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來晚了，此時不得不站在教室門口，對着一道無形的界線猶豫。先到的中國同學們佔據了教室的左半邊，來自其他國家的學生都坐在右半邊，我左右為難，似乎要選的不僅僅是一個座位。
內金誠懇地向我投來微笑，她看上去那樣雅緻，一頭烏黑的捲發，於是我走到教室右側最後一排，在她身旁坐了下來。
「你來自哪裏？」我問她。
「伊朗。」她故意做出輕鬆的表情。
「你做什麼？」我想問她的職業，但我的法語還不太熟練。
「我是個畫家。」她說。
她的 instagram 上大多是自畫像，或嚴肅，或憤怒，或痛苦，或悲傷，情感豐沛。她對待自己的身體是那樣誠實，沒有美化，也沒有遮掩，儘管本人要比畫作中的樣子更美麗。內金有一米七幾高，小麥色皮膚，五官深邃，卷卷的頭髮到脖子處，活力十足。一下課，她就同周圍的同學用法語聊天，教室裏凡是她所在的位置，總是熱鬧的。
對於伊朗發生的一切，我總是很輕易就產生移情。來法國之前，我試圖申請一個前往伊朗的寫作計劃，但未能成行。伊朗頭巾運動期間我關注媒體報道，後來又癡迷於伊朗電影，2023年我在香港看賈法·帕納西的《無熊之境》，電影是在導演試圖穿越邊境逃離伊朗的路上拍攝的，他因拍攝電影遭到追捕；2022年疫情時，我在大陸看了一部名叫《缺席的導演》的伊朗影片，整間影院只有我一個觀衆，影片故事如同現實復現，那是一種奇異的體驗。
看得多了，我發現電影中的伊朗女性，都有種強大、堅韌又略顯苦情的氣質。而眼前這位穿淡綠色背心，笑容明朗的女士，與我腦海裏的那種形象實在相去甚遠。
幾天後，班上來了另一個伊朗女孩瑪赫娜茲，她以前是一名戲劇演員，相比內金，她更像伊朗電影裏看到的那種：一席黑色長發盤在腦後，穿黑色呢絨大衣，拎黑色手提包，看上去神秘又疏離。起初她只跟內金講話，講波斯語，旁人聽不懂。一到休息時間，就消失地無影無蹤。
我們都在里昂的一所學校學習法語。里昂不像巴黎，沒有太多令人眼花繚亂和浮華的東西，它平靜而舒適，給我們這些外來者一種生活的希望和想象。2023年冬天我第一次來這裏，感覺格外寂靜，即便是英語，只要不努力去聽，詞語就從我耳邊流淌而過。
某節法語課，老師問，太陽是什麼顏色的？其他人都說是黃色，令不假思索回答紅色的我大為詫異。我從未質疑過「紅太陽」這個詞，如果不是重新學習一門語言，我可能永遠不會意識到從小接受的教育如何影響和塑造了我的感知。
那個冬天，我學會了用法語自我介紹，並且重新長出了一雙眼睛；我也學會了不依賴語言猜測別人的意思。我們每天在羅納河上來回穿行，從左岸到右岸，一仰頭便能看到山群勾勒出的美麗天際線。這就像一個高度近視的人失去了眼鏡後，努力眨巴眼睛只感受得到一個輪廓，而故事，便從這沉默的輪廓中生長出來。
2.
