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舊記憶,反修例運動出獄者、家屬、律師和社工的六個故事

關於這五年,他們提到的關鍵詞有:轉化、拓荒、照顧傷口、記憶、新生活和存在。
Stella(化名)、區倬僖、Bret(化名)、陳虹秀與 Frank(化名)。

端傳媒就「反修例運動五週年」有系列報導,此前已刊登第一篇:反修例運動五年,9個改頭換面的社運關鍵詞;第二篇:專訪李立峯:港人對媒體整體信任度提高,不過,「信任」未必是一件好事

反修例運動已經過去五年,那些在監獄中的香港人,以及圍繞監獄生活的人們,各自踏上了不同的生活軌跡。但若仔細檢視,經歷過同一種跌宕後的日常生活,仍有著許多相似。

根據警方數字,截至3月,反修例運動中總共拘捕10279人,年齡介乎11歲至87歲,18歲以下的被捕人士有1754人。當中,2961人已經完成或正處於司法程序,「承擔法律後果」的有2328人。

端傳媒訪問了六位香港人,其中有示威者出獄後走在旺角街頭,感到香港跟在獄中想像的很不一樣;有的出獄後飛往英國讀書,在新地方探索新空間。律師和社工,各自在示威者的訴訟旅途中有不同角色,他們觀察到被捕者群體在情緒和職涯上的多重困難;同一時間,他們也面臨行業的掙扎。隨時間過去,探監的人減少,仍有人在探望朋友時找到平靜;也有曾經的被捕者家屬,想要透過新生活找尋自己在監獄之外的身份。

關於這五年,他們提到的關鍵詞有:轉化、拓荒、照顧傷口、記憶、新生活和存在。

以下是他們的自述:

轉化

Frank(化名),30多歲;暴動案被告,去年出獄

現在還記得,2019年某一次示威,我收工到現場,看到有警察推了一個女生一下,當時就很想去救她。十多天後,警察上門抓人。當時我不覺得 charge 會那麼重。

我被告暴動,大概一年半時間保釋候審。最初被捕後還在運動中,但12月後,運動很難延續,我沒有找工作,禁堂食後躲在家裏。有一段時間比較迷失,整個人精神很差,晚上完全睡不著覺。精神科醫生說我有輕度抑鬱,吃完藥起碼瞓到覺。

我也想過搞成這樣,沒有任何出路,不如死咗去吧?理智和感性兩邊在角力——理智上當然是努力向上,但是感性你控制不了,覺得前面那個大山,你根本跨不過。

不知過了多久,我看到黃色經濟圈,就覺得不如搞啲嘢,於是跟朋友在市集賣手作,T-shirt、明信片。一天我見到人開舖賣嘢,從一間店,變成兩間、三間。那一刻好像見到一條新路,入獄前便跟朋友合作開店。當時我有點破釜沉舟的心理——不如搏一下,可能唔使死。

出獄之後,Frank(化名)開始萌生離開香港發展的想法。攝:林振東/端傳媒
出獄之後,Frank(化名)開始萌生離開香港發展的想法。攝:林振東/端傳媒

開審時我決定認罪。當時心情很複雜——剛決定做生意、揭開人生另一頁,另一邊又馬上從天上掉下來。我是個不想浪費時間的人,相比朋友,我的個人成長不太順利,好怕人生會越來越向下。我沒大學學位,以前同學不是很喜歡跟我交往,影響了我的社交能力,發展比別人慢。所以如果要入獄,我都想計劃好。

坐監兩年多來,悶是最大的感受,獄中的煮食班、電腦班、的士班,我都照報。有一句話,「監頭監尾最難捱」。我剛進去在荔枝角,超級骯髒,極度不適應。監尾很緊張,最後一個星期要見懲教官,開始倒數。我擔心出來後的發展,也希望女朋友等我、其他人接納我。

去年出獄,我的朋友和家人都有來接。我之前所擔心和希望的——現在的工作其實都不是很亮麗,做倉務員都是別人 call 開工就去搬傢俬,人工萬多元。跟朋友開的店已經關閉,他們覺得風險越來越高,趁有營利就轉手。女朋友最後還是沒有了。坐監時她提出分手,大家很難維繫關係。她想移民,我當時就比較懶,又沒有 BNO。

出來反而有移民的想法。我在監獄裏面想像,外面就是經濟差一點點而已,但現況跟我想像的落差很大。油尖旺以前是不夜天,凌晨4點街上都有人。現在出街,哎、整條街10點沒有人。感覺所有事都在向下。爸爸媽媽比較傳統,覺得我搞這麼多幹嘛,但這兩年半不斷見面、書信交流,也可能因為環境改變,我們關係比以前好。

這一年對我來說絕對是新生活。我認識了現任女朋友,她是東南亞人,我開始想,將來可能不留在香港。留在這裏,最壞的情況可能是生活不到。

財赤沒有改善,很難維持聯繫匯率,還有未來台海會不會發生戰爭?香港的角色是怎樣的?那你會不會選擇「我是最後一代」?我會希望有小朋友。那小朋友在什麼環境出生呢?

