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層層設防的新加坡，讓疫情決堤的是長期以來最脆弱的一群人

「他們已經控制住了冠狀病毒。」《紐約時報》在一篇評價針對2019冠狀病毒「最佳應對措施」的文章中寫道。在這場大流行病中，新加坡與香港和台灣都一度被視為其他國家防疫的模範。那是3月13日，當時，新加坡僅有200例確診——一個多月後，截止4月23日，新加坡的確診病例增長到了11,178例。

一度壓平了疫情曲線的新加坡，未料到，病毒早已侵入了保護最為薄弱之處：確診數字在外來勞工口的宿舍樓群內飆升。截止4月23日，在新加坡確診病例中，超過80%是外來勞工；其中，感染規模最大、生活著13000人的宿舍樓群S11中，已有超過15%的勞工確診。快速增長的病例、在控制傳染過程中的混亂，顯露出了這個城市國家，在對待付出勞力、建造這座城市的外來勞工時，令人不安的真相。

4月11日，一個週六午後，從遠處望向位於新加坡西側的雙溪登加宿舍（Sungei Tengah Lodge），樓房被藍天映襯着，顯得寧靜。但實際上，一切都非比尋常。9日，新加坡將10棟宿舍樓中的兩棟劃為「隔離區」，次日，其餘8棟也被隔離。戴着醫用口罩的保安站在大門口，阻止未經授權的人進入。但即使站在門外，似乎也能聽到空氣中微弱的「嗡嗡聲」——來自裏頭住著的約有24000名無計可施的外來勞工。

從4月5日最早宣佈的兩個隔離區，直到截稿的4月23日，新加坡已有21處宿舍樓的住戶被劃為「隔離區」。所有其他專門建造的宿舍和工廠改造的宿舍也被封鎖，這一舉措，限制住了323,000人的行動；而不在宿舍居住的勞工也被告知要居家隔離14日。

人力部在4月11日稱「在被公布為隔離區的宿舍樓，都已經實施了疏離措施。」但是，同一天，記者在外頭能看到，雙溪登加宿舍樓裏的人們依然站在走廊上或在樓梯間裏交談。很明顯，安全距離，人與人之間至少一米的距離，是沒有做到的。

這不能怪這些勞工。雖然安全距離被廣泛推薦為減少病毒傳播的方法，但這在最小限度的空間內——一個空間內允許被容納人數的上限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行。

外勞社群，病毒的「完美風暴」

住在雙溪登加宿舍的勞工只是這個國家數十萬外來勞工中的一小部分。來自孟加拉國、印度和中國等國的外來勞工，在新加坡從事一系列從清潔工到建築工等所謂的「低技術」工作。大約有20萬名男性外勞住在專門為其建造的宿舍樓裏。還有些人住改造後工業建築中，有的住在工地的臨時住所，也有租房的。如果把依法必須住在僱主家裏的女性家政勞工也算在內，那麼新加坡的外勞人數將近100萬——接近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

病毒要通過密切接觸傳播，而勞工們能夠聚集的空間從一開始就受到了限制。

在疫情爆發前的任何一個普通週日，新加坡的「小印度區」都會是人山人海。南亞裔移民勞工在休息日都會選擇在那裏購物，那裏的價格比新加坡人喜歡去的商場要便宜得多。「小印度」也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與朋友相聚的空間，讓他們可以在這裏和朋友們聚會，吃上一頓有家鄉味的飯菜，或者給家人寄錢。

但是，這些常見的社交活動並不總是受到新加坡人的歡迎。2016年，國會議員潘麗萍（Denise Phua）在將成群的外來勞工稱為「行走的定時炸彈和遲早會發生的公共秩序混亂」後，被迫公開道歉。2020年4月早些時候，前通信和信息部長雅國（Yaacob Ibrahim）也不得不為臉書上的一篇關於 「需要病毒才能清空空間」的評論進行道歉。據當地勞工組織的觀察，多年來，小印度的警務工作都是在「假定外來勞工是對公共秩序的威脅」的基礎上進行的。

這便是2019冠狀病毒病侵入新加坡外來勞工群體的部分背景。勞工來到新加坡從事當地人拒絕從事的工作（至少以工資來看），他們不僅與其他人口分開居住，而且還被視為和受到不同的待遇——在工作中、在宿舍裏、在公共的社交場所，又或是在「小印度」24小時購物中心 Mustafa Centre。病毒要通過密切接觸傳播，而勞工們能夠聚集的空間從一開始就受到了限制。

