的2003年，在泡沫经济崩溃后的经济下行期，野宿者们像雨后春笋般在城市公园和街道里冒出来。此后一些年里，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治理方式，希望让野宿者们离开公园，找到工作，回到“正常” 的现代生活里。但Misako始终没有搬离公园。她不断抵抗政府干预，反对野宿者因为城市更新项目被驱逐出原本居住的公园。
无家可归者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字。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人群被叫做“流浪汉”，并不是一个会出现在主流视野里的群体。
台湾（香港）读者更熟悉的称呼是“流民”或“街友”。我参加过台湾关注无家者议题的组织“芒草心”的一次街友导览，导游是一位曾经在台北火车站（街友聚集地）生活多年的街友，在行程中，他带着团友走了街友的生活路线：领取食物的地点、洗澡的地点、找日结工作的地点、睡觉的地点，还有白天出门工作时，藏家当（主要是睡觉的纸板）的地点。“芒草心”的服务重点是“培力無家者足以自立生活”，在那次导览中，团友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台湾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健保系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照顾无家者。
如果你遵循既定的经验，把无家可归者当做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或者将无家者的数量作为衡量社会发达程度的标准。你也许会难以理解Misako的野宿生活。
200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支持无家可归者独立特别措施法》，在法律层面协助那些“失业的人、需要工作的人和需要福利系统支持的人”进入独立生活，日本民间也有数量庞大的支援团体（尽管现实情况有不少令人诟病的地方），有非盈利组织从2009年开始制作《街头生活SOS指南》，将杂志放在野宿者会出现的场所，2024年的东京23区版本指南囊括了街头生活所需要的食物、医疗、工作，甚至是社交和锻炼信息（指南同时为那些“对生活感到迟钝和焦虑”的人提供帮助，将性少数、单亲家庭、蛰居者、出狱者的需求也考虑在内）。
在采访中，Misako很坦诚地告诉我，这些年，日本政府大体上是遵循“人道主义”的，尽管政府非常希望她和其他野宿者离开公园，但并没有采取过暴力驱逐的方式。
列举这些背景，并不意味着忽略野宿者们面临的困境和不公。但Misako的讲述为我们理解野宿者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增添了另一种可能，它关乎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关乎一个女性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传统父权社会的反思和反抗。
1 住在公园里的人
从东京某公园的一个门进入，沿着苍翠的林荫道走上几分钟，就到了Misako女士的家：那是一个隐藏在高大树木间的蓝色帐篷，树木丛中的空地是她的客厅和厨房，家里放著捡来的，或朋友赠予的家具。她有一张宽大的沙发，上面是玫红色的沙发垫；她也有厨房，锅碗瓢盆一应具全，她喜欢用手冲壶给自己来上一壶咖啡；她也有淋浴间，淋浴头挂在树干上，水泵从水桶往上抽水。晾晒区也很有意思，晾衣绳系在树木之间，得再绑一把透明雨伞，这是为了防止户外突如其来的大雨。
因为常年生活在户外，Misako女士带着防晒帽出现。她身形匀称，有一头羊毛卷发。东京正在经历历史上最热的夏天之一，作为住在户外，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的人，Misako女士的感受也许比一般人更深刻一些。见面的前一天，Misako提议，我们应该去找个凉爽的地方。
但考虑到我对她在公园里的生活里更感兴趣，她提议，我们先在公园集合。我到达的时候，Misako和她的邻居小川先生正在晾晒糙米，因为小川发现米桶里生了虫，他在地上铺上布就开晒，虫子不知道有没有晒出来，但公园里的蚂蚁很快就爬了进去。
