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裔移民二代导演曾佩裕执导纽约故事：“最让人感到孤独的是语言。”

【作者按】在刚刚落幕的第77届坎城电影展上，入围平行单元“影评人周”的电影《蓝色太阳宫》获得了“French Touch Prize of the Jury”（又译为：法国文创协会选择奖）。该片是美籍华裔导演曾佩裕 Constance (Connie) Tsang 的首部长篇作品，以一个角色的逝去为中心，描写了法拉盛华裔移民的情爱与友谊、失去与获得。纽约华人聚居区法拉盛的环境背景与电影的情绪基调，和导演曾佩裕本人对生活的见解息息相关。

电影由吴可熙、李康生及徐海鹏主演，故事围绕在两位生活在美国皇后区的华人移民，因为一次死亡悲剧而建立连结，彼此陪伴的故事。

法拉盛与香港印记

曾佩裕的父母是香港人，两人到纽约安家发展，生下了她。“典型纽约女孩”是她给自己的标签，法拉盛长大，纽约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独立后在布鲁克林生活，每周会和母亲相聚吃早茶。

一家人在美国最初的时光多有艰难，父亲总在试图抓住任何有可能让生活变好的机会：父亲开过一个没有维持经营的玩具店；母亲先是在纽约为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工作，童年时期，曾佩裕总是跟着母亲去她负责的建筑开发项目。幸运的是，母亲最终通过一个纽约不动产所有者的关系，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家庭条件好了起来。

曾佩裕的家庭为在纽约扎根所付出的努力，可被看作是无数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一种典型切面，不断在尝试，直到抓住一种有前途的可能。

曾佩裕的家庭为在纽约扎根所付出的努力，可被看作是无数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生活的一种典型切面，不断在尝试，直到抓住一种有前途的可能。将家庭条件凭一己之力拉起来的母亲很有可能在家庭中也是强势的，但是问曾佩裕是否经历过典型的亚洲“虎妈”教育，她对自己自由的家庭氛围充满感恩。

她依照自己的本能探索生活，也观察她母亲作为异乡人在纽约扎根的人生经历：野心、动力、生存的需求、对成功的追求，这些激励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

“我总是说我很幸运，有一个非常坚强且非常勤劳的母亲，所以从来没有那种她必须推着我做事的情况。”她依照自己的本能探索生活，也观察她母亲作为异乡人在纽约扎根的人生经历：野心、动力、生存的需求、对成功的追求，这些激励她去做她想做的事情。“我猜我算是她的『虎女』吧。”她总结。

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下编导硕士学位后，曾佩裕在纽约大学帕切斯分校做剧本写作课程的兼职教员。新冠大疫期间，她在读书、拍短片，2022年开始筹备《蓝色太阳宫》，主动接触以李康生为首的演员。她最丰厚的日常收入来自模特工作，今年入围坎城之前还为Maybach拍了广告。

让她举出一些自己与他人与众不同、并让她脱颖而出的性格特点的时候，她没有给出任何形容。“我就只是我啊。”她认为每个人都是都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让她举出自己哪里不同，这让她感觉不舒服。“我们都只是自己拼凑起来的生活中的一块拼图。世界如此之大，这么多事情在发生，我们怎么能不谦卑呢？”

曾佩裕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总是期待去了解不太熟悉的地方。她在世界上不同的几个地方生活过，在巴黎学习过，前夫是德国人，所以在欧洲也度过了相当的时间。在向外探寻的过程中，她总在寻找能够在自己的身体中感到舒适的方法。在谈到具体是什么开启了《蓝色太阳宫》项目，她表示从来没有一个特定的时刻，更像是作为一个人，在生活中积累了很多事情和经历，想要努力不让它那么虚无缥缈。“我的身体的一部分告诉我，我准备好讲述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东西了。我能感觉到这个冲动，把我拉回法拉盛。灵感就是我对那个地方的驱动力。”

