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記者的現場：從與禁令賽跑到邁向通稿時代

3月13日清晨，中國河北三河市燕郊鎮發生爆炸事件，造成7人死亡，27人受傷。事發地距離北京30多公里，不少國內外媒體記者很快趕赴現場。當天中午，兩名央視總台記者在直播連線和採訪過程中受阻，黑衣警察推搡著將記者帶離現場，相關視頻畫面很快在網絡流傳。夜晚九時半，「中國記協」的微信公眾號發布以《正當採訪是記者權利》為題的文章，提出地方政府「為記者採訪提供便利，不能為了控制輿情，簡單粗暴阻撓媒體記者正常履職。」

這篇文章當晚傳播廣泛，很快累積10萬+閱讀量。中國記協文章還指出，記者報導可以回應民眾關切、制止謠言傳播；官方通稿不會面面俱到，媒體對信息補充尤為重要。不過，儘管這篇文章由官方發布，網絡輿論仍不買帳，「記者去了只會添油加醋，顛倒黑白，現在的報導哪還有公正可言」「第四權是不是跳太久了想試試踩在第一權頭上了」。也有人認為，央視採訪受阻事件，意外撕開一道口子，將中國媒體的困境暴露在公眾視線中。

事實上，近年中國重大事件現場，記者要突破封鎖線的難度越來越大。從與禁令賽跑、刪稿，到事前審稿、等待通稿，新聞現場變得越來越模糊。端傳媒與幾位多年奔走在新聞現場的記者聊了聊，他們怎麼看央視被阻事件？他們的現場是什麼模樣？曾經擁有記者證和不曾被官方認證的他們，對近年的新聞現場變化有什麼觀察？沒有特權的記者會受到什麼阻力？

胡宙，攝影記者，入行五年以上

「在現場我會繞著警察走得遠遠的。我反而挺怕人民群眾。你拿著相機拍，會被群眾圍觀，問你是做什麼的，是不是外媒或間諜。」

那天站在30多樓，我的腿是發抖的。一是恐高，第二是能拍到核心現場。我就不由自主地興奮了，興奮後又會害怕，會不會在一樓或其他位置，有人盯著我？對方會不會上樓堵我？興奮又緊張，腿不聽使喚，一直抖。激動又害怕的感覺，以前沒經歷過，這次經歷了。是因為我離北京很近嗎？回來後這兩天，腿都很疼。

燕郊燃爆當天接近中午的時候，我從北京出發。30多公里路，到的時候也比較晚了，現場已經封鎖。距離爆炸地點還有一公里，我看到交警站在路口，已經把路封了。我發現有條小路能繞過去，恰好那有個小學，離爆炸現場三四百米，中午很多家長在小學門口接小孩，交警封路沒有那麼絕對。我就跟著人流走，距離爆炸現場300米，再也過不去了。肉眼可以見到事故現場的一個角落在冒煙，我也不知道前面什麼情況。

印象很深刻的畫面是，一輛輛報廢的車往外拉。很多人圍觀，有人管制，但比較寬泛。我就拿出小相機。當時我不太敢拿大相機，看到別人拿，我才敢拿出來。現在出去拍照，尤其這種突發，我都會拿小相機，大相機放包裏。大相機目標太大，我擔心被警察找，不讓拍攝，甚至會被問哪個單位的。

我去現場會考慮著裝，背個普通的黑色書包，但在現場背包也很顯眼，所以只能儘量不露出設備。外媒記者因為一張面孔，很容易被認出來，他們也很不容易。

在燕郊的現場，警察看著外媒記者的面孔會緊張，互相使眼色，提醒一下，這哥們要過來了，警察便排成一排，用後背擋著。外媒記者移動一下，警察就會擋一下。我在人群中還聽到有人打了個電話，說現場很多記者，我們要想方設法降低輿情，要找手段壓一壓。

