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工經濟的江湖裏，斜槓青年們載沉載浮

程超，人稱超哥，是中國大陸最早在互聯網上打零工的人之一。21世紀初，他曾在杭州開翻譯公司，當時中國做出口貿易正熱，浙江省知名的民營企業中一大半都是他的客戶。但在國內做翻譯的薪資太低，他沒掙到什麼大錢。收入滿足不了他的野心，他毅然漲價，可遭到大批客戶的拋棄，窮忙一時，卻幾乎顆粒無收。職業的艱難轉型關頭，程超發現了互聯網上的新天地。

彼時世界最大的在線零工平台Upwork還沒有成立，而是由兩家分別名為Elance和oDesk的線上人力外包公司分庭抗禮。這兩家公司都因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的普及而起，任何人或公司都可以成為僱主，在線上發布自己的用工需求和薪資報酬；同樣地，任何人都可以成為應徵者，線上競爭僱主的工作並完成它，獲得工資。只不過，這些工作不是全職的，而是零散的、臨時性的短期工作，而僱主和應徵者，可能來自於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大家通用英文交流。

2011年，程超在線上平台初試牛刀，定位自己為「資深中英文翻譯」，時薪35美金，可無人問津。互聯網的世界似乎比現實還要殘酷，於是他開始降價，20美金、15美金、10美金……直到時薪5美金時，他才接到第一單業務，幫一個德國客戶安排物流。從那時起，他「把自己的心態歸零」，在互聯網的新世界裏，他「不是老闆，不是創業者，只是一個小生意人。」

只有處於絕望中的人，才會把線上零工當做事業的重點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程超開始在互聯網上打零工那幾年，全球網上零工市場規模大約20億美元，這個數字在2016年攀升至48億美元。另據牛津大學的Online Labor Index的數字，全球零工經濟每年增長約14%，高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經濟增幅。

那一年，程超回憶自己「快要把命搭進去了」，「瘋狂接單」，攢五星好評。靠沒日沒夜的時間累積，他賺得比往昔全職工資數倍，終於開啟了屬於自己的「黃金時代」。在互聯網上，他從翻譯轉型為「市場諮詢顧問」和「社交媒體營銷者」，幫助世界各地的中小企業主調研中國市場情況及運營數字營銷。從最低5美金的時薪，漲回10美金、15美金、35美金，漲到最高時薪333美金，是中國人在線上平台的最高單價之一，在美國市場也算是前三名，還有來自歐洲的客戶請他住豪華酒店，邀他到國外講解中國市場經驗。

用他自己的話說，「只有處於絕望中的人，」才會把線上零工當做事業的重點。但「互聯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很多的知識都可以現學，」「就算啥也不會，也敢接單」。做的多了，他發現那些工作並不高大上，無非是修圖、寫代碼、網站優化、採購、驗貨及跑腿，或是世界五百強大公司將業務外包給大型諮詢公司或者投資銀行，再轉手至下游的小諮詢公司或小投行，小公司再找到他這樣的個人去做實地考察、業務拓展等等具體瑣碎的工作。

原來這裏「就是大雜燴、大賣場、大Bazar，」雖然「卧虎藏龍」，但「大多數都是低端生意。」互聯網沒有除掉中間商，也沒有讓世界變得更平，反而讓更多人沉在底層。而他要做的，是從底層攀至頂端。

2015年，Elance和oDesk合併成為Upwork，這是至今為止全球最大的綜合類人力外包服務平台。在Upwork上，有超過180個國家、900萬自由職業者900萬和400萬僱主。截至2017年3月，Upwork的年營業額超過10億美金。除了Upwork之外，還有Freelancer、PeoplePerHour等線上平台，佔據着澳洲、歐洲等分眾市場。在中國，還有豬八戒、程序員客棧等等。

但自由職業者與零工機會永遠是供過於求的關係。從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歐美等國減少了大量中產階層工作崗位。許多公司傾向開展短期項目，僱傭非合同制的獨立員工，即自由職業者，「零工經濟」（Gig Economy）從此流行。在發展中國家，在互聯網上出售勞動力的情況更加普遍，甚至被政府鼓勵，因為人們相信數字經濟能幫助擺脱貧困。據《大西洋月刊》在2018年9月的報導，馬來西亞、尼日利亞（奈及利亞）等國家已經開始培訓居民使用在線勞動力平台，馬來西亞的目標是，到2020年，讓34萬名工作者（大部分來自收入最低的40%）能夠在網上以自由職業謀生。

