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許輝：組建工會的權利，對零工經濟從業者來說有多重要？

因為《人物》的一篇深度報導，外賣騎手被異化的勞動過程終於破圈而出，激發了不同社會群體的共情，一方面是因為外賣騎手已經深度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特別是在疫情隔離期間，他們是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必要行業工人（essential worker）；另一方面，平台經濟的算法優化在為消費者帶來便利和效率的同時，它所耗費的社會代價第一次如此扎心地呈現在人們面前，畢竟在數字化的「幽靈」和「系統」的籠罩之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那個代價。

筆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裏提到，年輕一代的農民工寧願送外賣也不願意進工廠的原因在於，他們認為送外賣是一份自由的工作，但是這種自由實際上是一種幻象，因為在逃離了生產流水線上管理人員有形的管束後，進入平台經濟的農民工反而被困在無形的算法的監控中。撥開算法的迷霧，外賣騎手的困境反映的其實是愈發個體化的、不斷脱離監管的勞動權益問題。

騎手維權的歐洲經驗

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着「優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戰, 工人以長期的忠誠僱傭關係換取穩定的企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模式，正越來越受到新經濟的衝擊。

這是一個隨着移動互聯網技術發展而來的新問題，但並不是中國所獨有，各國的勞動力市場都面臨着「優步化」（uberization）的挑戰，比如在德國，這種極客經濟（gig economy）的興起正在重新定義傳統的勞動關係，工人以長期的忠誠僱傭關係換取穩定的企業福利與社會保障的模式，正越來越受到新經濟的衝擊。

由於外賣騎手的工作是勞動密集型的，在空間上是分散的，而且他們作為原子化的個體和平台之間的力量關係是不平衡的，因此他們往往被認為缺少議價能力，難以在騎手之間建立社會關係，形成共同的身份認知，並組織發起集體行動，這是算法的極限控制能夠暢行無阻的根源所在。但是自2016年以來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外賣騎手接連發起抗議行動，這顯示出即使在外賣平台的技術阻礙下，騎手的團結與集體行動仍然是可能。

外賣配送平台Deliveroo在倫敦的騎手第一次抗議是在2016年8月份，起因是平台宣布把小時工資改為計件工資，一開始有大約150名騎手聚集在Deliveroo總部，要求恢復小時工資，其他騎手得知消息好陸續加入。數百名騎手不但在平台辦公室外舉行集會，而且退出平台APP，拒接訂單。這是Deliveroo工人第一次非正式罷工，前後持續了六天，在社交媒體的傳播下吸引了公眾廣泛的關注，最終Deliveroo公司同意不單方面實施新的工資體系。

這次的抗議活動得到了大不列顛獨立工人工會的支持，在成功的動員嘗試後，這個倫敦草根獨立工會開始了一項在快遞配送行業組建工會的長期計劃。自此，Deliveroo騎手的集體行動逐漸蔓延到英國的其他城市，抗議低工資、訂單不足、缺少健康安全保障等問題。目前，在草根工會的支持下，外賣騎手的組織和動員正在全英國持續開展。

意大利圖靈的外賣騎手第一次抗議活動是在2016年10月，起因是外賣平台Foodora從9月起對新招募的騎手實施計件工資制度，並在10月將這一制度擴大到所有騎手，這引起了約300名騎手的不滿，他們向公司遞交了一份抗議信，提出了三項要求：包括提高時薪和停止計件工資，改變合同條款，承認他們的員工身份，以及停止對抗議者的打擊報復行為。

為了迫使平台公司讓步，騎手們集體「註銷」該APP，在市區移動遊行，以及在社交媒體上呼籲消費者抵制該平台。這起抗議活動是由工人自發組織的，但是得到了草根工會的支持。在媒體的高度關注下，外賣平台Foodora最終同意提高配送費，以及為車輛維修提供補貼。其他實質性的訴求，比如恢復小時工資以及將騎手視為正式的員工都被拒絕了，而且一些積極參加抗議活動的騎手合同沒有得到續簽。雖然意大利的騎手沒有像英國騎手一樣開始組建工會，但是一些非正式的自組織抗議和罷工仍然在米蘭、博洛尼亞等城市展開。