變差都是預計之內。但永遠只有將情緒轉化為動力,走出下一步才有意思。香港回不到以前,這個情緒需要多久轉化呢?一星期?十年?或者一世?我大概花了半年左右吧。

「我相信我最後得出的應該是好的果。只能夠相信的。」

怎樣為之遺忘坐監的人呢?你可以幫他介紹工作,看看他有什麼情緒需要。如果你覺得自己對此沒有任何責任,這就是 move on 的意思。如果你 care ,最後需要你的時刻自然會走出來。

我會主動去看新聞,物理上人在香港,沒有可能不去在意。你在系統裏面是互相影響,沒有可能 isolate。我的興趣是投資,每一件事都會影響投資的風險價值。我現在不會投資港股,入獄前都把港股都變成比特幣。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仆街,你先接受它。

我在監獄裏面內化了創傷的經歷。裏面有朋友引導我接觸佛學,我也會看佛經。我明白到原來人的情緒、本質是什麼一回事,為什麼那一刻控制不了情緒?我又練習冥想緩和情緒。其實我多謝這件事令我成長,出來之後性格改善,現在對陌生人比較敢講出想法。當然我受的傷害相對上沒有太大,刑期相對不算最長,家庭背景比較好。

獄中某段時間,Frank(化名)接觸佛學,每天抄一頁《準提咒》。攝:林振東/端傳媒
獄中某段時間,Frank(化名)接觸佛學,每天抄一頁《準提咒》。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覺得自己有從抑鬱走出來,在裏面見的精神科醫生也覺得OK了。不過偶爾半夢半醒的時候還是會發惡夢:突然之間有警察敲門,突然之間所有生活又再中斷。

倖存者的後遺。嘩,為什麼我這麼幸運?經歷完一切之後,可以有這麼開心的生活?上帝可能覺得我將來還有一些用。但你就會很擔心,如果這種開心的生活第二天突然失蹤,你會怎樣呢?

我覺得佛學太出世了,後來改信基督教,比較積極上進。入獄時會覺得上帝拋棄你,肯定是我做錯了。但出來的結果又好像不太差。如果你質疑一件事,可能是認識不夠,唯有涉獵多些知識、去認識自己。這個世界,不能所有東西都佔便宜。耶穌也曾逃避釘十字架,最終也是要去的。現在回想,會這樣去理解自己的自由。

用佛家概念來說,你做或者不做某些東西,你都會製造一個因、一個果,可能是你、可能是其他人承受。好事種好的果,壞事種壞的果。這些很難立即知道的,但是做好事多,社會都會向好,如果人對人差,社會就慢慢向差。

我相信我最後得出的應該是好的果。只能夠相信的。做出決定的當刻,道德上,我覺得是正確的。可能很多人會說不值得,但是只有自己內心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聽人家說那個女生最後好像跑掉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她是何許人也。最起碼我們的案件裏面,沒有一個女生。

拓荒

區倬僖,25歲;前中大學生會會長,現於英國留學

我聽過一個講法。一個人20歲的時候發生的事,很大程度定性往後的人生。我在1999年出世,20歲就是2019年,上街,示威,被捕。畢業後,離開香港來到英國,做很多事情還是在回應20歲的自己。

2021年我入獄,有兩個禮拜在壁屋少年監還押。相比成人監,少年監更高壓、壓抑,有絕對的權威。好似軍訓,會被不斷強調:你是做錯事,你是「犯」。我算幸運,坐監時間短,同要坐幾年的手足很不同。我知道那段時間只是一個過渡。

比起坐監經歷,更多是我坐監的那個時期,令我對於香港、運動的思考有所影響。2021年5月至9月,香港發生很多事:公民社會解散潮,《蘋果》執笠⋯⋯我看著監獄裏面的手足,從可以收到《蘋果日報》,第二天突然沒有了。

朋友來探監的時候會講社會上發生的事,一路聽會產生很強的無力感,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只能望住熟悉的東西一個一個冧緊。但另一方面,有少少慶幸,那個時期自己在坐監,無論外面發生什麼事,都不需要理。

區倬僖現於英國讀書,找到更多人生的掌控感,在新環境中拓荒。攝:ST Wong/端傳媒
區倬僖現於英國讀書,找到更多人生的掌控感,在新環境中拓荒。攝:ST Wong/端傳媒

