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平常都透過哪些媒體看國際新聞？」在台灣一所大學校園裡，新聞學系教師向台下學生問道，學生七嘴八舌地答道：「敏迪選讀」、「志祺七七」、「轉角國際」，傳統新聞機構在這堂課中像是披了隱形斗篷不被聞問。
不只新聞系的學生會透過自媒體、新媒體接收新聞。今年5月，台灣國會因審查法案引發朝野衝突，彼時有許多網友「敲碗」知名時事頻道「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製作影片解釋法案爭議始末；7月，台灣憲法法庭召開國會職權修法釋憲案準備程序，台灣數一數二的法律科普自媒體「法律白話文運動」也成為眾多閱聽人敲碗求解析的對象之一。
閱聽人不是不看新聞，而是看新聞的管道從報章雜誌、新聞網站，轉移到社群平台了。牛津路透新聞學研究所（Reuters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Journalism）在《2024年度數位新聞產業報告》中便指出，台灣閱聽人有39%透過臉書獲取新聞，也有46%的人從 YouTube 獲取新聞。
對閱聽人來說，接收訊息的管道更多元了，「新聞」的傳統定義卻在其中漸趨模糊；「看新聞」本身，可以是意見領袖在社群媒體上發布的一則貼文，也可以是影音平台上的一部影片。閱聽人還是需要新聞，只是，當以反諷惡搞的台灣熱門自媒體「狂新聞」也被觀眾視作新聞之際，他們認知的、需要的，可能不再僅限於傳統新聞機構以及其所產製的「新聞」。
在演算法對自媒體創作者的流量紅利下，更多的創作主題躍然於平台上，議題型的頻道也逐漸吸引目光，進而成為人們在公共事件中接收訊息的主要管道之一。當「新聞都不報」成為社群媒體上常見的批評，透過自媒體接收資訊的模式，仿彿將吞噬傳統媒體版圖，不僅帶走了過往的閱聽人，更成為閱聽人託付「信任」的對象。
十年來傳統媒體失去的，如今自媒體試著填上這塊缺角。當「新聞」的輪廓及界線被模糊後，人們對優質資訊的需求，能由當代繁盛多元的自媒體接住嗎？
「我們做的是新聞嗎？」
不僅「狂新聞」被視為新聞，以反諷挖苦見長的自媒體「眼球中央電視台」也有觀眾將其作為主要新聞來源。人們未必會下載一般新聞機構的官方 App，反而會訂閱時事型 YouTube 頻道作為接收資訊的管道，例如以懶人包形式介紹議題的「志祺七七 X 圖文不符」便強勢成為時下閱聽眾的「主流」選項。
2015年，張志祺與合夥人先是從圖文懶人包「圖文不符」起家，當時正逢臉書流量紅利時代，一推出就快速建立起知名度。爾後，旗下「志祺七七」YouTube 頻道成立，製作時事評論及議題懶人包影片，也有書評及人物專訪系列，目前已是百萬訂閱頻道，有上千名付費會員。熱門影片包含「香港逃犯條例」、「斷交國」、「躺平風潮」等主題，多支影片都有破百萬點閱量的成績。
雖然都市計畫系畢業的張志祺未受過新聞學院的專業養成，卻在「資訊設計」的概念下展現精準的選題能力和時事敏感度。
張志祺一入座，卻是先向我們澄清自己並非新聞工作者，他亦不認為自己從事的是「新聞」工作。他的擔憂，在這場採訪前便有番論辯。發出採訪邀請後，志祺七七團隊先是強調，他們的角色更接近自媒體，雖然不在新聞圈，但日常營運非常仰賴新聞業的工作，因此更不希望被認為「是在吃新聞業豆腐」。
「我剛剛查了字典，想看看新聞的定義是什麼。」張志祺指著手機螢幕，他看到教育部的辭典解釋：對於最近事件或先前未知資訊的報導。