新加坡移民勞工權益團體「Transient Workers Count Too」（以下簡稱TWC2）主席福迪希（Debbie Fordyce）告訴端傳媒，長期以來對外來勞工的分化，也影響了2019冠狀病毒病的應對措施，「（外來勞工一直被新加坡視為）一個完全不同的類別，他們幾乎就像是一個完全不同『物種』，他們（對於疫情防範）的重要性仿若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疫情爆發初期，新加坡政府主動地發出警告，敦促新加坡人加強洗手，如有不適立即就醫。島內各地出現了體温檢查和接觸者追蹤登記表，新加坡人也遵守了這些要求，沒有太多的恐慌。但福迪希說，這些措施並沒有很好地傳達給勞工們。「他們意識到了這一點（指疫情），但並沒有要求他們做出任何不同於平常的行為。」她說。

3月的時候，扎基爾（Zakir Hossain Khokan）還在一個建築工地上當監工。這位41歲的孟加拉國人曾是一名記者，從2003年就開始在新加坡工作。他還是一名詩人，在這個給外來勞工的發言空間極為有限的國家，扎克爾還創辦了新加坡第一個移民文學節。

當時，在被問及外來勞工如何應對冠狀病毒疫情時，扎基爾說他的工地已經進行了體温篩查，並敦促勞工們在身體不適時去看醫生，還定期向勞工們介紹清潔需求和安全疏離。

但他也說，很多時候，保持安全距離是不可能的。雖然在排隊候車時，人們會在彼此之間保持一米的距離，但他們仍然並排坐在車內。在他們的住宿處也是如此，勞工們在等待掃描居民卡的時候會保持距離，但一旦進入屋內，他們仍然住在很小的空間裏，共享公共設施。

根據新加坡的規定，宿舍內每人的居住面積標準為4.5平方米，包括「生活區、廚房、餐廳、衞生間等設施」。據TWC2的調查，一個典型的，8到12平米的宿舍房間會是雙層床布局，約有12至20個人住。能將衣服、毛巾或潮濕的衣物掛在床鋪上往往就是他們隱私的最大限度了。在潮濕的熱帶國家，氣温常年在30攝氏度左右徘徊，絕大多數沒有空調，屋裏極為悶熱。

無法構建安全距離不是唯一的問題。即使是在「正常情況下」，外來勞工的生存條件就已經極不穩定：他們在新加坡工作的命運由僱主決定，僱主可以隨時取消他們的工作證，無論是否有理由。他們中很多人是拿着貸款、典當財產、或租賃家庭土地才籌集到招聘費所需的數千塊美金來的新加坡，也因此在被遣返的威脅下，他們不敢大聲說話、抱怨或做任何可能會讓老闆不高興的事情。

福迪斯指出，這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很可能也是導致冠狀病毒傳播的一個因素。官方的建議是：如果身體不舒服就留在家裏就醫——但是，不太可能有外來勞工會聽從這樣的呼籲。他們擔心請假的後果，有些僱主會對不上班的勞工處以罰款。

新加坡第一個被證實感染冠狀病毒的外來勞工是在2月8日，那是新加坡的42號病例，當時新加坡還能夠控制疫情蔓延。他的工作地點最終出現了5個群發病例。該建築項目背後的房地產公司對媒體表示，公司已關閉工地進行清洗消毒，並配合當局進行接觸者追蹤。新加坡人力部稱已對其密切接觸者——總共19人——下達了隔離令。

新加坡人力部部長楊莉明（Josephine Teo）在4月14日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在三月中旬，外來勞工確診案例還「很少，而且相互間隔許久」。

然而，疫情在外勞人群中爆發的一切前提，早在新病毒出現之前，已經構建起來——宿舍裏的擁擠條件和無法保持安全距離，到缺乏足夠的勞動保護，讓勞工們不敢報病——這都是讓病情爆發的「完美風暴」。