當人在外面,好似有些人身自由,有事發生就要去回應。當在監獄裏,四面牆,什麼都做不到的時候,不需要想怎麼回應、有什麼責任。我從責任中被解放出來了。我當自己在放「夏令營」,本來夏天就多蚊。但沒人想被剝奪人身自由,被人監視。出來後還是覺得不自由,但好過裏面。

出獄後迎來大學最後一個學期,我在2021年尾畢業。畢業之後、直到離開香港之前,大概有一年半的時間挺徬徨的。官司一單接一單,不知道哪天在睡覺的時候又會有人拍門,跟住又一單案件,繼續收護照,不允許離開香港。

我想不到以前的人生規劃是怎樣的了。一個人做計劃的時候,得基於對現實的理解。但在2019年之後,社會每日都在改變,當現實一直在變化,就會發現規劃跟不上變化。只能 go with the flow。

當時因為中大的案件,在法庭上,我聽著保釋條件,覺得很虛幻。宵禁、一個禮拜報到三次、禁足中大、十萬保釋金,我心想我一個學生哪裏有十萬,還要想打官司請律師的問題。我也不是很怕坐監,但那是一個漫長的司法程序,很煎熬,更重要的是,你不知道何時完結。會讓我缺乏對未來想像的能力,無法規劃未來。

這幾年我身上有幾單案件,有三年時間護照不在身上。2023年3月,我已經收到現在在讀的碩士offer。但我無法確定9月能不能離開香港,會不會有新的檢控、再被收護照;就算我可以離開,會不會有其他原因不讓我回香港。直到9月,上飛機的那一刻,心終於定下來,對於未來可以掌握的東西多了一點點。

「在新的架構裏面自己一步步摸索出來。」

坐監出來已經有出國讀書的想法。那一年純粹是想出去兜個圈,做不到事情,就當出去開下眼界。想到讀書後在外國多停留一陣,是離開香港之後的事了。

在外國讀書,不同國籍的人坐在一起,好興問到: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y are you here? 我說自己來自香港,大家好自然會問起為何離開、香港現在發生什麼事,我都好樂意分享 。但我還未能很安心地和人分享更私人的經歷。未必是政治層面的事情。這可能都是一種創傷。

或者有些內在的事,我也還在學習要如何去處理。以前在香港是不會察覺到的,也慣了創傷融入每日的生活,正在經歷的時候不會覺得有些事情需要消化、處理。離開香港後,會有一些瞬間意識到創傷很大、埋得很深。那些情緒不會搞到整個人崩潰、無法運作,更多是很 subtle 的情緒。

例如一些現在還在香港坐監的朋友,我偶爾會在新聞見到他們,或者當群組的朋友討論他們的狀況,愧疚和無力的情緒會被激發出來。我不會特地避開不看(那些資訊),因為那些是我要面對和承擔的。

臨行之前,我有去探望在監獄的朋友,沒有特地道別。他們知道我要走了,沒有特地說「保重啊」「好長一段時間不會見到了」之類的話。我記得很清楚,某位朋友和我面對面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有什麼出來再說。」

離開香港後,區倬僖才發現自己內在是有創傷的。攝:ST Wong/端傳媒
離開香港後,區倬僖才發現自己內在是有創傷的。攝:ST Wong/端傳媒

在香港做過的夢,很多已經不記得了。還記得的夢境是見到朋友,有昔日的戰友,有的是正在坐監的人,有的流亡了。在夢裏和他們相見。

現在在英國的生活忙碌,讀書、做兼職、做研究、做港人社群的事務。我還在摸索自己的位置,但安定一些了。以前在香港的不確定性因素沒了,剩下很多事就是看自己了。能否找到工作、找什麼工作、做什麼項目,這些自己可以控制到。

我帶了一大一小的行李箱來英國,還寄了一箱東西,一塊印有香港地圖的掛布。臨飛之前嚴選30本書。一類是知識上對我很重要的書,或某些時候帶給我很大 inspiration 的書。譬如曼德拉的書,不是坐監的話真的不會看得完。

我還沒有建立對於英國的歸屬感,還沒能想像到當這裏是長遠定居地。這一刻的心態是,我更傾向自己是一個旅英港人。只有當你覺得自己真的屬於這個地方,才會覺得這個地方是家。

我之前認識了一位玻利維亞的攝影師,他和我說去年11月去了香港,影了很多靚相。每當他展示一張相片,我都可以講出拍攝的地點。我感受很深,這就是我的根。

我現在的生活狀態是「拓荒」。以前香港人很習慣想要帶來社會改變,那就上街抗爭、不合作運動,星期一繼續返工。我們也很習慣社會上有不同政黨、公民團體、媒體會一路支持公民生活。2019年之後,很多習以為常的事情消失了,大家還在摸索如何在新環境中生存。近年香港人散落世界不同地方,大家都有些事想做,但現實環境又未必如當初預想的那樣。香港人作為一個族群如何走下去,得靠每一個人在自己的新環境拓荒,在新的架構裏面自己一步步摸索出來。