在現場我會繞著警察走得遠遠的。我反而挺怕人民群眾。你拿著相機拍，會被群眾圍觀，問你是做什麼的，是不是外媒或間諜。在燕郊現場也有看到普通群眾圍住記者，指著老外說：你們不懂，我們中國國情就是這樣的，你們不要瞎拍瞎發，不要抹黑，我們也不會阻止你報導，但你要真實地報導。群眾說不是不讓拍，但所有舉動，就是不想讓記者拍。燕郊離北京很近，那些人說話都是北京腔、大爺的感覺，指指點點。我觀察到這個情況後，擔心一旦拿出相機，內部矛盾就激化了。只有一次，在人群中拿出長焦鏡頭，在縫隙中迅速按下快門。不過也只能拍到局部，沒有太核心的內容。

據我觀察，封鎖線內只有央視或有記者證的能進去。我還遇到一個有證件的同行，說該拍的都拍了，準備下班。我聽說機構裏大部分同事都沒有記者證，很被動，都是野生狀態。

有證件還是比較硬氣的。我在現場看到有個人，亮出證，和警察溝通溝通，就能往前走，進入到封鎖線內。我內心就覺得，媽的有證真好。

跑這種突發現場，可以用航拍拍攝，但我基本不太考慮帶航拍。一旦帶航拍，目標更大。而且突發事件的現場警察針對航拍有一套機制，可能專門有人監控，有設備打下來。這種情況下，航拍危險係數最大。我後來就用最原始的方法，爬樓，找一個制高點拍攝。

上午的封鎖還是有漏洞。我從人群中慢慢迂迴，先找到一個大廈，但進不去。後面看到有條胡同沒有封鎖，穿過去後找到一個公寓，那棟樓有30多層，住了好多人。我直接去到高層，天台鎖了。當時正好有個居民出來，向我請教怎麼用手機直播。原來有媒體想讓那位居民直播。我說家裏信號好，有WiFi。居民就領我去家裏，把手機軟件下載好了。進到家裏，我發現視線很好，整個現場都能拍到。

這位居民年紀也大了，不太會弄直播。我後來建議居民別直播了。因為我在現場看到有個老人做直播，三四個警察或輔警就朝老人走去，圍在一起，很鄭重說你在幹嘛、要檢查手機，把老人逼到一個牆角。要是這個居民想幫媒體直播，很容易能判斷出在哪裏直播，一下就能找到。居民聽完我的話，有點害怕，就幫那個媒體拍了幾個視頻。我就在居民家裏拍到照片。離開那棟居民樓後，封鎖線就出現了，樓下多了穿制服的年輕人站崗。

傍晚，封鎖越來越嚴格，封鎖線還往外擴了。我還挺想再進去的。後來看到有幾個消防員出來，我問裏面什麼進展。消防員看著我，直接搖了搖頭回答，我們不能說。我就不和他們聊天了。旁邊有個人，他們去搬水。大概是說，要把一層挖一下，可能有人。後來我看都封鎖了，當天就回去了。

跑現場越來越少，越來越難。主要是少，很多媒體都不太跑現場了。我們認為比較不錯的媒體，不如二三線的地方媒體跑得前。但地方媒體是流量導向，因為有熱點才去現場。我所在的Z媒體，大家也不太跑現場了。

在目前這個媒體生態，記者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你說自己是攝影愛好者、自媒體、網紅，假裝粉絲有幾十萬，他們就會說你這人太了不起。大部分時間，我就說自己是攝影愛好者，不亂發，只留資料。一般大家視覺是在文字後面，攝影是文字的補充，或是配合文字就好了。對於我們想做影像報導的有一些困難。

我們同事聊天也說，解釋Z媒體沒用，有時候就說自媒體就好了。大家也不知道Z媒體是什麼。我去縣城採訪的時候，把Z媒體的內容遞過去，對方都不知道這間媒體。第二，透露記者身份會對別人造成壓力。大部分接觸的人知道是記者就不說話了。

上一次遇到現場記者被阻攔，是馬航開庭。當時也有一堆記者，被圈在封鎖線內，寬度一米多，長度三四米的區域。我幸虧去得有點晚，因為早到的話，需要有記者證才能進入封鎖區。封鎖的地方離法院也有幾十米，那時冬天，胡同裏沒陽光，很冷。那就是無意義的等待，最後家屬也沒有出來受訪。社區的工作人員發揮的作用也挺大的，會幫助警察會維持秩序。

