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見到楊圓圓，是今年6月，她的紀錄長片《女人世界》（Chinatown Cha-Cha）的上海試映會。她留了一個比寸頭還短的髮型，沒等我把「好酷」說出口，她就說——那個，我剛做完化療。
我心頭一顫。
影片快結尾時，主角Coby（余金巧）去世的消息被醒目地打在大銀幕上。我心頭又一顫。
片尾字幕滾動，鳴謝名單裏出現了楊圓圓的女兒。心徹底晃動的同時，我意識到，我們初次相見時，她其實就已經懷孕。
那是2020年秋天，她帶著短片《相愛的柯比和史蒂芬》（Coby and Stephen are in Love）在電影節放映。今年9月24日，她回到電影節，牽著女兒走上紅毯，也頂著自稱長度已經可以裝酷的短髮，完成了《女人世界》的全球首映。
我理解了她為什麼跟我說做《女人世界》的6年裏，像是活了好幾次。我也因此預想到這篇採訪會複雜、回環、信息量爆炸，因為《女人世界》與她的生命是如此細密的交織著，不僅她變了，電影也早已隨著這6年間的內外動蕩變了。
這原本會是一部聚焦舊金山唐人街黃金時代華裔舞者歷史的議題作品，關於亞裔、關於女性、關於被遺忘的歷史和不被看見的中間者。但如今，楊圓圓選擇讓它成為了一場生命的對話，為那些現年已八九旬跳舞奶奶們搭建了全新的舞台，安放她們的過往與末章。或許是在經歷人生的無常和世界的顛覆後，這個1989年出生的年輕女性，更加相信了她曾在跨世代異鄉人那裏獲得過「永恆的現在」。也或許是這樣，今天的觀眾才能夠通過寬闊無邊的情感共振，找到些許與片中久久離散的人們的歷史關聯。
在平遙國際電展的首映現場，《女人世界》主角們衝破銀幕的生命力收穫了所有觀眾的淚水與敬意。影片將在院線上映，與更廣泛的觀眾相見。在這之前，有必要完整講述它與它背後的歷程，因為這或許能打開更多女人的世界。
「肯定不止一個黃柳霜」
楊圓圓生於1989年的北京，青春期極速的社會發展讓她成為全球化的女兒，北京奧運會舉辦那年，她去到英國學習攝影。在此之前，她從未思考過「故鄉」與「他鄉」。在倫敦巴士二層上聽竇唯，是她重建對家鄉情感的開始。而闖入異國中餐廳後被喚起「停滯的時空」感受，讓她察覺到兩地華人文化斷開了，從此對身份與歷史議題產生了興趣。
翻開她作為視覺藝術家的履歷，幾乎都關於「造鄉」。她的藝術作品關注人口流動、移民、身份的消失與重建。2018年，她在亞洲文化協會的支持下，到美國展開一個關於20世紀演藝圈中華人女性的主題研究，並籌劃出自己的藝術項目。所以，此前她從未想到自己將要做的，會是一部紀錄長片。
她剛去美國的時候，對黃柳霜特別感興趣。黃柳霜是好萊塢的第一位華人影星，但很長時間以來她都生活在夾縫中。尤其她的混合身份與角色形象，既讓白人以她取樂，又讓華人以她為恥。這讓她的職業成就被遮蔽了。楊圓圓特別堅定地覺得「在那個時期的美國，肯定不止一個黃柳霜。」後來，她看了香港城市大學魏時煜教授拍攝的紀錄片《金門銀光夢》，發現了華人女導演伍錦霞。
伍錦霞是美國二代華人移民，活躍在20世紀上旬的影壇，在當時被稱為「好萊塢唯一的華裔女導演」，拍了11部電影，但有9部已經散逸了，也包括1939年的《女人世界》。那是一部她擔任編導、由36名女性出演的電影，挑戰了當時的性別刻板印象，展現了獨立女性間的姐妹情誼。楊圓圓說，光看它的梗概就覺得很先鋒，感到很振奮，但又只能看到梗概，好遺憾。「《金門銀光夢》裏伍錦霞的許多作品都是從垃圾堆裏面找出來的」，她強調了「垃圾堆」幾個字，說「做這個項目調研的半年間，總是發現許多檔案在垃圾堆裏，這麼重要的歷史竟然被遺忘了。」