底層有底層的生意經。2016年底，程超邀請一位程序員朋友，用爬蟲技術抓取了在Upwork上最賺錢的中國人的數據排行榜。排名第一的是來自四川省綿陽市的用戶，從2007年開始以每張圖1.5至2美金不等的價格修圖，每單收入10至500美金不等，到目前累計進賬45.3萬美金。他的修圖風格非常統一，多服務於國外的商業攝影、婚紗攝影或者亞馬遜賣家。這是一份重複性極高的工作。據程超了解，這個用戶背後是六位修圖師組成的小團隊，11年來，粗算每個人在upwork上的月收入約為4000元人民幣，不能算高薪。

換句話說，中國人依然靠着相對低廉的人力成本在互聯網上接單。儘管打零工聽上去不是高端職業，但程超發現，在當下以逐利為目的的社會氛圍中，「尊重，就來自於你掙沒掙到錢」。尤其是在國內經濟不景氣、實體經濟蕭條的情況下，許多公司的業務縮水，裁員、減薪，普通人越來越難找到理想工作，而他的客戶卻來自全世界各地，收入以美金計，聽起來更勝一籌。

他在大學時念的是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過去，國際貿易做的是實體商品交易，而他抓住零工經濟的機會，做起「服務貿易」。他為這群在線上打零工的人重新起了一個名字，叫做跨境自由職業者。

程超開始在微信、知乎等平台上宣揚此道，許多人來投奔他，希望他能指點迷津。那是一群和曾經的程超一樣「絕望」的人，有告別職場多年的全職母親，有事業遇到瓶頸的中年男士，有擁有三四個海外學位卻距功成名就遙遙無期的精英人士。他告訴他們如何起步，如何邊做邊學，如何談價格，如何在網上追討欠薪，如何利用零工經濟平台成為一個成功的「小生意人」，然後最終擺脱它。在互聯網的世界裏，程超組建自己的「超哥商學院」——他認為這是零工經濟時代給他的機會。

「你如果按小時計費，永遠就是打工的」

自由職業者Ting在Upwork上接到的第一單業務是幫一位做英語培訓的美國人尋找中國各個大學英語系系主任的電話號碼。報酬15美金一小時，共計五個小時。Ting記得，她接到單後，欣喜萬分，開始「孜孜不倦地在網上搜索」。

在Ting工作的同時，Upwork也在運用發達的科技監控她。她的電腦屏幕被隨機截屏，並被記錄鍵盤輸入和鼠標移動的情況——這個功能被Upwork美名為「保障項目進度」，是其平台上保障僱主權益的一個熱門賣點。每隔幾分鐘，Ting的電腦屏幕就發出「咔、咔」的聲音，像是「被拍照」。5個小時之後，她提交了工作成果，得到了75美金的工資。她覺得，這是一個不錯的起點。

另一位自由職業者Echo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她是一位程序員，僱主希望用Webcam監督她的工作。她拒絕了。她的理由是：程序員通常是夜晚在家工作，若用Webcam，難保不會錄影到家人的生活，屬於侵犯隱私。那一份工作沒有談成。

Echo還有薪水上的困惑。網絡接單的價格普遍偏低，譬如，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擁有三年工作經驗的前端工程師的月薪約為1.5萬人民幣左右，後端工程師月薪約為3萬左右，而在線上，若以月為單位計算報酬，往往還不及業內行情的三分之一。而真實的工作時長其實難以估算，慣常的工作時間是朝九晚五，但程序員習慣在夜裏工作，那就意味着幾乎「從早上九點到晚上十二點」，「只要老闆發消息，就會有響應」。她從2017年初辭掉在北京的全職工作，做自由職業者只有之前薪水的一半。但她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暫時無法回歸職場生活。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邱林川曾在《Upwork：全球零工帝國裏的剝削與反抗》一文中稱，Upwork上的「勞工遍布全球，而各國工資水平差異大，中國人不願接的活，印度、菲律賓乃至非洲人搶着接，要價差別可達幾十倍乃至上百倍。」同時，「平台不用為勞動者提供健康保險等福利，變相迴避企業責任，從而施行在傳統勞動市場裏較難實現的剝削。」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2016年的報告，失去基本權利的工人不斷尋找下一份計件工作，「可能會發展出一個打零工者服務少數特權者的社會」。牛津大學互聯網研究所的教授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曾採訪了一百餘位自由職業者，認為當下的線上零工市場「存在一種逐底競爭效應，因為勞動力明顯供過於求。」《大西洋月刊》亦撰文稱，自由職業網站迫使「每一個新註冊的工作者都進入了一個充滿無休止的競爭、薪水低下、幾乎毫無穩定性可言的全球市場。」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丁曉東也曾表示，平台革命與零工經濟給勞動法帶來的挑戰是全方位的，應考慮「為基於互聯網零工經濟的勞動者提供一種獨特的救濟渠道」。

