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为平台工人立法，保障其退休、工伤和工会权益｜Whatsnew

9月10日，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了一项名为《平台人员法案》（Platform Workers Bill）的新立法。 这项法案将自2025年1月1日起生效，为出租车司机、私家车司机、送货员等依赖线上平台谋生的从业者提供法律保护。

许多评论认为，这一法案将成为全球相关立法中的一项创举。 其将“平台人员”设立为了雇员和自雇人员之外的新的法律类别。同时，这项法案还确保“平台人员”能享有与其他工人同等水平的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工伤保险和集体谈判权。《联合早报》称，国会三读通过平台工人法案，让新加坡成为全球最早立法保障平台工人退休、工伤和工会权益的国家之一。

这项法案获得了新加坡的长期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和主要反对党工人党（WP）的同时支持。 法案通过后，新加坡的政、商、工等各界都对法案表示了欢迎。

据《海峡时报》报道，《平台人员法案》目前覆盖的主要是送餐送货服务人员和网约出租车司机。根据新法案，平台工人将纳入比现有水平更高的中央公积金体系（CPF——包括退休、医疗、住房和家庭保障在内的综合保障体系）保障，与目前CPF规定的雇员、雇主支付标准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平台工人和平台企业都将缴纳更多公积金。

接着，根据新法案，平台软件运营商也必须为平台工人提供与雇员同等水平的工伤保险。

新法案同时允许平台工人组建被称为“平台工作协会”（platform work associations）的代表机构。 在新加坡，平台工人原本无法组建工会。而根据新法案，这些法律权力类似工会的代表机构可以让平台工人用集体谈判的方式与企业签署具法律约束的集体协议，甚至可以在“经过考虑和情况合理下”展开罢工。

数据显示，新加坡有7万左右的平台工人，占本地劳动力的3%；提供召车与送餐送货服务者约佔平台人员的93%。

这项法案前后酝酿了约三年。据《日经亚洲》、《海峡时报》等早前报道，在疫情期间新加坡劳工群体生活条件不佳引发关注后，新加坡政府2021年将网约车司机、外送员等工人列为弱势群体，并成立由政府、工运、工业界、学术界等各方代表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研讨如何加强对这类群体的社会保障。政府随后要求新加坡各大平台经济运营商为旗下工作者提供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各方开始就有关法规展开磋商。

在立法过程中，讨论较多的是新法案是否会增加成本，是否出现“羊毛出在羊身上”等问题。 平台企业Foodpanda和Gojek等公司2022年曾声明说，新法案需要考虑潜在的权衡因素，比如消费者和商家是否能承担更高的成本，或是消费者在价格变高之后会否减少网约车等服务的使用。 在2024年9月的国会辩论中，反对党领袖毕丹星（Pritam Singh）、执政党议员杨涴凌等人也都提出了企业可能会转嫁成本的担忧。 新加坡数码平台行业协会发言人则称，新法案会大幅增加平台行业成本，另外，因为工伤意外保险费用和公积金缴交的标准仍有待确定，因此现阶段尚无法评估对业者带来的具体财务影响。

政府部门此项立法负责人之一的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许宝琨（Koh Poh Koon）对此解释指，政策的实施面临多方权利的权衡与挑战。 在成本问题上，新法规包含了防止运营商将成本转嫁给工人的措施，市场竞争也会制衡运营商的成本策略。

许宝琨还表示政府并不会直接监管算法，因平台软件算法的动态特性会使政府审计难以有效执行，而强制披露算法信息又可能导致平台离开新加坡，影响就业机会。 他指平台工作协会将被赋予与运营商讨论“算法歧视”等问题的权力。 他同时拒绝了建立集中工伤保险系统的建议，认为竞争的保险市场有助于控制保费上涨。

在立法最后阶段为期两天的国会辩论中，有26名议员发言支持法案。

许宝琨另指，未来还会重估是否扩大这项法案的适用范围。 他表示家政、护理等更多领域也日渐平台经济化，或有必要纳入同样的范畴保障从业人员。

在《平台人员法案》通过后，新加坡三家平台经济运营商Deliveroo、Foodpanda及Grab承诺会致力于确保新法案在明年顺利与有效实施。 另据新加坡8World新闻网报道，全国职工总会（职总，NTUC）和旗下工会也对国会通过《平台人员法案》表示欢迎。

新加坡国内外的媒体纷纷把这项新法案称为平台经济领域“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尝试。 而在中国的社交平台新浪微博上，“#新加坡通过工人法案”话题阅读量超过百万。

不过，《平台人员法案》有着较为特殊的新加坡语境。 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Facebook上表示，新加坡注意到了世界各国有关如何更好地对待零工工人的讨论，采取了引入“平台员工”作为独特类别的平衡办法。

黄循财特别提到了“有力的三方协作伙伴”。“三方协作”（tripartite partnership）是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下的新加坡独特劳资机制，是长期实行的劳、资、政府三方协商机制，以1972年成立的“全国工资理事会”为代表。

在历史上，“三方协作”的根基是人民行动党和职总（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之间的“共生关系”，前者是新加坡长期执政党，后者则垄断了新加坡的工运议程。 前总理李显龙曾经2023年在职总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提到，“三方协作”让人民行动党政府“亲增长”也“亲工友”。

实际上，人民行动党1950年代成立时是深耕于工运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惟李光耀等人民行动党高层在1960年代开启长期执政后担忧罢工潮、高福利等因素会影响经济和投资，因此建立了由国家机器垄断议价机制、促成劳资妥协，反对劳资对抗模式的“三方协作”机制。

尽管新法案提到“罢工权”，但新加坡社会鲜少发生罢工。 新加坡最近一次罢工是2012年的巴士司机待遇公平问题罢工，事件中多名中国籍司机遭新加坡遣返。 在此之前的一次较大罢工行动发生在1986年，是美国石油公司Hydril旗下工人的合法罢工。 此外，时任总理李光耀对1980年新加坡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罢工的严厉压制，也在新加坡历史上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许多分析都认为，对于公权力机构而言，零工经济监管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如何涵盖不同背景的工人——并不是所有从业者都想被视为员工。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研究曾显示，新加坡46%的平台人员表示，他们的个人收入完全依赖送餐工作，而54%的员工表示，他们从事兼职工作，其中一些人已经在公司全职工作，另一些人则作为自由职业者或平台工作人员从事各种工作。

在此背景下，这一新法案是否能够有效实施，其中会出现哪些新问题，也值得长期观察。

此外，新加坡卫生部、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以及业者也会联手制定平台服务行为准则（Approved Code of Practice for Platform Services，ACOP）。 当局已经从9月4日开始展开公众咨询，直到9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