端傳媒嘗試向新加坡人力部門詢問有關的問題，但在截稿前沒有獲得答覆。

外勞和其他：被區分開「兩類」感染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部長兼2019冠狀病毒多部門工作組的聯合主席黃循財（Lawrence Wong）在4月5日宣布，政府將在新加坡傳播的病例分成「兩類」：勞工宿舍裏的病例和其他。他說，勞工們將基本上被限制在他們的宿舍裏，「這樣就不會傳染給社區的其他人」。

在談到 「我們自己社區內的病例，由新加坡的居民所造成的病例」之前，黃循財說，外來勞工則會在留在他們的宿舍裏，並採取所有預防措施。他說：「我覺得，我們應該能對外籍勞工宿舍中的感染病例進行圍堵和控制。」

很明顯，黃循財的計劃在將外來勞工被當作「完全不同的類別」來對待。政府每天更新的2019冠狀病毒病新病例的數量，也將外勞宿舍的案例與其他社區案例區分開來。

亞太臨床微生物與感染學會主席淡馬亞（Paul Tambyah）醫生告訴端傳媒，從公共衞生的角度來看，對宿舍和其他社區病例進行這樣的區分是沒有意義的，「這樣分類有相當多的重疊。這些勞工們打掃我們的辦公室、建設我們的家園、修理我們的道路等。他們還在我們的家裏鋪設網線，在商店購物。」

僅僅是把宿舍區封鎖起來是不夠的。無法在隔離區內保持安全距離，封鎖只會讓病毒繼續橫掃，從一個擁擠的寢室傳到另一個寢室。當務之急是要把人分散開來。有成千上萬的勞工要轉移，一應住房方案都已經被提出，或正在考慮的，包括軍營、閒置的公屋、體育館、酒店、停車場和遊輪在內。

也許毫不奇怪，在這個過程中，新加坡的功利主義傾向也已經凸顯出來。在被認為是必要的服務部門工作（比如打掃住宅區或者維護寬帶網絡）、並且身體健康的勞工被優先考慮。據人力部部長楊莉明，在4月14日，已經有7000名勞工被轉移到其他住宿地，並稱「我們進行了醫療檢查，確保這些勞工在搬進替代住所之前沒有症狀。」

目前還不清楚這些人是否都接受了病毒檢測，該部的聲明中只提到了症狀篩查，衞生部長顏金勇則在4月21日提到，這些「必要領域」的勞工正在接受檢測。

傳染病專家淡馬亞醫生說，優先考慮所謂的必要的勞工，有可能會帶來更多的問題。「將『必要的』勞工分開也有問題，尤其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已經攜帶病毒。」他告訴端傳媒，「新加坡在2月份使用的策略就更有意義，那就是隔離所有的密切接觸者，無論他們是家庭還是工作上產生的接觸者，都要進行單人隔離。這才能減少了二次或三次傳播的風險。」

當前將病例分為「兩類」的做法，可能是出於現實因素或後勤方面的考慮，但這一舉動最終會使已經被邊緣化的人群被異類化，使他們容易受到種族主義的攻擊和成見。

新加坡華文報紙《聯合早報》4月13日發表的一篇言論，甚至敦促新加坡人不要因為疫情在勞工宿舍內傳播苛責政府，而把矛頭指向了來自「落後的國家 」的勞工的 「個人衞生」和「生活習慣」。

「在關鍵時刻掉鏈子」

數以萬計的勞工被關在被隔離的宿舍裏，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食物、清潔、衞生、交通和溝通等等。人力部部長楊莉明（Josephine Teo）在她4月11日的Facebook帖子中寫道：「從工作保障、商業生存能力、工資/休假問題、不同領域的人力盈餘/過剩、自營職業者的收入損失，僱主對家政勞工的擔憂，反之亦然……」這一長串亟待解決的難題下，「我的團隊已經捉襟見肘。」

正如前外交官比拉哈里（Bilahari Kausikan）4月17日在Facebook的一篇帖子中所說的那樣，當涉及到在外來勞工群體內的病毒爆發時，新加坡「在關鍵時刻掉鏈子」——這個以效率著稱的國家根本沒有為此做好準備。

現實情況是勞工們仍然整天被關在一處。TWC2的主席福迪希說：「這像是把他們關在同一個地方，然後他們最終可能都會感染。」

這一現實對勞工們的打擊很大。在電話採訪中，一位要求不透露真實姓名的孟加拉勞工盧布（Rubel，化名）告訴端傳媒：「我理解新加坡政府在盡力而為，但現在我的每一刻都是恐慌，每一刻都是危險。」