照顧傷口

陳虹秀,43歲;社工、8.31灣仔暴動案被告

我平常會在吐露港跑步,跑的時候,有時會跟自己對話——像上法庭般,把要說的話說一遍。

最近跑步少了,因為弟弟移民,比較忙。弟弟屬於很典型的中立、努力工作、不理世事的香港人,沒想到他也決定走。昨天跟侄仔女講拜拜,我說幾年後才能見面,他們問我:你是不是打輸了?你要打贏大佬、打贏怪獸。我解釋,我們總會見面,這只是時間的問題。

2020年的訪問直到現在,我都說要為入獄做準備。現在家裏最擔心的是媽媽,老人家經常說,你不會坐牢的。但這幾年我常給她看審訊的新聞,她應有多點心理準備。有次朋友跟媽媽見面,她哭了。我媽很少在我面前為我哭。

「小時候,我爸帶我去看電影,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電影。我喜歡『食嘢』,我喜歡做運動。你要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做其他事情。」陳虹秀說。攝:林振東/端傳媒
「小時候,我爸帶我去看電影,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電影。我喜歡『食嘢』,我喜歡做運動。你要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做其他事情。」陳虹秀說。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們住的樓還要供30年呢,幸好自己能解決,加上有朋友幫忙,起碼不用擔心媽媽沒有地方住。其他的事情留待到法庭,去講我親身經歷和相信的,看法官的判決。無論結果如何,對我來說,這就是2019事件的一個終結。(編按:陳的無罪裁決遭律政司上訴,案件排期年底重審)

今年,很多反修例的審訊陸續完結。我和其他社工一直在支援200多個面對審訊的人。有些畢業生的人生才剛開始,但只能暫時炒散;專業界別的人若沒有牌照,要面對轉行的問題;有特殊需要的朋友更不用說。一些人抑鬱、急性思覺失調,這是比較難過的。我們能夠做的,就是希望他不要了結生命。

當初每個人身在現場都有原因,現在面對這些影響,會問自己值不值得?如何找到意義,如何走下去?一個被捕者原本讀另一個學科,但這件事令他想學沖咖啡,跟來咖啡店的人有心靈交流。他現在去外國讀書了。

判決前,我們會去了解被捕朋友的生命線,由出生問到被捕一刻。撇開2019年,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新生活,也可以是回歸本來的生命線。作為社工,也想他們看看五年、十年之後。我們會問:「事件完結後,你接著會怎樣?」

「只要還生存,還有很多事可以嘗試。」

現在能夠每日上班,是我的幸運——我真的很喜歡做社工。大學時我讀工程,從來沒有打算做社工。只是第一份工在嚴重智障人士宿舍,看到有社工不尊重智障人士,我不太認同。當有些事情我不明白,我就去讀書,於是去了讀社工系。

在現在的工作崗位,我為同事做了很多指引手冊,想讓接手的人會清晰一點。正常上班不會 anytime 都想著自己快沒得做。這幾年,我很努力做好安排,但事實上,總會有新的事發生。未來的新制度,就算我不罪成,都可以投票否決我的社工註冊證。不能做社工是我最難過的事,去到這一刻還沒想到要怎辦。(編按:政府今年提出《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修訂,其中如社工危害國家安全罪成,需永久除牌)

每一天我都提醒自己,五年之後、或者四年之後,就會有新的生活——去學習 human rights,去流浪一段時間。如果不這樣想,感覺挺難捱。

你看我很喜歡清晰的條理,就知道我對事情是否合理、是否公義比較上心。五年了,我最大的感受是其實香港人很忙,本來會有更多人 move on,但每次看到新聞,咁都得?我感恩自己原來還有一份勞氣。

但是,不知道你有沒有一種平行時空的感覺?比如有人談北上吃喝玩樂。如果完全不看新聞,好像沒事發生過。香港真的很好,如果你什麼都不理會。有時候人不是真的忘記,只是不想再望。但不討論就會消失嗎?不是。我想每一個香港人都在平衡。

近年,社工陳虹秀的甲亢問題變得嚴重,正在服藥。攝:林振東/端傳媒
近年,社工陳虹秀的甲亢問題變得嚴重,正在服藥。攝:林振東/端傳媒

很多人會覺得,有些事情我一定要做,有些事情我一定不可以做。大家對坐牢的人有愧疚,覺得不再做點什麼就很不安樂。他們去探監、去旁聽,但陸續到了審訊的尾聲,我擔心大家會不會開始迷失?新生活,講的不單止是被檢控的人、坐監的人,而是所有人——我怎麼去拿捏一個位置,就是沒有忘記,但又可以保持正常生活,也可以展望未來?

