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筆訪鍾耀華：傷痛是曾經投身的證明，我想這些都是愛

如果那些事情來得迅猛，且一聲令下世界而變⋯⋯

人生在世，該以什麼姿態活著？

端：你仍然記得十年前，在香港變化之始面前，自己的心情和光影嗎？當時的你是處於人生的哪個階段？現在回望，往後的日子你經歷了怎樣的轉變，你怎樣理解這十年時間在自己生命中的份量？

鍾耀華：香港一直在變化——漁村變金融中心、民主發展循序漸進、自由節節倒退、去除港英餘毒重回正軌⋯⋯視乎我們選擇哪一個角度切入。這個時間點，所謂十年前，我理解是說香港自從1997年主權移交後，中國對香港的介入漸多，政治自由甚至經濟自由也走下坡，或面臨巨變，人們想要拼口氣，想要相信守護什麼，最後2014年爆發雨傘運動。

真正的自由不會全然因外力而滅絕，那是來自人們心中的勇氣與力量，而這些往往都來自曾經的記憶與感動。

十年前，我還在香港中文大學讀書，那時政政系（政治與行政學系）還是政政系，名字未變，我有過好多思想上、生命上的衝擊。當時想要選擇這個學系，只是因為想以生命改變生命，也只是因為中文大學相對香港大學，有山有水，也來得土味更重。

我很討厭光鮮亮麗的其他大學，那些燈火通明，那些西裝畢挺的油頭，那些英國殖民遺風。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想法，也許只是受了日本漫畫特別是「海賊王」的潛移默化吧？人能夠隨性而行，不斷鍛鍊自己，感染身邊的人一起同行，去挑戰那過於龐大的世界與歷史，那不是很青春熱血嗎？我想或許是這樣吧？

不過人從中學畢業，面對更廣闊的世界，竟是如此茫然。眼見圖書館裏書藏萬本，而自己一無所知；眼見身邊都是滿口理論，隨便一個概念都滔滔不絕的學長與師長，只有一股熱血的自己，算得上是什麼？於是我失落，自悲，毫無信心，像頭野豬亂衝猛撞，在課上課外不斷提問，不斷找老師問像我這樣的年紀時，你們有想過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嗎？世界過於龐大而自身過於渺小，究竟自己之於世界，算得上什麼。

「改變是漫長而悠長的，細水長流，那時我是如此深信著，如信仰一般——我沒有想過改變可以是身不由己，步向滅亡而毫無寸進，死不留名，但現在的我，又不那麼悲哀了。」

然後某天在大學圖書館裏我忽然想明白，如果那些事情來得迅猛，且一聲令下世界而變，其實正如暴政極權一樣恐怖，那只是以生命統治生命。改變是漫長而悠長的，細水長流，那時我是如此深信著，如信仰一般——我沒有想過改變可以是身不由己，步向滅亡而毫無寸進，死不留名，但現在的我，又不那麼悲哀了。

我到大陸廣東從化的一條山村實習，被當地人、帶我實習的社工感動了，他們接納了我的無知，與過於天真的純情，我詳細記錄在〈在最暗的夜，無人看到你是否站直〉一文裏（該文曾刊《明報》，收於《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我又接觸了政治學，那時候系所上的老師們熱切參與公共討論，他們給我機會參加師友齊集的討論會，會定期和我們見面，帶我和同學行山，讓我參與到「博群計劃」大學未圓湖邊的月夜文藝活動。感謝周保松、馬嶽、李家翹與黃鶴回，我覺得自己找到腳下著力的微小支點，可以開始伸手摸向無際的天空。我覺得政治或者社會，應該可以變得更好，後來我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因緣際會下成了學生會會長。

但我仍舊困惑。我好想知道，人生在世，該以什麼姿態活著。所有的參照對我來說都不自在，都不舒服，我渴望某種自由，無以名狀的漫游，而眼前彷彿依然無盡高牆，每天看著民間受打壓，一個又一個機構倒下或向建制跪低，媒體被威脅恐嚇，身邊的師長被拘捕或控告。

那個時候，這就是我世界的全部。在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有一處「天人合一亭」，前臨吐露海港，遠望八仙嶺山線，亭下有極淺的水池，呈新月型，兩旁有大樹。蔭下垂柳，有時微風吹拂，而當池面平靜如鏡時，就會映照天地。人在那裏，好像可以思考各種毫無實用，但在在支撐人們生命的愁緒。有時候，甚至覺得可以越過所有高牆，一躍而自由。

有次我站在亭下好久好久，望著那迷人的景色思想出神，眼眶徐徐沾濕。那天稍後遇見好友岑敖暉，他對我說在路上看到我的背影，好擔心我會做出什麼事，但又不想打擾。我口裏說沒事，但沒多說，因為我也不肯定自己會做出或不做出什麼，活著的意義是什麼。但我覺得自己的靈魂被感應到，我想那是某種波動的共鳴，彷彿某些東西被回應了，而我還不確定那是什麼。