「按這這個定義的話，我們其實是在做新聞，但我們實在很怕踩到那條線。」張志祺始終對自己是不是在「做新聞」有所顧忌。在他眼中，所謂做新聞，是「挖掘一手資料並分析」，他說這是頻道目前始終無法達到的條件，「我想像中的新聞工作是生產出一手報導、更專業的存在。」
張志祺認為的資訊產製流程中，有資訊的生產者、資訊的傳遞者以及資訊的接收者，「新聞在資訊生產的這一段，我們在做的，一直是中間的傳遞者。」看到了一些東西，便把它帶到觀眾面前，這是他在做的事情。「就像你不會說外送員是在做餐飲業一樣，將餐點製作出來的人是廚師，這兩個工作都令人尊敬，但根本上是不同的。」
志祺七七頻道團隊負責人鄧觀傑則補充，志祺七七的核心不像傳統新聞一樣在意即時性、第四權、實地蹲點採訪等環節；雖然人物專訪也是頻道的重要形式之一，他們仍自我定位為「資訊設計者」。
不過，堅持自己不是在做新聞的張志祺，在團隊所建立的一套內容編審制度，卻無意間呼應了傳統新聞的製播流程。
「一開始會想，幹嘛這麼麻煩？」鄧觀傑提及，在一次某支影片遭大量網友留言抨擊時，才意識到一套編審流程重要、且必要。他解釋，從製作一支影片開始，他們會將資料來源劃分信任等級，「官方文件及學術研究是可信任度最高的，接下來則是國際通訊社、幾個有聲望的新聞媒體，最後才是論壇上的網友說法。」
同時，節目企劃在撰寫腳本時，亦會將資訊予以潤飾並附上資訊來源，接續主編會再次核對重點資訊與來源中的內容相符，最後台本到主持人手上時，主持人會盡量確保資訊的來源有被充分揭露。若是團隊都無法透過閱讀資料勝任的主題，如藝術史或是能源議題，便透過閱讀專書或找相關專家作嚮導領路。
頻道影片的細節藏著許多「閱聽人優先」的設計思維，鄧觀傑舉例，為了讓觀眾容易理解，志祺七七團隊會花許多時間討論出「觀眾針對特定社會議題關心的究竟是什麼」，並預想影片中每個可能感到資訊疲乏的時間點，設計不同橋段。
如此繁瑣冗長的前置作業化成一支十幾分鐘的影片，認同這樣敘事風格的支持者也越來越多。從流量數字來看，志祺七七頻道透過整理資訊並向外傳播的工作獲得不少閱聽眾的肯定，但他們更在意數字背後的每張臉孔，和對彼此的信任感。
張志祺觀察，頻道觀眾有許多是「對資訊爆炸感到疲憊」的人，不想每天接收這麼龐大的訊息量，但如果有比較重要的事件，可以從志祺七七頻道獲得多元的討論、溝通，不在意要非常即時地獲得新聞。
此外，頻道會員每個月都可以投稿想看的影片主題，由志祺七七團隊評估可行性後再給會員投票，藉此了解觀眾的興趣和輿論焦點，也提供觀眾可以修正資訊和提供建議的管道。「我只是討論區裡那個比較愛講話的人。」張志祺堅持這是社群的基礎設定，頻道擁有者沒有特權，和大家一樣只是社群的一份子。
然而，即使志祺七七塑造了一個有別於傳統新聞機構的品牌定位，但眾多自媒體挾帶網路資源與流量紅利，依舊夾擊了傳統新聞業。「對他們來講可能會有某種相對剝奪感，我們很怕自己站到新聞業的對立面，我們就是非常害怕這件事情。」張志祺謹慎地說。
「我只有自媒體這條路了」
相較非傳統新聞人背景的張志祺，電視新聞台出身、有20年駐美經驗的記者范琪斐坦言，目前台灣傳統媒體做新聞、 呈現新聞的方式已經跟不上時代。
離開新聞台後，她搭上影音串流平台興起的浪潮，與社群平台合作製播「TODAY 看世界」節目，每日更新一則國際新聞懶人包，目前有超過33萬人追蹤。而范琪斐團隊自製的「范琪斐的美國時間」頻道也固定更新國內外經濟、政治、產業議題，採訪不同領域專家，像是引爆兩岸衝突的金門近海中國漁船翻覆事件、新青安政策等，邀請學者專家受訪解析議題。