央視的事出來後，有跑現場的朋友把視頻發到群組裏安慰我，連央視記者都這樣。大家是調侃的味道。沒有大驚小怪的，普通人看到記者被阻攔會覺得奇怪，但對我們就是習以為常。

我都不知道記協的存在。晚上看到記協的文章，還是有點看熱鬧的心情。朋友圈裏面很多媒體人在刷這個文章。但到了第二天，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一篇文章也不可能改變了什麼。我那晚也轉發了。我也不是心情特別激動地轉發，記協的文章也算個小切口，讓我反思一下，我也會在朋友圈吐槽自己經歷。平時我很少說在現場的經歷。

李克強去世的時候，我也去了故居現場。在一個樓道裏拍照的時候，發現頭上有個人。那是隔著一條街的另一棟樓，有個人指著我讓我別拍。對方手上有設備，應該是用來干擾無人機。後來整理李克強現場的相片，能看到相片裏面，獻花者和便衣的眼神不一樣，他們透過鏡頭盯著我。在很多人的現場拍照的時候我發現不了，靜下心會看到。經過這個事，再跑突發的時候，到現場會很緊張，擔心有很多眼睛看著你。

我現在每次出門都會帶幾張儲存卡，拍了上百張照片，就把卡藏起來，塞進鞋裏，短時間搜身可能會搜不到。要是進入樓道，也會先看有幾個出口，有幾個電梯。在樓道裏面，聽到腳步聲也會緊張。這幾年暗哨很多，冷不丁一個人可能就是便衣。

以前災難現場會拍的東西，現在輿論反應不一樣了。例如，以前拍攝災難現場的普通人遭遇，是很常見的。現在若在社交媒體發出這樣的真實相片，例如水災災民撤離、人們在地震現場排隊領取物資等，這種會觸及人心的相片，會被網友指責涉及隱私、侵犯肖像權，也被認為是給外媒遞刀子。我覺得那些評論有些極端，大家都不討論底層人民真實的生存情況。

我們都在抱怨媒體環境太差，有指令、審核，空間越來越小。但我畢業入行時已經不是媒體黃金期了，已經是快死掉的狀態。我看到以前的報導，會驚呼一聲，這種題竟然以前也會報導，只會這樣感慨一下。對我來說，現在這個局面是「正常」的，空間就這樣，能做就做，不做也可以，也會特別去抱怨。不是溫水煮青蛙，是根本沒經歷過大尺度報導的時代。

十年前做攝影記者，大家是神仙打架。有那個氣氛和土壤，大家都在做，能出好報導。現在的確已經出現了斷層，無論是知識還是跑現場，缺乏很有經驗的人帶你。只能自己去闖，或者自己去總結。不過也沒有總結了吧，就是混著。現在不追流量的新聞平台也很少了，我還是想做些有公共價值的事。但現在入職媒體，可能會聽到「別總想著搞大新聞，安安分分就好了」的說法。

最後燕郊現場的相片發布數量有限。朋友安慰我，不發就不發吧，留在硬盤裏，反正也不是為他們拍的。我只能這樣安慰自己。現在就想著是為自己拍的，過一二十年拿出來對自己有個交代。

安凌，入行逾十年，社會新聞記者

「首先是禁令，第二是你發不出來，第三發出來也會被刪。你知道沒有博弈的空間了，沒有權力和他們討論。我覺得我們已經徹底失權。」

我去過馬航、天津爆炸的現場。過去的災難現場還有窗口期，天津爆炸前一週沒人管你在做什麼，我還遇到好幾個香港記者。

那時候感覺媒體很多，大家不會等通報，也不會等央視、新華社。這十年好像逐漸消滅了民間、媒體的聲音，樹立起很權威的通報。現在如果搶在通報前發東西，我覺得在輿論上挺危險的，會說官方還沒發，你就發了是不可信，是要搶流量，讓子彈再飛一會兒......我能說出20種典型發言。