英國和意大利騎手的第一次集體抗議激勵了他們的德國同行，2016年，柏林的騎手們建立了Whatsapp群組分享工作經驗，討論糟糕的工作條件。在地方草根工會FAU的支持下，他們決定加入「配送工會」（deliverunion）的國際運動，這個運動的目標是連接全球的外賣騎手，具體訴求包括為受僱的騎手每小時增加1歐元工資，為自僱的騎手每次配送增加1歐元配送費，以及支付自行車的維修費用、保證最低工資時間和工時的透明化。

這些騎手通過發起公眾行動，比如在Deliveroo和Foodora的柏林總部放置損壞的自行車零件，或者騎自行車遊行，引起媒體的廣泛關注。平台公司出於減少負面新聞、維護自身聲譽的考慮，往往會作出部分讓步，比如支付修車費用。而地方草根工會FAU通過這些行動不斷提升組織工作的效果與影響。

德國官方工會DGB下屬的食品和餐飲工會NGG也開始討論和介入外賣騎手的組織工作。2017年，NGG在科隆發起了一個「接近極限的配送」（delivery close to the limit）運動，旨在通過組織騎手在Deliveroo和Foodora公司設立工人委員會。2018年2月，在突破了Deliveroo公司設置的各種障礙後，第一個工人委員會在科隆通過選舉成立；6月，Foodora公司在漢堡的工人委員會也成立了。

由於Deliveroo和Foodora公司沒有續簽工人委員會成員的合同，NGG採取法律行動，科隆法院於2018年12月判決，Deliveroo和Foodora公司結束工人委員會成員合同的行為是非法的，從而保障了在平台公司成立工人委員會的正當性與合法性。

為了擴大組織工會的影響，NGG還發起全國性的「騎手日」倡議，邀請騎手共聚一堂，分享他們的經驗，討論組織的策略和影響。2019年的「騎手日」活動，外賣騎手得以與聯邦勞動與社會事務部部長會面，會後的聯合聲明呼籲通過調整並執行現有的法律以適應平台經濟的需要，來改善這個新興領域的工作條件。

中國工會的名存實亡

基層工會幹部對外賣騎手的勞動環境、工作狀態大都「不清楚」，缺乏「階級感情」，更沒有意願代表騎手去維護權益。

英國、意大利和德國工會的組織工作以及倡議運動，說明外賣騎手是可以組織起來的，而且自我組織程度高的外賣騎手不僅可以在企業層面促使平台改善工作條件，也可以在國家層面推動相關政策制度的調整和執行。也就是說，針對外賣騎手工作的困境，工會的角色訴求應當集中在經濟和法律方面，而不是技術方面，這為中國工會如何介入困在系統裏的外賣騎手的問題指出方向。

儘管外賣平台出於危機公關、平息輿情的目的而做出回應，但是騎手面臨的結構性問題不是消費者多給5分鐘或8分鐘可以解決的。因為平台經濟本質上仍然是用大數據、雲計算等信息技術包裝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它的生存與擴張主要依賴高資本投入與低成本運營，這一內在矛盾決定了平台企業不但不會承認與騎手之間存在勞動關係及其相應的僱主責任，更會通過削減單價、製造「趕工遊戲」來提高騎手的勞動強度與速度，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模式必然導致勞動條件的惡化，推高社會風險。比如上海公安機關今年已經查處4.3萬多起外賣騎手的各類交通違法行為，這些交通事故給行人和騎手自身都帶來傷害。

作為原子化的個體，騎手在遭遇平台企業日益精準的算法控制時，唯一的出路就是建立廣泛的社會聯結，形成有組織的利益團體，才能在與平台企業、消費者、政府監管部門的溝通博弈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在英國、意大利和德國的案例中，工會是承擔這一角色和功能的載體，但是在中國，外賣騎手加入工會僅在個別城市作出嘗試，而且這些由平台外包企業成立的工會大都只有象徵意義，能夠發揮的角色和功能仍然十分有限，這是由中國工會的根本屬性所決定的。

香港浸會大學的陳峰教授認為，中國的工會是一種國家法團主義工具，國家利用它來實現對產業工人的控制，因此，工會的影響力並不是來自組織起來的工人，而是來自工會在國家制度結構中的作用。為了壟斷對產業工人的代表，市場化改革以來，中華全國總工會相繼要求在私營和外資企業中建立工會組織，以維持和擴大會員基礎，最典型的例子是在沃爾瑪組建工會。沃爾瑪作為美國反工會運動的代表企業，它在中國一反常態，同意組建工會的壓力不是來自有組織的工人力量，而是自上而下的國家權力，中國工會一貫以此與目標企業達成組建工會的交易，而工人實際上是被排除在這一過程之外。