「挖掘一手資料並分析」、「更專業的存在」，范琪斐離開駐美特派員一職之時，認為這些所謂新聞業理應自持的專業已經蕩然無存。嚐盡商業媒體因過度競爭而體系崩壞的惡果後，網路媒體的繁景讓她感覺到：做自媒體是唯一可以讓她繼續從事新聞工作的出路了。
在每個新聞工作者都感受過掙扎的「流量與資訊品質」辯題中，范琪斐團隊並不猶豫。他們將「讓更多人願意開啟公共議題討論」設為首要目標，娛樂性只是手段，同時為內容品質、專業及倫理劃上底線，「如果娛樂可以讓平常不看新聞的人進來討論，那我就娛樂。」在他們的國際新聞中，也能常見一些綜藝化的後製特效，用以吐槽節目主持人。
「我們做的是新聞，很多公民記者、YouTuber 做的新聞節目品質也不輸給傳統媒體。」當新聞人離開了新聞機構，范琪斐依舊認可新聞的存在價值。但她語帶悲觀的說，希望那些更可信的、更重視新聞倫理的內容能在現今惡劣的資訊環境中倖存。之所以成立自媒體，「我只是求一個正確而已。」
「范琪斐的美國時間」在產製影音內容的過程中，會先由一名資深撰稿人主責撰稿，再由另名撰稿人和范琪斐一起編輯和查證，審稿過程至少得花上三小時。舉例來說，若題目涉及醫藥專業，就得根據該題目的專業領域找合適的醫療人員來核對腳本；若涉及如馬來西亞或越南等國歷史、政治，就得請具有當地歷史知識甚至是生活經驗的人來協助傳遞正確資訊。
相較過往新聞台的工作經驗，范琪斐認為，「我們為所謂倫理付出很大的成本。」不僅需要合適的產業人脈、用於取材和核實的成本、花更長時間製作內容，與受訪者意見相左、被網友炎上，都是常有的事。實際上，這些倫理成本短期內看不到實際效益，不做的話也不太會導致立即的危害；但這些都是長期累積的結果，並非一朝一夕可以感受到。
即使有明確的產製流程可以遵循，自媒體仍不免遭遇成績不如期待，或是內容專業上的疏漏。
8月底，「TODAY 看世界」報導了火紅的中國首款 3A 遊戲《黑神話：悟空》，遭許多遊戲圈網友批評報導內容偏誤，更有人一條一條記錄下每個時間節點的問題，節目團隊隨後發文認錯，並表示希望徵求有遊戲背景的專家協助校稿。
閱聽人在自媒體的運作中，並非輪廓模糊的大眾，而是一則則態度鮮明的留言。這些留言讓節目製作團隊更了解他們的閱聽人對資訊的需求。
自媒體站在時代浪頭上，比起傳統新聞機構，商業模式、報導敘事都更有彈性，也展現出要超越台灣新聞媒體的野心。近期，范琪斐團隊也宣布，他們將與其他自媒體合作推出「2024美國大選特別報導」，派赴記者前往民主黨、共和黨兩大陣營帶回一手資訊，甚至在開票當天規劃進行即時線上轉播。他們不諱言，在「堅持報導品質」之餘，會加入個人觀點——亦即他們所認同的「台灣視角」。
「看起來像新聞、卻又不是新聞」
目前在台灣最具規模的法律科普自媒體「法律白話文運動」（下稱法白）站長楊貴智，則是在創業十週年之際，毅然回到新聞所研讀。除了經營自媒體，他同時是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此次重回校園，他說是為了釐清「對自身的定位」。
十年前的2014年，台灣爆發太陽花運動延續月餘，當時還只是法律所研究生的楊貴智，與一群朋友一起創辦了「服貿科普文計畫」臉書專頁，由一群法律系所的學生從國際法的角度，為服務貿易協議所引發的爭議加以釐清。而在太陽花運動退場後，這個原先只是大學生的熱血之作，便延續自這場社會運動的餘韻，轉型為「法律白話文運動」新媒體，持續推廣法律科普。
目前法白已在台灣打開知名度，在 Instagram 更累積逾34萬名追蹤者，也透過Podcast、書籍出版等方式，持續推廣法律科普的志業。法白迄今已出版法律科普書籍十數本。