Misako生活的地方，是东京最大的公园之一，这里曾经是日本陆军的练兵场、二战后驻日美军的宿舍、东京奥运会的奥运村，1967年之后，它成为城市公园，对于东京的1400万市民来说，这里是散步、休闲的好去处，每年樱花盛开的季节，这里的一万八千株樱花会吸引大量人流。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4年对无家可归者的调查，城市公园是野宿者选择最多的居住地（25.2%）；此外，野宿者们还居住在河流边、街道上、车站大楼里，最近几年间，野宿者居住的地点没有明显变化。
现在，Misako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她早上七点以后起床，但为了避开来巡逻的公园管理人员，她会等上几个小时再出门。为了确保没有新的人在这里安营扎寨，遇到朋友借宿的时候，管理员要盘问好一会儿，叽叽喳喳的声音让她感到厌烦。对于政府来说，治理是“有效”的，厚生劳动省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无家者人数是2820人，相比二十年前，人数已缩至1/10。
起床后，Misako会去十几米外的公园接水处洗漱刷牙，洗衣服和洗碗也是在这里。白天，她要做的事情不算少。她去图书馆工作，顺便给手机充电。酷暑或酷寒的时候，她也得去图书馆以躲避极端天气。朋友来的时候，她就会支起折叠桌和凳子，给朋友泡茶和咖啡。
她的工作之一是运营一个叫“Nora”的女性野宿者网站，自从她意识到女性野宿者们需要更多的支持，从2008年起，几乎每年Misako都会举办活动，和女性野宿者们一起聊天，分享食物，通过售卖自制卫生巾和自制木筷来赚取生活费。
2 蓝色帐篷村
Misako的一位好友，日本的社会活动家稻垣先生告诉我，在日本，野宿者支援团体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了支援“贫困”野宿者的生活，帮助他们申请社会福利或者廉租房，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种“支援”的目的，是帮助野宿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人住在哪里是自己的自由，（帮助）Ta 们抵抗政府的干预”。
對於Misako来说，艺术家出身的她没有什么钱，但“贫困”不是她开始野宿生活的最主要原因。
2003年的夏天，Misako来公园探望她的朋友，第一次见到了绵延不绝的蓝色帐篷。人们在公园里的房子各异：失业的建筑师会建造一所正儿八经的带院子的房子，也有人的房子就是一张铺在地上的床单，所有的东西堆在地上，一张罩子就是房子的边界线。
厚生劳动省2003年首次对全日本的无家可归者进行了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日本的无家可归者共有26295人，其中5500人居住在东京都23个区的街道上，约有2400人住在公园或其他地方，用纸板或塑料布制成的帐篷是Ta们的家。在Misako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帐篷村从公园蔓延到好几个地铁站之外，东京都内的主要都立公园，都有野宿者的身影。因为帐篷太多，她发现自己很难找到原本要去拜访的朋友。
大量野宿者的出现有其时代背景。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陷入泡沫经济时期，此后十几年是漫长的经济下行期。稻垣的记忆里，他1994年上大学，社会上关于日结工的处境问题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日结工和野宿者情况类似，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就能找到工作，拿到日结工资，如果经济情况不好，很多人就会失业，没有办法支付旅馆费用”。
稻垣在大学时期第一次参与到了支援日结工的活动里去，地点在东京山谷地区，那里有东京最大的日结工市场，稻垣说，“你可以理解为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日结工们都是青壮年劳动力”。
千禧年之后，小泉政府上台，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量削减国家福利，鼓励市场竞争，这一经济政策在当时的日本造成了更大的失业人群，失业的人又变成野宿者。