同樣，中華全國總工會從2018年開始，在工會系統啟動卡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騎手等八大重點群體的建會入會工作。作為響應，2019年1月9日廣州市總工會指導成立了首家外賣行業工會——廣州野馬科技有限公司工會委員會，當天有350名騎手入會，成為外賣行業的首批工會會員。但是作為工會會員，外賣騎手能夠享受哪些服務？工會如何幫助騎手維權？如何建立工會、外賣騎手和平台企業在勞資溝通、集體協商、民主管理等方面的機制？工會如何代表騎手在法律調整、勞動關係規制、社會保障等議題上作出政策建議？這些問題需要工會有更進一步的探索和實踐。

由於中國工會具有雙重身份的組織，既有國家屬性，又有社團性質，既是國家的工具，又是工人的組織，因此工會只有在與制度允許它們扮演的角色不衝突，而且基本一致的情況下，才可能在法律程序內代表工人爭取利益。否則，工會不但不會代表工人的利益，甚至會阻止工人自發的維權訴求。這一對中國工會性質、角色和功能的基本判斷，在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勞動關係規制中得到充分驗證，而在外賣配送行業，各級工會的表現並無明顯差異。正是由於工會在權利和利益爭議中難以真正代表工人，工人往往依靠自己的力量採取行動。

從2018年1月到現在，中國勞工通訊已經記錄到104起外賣騎手發起、參與的遊行示威以及罷工抗議，主要訴求是加薪。其中一個案例發生在今年5月16日，河南省三門峽市數十名外賣騎手公開抗議新上任的代理商從外地帶來約100名員工，導致老騎手能搶到的外賣訂單大大減少。據騎手提供的資料，以往每天12點到1點的點餐高峰期，每名老騎手能接到17張單左右，但自從外地騎手加入後，高峰期每人接單量急降至5、6單，導致騎手都在街頭苦等，嚴重影響工資收入。另一方面，代理商要求騎手重訂勞務合同，當中未見任何有關薪酬的內容，騎手們的工資則由以往每單5元，下降到約4元。

雖然全國總工會承認像快遞員、外賣騎手這樣的新就業群體存在收入不穩定、社會保障缺失、職業安全和健康風險較高等問題，但是對於如何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各級工會仍然缺乏一個長期有效的機制。中國勞工通訊就外賣騎手的罷工抗議問題對相關工會的訪談記錄顯示，一方面外賣騎手自發組建和加入工會仍然困難重重，配送企業不願意，官方工會沒動力；另一方面，基層工會幹部對外賣騎手的勞動環境、工作狀態大都「不清楚」，缺乏「階級感情」，更沒有意願代表騎手去維護權益。由此可見，在缺少會員授權的民主機制下，中國的各級工會難以承擔起幫助騎手「脱困」的使命。

結構性限制下的出路

在結構性的限制條件下，外賣騎手的出路大致有兩種，其一是藉助社交媒體在配送平台之外建立自己的社群團結網絡，納入不同區域和平台的騎手，作為線下有形組織的替代，通過討論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問題，形成有一些有約束力的共識，並在合適的時機發起一定區域內的集體行動，比如在高峰期同時停止接單等方式來表達共同訴求；其二是訴諸消費者的支持，消費者的信任是做出點單選擇的必要條件，平台企業需要投入大量的營銷成本來拉攏消費者，而騎手是最有可能破壞這種信任關係的群體，因此騎手一方面可以通過勞動處境的敘事獲取消費者的同情，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一些有計劃的「弱者的武器」來破壞消費者對平台企業的信任。

在一個勞資環境極度失衡的制度環境下，平台不但通過外包眾包模糊的僱傭關係，而且利用算法優化加劇了勞動風險，《人物》的這篇報導揭開了一個黑箱，讓公眾得以一窺被所謂技術進步掩蓋的剝削，其本質還是現實生活中不同階級之間的權力不平等，特別是消費者也參與到平台對騎手勞動過程的監控之中。

在狂飆突進的數字浪潮下，每個人在不同的處境與位置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作為社會底層的邊緣群體無疑是最大的受困者。為了避免更嚴重的社會危機，重塑不同社會群體的權力關係是應對階級的數字極化的根本之道，而騎手的自組織，消費者的社會團結都會是有益的嘗試。

（許輝，德國耶拿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關注勞工問題，社會運動，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