以前死亡人數是媒體報導中很重要的內容，會涉及追責到什麼層級的人。為什麼要有死者的名字，每個死者有自己的姓名，這樣才不會瞞報，這是逼問真相的方式。現在你看東航，再也沒有姓名了。現在把名字放出來，還會覺得涉及倫理，說你沒有經過家人允許。

現在記者個人受到的威脅也會更多。前幾年，我去某省採訪，宣傳部的女工作人員，把酒店房間打開，來陪我睡覺。後來買高鐵票，她們左右一人坐一邊，把我送回家。但那時候還覺得你是記者，不會用硬手段把你離送出境。

兩三年前，湖南養老院暴雷的事件，當時有老人自殺投河，才爆出這個事情。好多老人投錢在裏面，事件涉及官商勾結。有個特稿平台的記者去了，但後來北京警察直接找了機構還是記者，還不是湖南警察找的。我都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聯動的。以前當地宣傳部會和媒體交涉，媒體還是有保護記者的角色。現在機構式微也弱勢，個人要承擔多少壓力，不是個人可以預見的，我覺得挺模糊的。按照的原來的經驗，有些事情我們感覺沒有很嚴重。但如果警察來找你，怎麼辦，我們沒有應對的經驗。你不知道做到什麼程度會觸發這個機制。

以前有重大事件出現後，媒體有一套應對機制，編輯部有一套流程，決定要派哪些記者去，不會只一篇稿。有人去現場，前兩天會有還原事件的特稿，把事情講清楚；然後有逝者的人物類稿件；也會有調查，監督性質的，去看和政府、政策有沒有關係，有反思和追問。這是有一套完整的行動的機制，每個媒體提供的都只是一個拼圖。那時候幾十家上百家媒體，每家媒體提供一點信息，事情會逐漸清晰、完整。我剛入行時是十多年前，還是可以逐漸完成拼圖。

體制外的媒體在2017至2020年，空間逐漸縮小，原來的整頓只是不讓你發稿，寫檢討，或者總編輯會說這段時間比較緊張，比如要開兩會，或者前段時間有篇稿子出事了，那最近就小心點，機構和監管部門之間會有博弈。

疫情之前，付出最嚴重的代價就是封號。要是禁言一個月，就收斂一下。但不需要事前審查，所以還是有些空間。我們去跑突發也還行，只是沒有原來那麼理直氣壯，因為沒有記者證。疫情後，各種東西疊加在一起。對於跑突發來說，防疫成為一個好理由，出去會說是破壞疫情大局。疫情期間最大的新聞，不就是最後兩年動態清零產生的悲劇，但這些都沒法做，只能拐彎抹角做，疫情引起的經濟蕭條，但也不能直接寫，只能寫很小的角度。

疫情三年帶來了馴化，比如等通報來公布有多少人確診。那時候，大家就有心理上的轉變，都要看權威的發布。或者說過去三年加劇了這個過程。

我覺得疫情就變成某種敘事。由於疫情在武漢開始，國家和疫情被聯繫起來。當時大家會嘲笑別的國家，我們的疫情防控做得很好，不像歐美一開始死了很多人。那時候就變成民族自信心的體現，這種情況下你沒法再質疑什麼。直到最後，忍無可忍了才說點話。我覺得有這樣一個加劇的過程，開始容不下其他聲音，媒體能做的很少，那時候去採訪都膽戰心驚的，怕彈窗、隔離。

印象很深的一個事情，2022年四川甘孜地震，很多媒體都去了。我從成都坐大巴到了那裏，下了高速路有個卡口，就說由於疫情防控需要，不是當地人不能進。其實當地那時候沒什麼疫情。說要看行程碼，但我的碼也沒有其他地方的記錄。最後就說戶籍地不是這裏，也沒有介紹信，比如你要去某個街道，要街道辦事處書記開證明接收你。最後弄半天我進不去，就回成都了。