九月末的一個週六，內金約我和雷娜塔一起去看伊朗電影《神聖無花果的種子》。電影講述伊朗頭巾革命期間的故事，獲得了2024年戛納國際電影節的特別獎。雷娜塔是巴西人，跟我們同班，電影結束後我們三人從影院走出，內金沉默着，就在雷娜塔擁抱她的時候，她的眼淚流了下來。
她立刻找出墨鏡戴上，走出差不多兩條街後，控制着顫抖的聲音詢問我們對電影的看法。我語塞了，半天憋出了一句：「這部電影很有趣。」這句話或許太過殘酷，對她來說，那些虛構的畫面每一幀都是由真實的血液和痛苦構成的，而我就如同看一個美國黑幫電影一樣。
出於內疚，我陪內金走了很遠，跟着她坐上一輛公交車前往市中心的週末二手市集。路上我終於鼓起勇氣問她：
「為什麼你和瑪赫娜茲在法國從來不戴頭巾？」
這是我自第一眼見到她們時就無法抑制的疑惑，她們不戴頭巾，夏天也只穿一件背心，露出整條胳膊。她們是來到法國才如此的嗎？內金笑了笑，像是習慣了一定會有人問這樣的問題。
她問我可不可以講英語，她英語要比法語流暢，可以從頭講起：內金從小就有「頭巾問題」，她在生理上抗拒頭巾，覺得頭巾很重，夏天戴在身上非常悶熱、行動不便。她的父母沒有強迫她戴，甚至在伊朗的絕大多數家庭裏，在只有丈夫和孩子在的時候，女人可以不戴頭巾。只是當走出家門，前往任何公共場所時，頭巾就是強制的。
大約七年前，在內金二十幾歲的時候，她決定在公共場所也不戴了，這更像是一個宣言，拒絕成為一個普通的伊朗女性。每次上街時，她都覺得有很多雙眼睛盯着她，有一陣子她乾脆剪掉了頭髮。伊朗的道德警察會在街上抓捕不佩戴頭巾的女人，甚至向她們開槍。有一次內金在街上遇到開槍，嚇得拔腿就跑。
2022年伊朗女孩瑪莎·阿米尼在被道德警察逮捕後被毆打致死，伊朗爆發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其中一個訴求就是「女性，生命，自由」。伊朗安全部隊在鎮壓抗議遊行時造成了大量傷亡，年輕一代的伊朗參與者通過社交媒體傳播信息，突破了伊朗政府一貫的信息封鎖。內金的爺爺奶奶曾是虔誠的穆斯林，在看到手機上警察槍殺路人的影像後，他們甚至開始質疑自己的信仰。內金提到這場運動時管它叫「Fucking movement」，她說運動中死了很多人，有人僅僅只是舉起手機拍攝伊朗警察的暴行就被擊中。
而持槍攻擊平民的警察通常都不穿警服，他們穿着便裝隱藏在人群裏，起初那些人都是年紀偏大的大鬍子，後來變成了更年輕的男人。後來運動平息下來，內金的不少朋友選擇了出國。她等了一年，以為鮮血和死亡或許會換來改變，可結果只是越來越多的人離開。
內金先去了土耳其，在那裏生活了半年，一邊畫畫，一邊試圖從暴力創傷中恢復。她在土耳其享受到了在伊朗從未享受過的自由，自由地展出她的畫，穿比基尼去海灘游泳，看變裝秀（drag show）。在那裏，她認識了她的俄羅斯男友。土耳其簽證到期後，她便來了法國，重新拾起她小時候學習過的法語。
「你有宗教信仰嗎？」我問她。
「No。」她瘋狂搖着頭。
「你不是穆斯林嗎？」
「你知道的，在伊朗，所有人的身份證上都寫着穆斯林。」
過了不久，一向沉默的瑪赫娜茲主動約我去喝一杯，我們在學校附近挑了一間酒吧，坐在酒吧外享受和煦的秋風。她似乎有話要說，但不主動開口。我便跟她聊起目睹法國街頭抗議的感受。「他們就像慶典遊行一樣。」我興奮極了。瑪赫娜茲卻撇了撇嘴：「法國人的抗議就像遊戲一樣，但在伊朗，這是件嚴肅的事。」我立刻意會了她所說的嚴肅是什麼意思。我問她，為什麼會來法國？
喝掉半杯啤酒後，瑪赫娜茲才敞開心扉。她告訴我，她在伊朗已經快三年沒有工作了。她在德黑蘭有一個地下劇團，排的戲大都是在非正式渠道向小範圍觀衆售票。這些作品的激進之處在於美學，通過舞台上的視覺隱喻來表現暴力、戰爭。她跟團隊合作近十年，大家都在戲劇之外還有一份譬如工程師、程序員的謀生的工作。2022年社會運動後，伊朗社會內部的衝突加劇，加之伊朗受到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制裁，經濟狀況與日俱下，她周圍的朋友都開始各尋出路。
她想繼續在劇場工作，帶着可以在法國接到劇場工作的憧憬而來。倘若她可以拿到工簽，便可以在歐洲各國間流動，但現實卻是，在重視語言的法國戲劇業，僅僅法語一項標準就將她擋在門外。我建議她也許可以先在學校呆一兩年，再去找工作。對於一個外來藝術家，學校是最好進入法國藝術圈的通道。不過她沒有絲毫妥協的意思，她說，她已經38歲了，要抓緊時間做她最想做的事情。
那天之後，瑪赫娜茲沒有出現在學校，整整一週都沒了蹤影。後來內金告訴我們，瑪赫娜茲在德黑蘭的爺爺去世了，她哭了一週，在ins上用波斯語發了悼文，將社交媒體的頭像換成了黑色。
再見面時，她剪掉了自己的長發，剃成了寸頭。
3.