他說：「每時每刻都有人在哭泣。就連我自己，我（在孟加拉國）妻子——我還有一個小寶寶——每次我和他們打電話，他們都在哭，要擔心的實在太多了。」

宿舍的惡劣條件也變得比以往更明顯。盧布說，他們從來沒在房間裏呆過這麼長時間。以前，這些上下鋪只是在另一天的工作之前，在新的一天工作之前搶幾個小時睡眠時間的地方。現在，他們的日子全部被限制在狹窄的房間裏。

「我可以告訴你，你們（新加坡人）不可能在我的房間裏呆得了10分鐘，」他說，「你們不能的，你們都習慣了空調什麼的。」

而且，開始隔離後，他的舍友還從9人增加到了12人。他們被告知，這些人的房間被清空了，要改為隔離區，所以必須轉移。

12個勞工帶着他們所有的行李和物品，就這樣住在這個約6米乘8米的房間裏。盧布說，兩張床之間連一米都沒有。只有一扇門，兩扇窗戶，兩台吊扇。熱得讓人難以忍受；「就算是睡半個小時的午覺，也會被汗水浸透。」

在房間外，廁所、淋浴間和水池都是100多個勞工共用的。在如此大的使用量下，衞生根本難以維持，盧布說：「我們都是在同一個地方洗衣、晾曬。」

「我不知道附近是不是有病毒，我把（衣服）放在同一個地方，我的朋友也把（他的衣服）放在同一個地方。」

盧布希望自己和身邊的工友們能早日得到檢測，而不是在驚恐中度日。只有檢測了，「我才知道我是沒有病毒，或者說我得了。可現在，就只是恐慌。」

由於擔心未經檢測的勞工可能會感染他人，一些宿舍管理人員和僱主採取了嚴厲措施：外來勞工得到的待遇與普通新加坡人極為不同。4月21日，TWC2在Facebook上分享了來自一位勞工的求助。這名員工曾與20來位室友一起被鎖在了房間裏。房間門是從外面鎖上，如果有人想上廁所，他們就得打電話求助。

宿舍經理告訴當地報紙《今日在線》：「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謹慎行事。我有800名員工需要照顧，他們有800多個家庭需要照顧。（我們不能允許）一個害群之馬導致整個事情（失控）。」並說這只是一個「臨時」安排。

在疫情爆發初期，新加坡在檢測和追蹤方面得到了好評。但是，現在的數字卻與這個好評背道而馳。從2020年1月疫情開始到4月14日，新加坡總共檢測了來自59737人的94796份樣本。但如今，有超過32萬名勞工滯留在宿舍裏，他們均有有感染（或已經感染）2019冠狀病毒的風險。

「我們必須對他們每一個人進行篩查，而且可能要在隔離初始和結束做兩個測試，這意味着20萬（編註：43個宿舍樓中的勞工數）乘以2，總共40萬。」傳染病醫生梁浩南（Leong Hoe Nam）在週日脱口秀節目《大事件》中說。

「這要知道我們是一個小國，在德國、美國、韓國等大國之間爭奪這些試劑，我們對試劑的要求能不能得到滿足？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4月21日，新加坡衞生部醫療服務處總監麥錫威（Kenneth Mak）表示，如今新加坡每天最多進行3000個檢測，外勞佔到其中的1500至2500個。

麻煩遠未到頭

4月14日，外勞詩人扎克爾開始發燒。這時，他的宿舍裏已經發現了確診病例，宿舍樓也已被列為隔離區。等他告訴保安自己的不適並到達醫院時，扎克爾已經幾乎無法在等候區坐着。第二天，他被轉到一個病房，在那裏，他和另外三名來自印度的勞工同住一個房間。4月17日，他被告知確診。

端傳媒採訪他時是4月18日晚上，除了咳嗽外，扎克爾的聲音似乎恢復了一些。他說，過去幾天來他一直無法進食，這天剛剛好些。他說，在他之前，另一個室友也確診了，在住院治療。但他的其他室友還沒有得到檢測。