不過，雖然法白的成績有目共睹，更被視為法律性質自媒體成功商業化的指標，但在楊貴智心裡，仍然隱隱對創辦及經營這樣一個自媒體的初衷與期許有些不確定——而此伴隨著法白歷年來取得的成就，讓這份不確定感逐漸加深。
即便法白的 Podcast 頻道「法客電台」曾在卓越新聞獎拿下 Podcast 新聞節目獎，他依然未解心中的結，「拿獎代表我做的也算新聞嗎？做新聞會不會比單純做『法普』更有社會影響力？」
2020年，台灣首屈的卓越新聞獎在「廣播及網路 (音頻) 類得獎作品」項目新設「Podcast 新聞節目獎」，在傳統新聞業的年度獎項競逐中，法白旗下的「法客電台」，奪下首屆 Podcast 新聞節目獎——而該獎項不僅象徵傳統新聞的板塊擴延，由有別於傳統新聞機構的自媒體獲獎，別具指標意義。
楊貴智認為的「社會影響力」，即是實質的改變——他期待，法白的法普工作能讓更多大眾正視現狀該被改變，進而促成修法、扭轉政策，「讓有些事情開始變得不一樣。」但過去法白生產大量的法普內容，效果卻像有個天花板無法突破。
如何讓法白倡議的題材，形成更大的輿論、刺激政策的更新？「寫出好看的報導」、「新聞專題」，成為他想像中能夠達到上述理想的手段。
楊貴智自嘲，是因為對傳播產業不熟才直覺地只想到「新聞」，但實際上法白一直以來與新聞業的距離本來就沒有想像中遠。即使營運初期他們並未將自己定位為「新聞媒體」，不過讀者仍會以「新聞」的標準要求法白克盡查證義務，「但我們到底要查證到什麼地步？」
楊貴智提起多年前的深刻經驗。一年，台灣網路媒體曾報導瑞典計畫修法，要求性犯罪被告舉證自己曾取得當事人的同意，法白據此刊登了一篇以刑事訴訟原則為基礎的評論文章，卻被讀者指稱引用了假訊息，「難道法白寫文章都不用查證嗎？」
是此，楊貴智從網路媒體的報導開始溯源，發現該媒體引用英國《衛報》的報導，而這項瑞典修法計畫的消息源頭竟是國際通訊社《美聯社》。
當時《美聯社》錯誤引用了瑞典副首相的意見為修法提案內文，事實上推行「積極同意權」不會影響刑事訴訟中的舉證責任歸屬。就此事件而言，《衛報》與台灣網媒的報導中都沒有第一手資料，法白撰稿人也未預期《美聯社》會出錯，但意外的責難讓楊貴智不禁思考，「如果法白也被要求、期待像新聞機構一樣要仔細查證，確保時事文章的正確性和可信任性，那我們是不是也算新聞媒體？」
身為執業律師的楊貴智，帶著某種的自我質問進入台大新聞研究所，希望能從中帶回解答。
一次，進入台大新聞所後的課間空檔，楊貴智便攔住教授林照真問到，「我正在做的事和『新聞』有什麼不同？」林照真回答，新聞是「新的事情」，把沒人知道的事情報導出去，挖掘未知而非實際知識，即使事件發生在過去，只要現在沒有人知道，仍屬新聞。
新聞所老師的回應結合楊貴智在法律系的經驗，他對於法白的未來願景開始有了雛形，「知識是要幫大家解答一個永遠為真的命題，挖掘沉積以久的智慧，但我們想跟大家講的是，這個世界上有哪些變化，面對這些變化、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怎麼思考。」
「就我對法律的理解，法條本身沒有太大意義，有意義的是大家對法律的共同想像。」楊貴智解釋，「例如我們可以針對國會改革、社會矚目的判決寫出更深入的分析，但這不是為了分享法律知識。」
而他的法律背景同時也讓他在理解新聞實務時有特別的共鳴，「例如老師認為採訪一定要見到面才有意義，要現場跟受訪者確認他的原話，這是很老派的想法，但我認為有它的意義。」他說，這跟律師訊問證人是同樣道理，「我們只採用他在法庭現場講的話，如果證人沒有來現場，在任何地方的發言都不會進到法庭，或是會很容易被挑戰。」