那個天人合一的瞬間，那個八仙吐露的微風，那個被發現的關懷，成為我往後許多生命勇氣的參照或者根源——對我來說那是自由的具體畫面與連結。我爛身爛勢（衣著破爛），前有天地後有同伴，去做自己想做的，覺得應該要做的事吧。

2014年雨傘運動，當學民思潮黃之鋒與學聯羅冠聰宣佈衝入公民廣場，當港大戴耀廷宣佈佔領中環正式啟動，當我所參與的學聯成員都被警察拉（拘捕）得七七八八時，我成為了9月28日警察發射催淚彈時，台上唯一的學生代表。其實一切都是偶然，但就這樣被寫到歷史的時序上面。無論參與了當時與時任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對話，還是嘗試闖京而被注銷了「回鄉證」，一切都只是巧合。

那其後的十年，面對催淚彈和警棍如雨，面對被告，面對吃人的租金與殘酷的社會，面對2019年的爆炸，我認知到自己的懦弱，也知道自己並非無所畏懼。我有在意的人，有珍重的事，我還不想死。我不是自己一個，身邊有好多人愛護著自己，支持自己，我想要活下去。我知道自己只是站在那些如石沉大海墜落的人們身上的一頭黑鳥，緊緊抓住他們的肩膀直到出血，才有了小小的生命棲點。

「我知道自己只是站在那些如石沉大海墜落的人們身上的一頭黑鳥，緊緊抓住他們的肩膀直到出血，才有了小小的生命棲點。」

用自己的雙腳站起來，可能嗎？

端：雨傘清場，十年過去；2019至今，也有五個年頭了。十年間，你從香港到台灣，又赴英國；2022年，你的書寫合輯《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獲得了台灣金鼎獎。請問可有一些詞語，你覺得適合描述自己現在的狀態？

鍾耀華：我想或者是「力量」、「聲音」、「旅途」。

自2020年起，香港反抗運動被全面鎮壓，身邊的朋友陸續被捕入獄，過去眼前人不斷受傷被捕的畫面反覆浮現，而自己僥倖。我感覺自己的力量逐點流失。「失去力量」是不是真實的，我不知道，但感受卻是真實的。我無法寫文章，或者說，覺得怎樣寫都不對。

「於是我發現我喜歡讀的，是人人負重又無法前進的哀傷，歷史壓輾下的肉體，時代巨輪讓人非如此不可死命地跑⋯⋯」

曾經我希望寫作是種進入運動前的熱身，引領自己以及讀者進入某種狀態，順著心流，或許激情，或者靜心。我著重文字的感觀想像，現實褪去底色，容許內在的野性蔓生遍野，改造存在的思想地景，而不僅是，幾個論點。道理無法改變一個人的，正如自己一路走來，都是有些感覺在前，帶點無知，才能推動自己不斷前進。

其實這也不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無法寫作。我大學本科讀政治，比較多讀政治理論、英美的分析政治哲學。2014年雨傘運動我擔任當時學生組織「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文宣寫作者，工整的三段論，怎樣的前題——人生而自由平等，推出怎樣的政治想像，所以我們應當如何如何。

這麼工整，如此潔淨，乃至於面對警棍如雨下的現實太過無力、無感染、無解釋力。如數式一般的理論，想要囊括萬千世界，是不是有點傲慢。於是我發現我喜歡讀的，是那些人人負重又無法前進的哀傷，歷史壓輾下的肉體，時代巨輪讓人非如此不可死命地跑的故事、小說、報導文學。我讀查建英講哥哥的《國家的敵人》，讀阿歷塞維奇講白俄的報導文學、細碎自白與剪輯，我讀哈維爾講無權勢者的權力，我讀奧加朵卡萩關於波蘭的星系拼貼⋯⋯我在裏頭，找到生命無力意義喪失的具體感覺，找到原來人人都會這樣的安慰。

2019的香港成為承載爆炸的容器，無論是實在的燃燒，或是而後的灰塵，還是高溫空氣的震動，都波及每道生活，大家都遍體鱗傷。我發現自己一路從雨傘運動，到吃人的社會生存現實，到被政治檢控，再到反修例運動，不斷累積的傷痛已侵蝕內心，內在已被某種哀傷與無力籠罩。就算世間有再多人在不同時空地點共同都承受著同樣的艱難，但最深刻的夢魘降臨每個個體時，我們都是孤獨的，我們都要用自己的雙腳站起來，但如何可能？

「最深刻的夢魘降臨每個個體時，我們都是孤獨的⋯⋯」

必須要潛到最幽暗的心谷，彷彿有個洞穴，裏面埋藏著一些自己也不願知曉的秘密。原來我想前行。我離開了香港，到了台灣，後來到了英國。是不是失去了籠牢，失去了對抗的牆，就變得不知如何運用自己的力量活著？是不是太習慣在狂風與暴雨裏尋找意義，就變得無法感受風和與日麗？我有點不知道該怎樣寫作，要說些什麼。