只要還生存,還有很多事可以嘗試。第一次發覺跑步可以幫自己找回平安,是爸爸去世的時候,當時我亦師亦友的老闆也去世。那時候的我面如死灰,人生低谷,就是那時候。因為死了是不能回頭的,內疚是不能回頭的。另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曾經誤會我,但是後來他死了,我連解釋都沒辦法。

生死令我發現,只要未死,也還有很多可能性啊。

傷痛不會消失。時間就是令傷痛變成疤痕,碰到會痛,但也不需要刻意逃避。傷痕是要好好處理的,起碼不要讓它流血和潰爛。照顧傷口也不應該感到內疚。看到47人案,我也會想,我還可以去玩去吃飯……但我跟自己說這個內疚不合理,這件事不是我的錯。我也要提醒自己,要好好愛自己。

我一直習慣背很重很重很重的書包。我太想帶著很多東西,很擔心遺漏了什麼。以前去讀沙維雅(成長輔導課程),老師叫我張開雙臂,請同學把所有的書包掛上我的雙手,讓我決定什麼時候停止。我一直沒哼聲。

我背著很多很多的責任,死都不肯放低。後來我會收拾書包,偶爾也會背小斜揹袋。仍然保持住一些習慣,但不同的是我開始了解自己。當我要背負一個責任的時候,我知道是自己選擇要這樣做的。

記憶

Charlie(化名);大律師,曾處理社運案訴訟

過了五年,運動似是不會被提及的一件事。是啊,有什麼好說呢?當我跟香港以外的人見面會,反而令我意識到,原來我們忘記了這麼多,失去了這麼多。台灣朋友轉發六四在銅鑼灣的影片給我,他很震驚:香港變成這樣嗎?

他們反映了外面世界怎樣看我們。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知道的,但我們不會公開說。跟朋友見面食飯,你不會討論最近又拉了鄒幸彤。如果你在這裏,似乎可以言說的東西,已經去到盡頭了。公共空間很安靜,烏克蘭打仗、或者加沙打仗,以前一定是很多人在「城市論壇」說話。現在沒人想知,沒人想說。

我份人好 detached。生活在香港必須要接受某種共識,習慣有部分是生存的必要。人們常常說不要習慣,但習慣是一個生物的本能。我打你一拳,打到第十拳、第一百拳的時候,你一定沒有第一拳那麼痛。對普通人來說,紅線的移動未必一個很大義凜然、掙扎的瞬間,並不是給你一張紙問你簽不簽,不是那麼轟烈的。

大律師 Charlie(化名)身邊很多朋友曾經都很投入運動,「但今天他不需要主動去遺忘,只要稍一不慎他就會遺忘。」攝:林振東/端傳媒
大律師 Charlie(化名)身邊很多朋友曾經都很投入運動,「但今天他不需要主動去遺忘,只要稍一不慎他就會遺忘。」攝:林振東/端傳媒

第一是習慣,第二就是遺忘。我的工作需要記得細節,但會因此失卻了大畫面。譬如理大案件,我記得被告幾點鐘在哪條街出現,這跟你看《理大圍城》是不同的。運動之中的碎片、情感的部分,法庭會去脈絡化。如果你沒有親身經歷19年,看到判決,你可以重組事情的經過,但是沒辦法重組到記憶和感受。

就像我們沒經歷過六四,都是憑照片去記憶。若干年後,2047年的新一代可能會這樣看2019。

「看到判決,你可以重組事情的經過,但是沒辦法重組到記憶和感受。」

南美作家聶魯達、加萊亞諾和馬奎斯經常說記憶,現在比較明白了。《百年孤寂》寫一條村的人患了失眠症,失眠導致失憶。他們常說自己是失憶的民族。記憶很脆弱,你不記下來就沒了。

我剛剛入行是2018、2019年,那時候晚上在 chamber 睡覺,醒來就去跑警署。一入行就衝擊很大,你看不出來我一夜白髮嗎?沒想過職涯是這樣開始。

記得有一晚,我見了一個被捕男生,托我傳話給另一個被捕女生。是中學生的綿密情話,說今晚的月亮很圓。後來男生被判很重的罪。又譬如單親家庭出身的中學生,判刑那天爸爸來了。兒子很開心,因為很久沒有見爸爸。他寫了紙條給爸爸:「終於見到你很開心,你不用擔心,等我出來帶我去吃牛腩麵。」他爸爸四五十歲,在我面前哭到傻了。

不知道這些人後來去了哪裏呢?有些客人還押很久,活在巨大的惘然和未知裏面。有些坐了牢,無論是長是短,都有一定程度的創傷。我有時約他們吃飯,有的找不到工作或者不找工作,很頹廢。

還有人因為2019年的 aftermath 無法 move on,它也改變了你——我現在拍照越來越不會笑。累了、老了。眼神沒有了神采。有些人說 move on but not us。你可以 move on,我 move on 不到,如果有轉型正義就比較可以。