據TWC2的了解，很多勞工並沒有被告知他們的同事或室友的測試結果——有時甚至他們自己也不知道。TWC2的主席福迪希說：「有些人被測試了，然後就被轉移到別的地方。」

對於上千人居住的綜合樓迅速封閉的需求，造成了一片混亂。各個宿舍樓情況不一，有的勞工說一切尚可，但有的人卻遇到很多麻煩。4月10日，TWC2接到一名勞工的電話，他的臀部受傷。他需要止痛藥。但他向宿舍的保安人員求助時，卻被告知要支付150新元（106美元）的救護車送他去醫院。

TWC2試圖弄清楚現場是否有醫療隊，以及該勞工是否有可能得到他所需要的東西。最後，一名志願者決定帶着兩盒藥開車去宿舍。端傳媒在那裏見到了這位志願者，他成功地讓門衛將藥品交到了勞工的手中。但其他工友們卻提出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從食物的質量到宿舍內的清潔都有。

還在康復期的扎克爾，已經把擔憂從自己轉移到了他的夥伴身上。從2017年開始，扎克爾就組織了一個名為「一袋一書」（One Bag One Book）的讀書群，他說，新加坡大多數勞工宿舍都有「一袋一書 」的閲讀者；如今，他們已經在13個宿舍裏協助分發新加坡社會各界捐贈的口罩、洗手液、清潔用品等生活必需品。

但他們遇到了一些障礙。捐贈者們曾試圖將口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送到一個宿舍，但他們的物品無法發放，即便來自「一袋一書 」的志願者本身就生活在宿舍內。他們被告知，現在所有捐贈物品都必須要經過人力部。

其實，外勞工不允許在新加坡正式註冊組織；按規章，甚至不允許他們成為代表他們利益的非政府組織（比如TWC2）的委員會成員。換句話說，「一袋一書」是一個非正式的實體。即便如此，扎克爾還是希望，外勞們能夠發揮更多的作用，幫助自己，也是在幫助這個國家。

李顯龍總理曾表示，到目前為止，「幾乎所有」被確認的感染勞工都只出現了輕微的症狀。「我們希望宿舍裏的情況能保持這樣的狀態：大多數病例都是輕度的，很少有需要呼吸機或重症監護的。」他在4月21日向全國發表講話時說。

但是，會出現更嚴重症狀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據觀察，早期感染病例中的一些勞工已經在醫院度過了相當長的時間。第一個檢測呈陽性的勞工在4月16日被轉入普通病房前，就在重症監護室度過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無論情況如何發展，宿舍問題的嚴重性已經促使人們呼籲改善外勞工的條件。議員們呼籲提高勞工們的生活水平，分析人士預測，政府對宿舍經營者的監管將收緊。

但TWC2的主席福迪希擔心，這一刻的關注，人們依然會忘記這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現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外勞的宿舍上，似乎所有其他外勞工應該忍受的事情都再一次被忽略了。」

「如今，勞工們擔心的仍然是他們是否會感染病毒，以及如何保證安全，」她說，「但從長遠來看，很快，人們將擔心他們是否能從這段不工作的時間裏保持收入，他們的工作又會怎樣。」

「大糞潑向電風扇，後果會怎樣，現在還沒全部看到。」福迪希說。

政府將向僱主支付近6.75億新元（將近4.74億美金）的補貼，以幫助僱主在封鎖期間照顧勞工的生活。政府還說在隔離期間，勞工可以繼續領取工資，但很多非政府組織都表示，必須想方設法確保這一點。

在疫情之前，剋扣工資和債務束縛就已經是從事外來勞工權利工作的NGO常常處理的問題。在危機和經濟放緩之時，僱主們很可能會進一步勒緊褲腰帶。新加坡移民經濟人道主義組織（HOME）就在4月15日一份聲明中寫道：「我們已經看到許多勞工一夜之間被裁員，因此失去了食宿。」

在這個夜裏的電話採訪那一頭，盧布清楚地知道，自己永遠不會有新加坡公民的身份，也永遠會與新加坡人不一樣，「大多數人都還可以，但總還是有些人不喜歡我們的。」

在新加坡工作了12年，盧布早已習慣作為外來勞工的生活。工地上自然是辛苦的，但是被病毒鎖在悶熱擁擠的宿舍裏，盧布言語中的沮喪和疲憊更甚，「這太難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