憤怒、仇恨和悲哀曾經確實推動我向前，她們陪伴我，保護我，也滋養我，我曾想要證明，想要解釋，覺得在瓦解的世界裏，要堅持奮戰，這些情緒給予我力量，狂嚎，充滿爆發力與生命力。只是到了這個時刻，我想試著純粹地活著，帶著那些記憶，恢復五感，真正感受世間，理解廣闊世界的玄奧。

我開始會用「開心」，會講「愛」，這是我從來未嘗過的喜悅。我覺得香港「好嘈」（很吵），工作模式好嘈，人好嘈，情緒好嘈，風景好嘈。沒錯那是我的故鄉，我愛，也可以有不喜歡。一路以來我都覺得自己在香港好像被排斥，到哪裏都不屬於哪裏。反而一年過後，在英國，經歷過極度繃緊抑鬱之後，開始有點曙光，內心的那團小火，慢慢再重新點燃起來，溫柔和暖的，不再暴烈。

只要世間有信念不息，有鐘反覆敲響，旅途就會繼續，無所謂擱淺與停滯，至於會來臨的情緒，不必拒絕，不過是行囊裏，再多一些的信物而已。這過程有時會茫然若失，不過又好像有點釋懷。或者這是自由吧。於是我又覺得可以嘗試再寫。

該怎樣運用自己的聲音，最近在調節表達的方法，嘗試關於揭露與隱而不發的節奏，施放的力度，但好像又怎樣寫感覺都不對，都不滿意。但我相信，了悟自己的同時，我們就會看見身邊的愛與連結，她們一直存在，只是被暫時遮蔽——被自己或外在的選擇。我會繼續寫。

「只要世間有信念不息，有鐘反覆敲響，旅途就會繼續，無所謂擱淺與停滯。」

在台灣，去到大山大海

端：這次通信之前的幾年，你曾「短暫」經過台灣，想知道台灣在你生命中意味著什麼？台灣作為華人社會的一個存在，雖然對你來說停留的時日不久，可會形成關於這裡的觀感與看法？台灣有哪些特質令你印象深刻嗎？這些與香港是怎樣不同的質地嗎？

鍾耀華：我在台灣留了一年左右，當時租住在東門的雅房，就讀於台北藝術大學（北藝大）的文學跨域創作所。我預期自己會在台灣讀這個碩士兩到三年。在提交予文學跨域藝術研究所的創作計劃裏，本來是寫打算在首年，若比較進入狀態，到台灣不同地方走住，特別是山、鄉間與大海，去和山地之人、討海之人認識，廣結朋友。

我是這樣寫著的——「就算寫作是孤獨，人總是活在於世，想像力總是來自周邊的環境與挑戰。我總覺得生命的能量總是潛藏在那些傳統陸地以外之地，當然能量都有創造與破壞，但正因如此，才能打破許多界限——特別是海洋，我對海洋總是著迷，因為一切在地上行之有效的律法與習慣都全不管用。要是就算我無法遠洋航行，起碼都想試過海洋的生活。」

結果呢，我沒想過無力是真的，身體似乎無能力活動，要離開我所身處的雅房已經困難重重。大部分時間都是倒在床上，瑟縮在床上的一角，頂多是下樓走到東門市場，買些生活用品煮食材料，然後走到永康街的公園裏呆坐，看著小孩在裏面跑來跑去，逆滑梯而上，與朋友爭執⋯⋯我還深刻記得有時我在耳機重覆播放Hertz的《末日快車》，想像MV裏一幕幕關於香港被抹去的印記與城景空鏡，攸攸的，緩慢的，淚流滿面，如決堤般無法止息。

我墜進憂鬱的世界，每天瀏覽香港發生的新聞，急著重新整理，想知道又有誰被捕了，哪個組織又被逼解散了。疫情關係，我隻身一人在台灣，曾經的公共發表平台幾乎全部因政治打壓倒下，自覺疚對香港的朋友，又在責罵自己，卻同時抗拒作為香港人的身份——我又有什麼資格去代表香港，去述說關於香港的一切。就像曾經奮鬥過的世界驟然崩塌，站在突然而至的頹垣敗瓦，而腳邊散落自己曾經的話語和狂嚎。

離開東門的時間，可能就只有一星期兩次到北投上課的日子。北藝大依山而建，也像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學，都要在捷運站往上坡爬，上山，而沿路，可以看到城景。北藝大山上視野寬闊，看得見稻田，每次一步步走，都彷彿看見大埔吐露海港，彷彿滄海桑田。有時晚上留在北藝關渡山上，望去萬家燈火，又會浮起燃燒的中文大學山城，以及堵塞公路的整片車輛紅燈燈海。

文跨所上的吳懷晨老師喜歡山水，願意分享，會帶學生出遊，他會帶學生到桃園考察，去理解桃園綠捷區段徵收案的問題，去參觀致力於在城鄉交界打造永續生活基地的「江湖開放工作室」，去聽在地人的生命經驗與故事。他對我關懷，我從他的眼神裏接收到他的關愛，一種前輩照料後輩，但保持距離使我有自己的空間去舔舐自己的傷口。我想，如果我提不起勁，那可以借助別人的熱情去使自己前行多一點點嗎？