Charlie(化名)覺得律師的工作和生活,把自己留在2019年的時空。攝:林振東/端傳媒
Charlie(化名)覺得律師的工作和生活,把自己留在2019年的時空。攝:林振東/端傳媒

我可以做到什麼呢?陪客人走一程。有些官司,明知道輸,客人照打。法庭的判詞變成正史記載,他要留下他的聲音。至於有什麼做不到?比起三四年前,認罪的客人多了。一個人認罪有很多考慮,要達致公義不只是靠道理,牽涉很多 non-legal consideration。你要接受不能被保釋,擔心家人;找律師要錢、時間。抗辯,我不用食飯?這三年都不能離開香港,讀書、拍拖和結婚。很多人生的其他東西,對法庭來說不是考慮。

有時覺得以律師身份去接觸案件是一種 blessing,無論怎樣都好,你有個工作角色。之前朋友被告暴動,我坐在公眾席旁聽判決。作為平常人,見到朋友坐在裏面、被判若干年,你傷心的情緒,沒有了一層專業的保護罩﹐真的很艱難。

現在,我都會做期望管理——客人一定會坐牢很久。這不一定是好的心態。但當他沒有被判七年而是判六年,我就會覺得挺好。

你就盡力做吧。永遠都有事很忙,就不會有空想。早上上庭,晚上做到尾班車時間,捱夜到兩三點,就要搭的士。在的士車廂,好像回到以前的時空,他們說話都很大膽。有一個司機說:「我也不想見證歷史,但是被選中了,而又留下,就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做好自己就得了。」

喔,剛剛有個新聞,英國法官 Lord Collins 辭了職。法律界的人散了很多,一些同事都走。這些案件的空間越來越小,工作也越來越少,但是風險越來越高。沒有人入行,入行的人都未必很想做這些(社運)案。

離開香港,我會繼續做律師嗎?法律當然有它的價值,但是我在這裏做政治案件,就算是普通的民事案件,牛頭角有人打架,金鐘哪裏有人撞車,我處理的是香港的人、香港的事。如果我去英國,和那個社群沒有聯繫,對我來說意義沒有很大。

這幾年經歷這麼多事。一起經歷就會有感情。

新生活

Stella(化名),20多歲;社運案被告的前女友

全職探訪的一年半,最難過是沒有人明白。我一星期七天 on duty 去監獄探男朋友,早上7點多起床,幸運的話9時多可以見面15分鐘,10時完成探訪。之後便去銀行、拿物資、去寄信。下午4點才吃第一餐,午睡醒了開始給他寫信。別人總以為我停了學,其實我晚上讀書到凌晨2點。

要怎樣跟獄中人說我很大壓力?又怎樣跟別人說你在做這些事?他的家人、朋友不會理解。大家會說,辛苦你了,但還是要繼續辛苦你。

幾年前我20多歲,很年輕,是對前途和未來都很焦慮、很敏感的年紀。2019年開始,我有驚恐症、焦慮和抑鬱症。但是作為一個家屬,你就不可以任性了,你不能擁有符合年紀的情緒,因為你要去照顧別人。被捕者家屬很多時候都會沒有了自己——陪著你坐牢。

和獄中的前男友分手後,Stella(化名)想找尋自己的身份,開始了健身之路。攝:林振東/端傳媒
和獄中的前男友分手後,Stella(化名)想找尋自己的身份,開始了健身之路。攝:林振東/端傳媒

2022年,我們講了分手。說起還是想哭,你覺得他會明白你,但最後他並不欣賞,那我一直以來在付出什麼?我很依賴親密關係,但當時即使有個很親密的人,感覺並不親密。以前會覺得努力去維持世界不倒下來就 OK,後來發現再努力也好,世界還是會倒下的。有一次教學生做手作搞砸了,小朋友說:「為什麼你做不到,這個不是你的責任嗎?」那天我早退回家,一上 Uber 就哭,打電話給我媽不停哭。

但就算讓我再來一次,我都會做同樣的決定。社運時期,大家是陪伴彼此渡過艱難時間的關係。我不後悔跟他一起,這些都是經歷。沒有他、沒有現在的我。

五年很長,佔了我的生命很大部分。在這段人生最迷惘的時間,最大體會是希望愈大、失望愈大,控制著期望才沒有落差,可以保護自己不受傷害。我也習慣將感受收到最裏面,也不太去接收別人的感受。

牆內牆外的人維繫關係,需要的力氣比想像中大,所以最重要的是體諒。坐監的人要去理解家屬的辛苦,但在外的人也要去體諒坐監的人只可以依靠你。你要明白有些事對方做不到,大家不是超人。