現在有大的現場，大家還是想去的。但危險在哪裏呢，過去這幾年首先是禁令，第二是你發不出來，第三發出來也會被刪。你知道沒有博弈的空間了，沒有權力和他們討論。我覺得我們已經徹底失權，這個是最嚴重的，你已經不會去碰突發。我們機構挺久沒做了，你知道沒有空間了，去還是不去，結果是一樣的，肯定發不出來。因為有事前審查。

做選題前肯定會有自我審查吧。之前看到討論，如果知道寫這個東西不會被人看到，還會繼續嗎？如果是我，知道不能發出來，我肯定不會做了。武漢疫情後面一個月，徹底不能發稿了。我會寫日記，幾萬字，我怕自己會忘記，但我也沒想過要發出來。我也會想，如果只是寫在日記本，這個東西的意義在哪裏呢。我不是個體，我是一個記者。如果不是為了發表去寫，我就不會去寫。可能我這個想法比較現實。慢慢就變成這樣了，那我做不了的話，就算了吧，還能怎麼樣呢。

現在有突發的話，我覺得最重要是選題性質，如果和地方政府相關，例如爆炸的事件，涉及地方政府、有關部門的，他們會嚴防死守，我們也發不出來。如果主編派我去，我會去，但我不會自己申請去。如果去的話要付出代價，有些事情可能就算了，例如燕郊爆炸；有些事情我會毫不猶豫，再來一次武漢疫情我還是會馬上去，這是特別重大的事，不管最後是什麼結果。

每個媒體的空間不一樣，其他媒體可能會給出不同答案。不同的媒體被管制的方法不一樣，可能取決於你的後台，受到的保護不同。類似南方系，受當地宣傳部管，就比較嚴格，說不能就不能。現在還能發點稿的地方，多少是受體制保護，就算外表看起來是市場化、獨立的，背後還是有雙手在保護。

我的機構不會傳達禁令，去現場前我就會問一圈同行，看看收到的禁令是什麼程度。有的說不能炒作，那還是可以做，只是不要「大肆」去做。現在有的規定特別細，例如東航墜機事件，包括不要採訪家屬等好幾條規定，算是很細了。

到了現場有一種魔力，人確實就是會互相幫助。很多人一起，我們都是和宣傳部躲貓貓。有的現場偏僻，多一個人比較安全，可以彼此鼓勵。之前的報社是不允許的，因為要搶獨家、要突破、要最先發稿，不能和別人一起採訪。後來已經很難突破了，有同伴一起會安全一點。現在同行之間會有種守望相助吧，不要彼此為難了。

跑突發的同行之間都很有感情。我以前一年見同事五六面，反而見同行特別多。以前在路上，挨個發微信問對方去不去，有些人上個月見到，這個月又見到了。在現場和同行建立的情誼是特別珍貴，是經歷過考驗。在跑突發的時候，能知道有些人的行為無法認同，有些人的價值觀是一樣的，現在就比較難看到了。

那天我在朋友圈有看到央視被阻攔的視頻，心裏一陣冷笑：他們當了那麼久公主王子，終於能感受到凡人的感受。有特權本來就不對的。

以前都市報同行採訪有這種遭遇，大家會很真心聲援，打電話給宣傳部，給對方施壓。這是一種守望相助。但我覺得央視和我們沒什麼關係，央視從來和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跑突發的時候，央視有自己的帳篷，或直接可以進來。他們不會看非官媒之外的人，都不會看你一眼，有一副不想知道你是誰的樣子。我也不是很幸災樂禍，只不過我也不同情。我的心情就是，你早該知道了，總會有這麼一天的。

後來看到記協的聲明，我也毫無感覺。按他們定義的話，我們這些沒記者證的是不正當採訪，記協發言也不是為了我們這些記者，是為了那些記者。而且記協是副部級單位，在維護正部級單位央視的權威，這和我們有什麼關係。這個事情我很冷漠，早就該戳破的遮羞布，現在終於被看到了，我們一直是這樣的處境呀，一個保安就能把你治得死死的。