「我又有什麼資格去代表香港，去述說關於香港的一切。就像曾經奮鬥過的世界驟然崩塌，站在突然而至的頹垣敗瓦，而腳邊散落自己曾經的話語和狂嚎。」

後來我跟他和王寶萱去探訪過幾次桃園航空城反迫遷戶，他們像朋友，是那種經歷生命重要關頭後彼此扶持的老友；我也托懷晨老師課堂安排的緣份，到了嘉義山上認識了鄒族安大哥，和大哥關於離去與返鄉的對話，以及和同學之間在全然黑暗山上的經驗，都震撼我的心，某些堅固難解的枷鎖，好像被稍稍鬆動。

我也遇上賀淑芳老師。她是種樸素老派的老師，陰聲細氣，說起話來緩緩流過，如果細心聆聽，裏面有著對文學極為綿延的熱情。她願意讀我的文字，和我交流，長篇地展現她的熱愛與艱難。關於熱情、離散，邊緣與聲音，我們交流了許多，她的敏銳與耐心，使我願意和她分享內心難以啟齒的糾結，她也不急著糾正，就只是默默在聽，在適時給出她自己的感覺。

「但我相信，了悟自己的同時，我們就會看見身邊的愛與連結，她們一直存在，只是被暫時遮蔽——被自己或外在的選擇。我會繼續寫。」

我有好幾次和她對話之間釋放眼淚，而當刻並不自知，直到感覺臉上有霧。她對於地方的探索，我們也在同學郭明珠的安排下，去了猴狪，在由老礦工用老人年金和長滿老繭的雙手打造的礦工文史館，感受到關於記憶的執著與堅持；也在賀老師安排了，由同學李紹庭駕駛，去了台南後壁探訪藝術家陳武鎮，了解關於白色恐怖與他創作的故事。

我們也在台南去了見李易昆，在他那個農舍的家園裏，當我說自己太過寫理論，好像都是外在借別人的東西來說話，他說明白我的意思，說他都寫理論，但每一篇都深刻地從自己內心思考過才寫出來，他的眼神和言談舉止間散發出來的氣息，都使我折服；台南之旅在回程前，我們以海邊作結。

沒想到了最後，山海都是借他人的力氣，才抵達得了，但又好像打開了我某種內在的孤獨。有些事情自有安排，不必著急。

有時我會怪責自己，覺得自己沒有動力。最近讀香港作者蘇朗欣的短篇小說集《觀火》，裏面「打火」一篇，曉晴對智洋說：「來這麼久什麼地方都沒去過，還說什麼想看大山大海，根本騙人。」讀到時，我才有點釋懷。原來都一樣，都會想看山海但被內心翻山倒海的哀傷所淹埋，無法前行，但我現在好像可以了。

不誇張的說，台灣是個接住我的地方，我在裏面遇到好多溫柔的師長同學，我還要特別多謝上面未提到的吳佳駿、游以德、郭艾珊、梁綉怡、吳岱芸、吳緯婷、陳麗娟、尹雯慧。這個地方的人接受我，邀請我，是他們把我拉出那個自我鬱閉的黑洞，使我不至因為失去活動而身心靈萎靡，而無法復健。我對台灣的所有觀感與特質或者看法，都是來自他們——熱情、細膩、溫柔，願意聆聽故事，讓述說流暢，對故事有種純粹的熱愛。

什麼是「離開」？

「我很怕被人發現，彷彿一但被認知是香港人，就必須不斷去講關於香港的一切。但我覺得，也許並不是這樣，也不應該是這樣。」

端：離開台灣的決定艱難嗎？亦或是經歷過離開香港，「離開」的份量有改變嗎？離開台灣時，是否曾面臨一些什麼樣的聲音？

鍾耀華：我也想過留在台灣。我看過不同政策，但也找不到比較確定地可以令自己長期居留與工作的辦法。當時離開香港，是一種告別，一種想要短暫喘息的離去。

在台灣，我發現這裏和香港很相似，分享共同的文字，說著彼此都能明白的語言。一個人說話的表情，到底代表著內心的什麼，每個人背後的壓力與期昐是什麼，面對的社會結構與機器都非常相似，反倒使我有種莫名的混淆與錯置感。

我在台灣其實不敢與人交流，不願表達自己香港的身份與故事，有種和香港與中國太近的錯覺。我很怕被人發現，彷彿一但被認知是香港人，就必須不斷去講關於香港的一切，特別是關於2019年，一路說一路說，把所有東西牢牢釘死在十字架。但我覺得，也許並不是這樣，也不應該是這樣。

直到有次在台北微風影院看著銀幕上《憂鬱之島》裏，自己的陳詞與眼淚，我忽然有種感覺，被不同時空裏的自己包圍——銀幕裏的我、2019年在法庭時的我、在觀影中的我。我已經不知道哪個我才是真實的自己。我到現在也不具體確定是什麼，但就是一種感覺必須得跳出這種不斷自我的圍困，我要去更廣闊和陌生的地方，去瞭解在解放的土壤上，我到底是什麼模樣。