语言的孤独

《蓝色太阳宫》所传达的一层重要的情感指引，是华裔在纽约生活的孤独感。

《蓝色太阳宫》对纽约城市的描绘是隐晦的。作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华人聚居区之一，法拉盛的独特不仅是因为“走进去只讲中文就够了”的强华文环境，还因为它以独立的姿态占据了世界上最多元、最富裕也最复杂的超级大都市一角，成为了让无数移民拥有归属感的飞地，一块华裔自造的“世外桃源”。

曾佩裕在父母身上看到很多孤独的感觉，父母有专业上的和工作上的朋友，但没有真正的个人朋友，所有的周末都是和家人在一起。

曾佩裕在父母身上看到很多孤独的感觉，父母有专业上的和工作上的朋友，但没有真正的个人朋友，所有的周末都是和家人在一起。她在美国的亲属也有类似的境况，单纯的工作关系与家庭关系造就了较为封闭的社交圈，华裔聚居区的内与外中间是分明的壁垒。尽管出生在美国，曾佩裕的第一语言还是粤语。在需要买电话卡才能拨越洋电话的年代，母亲经常隔几天就会去买卡，和香港的家人保持联系。每年夏天，曾佩裕也会随家人回到香港，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和疫情爆发，才隔断了规律返港的习惯。

家人的生活气息与习惯依然是非常华人的，连常去的餐厅也是专门为华人开的。而身为二代移民的曾佩裕，能站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的角度，看到自己的家庭，以及华裔圈子的封闭。“当走出这个圈子时，我依然记得一些情景，今天我们可能称之为“微歧视”，比如有人看不起我的家庭，因为他们的英语不完美。”

“我的家庭处在气泡（bubble）里。”她如此定义。

在《蓝色太阳宫》中，各个华人角色只要是在和彼此对话，都一致使用中文，英语只用来面对非华裔。这是“气泡”一词的具象体现，也是众多华人移民在法拉盛生活的真实状况。“它总是充满生活气息，仿佛是一个独立于我们所熟悉的纽约市之外的地方。人们从别处来到法拉盛寻找自己的家，几乎是在重建他们曾经的生活方式。”

在需要买电话卡才能拨越洋电话的年代，母亲经常隔几天就会去买卡，和香港的家人保持联系。每年夏天，曾佩裕也会随家人回到香港，直到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和疫情爆发，才隔断了规律返港的习惯。

语言的隔阂作为“气泡”之壁，成为了她传递“孤独”之感的工具。“我认为当你无法用特定的语言交流时，情况尤其艰难。为什么这种『气泡』存在于片中三个主角之间，部分原因就是语言。”联想到和前夫在欧洲的假日，她也曾有因为不会当地语言而感到孤独的时刻，而找到合适的交流方式，意味着花更多的时间。

“最让人感到孤独的是语言。”她说。

《蓝色太阳宫》的剧本虽然是用英文写就，但在她脑海中，人物之间的对话都用粤语进行。由于李康生和吴可熙都是台湾演员，她将一切改为华话进行。曾佩裕没有感受到需要特意强调其中一个角色来自香港、或者代表香港的某些特定群体的压力，因为法拉盛的华人环境复杂，有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不同华人，有着特定的混合背景，坚持绑定某一族群反而是不真实的。尽管移民塑造了一个大环境，迁移的动作因为聚居也有了一种集体性，但在广泛“移民”概念下，保留华人混杂的特色，意味着细化个体，看到他们移民前的生活与移民后的身份。

为了《蓝色太阳宫》可以进展顺利，对华语一知半解的曾佩裕特意去上了语言班，好让自己能听懂更多。拍摄变成了一个翻译和合作的过程，在排练期间以及拍摄时，她会和演员们一起细化每个场景的确切意义。她有一种与演员们充分共享拍摄过程、共享同一种语言的感觉。曾佩裕认为演员大大帮助了她，因为李康生、徐海鹏和吴可熙本就有不同的背景，他们能利用语言之间细微的不同，袒露身份上的细微不同，确保故事不是由情节驱动，让改变更多来自角色本身。