於是她決定跟隨伍錦霞的足跡，去探尋那些塵封的粵劇戲台、電影片場與夜總會。她走訪了美國現存的唐人街，在網上找到了舊金山唐人街夜總會曾經的舞者Cynthia（方美仙）。她現在是都板街舞團（Grant Avenue Follies）的領頭人物。那是一個由70歲以上亞裔女性組成的舞團，成員多數都是離婚或者喪偶的狀態，她們職業各異，Cynthia和Patricia（周笑月）是過去夜總會的舞者，而像Emily（黃應英）Clara（馬文蕙 ）等等都是到了老年才開始跳舞的。她們聚在一起吃喝旅行，參加公益活動，用衰老身體的舞動去鼓舞台下的觀眾，還會搞各種各樣有趣的派對。既和酷兒社群「Chosen Family」有某種相似，也和如今興起的女性互助養老不謀而合。
但沉浸在項目調研中的楊圓圓，立馬想到的是——「這不就是《女人世界》的翻版嗎。」歷史的遺忘速度提醒著她一定要趕快見到都板街舞團。2018年6月，楊圓圓去到了這群奶奶們在拉斯維加斯的演出現場。Cynthia帶她去見了唐人街紫禁城俱樂部最後一任老闆Coby，說這是她們92歲的「legend」。
當時Coby正在台上彩排，她的每一個舞動起伏都是絕對的焦點，滯重的身體依然可以輕盈流暢地轉圈、抬腿、扭肩。她緩慢又俏皮地脫下層層外套，每一層似乎都關於性別與族裔的歷史。貼身穿的是萬花筒似的表演服裝，每種圖案似乎都關於身份的創傷和確認。而她脫衣服的動作卻像在振臂揮手，似乎這一切並不完全輕鬆，卻也不那麼沈重了。
楊圓圓難以忘記當時的情景，「Coby像蝴蝶一樣，我特別震撼，我沒見過這樣的衣服，也沒見過這樣的老人，我知道她已經92歲，但不敢相信我眼前看到的這個人真的92歲。」當時舞台上的燈光正在調試，忽明忽暗，背景音樂也極其美幻，像一個夢。
她意識到這一幕融合了很多個層疊的歷史時刻，不可描述。想要展現她們的故事，那就必須用影像，必須是紀錄片。
Coby的處境
「那天Coby從台上下來的時候，我就一直追著她走，她對我好不耐煩，估計心裏在想哪兒冒出這麼個人。」楊圓圓描述自己對Coby的好奇和熱情幾乎是忘我的，想也沒想就買了機票追去她住的舊金山。畢竟，動態的生命比定格的史料更具震懾力，楊圓圓的目光完全被Coby吸走了。
這讓Coby本人也感到驚訝，「You’re not from Chinatown，you’re from China!」——楊圓圓對Coby的這句話印象很深刻，意思好像是，你這個大老遠從中國跑過來的小孩，居然對我們的過去這麼感興趣。
Coby於1926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父母是美國第一代移民。她的中文名叫余金巧，但她除了自己名字和父親家鄉的名稱以外幾乎不會任何中文。Coby從小喜歡踢踏舞和爵士樂，一路成為舊金山夜總會最知名的舞者——由於當時的華人很難獲得工作，沒辦法離開唐人街，舊金山才會產生夜總會文化，但逐漸地它也成為白人的消費景觀。Coby討厭那些醉漢，但卻沒有更多選擇。後來，她們全家賣下紫禁城俱樂部經營，又在白人艷舞文化佔據更多觀眾後，一起見證了唐人街夜總會的落幕。