我是在一次課上偶然得知內金是1988年出生的。這是法語課的有趣之處，我們可以藉着學習單詞，獲取一些平時不方便追問的信息。比如年齡，家人，喜歡吃什麼食物。
我仔細觀察過她的一些習慣，她帶着一種經歷過生活的印記。比如她經常背一個實用的運動型雙肩包，拉緊揹包帶至緊貼後背；她會每天替自己做好午餐放在飯盒裏，帶到學校專為學生開設的咖啡間吃。比起我們中午總是買三明治湊合幾口，她不僅吃得更豐富，也能省下不少錢。最重要的是，她從來不讓老師陷入一個人唱獨角戲的尷尬，當教室裏因老師的什麼提問沉默下來，她會第一個站出來回應對方。
有一天她並不像往日那樣有激情。我向她詢問，原來每天在學校嘻嘻哈哈的她，回家後都會大哭一場，她不確定自己放棄那麼多來到法國值不值得，她的房子、車子、家人，還有朋友。內金在德黑蘭已經是成熟的藝術家，僅憑藉賣畫就可以維持生活，而她也早在父母的支持下在德黑蘭購置了房產和車子。當我戲謔地問她是不是「bourgeois"時（布爾喬亞，法語中帶輕微諷刺意味），她一點兒也不覺得被冒犯。
而在里昂，她幾乎不可能保持跟在德黑蘭相同的生活水平，只好努力省錢，從舊貨市場收了一輛二手自行車，騎車上下學，從而節省出行費用。
而瑪赫娜茲，過得就像一個波西米亞人一樣。她從來只帶一支筆，字總是寫很大，像是簽名。她的手提包裝滿了東西，但並不是學校要用的學習資料——她從包裏掏出的食物，讓我見識到了超市速食產品的豐富。她也從不奔跑，即便時間非常緊張，她也只是加快行走的步伐，不讓自己受累。跟她同行，她總會衝着電梯的方向去，但有時候也因為這種「強迫症」，我們不得不在大樓裏繞來繞去。
瑪赫娜茲告訴我，她在德黑蘭時，每逢出行必須開車。這種對機器的癡迷在伊朗很普遍，伊朗人熱愛高科技，恨不得家中的一切產品都可以有高科技植入，整容技術在伊朗也非常流行，女人們追求讓自己的臉顯得小巧和白皙，即便她們戴上頭巾會遮蓋住手術成果。
在疫情之前，瑪赫娜茲常住在一個租來的大房子裏，生活穩定，偶爾舉辦藝術家聚會。後來，因為她在劇場的活動，她不得不到處搬家，從而避免被道德警察盯上，這也讓她練就了可以隨時跑路的能力。
不停下跌的里亞爾（伊朗貨幣）幣值讓瑪赫娜茲和內金感到擔憂，她們都計劃找一份兼職工作。我跟她們有同樣的苦惱，相比之下，我總覺得許多在法國學藝術的中國同學都有種不愁衣食的天真。
我先找到了一家日料餐館的兼職，時薪是法國的最低工資標準——法國的平價日料餐館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經營的，一個日本朋友曾抱怨那壓根不是日本的食物。但這樣的餐館因為出餐速度快，餐館空間大，在法國開了許多家。瑪赫娜茲也找到一家伊朗餐廳的工作，薪水是我時薪的兩倍。我心裏十分不平衡。在國內時，沒有其他的參照對象，很難感受到不同勞動力市場之間的差異。
不過半個月後，我們倆都沒繼續做下去。她跟餐館的老闆吵了一架，被開除了；我沒有辦法讓我的老闆滿意，被辭退了。這個情景似乎再現了我們各自在自己的國家跟權威的關係。