「沒有社運之後的自己是怎樣的呢?你要開展新生活去找答案。」

2019年,大家給自己很多一模一樣的標籤,沒有分你我。我不斷問自己,究竟沒有了社運、沒有了監獄之後的自己是怎樣的呢?2019年之前的我是怎樣呢?你要開展一個新生活去找答案,找一些事去投入、去塑造自己。當初很多東西是為了他做,現在是為自己,所以我去健身。人會背叛你,但是肌肉不會。

我覺得我有一個後遺症——如果掌握不到手上的事情,我會很不安。健身的過程中,有段時間覺得自己的進度停滯不前。你總是有一個限期、在盼著有個結果。那些人常說要堅持才會看到希望,但問題就是我看不到希望,我堅持不了!所以我要不停去計劃未來,去玩健身比賽證明成果,會想30歲之前開一間健身室。

這樣的話,未來就不再是齋講。這五年已經做過很多無結果的事了,事不過三,你想預視得到所有的事。

我沒有刻意去迴避新聞。一天不死、一天都還有驚喜,香港真是充滿驚喜的地方,你沒想過垃圾徵費說了這麼久,最後不做了。不過香港是熟悉的地方,雖然很多身邊的人正在離開,但還沒到一個地步令我要離開。好像感情一樣,我習慣堅持到最後一刻。唯獨對香港,還會想堅持。

Stella(化名)常常帶著健身手套出門。美甲是一朵朵花,其中一片在一次舉重的時候剝落。攝:林振東/端傳媒
Stella(化名)常常帶著健身手套出門。美甲是一朵朵花,其中一片在一次舉重的時候剝落。攝:林振東/端傳媒

現在返新工又搬屋,新圈子不是很多人知道我的事。大家都有默契不再提起以前。好像新的身份,但不是說要丟低之前的事,而是像不同宇宙裏面都有一個 Spider-man,很抽離地看著之前的自己。

但現在的你由過去的你而組成,move on 都是帶著以前的傷痕。我有時還會夢到我前男朋友,又有夢到現任男朋友旅行時丟下我。夢裏常常都是被人遺棄、或者被背叛,哭著醒來。

我會這樣形容我的孤獨感:好像有很多道門,每開一道門都有不同的人,但是總有些門打開沒有人。在那些孤獨的房間裏,唯有自己慢慢消化。還是要慢慢經歷多一點,重新去建立與人的信任。

單靠時間不夠緩和傷痛,如果不去做任何事,可能仍然會怪責自己、後悔和懊惱。心之所向,行之所往,我從2023年開始,去做想做的事,不讓自己有藉口。健身就是在正確的道路上付出努力,你會見到肌肉在長大。一開始做健身是因為常常一個人去旅行,但無辦法把10kg 行李放到頭頂行李櫃。總不能每次都找人幫忙,或者每次拿下來都很害怕。現在我做到了,至少覺得自己也不是很沒用。

存在

Bret(化名),30歲;參與社運多年

「原諒我不記得忘記」,這是一句歌詞。五年了,好多人選擇去忘記,但我沒辦法不去面對這件事,我要繼續做。有的人可能覺得我喝酒是逃避,我是因為記住這件事,才會繼續用這樣的生活模式生活下去。

這幾年,數次朋友入獄。有些朋友十幾年前認識的,當時都沒想到現在會坐監。十幾年前覺得社會運動會長久的,坐監離自己很遙遠。

有一次是2020年,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案件。當時我還和某個朋友在法院外唱歌,送囚車的時候揮旗。示威很多年,有時覺得在現場是作勢給傳媒影相的。後來朋友說在囚車上見到組織的旗幟,這讓我內心很感觸。當時那面旗幟代表的組織已經解散了。

Bret(化名)讀書,讀歷史,明白社會運動會經歷跌宕的過程。攝:林振東/端傳媒
Bret(化名)讀書,讀歷史,明白社會運動會經歷跌宕的過程。攝:林振東/端傳媒

之後去到47人案,有好幾位朋友還押。47人案判決的時候我有去旁聽。判決那天我沒什麼特別的心情。迎來判決有少少蓋棺定論的感覺,當然可能還會去到上訴庭、終審法院,但至少有個中間階段出現。因為那天早上很快休庭,後來我還和被告家屬一起去飲茶。

自問自己不算情緒波動很大的人,最多有時候看信會不開心,會哭,會有感觸。剛發生的時候情緒波動比較大,有些「中二病」,在心裏問「點解世界會係咁」。現在日常穩定了很多。一來可能時間長了,二來自己探訪、寫信回信多了,情緒也平淡了。

無論寄信還是探訪,已經成為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做了三年多。我有一種信念,堅持探監寫信未必可以影響到全世界,但最少可以影響到身邊的圈子。想證明給大家看,2019年和之後發生的事還在這裏,還有人在監獄裏。