在搬进公园之前，Misako是一个刚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大学生，“你知道的，艺术家很容易吃不饱饭”，她一边打工，一边做讲师，摸索自己想做的事情。她发现身边的年轻人，抑郁率越来越高，“人一直在努力工作，可是无论再怎么努力，也难以实现自我的价值”。她对社会感到失望，不愿意再过“为了付房租而拼命工作”的生活。
在她出版的一本名叫《无家者》的书里，她用“别无选择”这样的词语来描述成为野宿者之前的生活：“我别无选择，只能工作，我别无选择，只能与人竞争，我别无选择，只能交房租。虽然有屋顶、有厕所、有水电和煤气，很方便，但维持这种生活并不容易”，她思考，“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过上更丰富的生活？”
2002年夏天结束之后，她决定在公园里搭起自己的帐篷。搬家的过程很简单，她刚到，有立马有邻居张罗着，拿多余的家具给她。那是一段对野宿者的生存极其友好的时期，Misako说，人们不断追求新的商品，扔掉旧的东西，大家走在街道上就能捡到很多家具。帐篷村里的人仅仅靠物物交换就能生活，“有的人特别擅长找卷心菜，有的人特别擅长找二手衣服”，最重要的是，“因为物件都是捡来的，所以大家没有占有欲”。将捡来的物品拿去去跳蚤市场卖，也重要的经济来源。
获取食物的方式很多，野宿者们通过交涉，让食品公司把过期的食物拖到蓝色帐篷村来扔掉（也解决了食品公司处理过期食物的费用），一位喜欢汉堡的老先生总是在汉堡店打烊之时去店门口捡一大袋汉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会自己种西红柿。
有时候食物甚至会过剩，Misako有一次就给朋友写信抱怨：“世界上有太多过剩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外面被判定为垃圾，却在这里产生新的价值…白菜到处都是，我真想把它们全部踢走。”那几年的帐篷村，培根和面包也是不缺的。
Misako开始公园野宿的生活，是一次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主动选择。但她知道，许多最初来到蓝色帐篷村的人，并非出于因为和她相同的原因，“许多人是因为自幼贫困，长大后在竞争社会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我想有许多人，是因为感觉到自己无法再在这样的制度下生存下去，带着仅剩的食物和衣服来到这里。”
在2003年的帐篷村，约有350人住在这里，宛如一个小村庄。帐篷村内部，也有形态不一样的社区，有醉汉聚集区，有麻将馆，也有以“二手交易”或“收集铝罐”为基本职业的人构成的网络。人们的背景也不一样，在建筑工地打过工的人们对搬运重物有经验，也有人适合与公园管理处谈判。有一次，Misako写了一篇关于帐篷村的文章，因为有人不识字，一位原先做过主持人的人用非常戏剧的表演方式朗读了这篇文章，很快这就演变成一场小型的交流活动。Misako想表达的是，这种自给自足、相互支持的系统，让野宿者们自己构建了一个村庄。
3 “娜拉离开家，过着无家可归的生活”
从第一天住进帐篷村的时候，Misako就发现一件事，帐篷村里目之所及处几乎都是男性，她只偶尔在打水的时候遇到女性。
研究女性贫困和女性野宿者的学者、京都大学副教授丸山里美在其论文《无家可归者的独立与抵抗——来自女性无家可归者的日常实践》中提到，2003年厚生劳动省进行无家可归者调查时，问卷是为男性无家可归者设计的。在调查中，除了总人数，其他的问题没有按照性别进行区分汇总，因此在调查结果中，人们除了得知女性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是759人，占比2.9%，此外对她们的生活方式、遇到的问题、开始野宿的原因都一无所知。而当时的其他定性研究，几乎没有提到女性无家可归者，“换句话说，在日本目前的研究状态中，人们隐含地假设无家可归者是单身男性，无家可归的女性几乎被视为不存在”。
女性野宿者不在研究视野里，但正在过这种生活人却难以忽略其中的問題。Misako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有一天，一个男性野宿者对她说，“借我个女人吧”。另一个女性野宿者跟他抱怨道，她的邻居半夜一直叫她的名字，但她担心惹怒对方，因此不敢做出反应。
在她搬到帐篷村三个月之后，她决心开始寻找同住在这里的女性。她也想举办茶话会，将大家聚在一起。在费了一番力气之后，她在帐篷村里找到22名女性，有些三四十岁，有些二十多岁，其中两名女性和伴侣一起住在这里。