在楊圓圓之前，很多人想採訪Coby這個傳奇人物，但都被拒絕了。因為她對自己早年跳舞生涯的情感很複雜，也清楚被台下的白人名貴觀看意味著什麼。楊圓圓很理解Coby的遭遇，她從過去的照片裏看到了夜總會的華人女孩身上都深深烙印著黃柳霜的美學——一種東方主義的產物——但這是因為那時候銀幕上沒有別的亞裔女星形象。她還在舊報紙中發現，Coby總被稱為「華人吉普賽玫瑰」，而吉普賽玫瑰李（Gypsy Rose Lee）是當時知名的白人艷舞者，這種帶有他者意味的命名方式讓人更明確了她被剝削的處境。
但楊圓圓也發現了Coby的創造性。她喜歡做衣服，自己做演出服，幫別人做演出服，離開唐人街後也曾全職撲在手工服裝製作的事業上。直到92歲這一年，她還常常在縫紉中忘記時間，熬著夜做衣服。
當年，如果有人想要看她跳舞時露肩膀，她就會給自己多穿兩層親手做的衣服，以此來展示自己的審美與手藝。那些衣服往往不是符合陳規的，甚至有些古怪，混合了摩洛哥風情、美式牛仔、日式元素。她的媽媽喜歡粵劇，所以她也會給外套上加中式的領子，表達一種思念。楊圓圓說「Coby一直有自己的反抗，她其實是把演出當作一場時裝秀。」
事實上，帶有少數族裔文化特徵的服飾，配上Coby自信昂揚的舞台表演風格，不免讓人聯想到voguing（折手舞）或drag show（變裝表演），這些今天的性少數群體和女性會進行自我表達的身體表演。楊圓圓也觀察到，Coby正是看到了風情舞文化正在被年輕的LGBTQ+群體擁抱，才重新開始看待自己在舞台上的過往。但那是一個還沒有諸如「多元文化」「女性主義」詞彙和命名方式的過往。楊圓圓感慨說，這是Coby在裂縫中的原創生活。
舞蹈跳老了Coby，她也把舞台給跳老了。如今舞台下的觀眾也變了，凝視少了，欽慕多了。Coby依舊踏著十釐米的華美舞鞋登場，英文報幕貼切地說她「92 years young」。
92歲，人生線程上交響樂章的回旋階段，是去打開過去、講述自己契機，於是Coby接納了楊圓圓日復一日的跟訪，成為了親密的朋友。她們的生命從此相融。楊圓圓也常常喚起Coby都忘記的人生細節，因為充分調研的她熟悉那個輝煌時代的唐人街所有夜總會的名字，以及Coby的歷任舞伴。她說，Coby甚至會問她還記得當年的某某某嗎。——她忘記了楊圓圓不是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
於是，楊圓圓就這樣一邊看著她們的當下，一邊想著她們的過去，只差把攝影機架好了。
歌舞公路之旅
在開拍前，楊圓圓還去了趟古巴哈瓦那昔日的唐人街，因為在20世紀早期古巴唐人街和美國唐人街有很多貿易往來，兩地華人之間還有好多是遠親關係。當時是2018年9月，古巴和美國之間的旅遊限制解除不久，這點燃了都板街舞團奶奶們的興致，她們想要跟楊圓圓一起去古巴。
「我很激動，如果奶奶們能在古巴唐人街有場演出，不就意味著我們可以激活塵封半個世紀的舞台了？而且這兩地的華人還能見面，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反覆問她們，你們真的願意去嗎？古巴不能上網，你們還願意去嗎？」奶奶們很快收拾好了行李。她們的全然信任和旅程的不確定間形成了巨大張力，也讓楊圓圓異常興奮，她意識到，自己拍的東西會變成一個長片紀錄電影。
她提前回紐約上了一個紀錄片工作坊，是12個學員裏唯一沒有電影拍攝經驗的，但是很幸運地在那兒遇到了合作攝影師Carlo，儘管她手頭的經費只夠承擔他的機票和酒店。而整個項目就是由這麼一個個偶然性推動的。