許斐，入行近十年，突發、調查記者

「現場經常要偽裝身份、使用隱蔽手段才能採訪，這不能稱之為是能力，是生存技術吧。」

燕郊央視採訪受阻這件事，如果不是被外地同行問起，我根本不會關注。我覺得是很平常的事情，採訪的時候被拒絕、被推出來而已，沒有特別的感受。

我當晚很快看到記協的文章，微信群組、朋友圈大家都在轉發。記協文章發出三個疑問，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如果屬實的話......」我只記住了這句話。我想，記協是怎麼回事，不能先驗證真實性再來發文章嗎？

這件事讓大家感到意外的是，原來央視的人也不例外，進不去、被趕出來。還有，記協竟然為記者發聲了。但也有人說，只有央視記者配得上他們發聲。我之前知道記協的存在，但記協沒什麼存在感，我也沒有打過交道。對了，可以在記協網站上查記者證。如果查不到，說明在官方眼裏你不是正式的記者。

我的採訪經歷告訴我，記者證對採訪沒有太大影響。我在上個單位有記者證，但能出示的機會很少。和官方接觸需要，例如進政府機關的大門或和一些機構組織溝通的時候會出示。如果要跑兩會就一定要記者證。但有很多採訪是不透露身份的，也就不會出示記者證。

如果是災難現場，記者證也沒什麼用。不是有記者證就能出入，能進去可能是和當地政府溝通好才放行。我有過持證但進不去現場的體驗。2020年山西農村的飯店倒了，砸死29人，當地封鎖現場，政府各部門包括宣傳部官員都在，我亮出記者證，但不讓進。他們說現場危險，接著宣傳部就會派專人跟著，你去到哪他們就去哪，還說會安排採訪之類的話。其實就是不希望你擅自找人採訪，而是報導官方消息。

亮不亮證有時候是基於我自己對禁令的判斷。你選擇亮證，是判斷這事不會被禁令，可以暴露供職機構。如果很有可能出禁令，就不要暴露機構。如果暴露了，可能會被「點殺」，直接被召喚回去。

央媒有時候確實有特權，比如東航墜機現場的核心區只有三大央媒能進。但我不覺得有了央媒這個身份，所有採訪就能暢通無阻。亮名這個身份，可能會被重視，但也可能會被派人盯著，看到的東西很可能是被安排的。我接觸的央媒記者也有很專業的，有人也會做暗訪。

中國大陸有一些報導慣例，比如春節、國慶等重大節日，以及全國兩會，在這期間報導限制會更多。比如，這個春節前後，農村就發生了好幾起惡性案件，但我沒有看到有記者發出現場報導。可能有的媒體能發稿，線上去找目擊者採訪。很多媒體連發稿也不可以了，更別說派記者去現場。

可以肯定的是，現在重大突發現場的記者越來越少了。除了政府這一關，媒體和記者本身也有原因。不派記者去現場，可能是媒體收到了禁令，但也可能是為了縮減出差的成本，或是能出差的記者變少了。另外，我想也有記者自己的原因，不想動了，或者覺得去了也做不出什麼。

現在政府對災害現場的處置特別快。年初雲南一個山村發生山體滑坡，很多村民反映和採礦可能有關係，但官方說是天氣影響。這種事情，理應是記者去現場實地勘查，找專家採訪地質結構，但事發之後幾天，政府就將整個村子圍起來，把村民們全部遷走。可能有些人會認為既然有滑坡風險，政府組織搬遷不是可以保障村民安全嗎？但你細想一下，滑坡到底是不是採礦引起，應不應該要追責，如果只是天氣引發的偶然事件，為什麼要把所有人都搬走？被要求搬走的村民離開世代居住的地方，是否有爭辯的權利？你到網上看，大家都覺得，政府做得太好了，發揮了體制優勢，所以相信這個體制的人會更相信體制。

另外，最近的情況是，不只是政府的人，有些突發事件的目擊者，都會說以官方通報為準。可能是他們自己這麼認為，也可能是收到政府指令了。所以現在連打電話採訪的速度都要加快了，可能第一個人會跟你說，第二個、第三個人就不會說了。