第一次茶话会只来了5个人，过了几次之后，每次来的人上升到10人左右。除了聊八卦和分享零食，茶话会的一个重头戏是分享衣服，一位主营二手衣物的先生会给她们三大箱左右没有卖出去的衣服，大家为彼此挑衣服，喊着“你穿这件真好看”，Misako曾经分享过一件戴珍珠的粉红穆勒鞋给她心中“最时尚的女性之一”。
2004年，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东京都政府开始向住在公园里的无家可归者出租廉租房，在两年内提供2000个月租金为3000日元的廉租房，支持无家可归者们离开街道和公园。政府也会寻求和非盈利组织的合作，为无家可归者提供辅导员以展开就业和生活辅导。
那是Misako第一次经历“政府的干预”，和面临帐篷村共同体的消失。这一政策开始实施的头半年，公园管理者不断来这里巡逻，严格控制“新帐篷”的出现。政策的第一个两年结束之后，帐篷村的规模约縮小了六分之一。此后，离开的人越来越多，到2007年左右，Misako记得，公园的帐篷村只剩下50人左右。
因为帐篷村的急剧缩小，Misako更加担心生活在其中的女性野宿者。女性在日结工市场中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在过野宿生活的时候，女性还面临更多跟性别有关的问题，例如对生理期用品和内衣的需求。在前述的研究中，丸山里美还发现，女性野宿者们害怕暴力事件的发生，她们时常遭受来自社会人士或男性野宿者的暴力侵害。一位女性野宿者告诉她，生活在野外的时候，仅仅是脚步声也让她感到不安。
2007年，Misako创立了一个名叫Nora的网站，想要找到更多女性野宿者，Nora意味着那些不愿意睡在公寓里的人、“即使搬进了廉租房，但还是会重返街头的人”、用尽全力去过无家可归生活的人，Misako在网站上这样写道。
注：据Misako在台湾做的一次分享中所说，“Nora这个名字的原由是日文野猫（noraneko）或是野狗（norainu）第一个字的发音，同时也是芬兰剧作家易卜生作品《玩偶之家》当中一位女性角色―她反抗家庭，对这个父权制度有很多疑问，最后甚至抗拒为人妻、为人母的束缚而离家，这位女主角的名字正好也叫Nora（娜拉）。“
Nora们很少谈自己为什么、哪一年离开家？为何开始过野宿的生活？以前在哪里工作过？Misako的观察是，有一部分女性野宿者最初离开家，是因为逃离家暴，由于使用政府的福利系统必须登记家庭住址，工作人员还会经常给“家人”打电话回访，因此，许多决心逃离家庭的女性野宿者“被排挤”在福利系统之外。
Misako说，经常被问到“你为什么过这样的生活？”问题来自媒体，也来自想要解决某些问题的福利结构，“她们以为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能让这些人离开公园回到家里去”，Misako说，但她难以给出答案，“这个问题把一切都简单化了，我们来到这里，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由很多偶然的因素决定。”
丸山里美也有类似强烈的感受，在其著作《过着无家可归生活的妇女们》中，她写道，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试图理解女性野宿者们为何成为野宿者，“（女性野宿者们）总是漫无目的地讲述各种经历，比如她小时候遭受性虐待的记忆以及她在与异性关系中遇到的许多麻烦。然而，无论我们认识多少年，无论我们交谈多少次，这些矛盾和支离破碎的情节仍然是支离破碎的，我能够读懂它们之间的联系，并合理化一个女人的人生轨迹，但我永远无法接近她们的现实，即使在我开始听她们的故事后也没有改变。我在研究中试图整理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讲述这些妇女如何最终在野外生活，指出无家可归妇女作为一个群体的共性，并询问她们是否是社会结构的受害者，或者她们是否生活在社会结构中。但她们对自己的生活似乎很难判断。”
Nora成立之后，关心和团结女性野宿者成了Misako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2008年，“Nora”们开始做手工卫生巾，布料是二手织物上剪下来的，考虑到女性月经量的大小不一，Nora开发的卫生巾做成了“俄罗斯套娃”的形式，最大的卫生巾布套里可以塞进去两个更小的卫生巾垫，形状和颜色取决于她们有什么布，和制作者的奇思妙想。
在公园里，Misako曾经给来拜访的人们展示了那些卫生巾，它们颜色鲜艳，有些豹纹或波点状的布异常吸睛，上面通常缝了看起来个性张扬的人类形象。坦白讲，你也很难忽略，一些布料已经起了毛球，这在“卫生巾”产品上显得违和。（我后来在Nora网站的产品介绍中，看到一句对此的解释，是“希望引发人们重新思考社会是否对无菌环境要求过于严苛”。）