當然也有想要和伴侶葉泳琳重聚的渴望，重建生活的想法。所以這次離開台灣，比較有種追求，更甚於之前的逃離。離開台灣前，我只找了幾個熟悉的編輯、老師和朋友講，我收到他們的祝福，沒有判斷也沒有把東西拉扯到關於政策或黨派，只是回到我個人的選擇，分享一種支持。我很感恩。

「被不同時空裏的自己包圍⋯⋯我已不知哪個我才是真實的自己。但就是一種感覺必須跳出不斷自我的圍困，要去更廣闊和陌生的地方，去瞭解在解放的土壤上，我到底是什麼模樣。」

「家」是睡覺的地方

端：新的地方在英國，想必華人是少數，會面臨某種「言說」的困境嗎？在海外「講述」香港故事時，你曾遇過意料之外的反應嗎？「異地」是怎樣的？在新的環境中，寫作與你的關係可有什麼變化嗎？

鍾耀華：抵達英國之初，我常常想，如果我是個舞者，我就像失去了舞台。我是寫作者，我用中文書寫，但本地人讀英文，所以我的讀者都在海外，在台灣，或者香港。我可以講什麼？寫下自己的經歷與感受，又是為了什麼？

每個人都在努力撿拾爆炸後的碎片，建立生活，有必要再讀另一個人的自憐自艾嗎？好多問號，我不只停止書寫，連閱讀都停止了。我過去是開書店的，在英國初期變得連書店都不想逛。可能對於自己遠離自己文化根源有種不願接受，也對陌生的本地書業有種恐懼。每次經過書店，我都只想快步行走。是葉泳琳在我身邊，一路拉住我，說進去看一下嘛。我才不情不願踏進書店。

過去在香港在台灣，書店裏大大小小的作品或者名字，我大概都認識，也大概知道哪本書在市場上大概可以賣得怎樣。我知道香港台灣的閱讀氣氛，會知道什麼樣的書或者題目可以打動讀者打動人心，也因為大量的閱讀與接觸，只要摸摸書封，細看書的設計，以及讀讀簡介，就大約知道這本書想說、想傳遞的訊息是什麼。

但在英國的書店，一切格局甚至書本的氣味雖然都熟悉不過，對我來說卻全部都是陌生得難以解讀的符碼，每本書我彷彿都想像是對我有種敵意，或者冷漠，好像我和它們有著無法逾越的鴻溝。特別是我過去讀非虛構、讀理論的中文書比較多，英文書的話也是讀這類，在香港和台灣也是這些出版佔多；去到虛構類文學作品，我只讀中文創作或譯本，甚少讀英文版，而在英國，最暢銷最多人讀的，書店位置最當眼、佔最大宗的，卻是虛構文學作品，這就與我顯得更格格不入。於是我被動地行入，落寞地步出書店。

「原來有些渴望，來自心底裏微火，只要被觸發，恐懼就會被驅散。」

我花大量的時間適應英國的天氣，冷、乾、冬天持續的多雨，無日無之的陰翳，稀少的太陽，原來真的會有winter blue。我每日由早到晚對著電腦，瀏覽求職網，寫求職信，什麼都申請。不知道是否我有政治案底，倉庫、速遞、超市什麼都沒有回音。我開始想，自己喜歡的事提不起勁去做，不喜歡的事也沒人願意讓我做，我在這裏可以怎樣生活？

後來幸運地找到一份和過去自己興趣相關的全職工作，才稍稍緩解了我的鬱結。在收到工作的offer後，我和泳琳去了Bath觀光，她提起說，不如去找書店行下，當時的我，已經習慣了她這種邀請，我說好。我們去了一個market裏的小小二手書店，我有種感覺身處在元朗大橋街市裏我們那間小小的生活書社1.0的一角，那麼熟悉的氣息。

然後按地圖的指引，我們去到了Topping and Company Booksellers在Bath的分店。那是一座巨大的希臘復興式建築，乳白的石頭外牆，圓拱屋頂，步入書店向上望，會見到雕花的穹頂，店裏佈滿手造的書架，配以特色的滾動樓梯可供查閱較高架上的作品。放眼去有半閣樓，有地庫，全部放滿書，成千上萬本的書。圓形球狀吊燈，柔黃的燈光卻又閃閃生輝，只要進去就感受到書店的靈氣，有文字的靈魂在躍動，這裏是獨立書店的殿堂。

我和泳琳對望，就心領神會。當初生活書社1.0階段在濕街市小小舖位時，我們想邁向更廣闊的2.0，四出尋找舖位，預算有限，所有符合我們預算的店面都不滿意，那個經紀（房仲）到最後說，不如再讓你們看看，有一個超出你們預算的位置。我們當時只是去到那個店面門外，那個後街，那些午後陽光灑落大樹綠意之間的淅淅瀝瀝，我們也是彼此對望，就知道是這裏，就咬緊牙關，租下店面，往前邁進。