“你可以听到有些桥段是用台语进行的，我喜欢这种具体性，这也是在创作过程中发生的改变。”而问她将制作改为自己不够熟练的语言，有没有增大拍摄难度，她承认这个过程并不容易，需要很长时间来真正打磨和完善，但她同样热情高涨：“这超级有趣啊！不然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呢？”

但在广泛“移民”概念下，保留华人混杂的特色，意味着细化个体，看到他们移民前的生活与移民后的身份。

声音是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纽约的线索：救护车声、汽车声，这些忙碌的痕迹是非常纽约的，有心人可以从其中听见大都市的生活。但电影在视觉上的“去纽约化”是她的主观选择。《蓝色太阳宫》的故事主干发生在法拉盛的一家按摩院，大部分戏发生在室内，回避了纽约标志性的都市场景和法拉盛充满生活气息的街景。从室内景观察，遍布世界的华人按摩院并没有标志性的区别，这是曾佩裕刻意制造的“孤立感”，让镜头里的场景始终处在一个有距离感的位置，作为人际关系的一个隐喻。

“无论在哪里，华人社区总会重建那些能给他们带来舒适感的地方。因此，我不想仅仅把它定位为纽约的故事。它不仅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其他地方。”

暴力与悲恸

发生在按摩院的持枪抢劫与被迫性工作情节，可能是片中对美国社会阴暗面的最具象的表述，不仅辐射了华人服务业为了生存要面对的现实险境，也和种族歧视的社会痼疾息息相关。曾佩裕将暴力情节编入故事中，是为了捕捉这些女性在工作中付出的、但没有得到回报的隐形劳动：按摩行业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职能常被社会上的固有印象拉进模糊地带，比如亚洲人开的按摩院极可能提供性服务，非性工作者会被戴著有色眼镜的客户剥削。因为处在较低的社会阶层，服务业的大部分机构、公司和店面，也无法为最底层的、与客户直接接触的工作人员提供足够的保护。

曾佩裕做了华裔按摩女在美国遭遇暴力的新闻背景调查，了解到了宋扬案和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她意识到，这些底层工作女性若想要处在一个没有威胁、感到安全的环境非常难，社会治安差是其中一个原因，语言的不便利也易让她们处在各种机遇与可能性的边缘，令她们始终怀抱着一定程度的恐惧在生活。“不仅是对暴力的恐惧，还有小的、不属于这个社会的恐惧。”

处在易被剥削的位置就容易经历失去。《蓝色太阳宫》的摄影机拍到了暴力本身，也注视着暴力过去后，如何承担失去创伤、面对暴力再一次的侵袭。

在曾佩裕五岁时，父亲离世，关于这部分她不愿多讲。她坦诚，她所经历的悲恸，启发了《蓝色太阳宫》的创作：人们如何面对失去并度过悲伤的阶段。片中角色面对爱人或友人离去的复杂情感，从其中恢复并继续生活，是曾佩裕个人情感的一种投射。

曾佩裕做了华裔按摩女在美国遭遇暴力的新闻背景调查，了解到了宋扬案和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她意识到，这些底层工作女性若想要处在一个没有威胁、感到安全的环境非常难，社会治安差是其中一个原因，语言的不便利也易让她们处在各种机遇与可能性的边缘。

角色之间的不同，也是曾佩裕自己在面对同一问题时的不确定。假设她去处理发生在眼前的危机和暴力，她会像吴可熙饰演的Amy一样正面交锋，还是像徐海鹏饰演的Didi一样婉转回避？曾佩裕也不知道。“这取决于我有多愤怒、情绪有多激动，取决于具体的环境。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为角色写了不同的情境，因为我不知道我会怎么做。”

“作为女性，我们确实有这种保护自己的渴望和需求。有时候我确实希望我们能反击。我也希望我们能有不带恐惧生活的能力。”

拒绝刻板印象

谈到普遍性，《蓝色太阳宫》中的爱情三角并不令人陌生：一个被两个人共同爱着的角色死去，未亡人们因为这份失去的悲伤和孤寂越走越近，从而度过一段亲密的时光。这样的情感模式可以跨语言跨文化，因为她并不独属于华裔。尽管片中还有女同性恋感情的隐线，这只能证明了电影的创作思维相对现代，暧昧不明的情愫还是无法为故事印上鲜明的时代性。