但那次来拜访的人们买走了大约30套卫生巾，一位年轻的中国女生希望把这些卫生巾带回中国，作为展示品，在此之前，她习惯了卫生巾就是一次性产品，在中国，她也少有见到流浪者的经历。这正是Misako最初开始制作卫生巾时候的期望，“通过卫生巾，住在公寓里的女性可以想象野宿女性们的生活”。
从2009年开始，Misako每年3月都在公园里举行“Nora”节，背景之一是每年3月3日是日本的传统“雏祭”（也被称为女儿节），Misako不太喜欢这种基于传统家长制的节日，她要为Nora们创造一个新的节日，更重要的是，3月正是冬去春来的时节，大家聚在一起，可以庆祝彼此又度过了一个寒冬。Nora节延续了过去茶话会上的活动，也给了女性野宿者们团结在一起的机会。
4 小山日记：一个女性野宿者的现实与梦境
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野宿者都会参与到Nora的集体活动中来。Misako的邻居小山就从未参与过茶话会和讨论。小山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野宿的生活。在2012年之前，Misako走在帐篷村里，偶尔碰到小山，会简单打招呼，她对小山的印象是“害羞”。2012年，小山病倒在帐篷外，Misako前去探望，才渐渐走进她的生活。
2012年，当她开始照看生病的小山女士时，公园的帐篷村里，只剩下4名女性野宿者。起初，她每日去给小山女士送食物，小山女士偶尔会回赠给她一些漂亮的小物件。但仅仅是送食物无济于事，她问过小山，是否要去医院进行治疗。
按照公共福利的政策，无家可归者是可以申请医疗系统的服务的。但小山拒绝了这一选项，尽管她当时身体虚弱，但她更想呆在自己的帐篷里。许多野宿者都有过这样的担心：一旦去了医院，管理人员就会立马清理掉她的帐篷。Misako后来在回忆小山的文章里写道，“她不愿意让其他人参与到自己的生活或身体中来。”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政府的福利部门提供了并不错的安置和转移条件，但多年来，仍然有很多野宿者会选择住在公园。也有很多案例，是关于野宿者进入福利系统，但不久之后又重返街头的。
2013年，小山去世了。参加葬礼的时候，Misako从帐篷里带去了小山的物品，其中有很多本日记本，她原本打算将这些日记一起火化。烧掉之前，她翻开读了几行，立马就决定要把这些日记留下来，因为那些记录了小山的思想和生活的日记“似乎在强烈地诉诸某种东西”。
Misako，和后来参与整理小山日记的许多人，她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弄明白，这些日记记录了小山1991年到2004年之间的生活，事无巨细地记下她如何开始这样的生活，对自己人生的前几十年的反思和控诉，在作为野宿者生活的十几年间，她的作息、看到的景象、读的书、吃过的食物，以及一个真实的人的痛苦和焦虑，心境起伏和人生思考。
小山的字迹并不是很清晰，她会使用很多自创的、只属于她自己的世界里的词汇。加上户外环境多潮湿或暴晒，这些日记被保存得并不好，Misako和其他志愿者一起，花了八年多时间，将日记整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会按照日记里的记录，重新走过小山走过的那些路，想象她曾经一个人，在孤独地行走中冒出的情绪和话语。
小山的日记里通常从早上起床的时间开始记，然后是天气，“今天我在烈日的暴晒中醒来”，或者“地上还湿漉漉的，沾着雨滴”，最重要的事情是食物和钱，在日记里，常出现的食物有“威士忌、仙贝、面包、腌菜”。她有时候她带着200日元出门，有时候只有50日元，在外面的一整天就靠着这一点钱过活，她去捡烟，寻找食物，精打细算还剩下多少钱，也会在特别想吃生菜的时候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计算钱是痛苦的。小山写道：“我儿时的梦想是变得富有并能够帮助穷人，我必须醒悟，到五十多岁时仅靠100日元生活的可怕痛苦。”“生活在帐篷里，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收入的不便，与成熟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如此不安的灵魂甚至被剥夺了言语。除非我们有能力承受贫穷和孤独的日子，或者重新获得在社会上作为职业人士的能力，否则我们总是会被濒临饥饿的焦虑所影响。”