我和泳琳幾乎同時在Topping在Bath的書店裏說，如果可以在這裏工作就好了。那種興奮。但我們都清楚知道，做書店收入不多，而且剛抵埗異地，我需要錢去生存，沒可能放棄剛接受了的難得的全職offer。當然更重要的是，書店當時沒有要請人。還有令我自己驚訝的是，我居然會說出這句說話，而早不久我還在一直逃避書店。

原來有些渴望，來自心底裏微火，只要被觸發，恐懼就會被驅散。

一個星期後，泳琳在滑手機時突然向我大叫，Topping正在社交平台招週末店員，一星期工作一天，我呆著了，到底是不是有那麼巧合？我可以一邊全職工作，一邊感受這邊的書業到底是什麼回事？我彷似看到一個邀請，召喚我重新接觸文字與閱讀，在對書本充滿熱情的環境下，重新站起來。

但我還是猶豫，一個星期上班六天，雖說過去在香港我們幾乎沒有休息的日子，但現在的我已經不年輕了，體力已有不繼，而且用英文去表達關於書，加之我對英國書業的生態幾乎毫無概念，我能勝任嗎⋯⋯泳琳就像知道我的思緒，她對我說，你去吧申請吧，我全力支持你去做你想做的事。

「世間的流離失所各式各種，有烏克蘭，有阿富汗，有香港，有巴勒斯坦⋯⋯香港人只是其中的一頁。」

在那些時候身邊人的一句，那種力量是多麼龐大，就像有強風狂浪湧至吹拂洗擦掉所有不相干的雜念，我不知道如果沒有她的鼓勵，我到底還會不會申請。我迅速就寫下申請的電郵，自己對書的熱愛重新點燃，嘭嘭嘭嘭。後來Topping接納了我，那些見面與試工，然後在工作裏面自己的質疑與身邊同事的支持又是另一個故事。

但我可以說，對於書本的熱情是可以感染彼此，超越文字語言的。當我和同事彼此說到關於書、關於自己最近讀到喜愛的作品時，眼神迸發的流光閃電，臉上的笑容，那就如看到一個人的靈魂在翩翩起舞，內在熱情之火在攸然搖曳。

英國人的社交及職場很多small talk，中文我不知道怎麼說，可能是閒聊？即是那種什麼都說說，見面就要講兩嘴，但又不需要談得更深入的，是禮節性多於想深入交流的。他們會想聽、會想知，但也就止於幾句。起初我講自己是寫作者，曾開書店時，很彆扭，覺得無法企及比上。但是對他們來說，根本只是像說自己的pronoun是he／she／they或者講天氣一樣平常。沒什麼特別出眾，也沒什麼特別平凡。轉眼間他們就會講別的東西。

我慢慢發現，我是沒辦法只講兩句就停的。比如當他們會問我來自哪裏時，喔香港啊之前做什麼，寫作開書店啊，那還有寫嗎？香港出版的環境是怎樣？那自然是一連串的故事，我不是說要如紀錄片般鉅細靡遺地講，但那也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總結的。

世間的流離失所各式各種，有烏克蘭，有阿富汗，有香港，有巴勒斯坦⋯⋯英國歷史上有所謂疾風世代，1940至70年代大量加勒比海的牙買加人來到英國，開展新生活；1970／80年代有越南難民，或者叫「boat people」來到英國生活；香港人只是其中的一頁，過去也一直有人，只不過這幾年，這個國家關於香港的書頁內容，再度愈來愈多，大家都在譜寫。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已經習慣不同人種，帶著不同的故事，來說來講。

是的，香港的故事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已經漸次邊緣，激烈的抗爭畫面不再，沒有議題，同時全世界都忙著處理下行的經濟，戰爭的陰霾，熱戰的危機，香港也變得平凡不過。那也無相干，那就平凡地講，日常地講。不為什麼，只因為那是自己的構成，那些思念與經歷定義了今天的自己，無需要逃避，也不需要過份強調。就算很多英國人和當初我在台灣遇見的台灣人一樣，聽到香港故事都說「噢真不好意思」，連帶禮貌地瞇起同情的眼，然後我曾經就不說下去了，但現在的我想，那又有什麼所謂？

因為我們要說，只是因為想念起，勾起記憶，只不過想說，那是無法繞過的自己關於生命的答覆。我不知道在外面的世界是怎樣，但在書店裏，我知道大家都很愛護我，有時就真的只是，不知道怎樣回應，我想如果是十年前沒經歷許許多多的我，面對這些分享我也只能夠聽，默默的聽。

後來和同事們相熟了，在平安夜比較閒的書店裏，一起玩古老的比卡超打排球web game，我知道他們並不抗拒我，並不因我外來的身份而有所保留，他們好奇我的故事，我的作品，我們分享各自的創作，談如何的寫，關於自我表達與對寫作的信念，在寫作裏如何尋找自我。在此我必須感謝Matt、Saskia、May、Jess、Laras、Kyla、Millie、James的陪伴與交流。