这样通俗的三角感情关系，呈现给观众的时候，会不会显得太陈词滥调？曾佩裕否认了这一点，认为所谓的“陈词滥调”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那是她极力避免的东西。很多浪漫情节实际上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父亲的早逝对她产生的影响反映在了亲密关系中，她会陷入一段“不对”的关系，那些关系并不一定是“不健康”，只是对方不合适。

女同情节的存在并不能够定义角色，因为她不想让性取向以偏概全——在她的生活中，她的朋友们不会根据与谁发生性关系来定义自己。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时的情绪，选择一些仅仅在当下对我们有用的关系，这就是浪漫关系的重要性。实际上，电影是关于『连结』的，我并不是想讲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并不浪漫，是被失去的悲伤所主导的。”

曾佩裕不认为“三角关系”是描述片中角色感情结构的正确用语。电影真正的关系核心，是一个重要存在的缺失。“重点是你在面对缺失时该怎么做。”她想要捕捉关系中的一个人消失后的那种不确定的状态。女同情节的存在并不能够定义角色，因为她不想让性取向以偏概全——在她的生活中，她的朋友们不会根据与谁发生性关系来定义自己。

回避定义片中角色的感情方式，符合曾佩裕的生活态度。她不去定义自己，不想定义别人，也不想代表别人。除了她自己，她认为自己无法为任何别的人发声。拍电影是因为她想抒发自己的感受。当被问及她拍《蓝色太阳宫》是否是为了告诉大众，华裔在美国的生活有这样一面的时候，她对电影可能为大众定义出某种“刻板印象”产生了焦虑。

“我认为刻板印象不应该被使用。创作关于社区和家庭的作品，这通常是一个对生活的反应。”她的创作态度非常坚定。“每个第一代移民到美国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我的人生轨迹与其他人非常不同。我只是在反映我所经历的一切。”

回到电影上，她努力抓住“孤独”这一题眼。“我思考了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经历的关系，这只是一个生活剪影，与归属感和无常感有关。这三个角色都有一种过渡的元素，核心是那种转瞬即逝的感觉。”

相应地，她也不想被归类。当谈及去年的全球大热门《妈的多重宇宙》以华裔母亲的故事为核心、为以华裔为主角的电影开拓了更宽的路，曾佩裕的态度依然中立。她认为《蓝色太阳宫》仅是展示了华裔生活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太强的标志性。尽管她认同有越来越多的以亚裔与华裔为主角的作品出现，给人一种团结和壮大的感受，但她对是否要将《蓝色太阳宫》定义为亚裔移民散居电影不置可否。

创作的未来：虚构与探索

曾佩裕的下部作品，是以母亲为核心。

许多新人导演拍摄首部长片的时候，会从自己身上取材，但《蓝色太阳宫》是一个较为纯粹的虚构作品。尽管曾佩裕也将自己从生活中吸纳的情绪放入了片中，但剧情的私密性、个人性与真实性，并不会像讲述一个有关母亲的家庭故事一样强烈。为什么一部母女在关系中双重成长的电影，没有成为长片首作，而是放在了第二部？

“每个人在合适的时机都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个人表达。”联想到她喜欢的导演与作品，她以英格玛·伯格曼的《芬妮与亚历山大》为例，“这电影太伟大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有这么多的电影作品，然后最后落到了这样一部作品上。”她赞叹不已，“这需要时间，需要时间。”

关于《蓝色太阳宫》的虚构性，她的解释是很多个人经历被虚构化后，处理起来会变简单，她不需要去做角色真正做过的事，但也有办法让电影中的一切变得亲密和个人化。而母亲的新项目是一个在结构上分两部分的方式，会在视觉上尝试新的方法。

母亲会自然地提供很多真实的内容，包括台词。“她是个说故事的人。我们很关系很亲密，我甚至不需要去问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