在古巴的一個星期，奶奶們來到了「新大陸」戲院（現在是一個古巴武術學校），和當地的花旦同台演出。她們互相唱歌和交談，也算記憶的交換。
古巴的拍攝途中上有很多波折，但楊圓圓記得最清楚的卻是Coby和Stephen（Coby小18歲的伴侶）每天晚上都想出去蹦迪。「其實我白天拍完了只想歇著，別的奶奶們也想歇著，但Ta們倆真的太好玩、太有生命力了，我就只有拉上Carlo一起陪Ta們去。」也是那時候，楊圓圓和Carlo都認為Coby和Stephen的愛情故事也值得單獨拍一部短片。
後來，這個愛情短片《相愛的柯比與史蒂芬》，在2019年9月美國的Camden電影節做了首映，之後又去了十多個全球各地線上線下的電影節。Coby和Stephen和大家一起看了這個片子，邊看邊笑，說天吶，你還拍了這個，啊那個你也拍下來了。
楊圓圓覺得自己很榮幸可以記錄Ta們的生命，因為此時的她已經經歷了拍攝過程第一次與生命的交手。
那是在古巴旅程結束不久後，她回到中國，還不知道是否要繼續影片的拍攝計劃。2019年的1月，她的父親癌症復發去世。父親是一個攝影愛好者，很早發現了她在攝影方面的天賦，經常給她提供設備上的支持。後來她去英國學習攝影，也是受到了父親的影響。父親去世後後，她不想整日沉浸在悲痛中，決定回到美國繼續長片的拍攝。她說「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可能也會失去Coby她們」。
現在回看，楊圓圓覺得自己那時候是瘋的。不僅剛失去一份固定收入來源，還把大部分存款都花在了買更專業的攝像和錄音設備上，沒有考慮任何後果。而且，她知道回美國後就是一個人拍攝了，為了把相機拿穩，瘋狂練了幾個月拳擊。走之前，她在父親留下的攝影器材裏挑撿了一些拍電影能用上的設備，說這是「帶著我爸的一部分在繼續完成這件事」。
2019年5月，她回到美國，再續與奶奶們的緣分。除了在舊金山的日常拍攝，6月還和舞團一起去了夏威夷演出，一個人擔當導演、製片與攝像的角色，全世界跑。不過令她萬萬沒想到的是，奶奶們的下一站會是中國。
2019年9月，楊圓圓被上海的外灘美術館邀請做一個藝術項目，她立即想到可以讓奶奶們也到中國表演。於是她開始設想這趟中國之旅的安排，因為她知道奶奶們來中國的意義不止是一場演出，更是來到中國這件事本身。後來，她真的帶著這群曾經在紫禁城俱樂部跳舞的奶奶們，到了真正的紫禁城，一邊做導演，一邊做起了導遊。
帶16個70歲以上的老人出遠門是不容易的，從上海到北京，從外灘到故宮，楊圓圓一路配合演出、擔任翻譯、推著Coby的輪椅、訂酒店、抗相機……她說「我的拍攝漸漸變成了一個公路電影的結構，敘事在旅途之中顯現。」在這個過程中，楊圓圓與奶奶們似乎也越來越靠近了，她成了舞團的一員，Cynthia變成了她的乾媽。她逐漸感受到紀錄片是兩撥人有著不同身份與背景的人相遇，與彼此交換世界。
死亡與新生
奶奶們從中國離開了後不久，楊圓圓結束了人生中最累的一個月。此前全情投入的她突然如洩氣的氣球，她想停下來捋思路、找資金，再進行後面拍攝。但誰也沒想到，世界的劇本在此刻發生了變化，她的休整期結束後，新冠疫情爆發了，阻絕了她再去美國拍攝的可能。