很多英國人都和香港有關連，上代的哪個祖輩曾任英國空軍或者海軍、曾經在香港上過岸，曾在香港工作，或者他們自己曾經在香港旅遊過生活過，我也甚至在書店遇到本地英國人，聽我口音和樣貌，就直接用不純正的廣東話問我：「香港人？」，他是2020年後從香港撤離、回到英國的商人，他和我說著哪裏的蛋撻與燒味好食，批評著香港政府的極權，當中夾雜唔咸唔淡的廣東話。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也都有不同的離鄉別井。有位同事的爸媽是印尼人，父母在她小時候因工作關係舉家搬到挪威，現在她來到英國讀書。在聖誕節的時候，她在書店問我假期有什麼打算，會去哪裏嗎？我說我會回家睡覺，休息。她問我，回家是指香港嗎？我說不，我是指在所住的房子。這刻我才發現，原來對她來說，家是他方，在遠處，我沒有問那到底是挪威還是印尼；而現在的我，家是睡覺的地方，並不是英國或者香港。

經歷了英國的這一年多，「異地」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原來又不是我以為的那回事。至於「回家」，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的意思，而我的世界裏，那曾經濃稠的執著已經稀釋了許多。

現在我就只是想寫，也不會想太多了。珍惜每個來得不易的讀者，只要有人願意讀，我就已經享受了，這不就是寫作者最大的快樂嗎？有時思前想後，其實也只會窒礙自己前行。沒有所謂準備好的，只有自己想與不想。想與不想都無所謂，自己回答得到自己的內心，誰又有資格要求我們交代什麼？當我們有所不知的時候，我們才更清楚知道自己擁有什麼幻變無常的真實。

當中文閱讀和書寫在異地稀缺艱難的時候，我才更深刻瞭悟什麼對我來說才是重要。曾經寫作對我來說，是那麼理所當然——有場地，有呼應的讀者，有書店的小社群。現在這些都隨著爆炸化成碎片，連帶自己都散落一地，最想抓著和去做的，原來是當時那些以為尋常的日子。

每次我到書店上班的時候，我都是帶著笑容的，內心的那股興奮，簡直就像小時候準備翌日學校秋季旅行時失眠的那種狀態。是的極度疲累，但和文字相伴那種滿足感勝過千言萬語。

「她問我，回家是指香港嗎？我說不，我是指在所住的房子。這刻我才發現，原來對她來說，家是他方，在遠處；而現在的我，家是睡覺的地方，並不是英國或者香港。」

去與留，何為「香港」的韌性

端：近年來香港社群在不停討論「離開的人」與「留下的人」，你可有什麼想法嗎？離開，留下，對你來說，願意怎樣去理解？亦或存在某種「卡」在中間的狀態？

鍾耀華：有時候生活都是「半推半就」，並沒有什麼比什麼更好，或更優越。不需急於證明自己的選擇正確。有時也許只是未有動力離去，未有迫切，又或者滿意建立起來的網絡與在地連結。

如果在一片土地有做到自己喜歡的事，或者有穩定的收入與生活，我覺得也是一種blessing，都得來不易。要留要走，有時只是一念之間，一道選擇。生活會經歷四季，選擇的意義也會隨著時間變化，今天的醇釀，可能是明日的腐臭，反而亦然，也不一定，反反覆覆。我現在會視每個選擇為一個旅程上的階段。是某個時間點上的渴望，或者無可奈何，或者主動抉擇，亦都是大潮流的影響下，把我們帶離或留下在一個地方。至於將來會往何處去，不如期待生命會如何引領我們。

但我相信每個情感都是真實的，無論來自離開或留下的人。甚至這兩者的群體內部，都會基於每個個體不同的狀況，衍生出各有張力的主張與控訴，或者嘆息。

香港從來不是既定的故事，這個地方對許多人來說，從來都是自由與開放的代名詞。不管持什麼想法與立場，人們都可以對之說三道四，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共冶一爐。無論說香港是終於回到祖國母親懷抱的孩子，還是被英國養母遺棄的地方；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還是一代又一代人逃難至此的奮鬥生存故事；它也許是自由世界在共產國度的橋頭堡，也可以是經濟自由的市場天堂；抑或是英美勢力的叛亂基地，也是爭取民主自由的一步一腳印⋯⋯

還有更多你可以述說下去。這是香港的韌性，有人說是不東不西，有人說是雜種hybrid，有人說是本土甚至民族；曾是西方眼中的東方之珠，也曾是中國賺取外匯學習先進技術制度的飛地；現在有人為離開內疚或決志，有人為留下而修心或抱怨；放下或前進⋯⋯就算現在政治上變得封閉和混濁，「香港」兩個字所盛載的依然豐富，人們還在願意討論，或者爭奪關於香港的詮釋，就說明這個地方仍然未死。

「香港從來不是既定的故事，這地方對許多人來說，從來都是自由與開放的代名詞。不管持什麼想法與立場，人們都可以對之說三道四，而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地方共冶一爐。」