她們對日常生活中隱含的偏見，似乎比中國學生敏感許多。學期末，內金和瑪赫娜茲提出要向學校寫一封信，控訴我們的法語老師弗朗斯瓦有種族歧視，因為他在課堂上說，「很多小偷都是阿拉伯移民。」瑪赫娜茲也常常提起法國人跟她聊天時，用和日常一樣快的語速講話，令她感到不適。還有當法國人聽到她們來自伊朗時，流露出帶有同情的「我們都懂」的眼神。
瑪赫娜茲還會經常觀察迎面來人的眼神。有一次在公交車上，她發現一個法國男人不懷好意地地看着她，並用手碰了她的身體，她毫不猶豫給了對方一拳頭。
4.
她們能用行動表達自己的不滿和憤怒令我羨慕不已，因此當我計劃拍攝一部跟伊朗相關的電影時，我毫不猶豫找到了瑪赫娜茲，她即刻答應下來。聖誕節假期，我開始和瑪赫娜茲在圖書館為電影做籌備。我們工作的第一步是幫助對方認識自己的國家。
瑪赫娜茲認為我對伊朗的認識都僅來自於媒體，那些並不能反映完整的伊朗，她要給我看一些「真實」的情況。她在手機上找出一張插畫，一個什麼也沒有的格子間，然後用手劃出大約兩平方米的範圍。
「你敢相信嗎？伊朗的監獄就是這樣。人在裏面怎麼睡覺？」她跟我解釋，頭巾運動以來，由於太多人被抓捕，伊朗監獄已經無法容納那麼多犯人，很多人被囚禁在這樣的鬼地方。在一些分辨率很低的監控攝像頭錄影中，一個伊朗人在銀行裏被穿制服的人攻擊，我不敢看完就移開了目光。
她又提到自己的生活，說「在伊朗，除了政治問題，生活其實是很幸福的。」伊斯蘭法律禁止人民飲酒，人們就在私下悄悄享受。伊朗女性也被禁止跳舞，但她們在家庭聚會上仍舊舞蹈。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如同兩個平行世界。
當時我正在閱讀伊朗學者阿扎爾•納菲西寫的小說《在德黑蘭讀〈洛麗塔〉》。故事講述的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作者在大學教授西方文學，後來因為霍梅尼奪得最高權力，加強了社會控制。她不得不從大學課堂轉向家庭閱讀，在家中秘密組織學生們閱讀英文小說。小說中有一段情節叫我印象深刻，文學教授帶女孩們閱讀簡·奧斯汀的小說，教她們跳英國上流的交際舞，女孩們便在教授家的客廳跳起了鄉村舞步。
1979年，伊朗革命趕走了王室，整個國家被神權領袖霍梅尼接手，霍梅尼上台後修改了憲法，鎮壓了其他革命團體。之後幾乎每隔幾年，伊朗就會爆發大規模抗議。最近一次正是2022年的「頭巾運動」。
「為什麼你們不停鬥爭，卻沒有讓情況變得更好？」我問她。
「你怎麼知道如果沒有鬥爭，情況不會變得更壞呢？」
也許伊朗頻繁的社會運動有諸多複雜的原因，但此刻我感到，中國人、伊朗人的差別正靜靜展現出其中一個面貌。
我請瑪赫娜茲在影片中讀一封關於伊朗埃文監獄的信，埃文監獄裏關押了大量參與抗議者。我希望透過一封信能展現出她複雜的情感。她用波斯語讀了一遍，但除了憤怒，其他感情都並不自如。她極力控制着那些文字帶給她的複雜感覺，以至於聽上去就像一個沒有靈魂地念讀自己罪狀的人。
每次念上一兩段，她就停下來說不想讀了。有時候，她問我能不能換成法語，而不是波斯語。有時候，她提出換一個姿勢。但她從來沒有提出要換一個劇本。