此時她手上已經有20個T的素材，於是她決定先不拍了，進入後期。一個毫無電影從業經驗的人，就這麼開始組建起了專業的後期團隊，學習整套產業流程。而正當楊圓圓在適應新的創作模式時，Coby去世了。
這是2020年8月14日，去世的前一周她還在跳舞。某種意義上，楊圓圓記錄了Coby的最後一舞，也如她說「Coby真的跳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
一周以後，楊圓圓有了跟生命的第三次交手——她發現自己懷孕了。Coby的女兒知道這個消息後哭了，還跟開玩笑說，這個孩子可能天生就會跳舞，就好像一種生命的循環（cycle of life）。
她開始帶著新的生命去完成後期工作，跑電影節參加創投，向社會眾籌資金，買檔案版權，以及按電影長片規格和需求去重新組織素材。2021年初，楊圓圓開始和剪輯師唐倩妮一起合作，她形容那是一段肚子和剪輯時間線一起長大的日子。4月女兒出生後，她常常半道出去給孩子餵奶。隨著生活的巨大變化，楊圓圓也意識到這個片子與最初的想法不一樣了。從前做藝術家的時候，她可以把所有的檔案、議題和人物放進一個項目，但電影是時空的藝術，是連貫的銀幕敘事，沒辦法容納太多維度的線索。她坦言「拍電影就是一個做減法的過程。」
然而，更大的意外來臨了。2023年11月，楊圓圓被發現患上淋巴癌。福禍相依，那時候影片剛拿到來之不易的公映龍標，「非常離譜，我老公在醫院照顧我好幾天後回家收到中國郵政的快遞，裏面是一張光盤，他不知道那是什麼，還差點給扔了。我說，這是龍標啊，大哥！」
內外的衝突，讓楊圓圓有了一種特殊的病人心態——確診為癌症一期後，她只想著有病就治病，治好了就趕快忙電影的事情。她那時候被通知需要化療8次，每次化療在醫院待7天，回家15天。而在第一次化療之前，楊圓圓就拉著大家把混音和調色都定了。團隊所有人都驚呆了，治療日程成了推動她完成工作的deadline。《女人世界》的製片人徐筱說，楊圓圓還會在每次化療回家的間歇掛著氧氣瓶和大家開會，是醫生口中整個血液科最忙的病人。
從經歷生育到困在病床，楊圓圓在創作《女人世界》的過程中與身體搏鬥了幾輪，也體驗了作為女性的不同部分。她說還好那時候做的項目是《女人世界》，鏡頭裏這群在死亡逼近時仍然起舞的女人給了她莫大鼓舞，「好像一直都還能從她們身上學到東西。」
創作是療癒的，電影的後期工作對楊圓圓來說是個轉移注意力的事情，做電影的信念讓她「活在當下」——這也是Coby留下的智慧。順利的是，她在今年4月就提前結束了療程。回望這一切時候，楊圓圓也像Coby一樣樂觀，笑著說「現在頭髮已經長出來了，可以去炫耀是時尚了」，轉過頭，她又感慨「做《女人世界》這6年，我好像活了好幾次。」
講述共同的故事
也許會有人期待《女人世界》給出一份有關性別和族裔的歷史報告，畢竟這個題材如此具備議論性，楊圓圓掌握的素材又那麼豐富。但成片卻不是這樣，更多的篇幅都在呈現主角們現在時態的故事。我曾以為這偏離了創作初衷，她會有不甘或無奈。但她說完全沒有，作品就是在創作過程中摸索和生長出來的。這是她主動選擇的「側重」。
「如果我真的把成片做成一個散文電影，去探討議題，她們的出現就是輔助性的工具了，但她們這麼有生命力，Coby這麼大女主，我不想要她們的魅力被削弱。」回想與Coby相遇的那個瞬間，楊圓圓想要傳達的，就是那種在歷史的轉身瞬間被另一個生命鼓舞的震動。但她也依然沒有拋棄對議題和歷史的興趣，用另外的項目（將在明年出版的書籍《她鄉舞曲》 ）完成了討論與追尋，也在《女人世界》中保留了許多進入歷史的線索，以及這個片名——對華人先鋒女性的致敬。只是六年的時間，內外的動蕩都讓人更想去講述似乎可以貫通本質、撥開雜音的情感。