現場採訪經常會出現一些意外情況，比如有吃瓜群眾會突然興奮地大聲嚷嚷「哎這裏有記者......」，引起眾人圍觀。比如武漢疫情的時候，急診室有很多人等著看病，我挨個去問。旁邊有「好事者」聽到我是記者就大喊，「哎記者同志，我想和你講......」ta可能是好意，但會把醫院工作人員吸引過來，可能採訪就進行不下去了。發生這種情況趕緊離開就是，也不能責怪他們，因為他們不是要揭穿、攻擊記者，他們不知道記者的處境需要隱蔽身份，以為記者都是官方的，都可以和政府部門、醫院打交道。也有一些針對記者的，有一次在黑龍江報負面新聞，手機被人奪走。

在有基本規則的社會是不一樣的。比如在香港採訪，注重預約，不像在內地會直接上門。政府機構對待記者查詢一般也是會給回應的，內地不一樣，聽到記者是迴避、抵觸，甚至直接掛電話。因此在中國大陸記者拿料，必須要有一些方法。如果你面對強權機關，只是開展正常採訪活動，目的是想知道應該公開但他們不願意公開的信息，就可以用受害者家屬、普通市民身份問。但有一些基本原則，比如不能冒充其他職業，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員、公檢法、律師等。大多數情況下，對普通人可以表明身份，但也有特殊場景，例如去某個被監督的公司，面對保安就不會表明記者身份。

因此，中國大陸記者在現場經常要偽裝身份、使用隱蔽手段才能開展採訪，我不認可這些是真正的調查技術，但這在大陸又是必須的，算是生存技術吧，不能稱之為能力，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你每做一次這樣的事情，都意味著你要偽裝、欺騙、尋找各種手段。我不喜歡談論這些，裏面有很多違背倫理、違背人與人正常交往的東西。但能通過種種手段拿到料，往往會讓一些中國記者很自豪。我更希望有機會學習真正的調查技術，比如開源工具，數據分析等，是真的可以稱之為調查技術的東西，可以做突破信息封鎖的報導。

我覺得講現場報導受到的種種限制，最終指向的無非是大環境越來越緊，一句話就說完了。但你覺得做調查報導有多少是和自由相關？在中國大陸做不了調查報導，真的完全是因為沒有自由嗎？但你看，俄羅斯也好，哥倫比亞也好，他們的社會也很不自由，但有很好的新聞。我不想把所有問題指向環境收縮就完了，所處的環境的確是限制了很多自由，但調查報導不是不能做，而是有沒有能力做，有沒有強大的意願去做。

林諭，入行逾五年，社會新聞記者

「以前我們會聊這個選題要怎麼做，現在變成，我們『咬』一口吧。」

我在現場第一反應都是不要和官方的人碰撞、起正面衝突。現在不算特別負面的社會事件，到了現場，那邊的街道工作人員或警察，都會阻止拍照。若接觸現場周邊居民，也不會輕易暴露身份。

我覺得燕郊的封鎖在2022年之後算是常態了。以前總能找到一些漏洞。跑突發事件越來越難了，官方的封鎖線拉得很長、很快，警力部署也很快。官方的應急措施，會很快和家屬達成協議，或威脅家屬，家屬不像以前那樣願意把經歷告訴媒體。家屬對媒體暴露出來的不信任感也更強，他們會覺得媒體不能幫到自己，或者媒體「亂寫」會讓他們的談判更難。

禁令也更快了。以前可能還有半天、一天的空窗期，現在可能一個事件發生，自媒體衝上熱搜，官媒報導之後就開始算窗口期了，幾個小時禁令就下來了。我記得甘肅地震半夜發生，我早上寫了消息，中午我就想去現場，覺得應該會有故事寫，領導就說有禁令了，不採事故家屬、不寫現場、不擴散事故影響。

我之前和做輔警的人聊，想知道他們怎麼對付媒體。他們的處理是，一收到應急事件，要很快到達現場疏散人群、避免引起輿情。他們也會偽裝成群眾，讓大家不要鬧。

現場的群眾對記者也愈發不信任。記得2018年那時候接觸維權的人，在酒店房間裏面採訪完，我說不知道這篇稿子最後能不能出來、也不知道能不能幫助到你，但我會盡力做。對方說：自己小時候一直覺得記者是無冕之王，要是你們也幫不了我，我也不知道該求誰了。