但對程超這樣的務實者來說，努力向上遊發展才是擺脱不平等待遇的最優解決方案，實現收入的最大化才能成為叢林裏的最終勝者。

「如果你一直在做低附加值的事，就沒有辦法阻擋其他人剝奪你的機會。」在Upwork上有大量零散的工作和不專業的自由職業者。有的是大學生來練手，接翻譯工作，直接用Google翻譯然後交給客戶；也有的人專接幫外國人在中國買東西的業務，5美金一小時，當零花錢隨便賺賺。若要脱穎而出，就得「在這樣一個雜亂無章的市場裏，」「形成一個穩定賺錢的模式。」

程超曾數次被線上僱主邀請至國外。譬如，去美國波士頓和以色列講解中國的醫療市場，那些僱主想要在中國開發遠程醫療和醫療旅遊項目。程超為他們介紹中國一線、二線城市的三甲醫院的分布，中國的疾病數字、死亡率，中國病人獲取信息的途徑等。程超不是這方面的專家，甚至沒有醫療行業的工作經驗，這些信息都是他根據公開的中文信息或媒體報導整理而來，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邊做，一邊學來的」。但就是有很多對中國情況不熟悉、卻希望在中國發掘市場的海外中小企業主買賬，他們是程超口中「穩定賺錢的模式」的源頭。

在線上，他遇到的「邊學邊賺錢」的零工還有：幫來自希臘的客戶翻譯中國的氣功教材，甚至去問少林寺是否招歐洲代理；幫美國喬治亞州一家碧根果（美國山核桃）種植戶聯絡國內的進口商，參加國內堅果行業的展會；幫一個英國畢業的華人建築師打銷售電話，推銷建築設計方案；幫美國一家小型製鞋商在江浙滬一帶尋找工廠、做設計、開模、找原材料、打樣、生產——這一單歷時兩年，他花費了898個小時，賺了三萬多美金。

成功案例賦予了他在粉絲中的話語權。他對粉絲的「布道」包括怎樣建立在線上平台打造自信、友好和經驗豐富的個人形象，如何分析客戶並與之溝通，如何設計並合理安排工作流程，如何制定個人定價策略，獲得好評，贏取回頭客，以及在最短時間內識別並遠離信譽不佳的僱主，避免損失。

在以Upwork為例的線上零工平台，當僱主在選擇候選人時，歷史評價會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評價就像Amazon、Airbnb或中國大陸流行的淘寶網上的顧客評分一樣，五星好評為最佳，而評分標準又會分為技能（Skills）、時間有效（Availability）、工作質量（Quality of Work）、溝通能力（Communication）和合作能力（Cooperation）等具體類別。

許多新手都曾因評分吃虧。有的僱主會以測試為名，要求候選人免費幹活；或者欠薪，然後以差評威脅；還有的僱主會以前期溝通為名，從候選人那裏騙取工作方案，然後再不聯繫。因系統設定的緣故，一份工作完成後，僱主並不會自動給出默認好評，如果僱主忘記評分，那麼兩週以後，應徵者的個人頁面上會出現一行冷冰冰的「無評價」（No Given Feedback），這也會對他們接下一份工作產生負面影響。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程超經歷過為積累好評而隱忍工作的苦澀時光，也就此總結出自己的「法則」。就採購這一業務來說，「我建議直接過濾印度，印尼，新加坡，中國香港，中東除阿聯酋、迪拜（杜拜）、沙特阿拉伯以外的國家，還有來自非洲國家的僱主。」程超後來這樣告訴他的學員，「相對來講，經濟水平決定了他們的支付能力。」而新加坡等地雖然是發達國家，「但新加坡有很多客戶，仗着自己會講中文，很會壓低價格，」「不需要浪費過多時間。」