連楊貴智在法律實務上的習慣也悄悄因新聞訓練改變，「我感受到自己在寫書狀的時候，對於『怎麼寫』的想法開始有點不一樣，現在確實不會長篇大論，大家都心知肚明，法官一天要看三百份東西，誰想看那麼多廢話。」
回到楊貴智一開始對自我的質問：「我不想只被歸類在一般部落客或網紅，如果讀者覺得我們（法白）專業的話，那我們又是什麼專業？」他想在台大新聞所探索，如何將法律與新聞這兩門跨領域的學問巧妙地結合。
曾在研究所入學考面試過楊貴智的台大新聞所所長謝吉隆憶及，他到所上任教已逾七年，以前面試考生如果回答要當 YouTuber 的話，就不必來唸新聞所，可是現在開始覺得，「只要你願意做傳播工作、傳達正確的訊息，那也許你還是有機會變成一個好記者。」他在面試現場經常追問考生的大學科系專業，像是醫管系畢業或是成人教育系畢業的學生，比起有了傳播工作能力後仍在找題目的人，謝吉隆認為，真心關懷著什麼的人，更容易在新聞產業中待下去。
而楊貴智和法律白話文運動團隊，正是揹著法律專業在自媒體圈走了十年的一群人，一開始是為了傳遞關於服貿的正確訊息，現在他們仍期許法白可以對社會有更大的正面影響力。
重建信任
當傳統媒體在轉型之路，選擇點擊至上、流量掛帥，而賠上自己的公信力時，像楊貴智、張志祺這樣對新聞傳播具有熱情的創作者，在自媒體時代找到實踐理念的天地。
長期下來，這些自媒體不僅帶走了對傳統媒體失去信心的閱聽人，甚至吸引年輕的新聞人才投入其中。
例如去年畢業於輔大新聞系的阿德，便選擇不應徵傳統媒體的記者職缺，目前在「范琪斐的美國時間」擔任剪輯與攝影，「我不希望我今天到一家電視台，為了快、為了流量產出不好的報導。」阿德說，他還是想做新聞，「我們做的東西符合、甚至高過很多傳統媒體對新聞倫理的標準，我可以更有自信分享我們產出的內容去給我的朋友或我的家人看。」
范琪斐有感而發，「你要不斷地問自己，為什麼當初決定做自媒體？我們做這個節目不是為了要賺大錢，只是為了給台灣觀眾提供一個好的 information。盈利只是為了養活自己，讓我們持續有做新東西的能力。」
事實上，她也曾嚐過流量帶來的甜頭，例如今年初前央視記者王志安來台，發言屢次引發爭議，范琪斐也在其節目「斐姨所思」中訪談王志安，創下百萬點閱，「有年輕同事說，我們應該多做這樣的內容，但實際上，這當中有90％的流量是海外中國人翻過來的。我們的初心是服務台灣的觀眾，那才是我們首要的工作，海外中國人的點閱並非我們的 purpose。」
張志祺也認同，與其追求單一影片的點閱數字，他更關注自媒體品牌在群眾眼中的觀感，「建立與他們的信任感，是我們比較在乎的事情。」
維繫與閱聽眾的信任關係，是自媒體長久經營的關鍵。
「我們把『與讀者的信任關係』當作是志祺七七的商業模式，所以我們不會為了流量亂講、亂罵，即便數字可能很香。」他認為，長期培養相互信任的群眾有兩個好處，一是訂閱數能穩定成長，增加每支影片的流量基本盤，吸引更多廣告收益，二是累積人脈。
「透過這個頻道，我們認識了很多比自己更厲害的人，以及很多很年輕有理想的朋友，我們在這個平台相遇、產生信任，也讓我們有機會在未來參與他們的事業。」在張志祺眼中，這樣的信任感能轉換成許多無形的價值。
而重拾這份互信關係，或許才是在資訊過載、分眾傳播的時代下，讓「新聞」這一門生意可長可久的永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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