1991年，小山刚刚辞掉工作，开始过自由生活的时候，日记里会有剩余8000日元这样大额的钱出现，运气好的时候，甚至可以在路口捡到1000日元。她偶尔也会去做兼职工作。2000年之后的日记里，她的生活里常常只有几百日元。
小山酷爱看书，90年代，她会花500日元去二手书店买3本旧书回来看。她最期待的活动，是花掉280日元去咖啡馆里呆上三个小时（有时候是身上所有的钱），她在咖啡馆里看书、写笔记或者阅读曾经的笔记。这样的世界，让她短暂离开现实生活中的烦恼。
她总是写“我要去法国”，后来Misako才弄清楚，那是她最爱的一家法式风格的咖啡厅。也许也是小山在脑海中，为自己创作出来抵抗现实痛苦的幻想和梦境。
但她并不是时时有钱去咖啡馆，尤其是在成为野宿者很多年之后。很多篇日记里，她都把“今天没有钱去咖啡馆”当做一个巨大的痛苦来书写，“当我没有时间、没有钱去咖啡馆读书或写作时，我会感到悲伤和孤独，好像我的心是空的”、“看着常去的咖啡馆窗外的灯光，感到孤独，心想如果这个时候能进去的话，我的健康和心情都会好起来。”
有时候，抵抗这种痛苦的方式是强忍欲望，不断走路：“沿着能走的路走……街道很安静，人们也很安静，我思考着我仅有的少量威士忌、一些水和一小撮仙贝。再走下去的话，我想去咖啡馆……我只剩下了大约50日元。我走得更有耐心，尽可能地拿起一支香烟， 然后开始走，试图把香烟握得更久一些。秋天的祭典上，我遇见了一个背着神轿走来走去的人影。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当你走到大街上时，你会突然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了异国他乡，这里熙熙攘攘，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穿着鲜艳的时尚服饰。 我沿着平常的路线轻快地走着。”直到走到天黑，回到帐篷，结束这一天。
5 驱逐和杀害，还有多少空间留给野宿者
在公园住了20年之后，生活发生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邻居越来越少了，“互相支持”的系统崩塌了。公园里的人开始只能依赖福利系统，或去领取免费派发的食物。一个很小的例子是，原先，Misako可以轻易找邻居来维修屋顶，但随着邻居变少，有些小事情要花更大力气来找人帮忙。
东京市都立公园内的野宿者越来越少，标志性事件之一，是宫下公园的翻新改造，和生活在里面的野宿者被强制驱逐。
2010年，东京都涩谷区市长桑原俊武宣布，宫下公园的冠名权将会被出售给体育品牌耐克（日本），政府的计划是让商业公司承担翻新公园的全部费用，之后，公园会限时出入，使用体育设施也需要收费。
前一年，宫下公园还住着大约30名野宿者，一位60岁（2010年时）的男性野宿者在接受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杂志《spork》采访时说，“城市是沙漠，公园是可以生存的绿洲”，他1995年离开大阪，此后一直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直到2008年，一位原本生活在宫下公园的野宿者离开，将帐篷留给他，他第一次过上了有稳定住所的生活。有了帐篷之后，最大的变化是不用再随身携带换洗衣服，也不用一直找可以睡觉的地方，“睡在路上的时候，柏油路真的很硬”。他的行李在帐篷里，工作在宫下公园附近。耐克公司拿到冠名权的时候，他就做好了有一天会离开的准备。
此后的十年间，希望保护宫下公园免受改造的抗议时有发生，反对者们希望保有免费的公共空间，“只要还有无家可归的人，公园就有必要作为社会安全网存在”。
Misako发起了一系列“no nike”的艺术策划。当政府拆除公园里的长凳时，她和市民团体、野宿者支援团体一起搬来多余的椅子。还有一些趣味性十足的活动，比如女子防身术课程和踩罐子大赛，后者是因为，把罐头踩扁，是许多野宿者每天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她们在公园里举办了许多研讨会和放映会，核心主题是讨论“公园是什么？”“公共空间是什么？”这些问题最后都没有答案，但Misako认为，聚集不同立场的人一起讨论，这就是公共生活本身。
公园最终放弃了改名为“NIKE公园”，但更新计划还是如期举行，2011年，工程竣工，但此后，东京拿到2020年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举办资格，开发商三井不动产又继续开发，将它更新成一个综合商场设施。今年，我去到那里时，公园已经变成一栋综合商场，里面遍布精美餐厅、咖啡和文创商品，公园被移到了楼顶，夏天快要结束的一个午后，楼顶的草坪上坐满了人，有人直播，有人野餐，有人午睡，也有游客模样的人拉着行李箱在这里休息。旁边是一个沙滩球场，那天也许没有被预约，球场上了锁，里面空空如也。