我從家裏去赤柱的車程要兩個小時。這幾年來只錯過三次,因為塞車遲到。雖然見面只有15分鐘,但現在的對話比較純粹,找回了和人面對面的交流。現在會講生活中切身發生的事,多過以前像網友聊天的狀態、一講就是不開心的事。寫信也可以梳理為什麼心情不好,而不只是發洩。我會準備很大的信封。一個月都有寄十封以上,也會寄歌詞,寫自己最近看過什麼書。

「在有限的時間做自己能做的事,比去想是否應該做更重要。」

很多探監的人漸漸都離開了,連有的被告的家人也離開香港,探訪編排上的人越來越少。隔了三年,大家都明白,不是所有人可以日日過來。探監要早上,大家都有日常生活,有的人要湊仔,有的人要返工。

現在比起2021年一定少了很多人關注。以前旁聽是爆滿的,現在10點去還能坐到第二個延伸庭。有很多支援在囚人士的平台,面對壓力或在不同情況下要停運。移民是一個因素,一些人會放下這裏的一切,投身另一個國度。而香港越來越難發生事情,甚至一些人都覺得自己上網講六四都不可以。大家越來越自我噤聲,都不知道紅線在哪裏,為了自保只能越來越縮。

有人覺得連寫信都好困擾。於我而言,有什麼事能做就做,不能因為恐懼否定所有可能性。而且到「泊正」(正式服刑)了,一個月只能探兩次,為何不抓緊時間探呢。如果他們真的要坐監十年,你都不知道十年之後自己身處何方。在有限的時間做自己能做的事,比去想是否應該做更重要。

Bret(化名)堅持探監、寫信已三年。攝:林振東/端傳媒
Bret(化名)堅持探監、寫信已三年。攝:林振東/端傳媒

幾年前我想過自殺。那時候是《國安法》實施之後,有信任的人突然離開香港。我之前總是會對離開的人感到憤怒,覺得離開是逃避責任。信任的人離開,讓我體會到,這樣做真的會令我受傷。但有時人真的是得走的。過了至少半年,我的情緒才平復了。那時候許多事情疊加在一起,我想過去死,新界有好多工廈嘛,哈哈,天台也很容易上去。但站在天台上,不知何故,又會想起,我關心的議題的運動還未結束,2019年的事還未結束,還有很多人在監獄裏面,還有很多事要處理。少了一個人,這些事或許就更難做一分。

喝酒或許是我鎮定情緒的方式。那時候情緒很糟糕,看信都會哭,或者想一些事無緣無故都會哭。2021年的時候,還是啤酒和威士忌兌在一起喝。後來啤酒的效果已經不夠了,不夠溫自己的心。現在全日只喝威士忌。喝威士忌可以讓我感受到自己的心跳,對周身的感知會加強。講這些好像很虛無縹緲,喝酒能讓我感受到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存在。

我之前做過手術,現在身體還有其他疾病。有時候我會想,是不是自己還有很多時間呢?於是更珍惜現在能做的事。好多人覺得要鬥長命,有人會做運動。可能有人覺得如此喝酒是墮落,但我覺得每個人可以選擇自己比較開心的生活方式。

有句林夕的歌詞適合我的心情,「遺忘昨日 便能記得明天」。我不會忘記不開心的事,但我寧願擺在一邊。當然想起不開心的事都會哭,但睡一覺,第二日都要過自己的人生。你不可能繼續沉淪,成個世界不會因為你沉在裏面而停止。第二日那些人都會繼續坐監,香港還是這個模樣,你都要抖起精神去面對。

可能是搞很多年社運令我樂觀,心存盼望。我讀了很多歷史,很多社會運動都會經歷跌宕的過程。至少我自己還能做自己關心的議題的團體活動,有少少自己可以發揮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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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評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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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Charlie(化名)大律師那段,很感人。
    舊同學WhatsApp 群組,對於社運新聞已沒有反應。
    2019年時,他們是熱烈地討論的,為什麼現在如此冷淡。
    我常常對朋友說:「只要一天未死,我們仍有機會反敗為勝。」

  2. 作為一個反修例運動出獄者,我真的是好多話想講,好多事情想講。雖然是歷史的小人物,但我都相信可以在歷史中留下一筆痕跡。我想講,但我不可以講,這個才是最難受的。自2019年8月12日一別,我知道自己無法再踏足這座城市,當我行至羅湖橋中段,我竟然會對虐待,欺騙,恐嚇我的香港警察鞠躬,我不知道是對他們鞠躬,還是對香港這座城市鞠躬,這種感情,好難用言語去形容,或者,是次鞠躬,是對這個城市的告別吧!

  3. 閱讀這篇時,眼淚想流下,也許我們的外在看似如常,心裡面還是收藏了那些傷痕,謝謝紀錄和一眾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