所以我覺得什麼樣的情感都屬於香港，都代表香港，也是讓「何為香港」這個問題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延續「香港」這個詞語的腹地範圍。

挪用袁潔敏早前在《明報》寫〈離散未過時——由《月明星稀》討論延伸〉一文中的意思，串連起這個香港身份的，也是劇場《月明星稀》幾個主要角色的共通點：身處的世界突如其來地出現巨大裂縫，原來的地方象徵性地回不去了。

我想再延伸她的延伸，這個巨大裂縫之所以出現，亦在於年月的過程裏，有著這群香港人的參與和投身，這種曾經與後來，渴望與現實的錯位，是由現在受傷的香港人所共同鑿擊而來的。曾經發夢的人，生出異常的勇氣，抗爭，投入，所以痛。我在不同的地方都說，傷痛是曾經投身的證明，不論是因遠方爆炸的波及（借李昭駿《遠方的爆炸聲》），或是來自在裏在外的觀火（借蘇朗欣《觀火》）。受傷的時候有人會指罵，有人會埋怨，有人會理解，有人困惑，有人逃避，有人面對⋯⋯我想這些都是愛。

愛的裂縫與錯位後，大家都帶著傷痕努力適應崩塌後的世界，從自己與身邊開始，嘗試在看似浮沙之上，找尋精神落腳扎根的點，搭建接著彼此的關係網絡。有時方法不同，有時著力不同，但關於香港這片土地上共同的經驗，傷痛和愛，都在連結「香港」這個身份認同。要學習接受，然後表達愛，其實並不容易，很多愛最後都是撕殺收場，也有很多愛最後和諧幅射普照世間，如何表達愛，是經歷離散後，每個人都需要學習，也還在學習的事。

離散也許是種感覺，無論身處香港與否，某些東西消失了，某種氣氛不再了，某些記憶散落海外，都是異地。一種哀愁與惆悵，也分享了離散，也使離散變得真實。這種感覺其實蠻普遍的，在外地生活過後，會發現當代全球人員流動，來來去去，但總會有某種精神故鄉，是國族的，自然的，宗教的，古老的，文化的，各式各樣，始終植根在人們內心，這種感覺超越了地域，但又會因為在地的元素而構成獨有的香港離散。

我們不知道歷經幾代後，還有什麼元素留得下來，所謂香港又成為什麼模樣。但書寫和創作，把以為遠方的聲音與畫面傳遞下去。誰又能說，當下與將來不會有拾遺者，透過這些斷書殘卷，指認與開闢出屬於他們時代的香港？

「愛的裂縫與錯位後，大家都帶著傷痕努力適應崩塌後的世界。有時方法不同，有時著力不同，但關於香港這片土地上共同的經驗，傷痛和愛，都在連結『香港』這個身份認同。」

穿梭之門⋯⋯

端：從你之前的書裏，讀到你很喜歡Pink Floyd，想聽你分享這一年在聽的歌，或詩？它們對你來說有怎樣的意義。

鍾耀華：是的，我曾經很喜歡Pink Floyd，可是我又好像過了一個階段。Pink Floyd很多創作都是Roger Waters的brain child，我慢慢想卸下那種控訴與指責，現在我更喜歡David Gilmour的音樂。

音樂與詩，或者說書與文字，對我來說都是狀態與情緒切換的方法與渠道，其他人可能透過酒精、藥物、運動、或者一聲頌缽、一道呼吸、一篇吟誦，一個伸展，一片晴空⋯⋯我不是那種要修練穩定情緒狀態的人，我喜歡高低起伏，翻來覆去，川上弘美的一本散文集名很打動我——《時晴時陰》，生命也許亦如是，有時晴空倏然烏雲密佈，下秒已經微光放晴，英國的天氣與生活也正這樣。這讓我更珍惜每道陽光的滋味，更珍重每片散落的碎片，和全心感受黑暗海岸足下的每次浪潮。

——香港音樂人黃衍仁在專輯《麵包與玫瑰》裏這樣低吟唱誦著，我在他的歌裏，時常找到某種遠方的感應。

在不同的狀態，在我想要沈浸在某種世界時，我會切換不同的音樂大碟。寫《旅途》的時候，是聽菅野祐悟的《Pluto Original Soundtrack》；寫這篇筆訪回覆時，是黃衍仁的《折墮忘形》，之間會斷穿插David Gilmour的《Luck and Strange》、山本康太的《Attack on Titian Original Soundtrack》、Evan Call的《Frieren: Beyond Journey’s End Original Soundtrack》⋯⋯

遊走——音樂與詩歌，是一道穿梭之門，如果願意，穿過祂們，我們看見世間幻變搖曳的影像放緩，某些真實在裏頭，某種珍重在低鳴，光芒穿越微塵的散射，抵達我們，照天地，照眾生——音樂停竭，我們照見自我，在銀色的長河，流水翻滾，星月依然，日子過去，每個剎那在起舞，旋律不息，生命持續演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