後來我才明白，她並不習慣將她真實的意見表達出來。之前在伊朗工作時，她習慣了所有人圍繞導演的想法來工作。這名導演通常是男性，有時候她並不認同對方的想法，但她認為作為演員，必須要無條件接受。她也曾試圖擔任導演一職，那時候，她會想要控制全部過程，但常常事與願違。而當她跟別人合作時，為了不控制，她會變得完全被動和消極起來，這裏似乎沒有一個中間狀態。
她們對身體的態度似乎也相當激烈。我從內金那裏得知，在伊朗，為了避孕，女性會服用許多藥物，也經常吃藥控制月經，這些藥物在伊朗的地下市場非常普遍。內金最喜歡的畫作之一就是葡萄牙畫家Paula Rego畫自己墮胎的畫像，而瑪赫娜茲則癡迷於有着完備而嚴苛身體訓練的格洛托夫斯基戲劇。
5.
新學期，瑪赫娜茲再次缺席了我們的課。我向內金詢問瑪赫娜茲的動向，她告訴我，她們已經有一陣子不聯繫了。為了融入這裏的生活，內金越來越少提起關於伊朗的事情，她的社交媒體早已經改成了英語，她也會主動去參加在法國流亡的伊朗藝術家聚會。
而瑪赫娜茲還在兩種文化之間鬥爭，在來法國一年多的時間裏，她都是跟伊朗人同住，有一段時間還跟朋友擠同一個房間。就像她在德黑蘭一樣，她需要一個群體來保護自己。她的社交媒體只有波斯語，她會每天和在伊朗的朋友打視頻電話，集體文化在她的生活中仍佔據着重要位置。但是她又想擺脫這種生活方式。在跟伊朗房東大吵一架後，她正在重新尋找一個住所。
與此同時，由於不願繳納學費，她也從學校退學了。住所、簽證都變成了當務之急。她不停出入移民局處理簽證事務，幾個月前她會為這些事情喋喋不休，抱怨一些沒有意義的行政流程，而現在當她不得不再次為這些事情跑前跑後，甚至學會了自我調侃。有一天我們在麥當勞商量電影進程，她破天荒地說，她現在正在學習「接受」。她意識到自己過去總是拒絕一切，反對一切，或許也應該試着學習接受規則。
城市在春天中不知不覺溫熱起來，一些樹上抽出了綠色的枝椏。街邊的廣告牌也換上顏色清新的海報。我們的老師在電子郵件裏推薦了由一位日本藝術家組織的關於「移民」的劇場工作坊。我預感瑪赫娜茲或許會去。差不多中午的時候，她果然出現在劇場，仍舊穿着她那件黑色大衣。
我們一起吃午飯。瑪赫娜茲身旁的法國男人問她有沒有看過某部電影，兩人在餐桌旁聊了起來。她的法語好像提升不少，我為她從未展現出的社交面孔感到驚訝。三天後工作坊結束時，瑪赫娜茲相當戀戀不捨。她在手機上用波斯語寫下了她的感受，又翻譯成法語念給大家聽：「劇場是一個美好的地方。在這裏人們相互連接，相互理解。在這裏，沒有語言、種族、階級、國籍的區分。」
這或許是她到法國以來第一次強烈地感受到歸屬感，告別時又同其他人聊了很久，即便有幾個意大利人不會講法語，而她又不會講英語，也不妨礙他們講話。
一個月後，我們倆一起坐上了從里昂去都靈的大巴，去看那幾個義大利人的戲劇排練。只要五個小時，便可以從法國到達意大利。