而情感的故事，就是我們「共同的故事」。關於這一點，楊圓圓還分享了一件事。
在疫情期間，都板街舞團的奶奶們突然成了網紅。當時亞裔歧視回潮，美國唐人街的一個華人奶奶被搶被打，但沒想到這位奶奶抄起雞毛撣子把對方打走了。都板街舞團的奶奶們知道這個新聞後，寫了一首混合了廣東話和英語的說唱，叫《雞毛撣子說唱》，擺出了亞洲奶奶不好惹的態度。這支MV引發了大量的關注，她們後續還被請上了美國的電視台。
但在美年輕華人卻對奶奶們的表達有著明顯不同的態度，楊圓圓觀察到「Ta們可能會覺得老一代華人不夠激進，覺得Ta們的長輩沒有爭取到什麼。」這是因為️️ 1960年代美國黑人在開展民權運動時，亞裔的聲音相對來說不夠響亮，所以代與代之間存在著歷史的債務問題。楊圓圓說這是「互相不去看見」。
但她自認為是游走在二者之間的人，既過著年輕人的生活，也對老一輩的愛好感興趣，比如粵劇。但事實上，楊圓圓感興趣的不是作為藝術的粵劇，而是粵劇的跨文化交流屬性。早期粵劇班社就像一個旅行團，依靠簡便的設備和靈活的場地選擇，能夠迅速搭建臨時舞台，隨時隨地展開演出。Ta們將粵劇帶到世界各地的華人社群，也在那個還沒有電視和互聯網的時代，讓各地的新聞、故事得到流通。
18歲就離開家的楊圓圓，從開始藝術創作起就著迷於流通與連結。她說「因為我反對宏大敘事，相信歷史是由那些被忽視的個體的遷徙交織構成的。」所以當她游走世界，在不同的文化和人群中來回穿梭時，也總是在有意無意間用肉身搭建橋梁。
楊圓圓曾多次在訪談裏說自己是「講故事的人」，原本我以為她想強調自己作品的敘事性。瞭解她的「橋梁」使命並跟她對話後，我才意識到，她說的是本雅明意義上的「講故事的人」。
1936年，德國人瓦爾特·本雅明寫出了著名的《講故事的人》。他舉例說海員們是故事的源泉，因為Ta們通常經歷過廣闊的海洋和多樣的文化，生活充滿了探索和變遷。今天少數還能夠處於流動和冒險狀態中的人，或許就是21世紀的海員。
而「講故事的人」指的就是這些能夠通過分享個人經歷和集體經驗，將生活中的智慧、情感和思考傳遞給Ta人的人。Ta不僅僅是講述事件的旁觀者或記錄者，還得是打破時空界限傳達共鳴的人，也是記憶的維護者。但本雅明也認為，工業化的信息傳播的方式削弱了個人經驗和集體記憶之間的互動，讓真正講故事的人在消亡。放到今天逆全球化的語境下，則更是如此。世界正在加速割裂，切膚的接觸、真正的進入、完整的口述變得虛弱，經驗變得不可傳遞。
楊圓圓說「現在各地都有自己的語境，也許你在A地非常激進，在B地又顯得過於溫和。」她也提到，美國華裔和中國大陸人之間有很大的文化差異，但如果往前追溯20世紀的歷史，我們的關聯曾是無比緊密的。
這讓她更堅信故事的複雜性和情感的力量，或許「看見相同比看見不同更重要，因為去講述那個共同的故事，就會成為我們之間的連接點。」
現在，她已經再次成為導遊，帶著《女人世界》和奶奶們出發，去往世界不同角落去與不同的觀眾見面，創造更多共同的故事和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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