这个夏天，极端天气越来越多了，Misako有一个保温箱，但食物还是很容易坏掉。为了躲避酷暑，原本每周一次的“物物交换”活动暂停了两个月。Misako说，住在公园里的人情况会相对好一点，她更担心那些住在街上的野宿者。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难以忍受的问题，成为野宿者，离开钢筋水泥的庇护，和自然共处是必修的功课。Misako更为忧心的问题是，如何免受滋扰与来自人的伤害。
极端案例之一，是发生在2020年的“涩谷流浪者被杀害事件”。2020年，一名60多岁的女性野宿者露宿涉谷的车站时，被一名路过的男性用物品击打头部，昏迷后死亡。攻击她的男性，是一名与父母同住、没有工作的四十多岁男性，这位男性在后来的证词中提到：他是清洁城市工作的志愿者，他试图对方一些钱要求她离开公交车站，但她没有离开。他以为对方受伤后就会离开这里。
Misako认为，“这是一种带有歧视动机的仇恨犯罪，试图将无家可归者排除在所谓的‘安全和清洁’城市之外。这种‘安全和清洁’的意识形态将无家可归者视为纯粹的物体，视为不存在的东西。”Misako说，涩谷区的公共部门一直在街区里传递“野宿者是社会的负担”的意识，包括大林三佐子去世时倚靠的凳子，深约20厘米，宽约90厘米，那是一个典型的排斥野宿者的“敌意建筑”。
这件事在日本社会引发了强烈的舆论讨论。根据日本多家媒体事后的走访调查，去世的女性叫大林三佐子，年轻时，她是剧院的演员，后来经历了结婚，家暴，离婚，离开东京又回到东京。在职场挣扎多年后，2016年，她因为无力负担房租离开了公寓，开始了带着行李箱上班的生活。疫情来临之后，大林的工作和收入减少了很多。被发现去世的夜晚，她的身上只有一部已经欠费的手机和8日元。
这不是偶发事件，就在同一年，上野公园的一名老年女性野宿者的尸体被发现，她的面部有多处伤口和血迹。事情发生之后，Misako根据新闻的报道，去走访了这位去世的女性生活过的区域，与见过她的人交谈。Misako到达的时候，发现已经有人献花祭奠，只是献花的方式很独特，鲜切花是直接被插进土壤里的，她反应过来，如果人们拿来的是包装好的花，最终会被公园管理员拿走。
最近三四年里，Misako组织过悼念和抗议游行，她举起纸牌，上面写着“我不想被谋杀”。很多时刻，她总是想起那些被谋杀的女性，“和她们的死被忽略的事实”，她在深夜游荡去公交车站，给大林女士带去粉色的花束。在网站上，她写道，“究竟要如何才能拿回作为无家可归者女性的尊严？”——这些年，住在帐篷里的她经历过有人纵火，有人扔石头，社会层面上，野宿者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
她也去了涩谷区政府处抗议，希望政府不要加剧对野宿者的歧视和伤害，沟通并不有效，出面的官员不理解，依旧只把野宿者当作“社会问题”：“难道我们应该允许人睡在公交站台上吗？”
最初搬到公园的时候，Misako没有想过自己会住这么多年，她也不知道未来还能住多久，公园的生活有浪漫的一面，也有不为人所知的拮据一面，和任何一种生活一样。第一次见到Misako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向她提问，“有没有社会组织来帮助过你们”，在回答之前，Misako首先讲道：帮助这个词意味着她处于弱势或不平等的处境里，但她并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如此定义。
感谢串串对本文报道和写作过程中的翻译帮助。
注：Misako女士日文原名为いちむら みさこ，此前的中文媒体报道中，她的姓名多依照惯例被译为汉字市村美佐子。在本篇报道的采访过程中，她表示希望按照音译用英文字母显示她的名字，故本文采用Ichimura Misako来称呼她。
部分细节参考自Misako的书籍：《无家者：在看见和看不见之间》（ホームレスでいること: 見えるものと見えないもののあいだ）《亲爱的kikuchi、帐篷和巧克力》（Dear キクチさん、ブルーテント村とチョコレートkikuchi），以及《小山笔记》（小山さんノー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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