「若是做digital marketer，我也建議過濾非洲國家，尼日利亞、蘇丹、阿爾及利亞等，除了南非。以及阿聯酋、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這些國家有很多是外包商，你可以理解為互聯網界的房產銷售或金融銷售，」程超說，他每週都會接到不少來自印度或巴基斯坦的電話，他統統掛掉，「有可能談了半天，他們只是來比價，或者騙一個proposal。」

然後再篩掉習慣給4分以下評分的僱主，平均單價在應徵者要求的一半以下的僱主，譬如「你要求20-30美金的小時費率，客戶的平均費率在10美金或以下，基本可以忽略。」

他不斷地鼓勵學員去漲價。只有漲價，才能過濾掉低端僱主，吸引來那些不苛求工作時長、不在意幾美金時薪差異的高端僱主。而只有力爭上游，才會獲得更理想的收入。「你要想明白自己是做低價批量，還是高價優質長期客戶。」

「你如果按小時計費，永遠就是打工的。」他要學員們記住這句話。

「你會獲得公平的回報，因為公平就是你的能力」

程超的學員非常認可他這的方法論。

來自福建省廈門的Jessie在Upwork上主要做採購業務，她曾經向程超提出無數瑣碎問題，譬如「如果工廠方面因為質量把控不好導致時間過長，而超過deadline，這種情況怎麼應對？」或者是「客戶要求用PayPal來支付運費或貸款，尤其是金額超過$500或$1000時，該怎樣處理？」

在程超的指導下，她的小時單價在三週之內從10美金漲到了32美金。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她都擺脱了平台對她電腦屏幕的監控，而採用人工計時的方法，擁有更多自由。

「女性可以在家賺錢，這是她們的夢想生活，」程超說，「能創造價值，有成就感，能提升在家裏的地位。」有幾位全職太太，靠自由職業賺得的收入超過了丈夫，丈夫便開始承擔家務，「這種愉悅感，你懂的。」

另一位叫Tammy的學員人在深圳，在Upwork上做的小有起色，一個德國僱主和她業務來往日子久了，出價月薪2,500美金想要全職聘用她，卻未承諾工作時長、勞動保險、假期等具體保障。「兩千五百美金就是你夢想中的生活嗎？」程超問她。

「你給客戶幾個選擇。第一，讓客戶在中國成立公司，或者找個第三方機構，正經僱用你；第二，你開價1500美金一個月，每天給他工作兩個小時。還有一個條件，讓他每個月提前把錢打給你。」程超叮囑她怎樣去談判。

程超稱，他幫助學員比較Payoneer、PayPal、Worldfirst等不同跨境收款方式，節省更多的時間和手續費。他還教學員背誦各個國家和領導人的英文名，要提高「軟實力」，因為太多人「連馬克龍的法文名不會念，也不知道默克爾是誰。」譬如來了一個荷蘭僱主，一上來能用荷蘭語問句好，勝算便多添幾分。有時候，連和僱主視頻開會時，應該怎樣穿衣、布置背景、調整燈光，程超都會手把手地去指點。

這些指導都是有價的，且不菲。他的一對一課程高達六萬餘元。有時，他會告訴學員需要提高英文，曾做過多年翻譯的他也提供收費的在線英文課程。

「沒有路徑和方法，要走很多彎路。」程超認為，在線上零工平台，一直存在着賺錢的兩種模式，一是大多數人選擇的「SAD悲傷模式」，低價長期不停歇的工作，時刻蹲守在電腦旁，哪怕是午夜，生怕錯過客戶的消息；另一種是「HAPPY快樂模式」，收更高的價格，獲得客戶尊重，客戶甚至請他們出國旅遊、參加家庭聚會、給他們買禮物，既有錢又有時間。「你會獲得公平的回報，因為公平就是你的能力，」程超說。

線上市場存在着明顯的等級分化——成功的人追求自我價值，失敗的人累得無法喘息，像極了現實中的社會。「你當然想要成為第二種人，對不對？」

這是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和互聯網時代新的社會分工背景之下，一個中國小人物的故事。在這個裁員潮、外資撤離潮、房價低迷潮湧現的時代，「很多人的全職工作壓抑，收入得不到顯著提升，」程超覺得，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加入這個行列，並期望站在贏者的那一端。而規則越不公平，贏面便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