以前我和領導聊天，要不要做什麼事件，我們是會聊這件事重要、會聊要怎麼做。現在變成，我們「咬」一口吧。作為媒體沒有那麼大能量了，也不知道會帶來什麼結果，只能用調侃的語氣。

「咬」和「藏」是這兩年最大的感受。以前一件事發生了，能直接寫。現在具體事件也不能直接寫了，例如關於死亡的、自殺的，不能「渲染」，不能把時間、地點、人物具體寫出來。另外一種是藏地名，某個地方發生事件，但不能把地名寫出來。例如之前國內的某縣城發生房產爛尾，或是某地方出現裁員潮，這些和地方財政相關的事，如果直接點名，就會引來當地宣傳部門的關注，只好把地名隱去。

因為央視的事，所謂發生的衝突，至少能讓這個行業的問題暴露在大家視線當中，或許也會好點。類似的事情很多。我們沒有練習過，但天然知道這種事情。大家潛意識會知道，不要和政府對抗，得用一些方法，才能順利完成一些工作。躲躲藏藏，不暴露自己身份，看到警察就躲開。

我有一個印象深刻的經歷。之前廣州大橋塌了，本地媒體是不能做負面的。那個週末我不是為了工作，去現場走了一圈。一開始打的士進去，到路口就攔下來。我說住這的，要去拿點東西。後來就下車往前走。遇到第二道警戒線，我往遠處走，站在路邊抽菸，看著一輛輛警車駛過。我當時心裏特別坦蕩，我也不是來做報導的，發現我都敢和警察對視了。

燕郊燃爆事件當天下午，我在微信視頻號看到央視女記者被警察推出現場。看到時候我也沒有太大反應，後來看到朋友圈都在刷這個視頻。一位資深媒體人說，現在的環境沒有那麼苦，現在記者養不活自己，要麼因為懶，要麼因為業務不行。

到了夜晚八九點，朋友圈炸開了，都在轉發記協的文章。也看到有媒體人聲援，要求記者平權。我不想參與這種狂歡，心裏有異樣的感受。有這麼多人在發聲，或許是好事吧？但這個生態也不是一兩天了，這篇文章的形式和內文是一種制度暴力的延伸，體系內權力機構的相互保護而已。文章維護的是有記者證的記者，我這類的記者，也從來沒意識到記協存在的意義。

不只官方阻擋造成問題，是整個媒體生態出了問題。本身也有很多錯誤，例如會冒充其他身份。有的地方都市報同行在採訪的時候，會和受訪者說自己是央媒的。某地發生社會事件，鄉鎮級別的政府部門，他們通常不會去核實記者的身份。

我自己也有偽裝身份的情況。去醫院採訪，我會說我是病人家屬。我心裏會有些糾結，為什麼要用這樣的方式。我記得兩年前去寺廟採訪，現場很多警察，那次採不到很多東西。我和寺廟裏面的法師聊，他們都不願意說，於是我說自己是幫朋友祈福立牌位，法師就很誠懇和我聊。有一段時間，我就覺得自己不能那樣去騙人家。後來我打電話給法師道歉。

外部環境也給內部帶來了很多變化，不只是指令，記者們對現場失去好奇心。去年幾次災難事件，編輯很生氣，記者在線上做了幾篇稿子，但沒有人提出想去現場看看。現場會遇到各種各樣艱難的時刻，你會去和警察有衝突，想要應對他們，都是考驗記者的應變能力。

前兩天我和同行聊天，ta的狀態是，每天跑到辦公室泡一杯茶，拿一本書看。那天我們聊天，我問，你看到爆炸，不會想去做嗎，不會想在場嗎？對方說，有很多人都在做了啊，我做不做也沒什麼意義。他還提到，官民以及媒體之間有結界，很多我們關心的、引起輿論的事，在一些人眼裏根本微不足道，也傳遞不到他們的身邊。

（應受訪者要求，胡宙、安凌、許斐、林諭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