但大巴車到達意大利邊境時，三個邊防站的意大利警察上車檢查護照。瑪赫娜茲神色突然緊張起來，她從包裏掏出一張紙，解釋說那是一張臨時居留證明。警察猶豫了一陣，問她還有沒有別的證明，她搖了搖頭。我試圖從她的臉上尋找答案，但她戴着墨鏡，直直地看着前方，像是在等待什麼不好的結果。
慶幸的是，警察將證明還給了瑪赫娜茲，叫她下次不可以離開法國。警察走後，她嘆了口氣，臉上終於露出失落的表情，直到大巴重新啓動。金黃色的陽光重新灑在我們臉上，她說警察其實有權力讓她下車，如果下次被查到，她就有可能被撤銷簽證。我試圖寬慰她，她仍是擺擺頭，垂頭喪氣地說，法律規定她不能離開法國。
不過意大利人的熱情令瑪赫娜茲有些回暖。她特地帶了一罐伊朗醬料來都靈，我們又去超市買了蔬菜，第一個晚上，她花了一個多小時做了兩道伊朗菜，味道有點酸，但跟米飯混合在一起美味極了。飯後我們坐在陽台上抽菸，她打開屋子裏的藍牙音響，放了一首波斯語的歌曲，歌聲來自一位聲音滄桑的男歌手，伴奏是西塔琴（Setar），音樂悠揚如同從沙漠裏緩緩升起。
我想起尼爾·楊的民謠，覺得很悲涼，於是走出陽台回到客廳。瑪赫娜茲仍舊在陽台吸菸。
「我的臨時簽證快到期了，我不知道我還可不可以留在法國。」她突然說，「學校不願意給我出具上學期的學習證明，這樣我就沒辦法向移民局解釋我在法國做了什麼，他們就不會給我續簽⋯⋯我真不想回去面對這些。」
我從前對她充滿不解，不明白她為什麼要將自己的生活弄的一團混亂，像在對抗些什麼？亦或是作為一個總是對抗的人，離開對抗的環境後便失去了方向？以前我會想要一個答案，現在我漸漸明白，那種悲哀是我們無法逃開的，是她、我以及諸多在異國的人都隨身攜帶着的動盪和不安。
6.
影片的最後一場戲在她家拍攝，她將我們帶去了她好不容易租到的房子裏，她在這裏已經住了兩個多月，不過很快又要搬離。房子在市中心，房東是一位年邁的法國老太太，那位老太太查出了嚴重的疾病，她的孩子們要將她送去養老院，再賣掉這所房子。瑪赫娜茲只有一個行李箱，房東又送了她幾本書和畫冊。到了約定時間，她在餐桌旁坐下來，打開手機，開始跟在伊朗做劇場的朋友打網絡電話。
我只聽到兩個伊朗男人不停講話，聽上去像是在爭吵，她告訴我他們在討論以色列對加沙的屠殺和戰爭，以及伊朗跟美國岌岌可危的關係。爭論不停息，她就將手機放在水池旁，打開水龍頭，開始沖洗土豆。
後來，將拍到瑪赫娜茲用波斯語跟朋友們聊天的視頻放給內金看，內金翻譯成法語說給我聽：瑪赫娜茲跟她的伊朗朋友說，她厭倦了在法國時，別人找她合作只是因為她是一個伊朗女性，她厭倦了利用「婦女、生命、自由」來創作，有人因那場運動死去，她又怎麼能將它變成藝術？她的伊朗朋友對她說，至少她現在擁有可以說點什麼的短暫自由，她不應該拒絕這些機會。瑪赫娜茲說，她已經做了決定。
五月份，在我離開里昂前，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瑪赫娜茲、內金和我都去參加一個舞蹈工作坊，瑪赫娜茲給自己的短發染上了紅色，照舊穿着一身黑。到了夏天，法國女孩都喜歡穿各種彩色的衣服，反倒襯着她一身黑格外特別；她又不喜歡陽光，總是戴着墨鏡坐在樹蔭下，如同《黑客帝國》裏面的角色。
內金換上了她喜歡的花綠色短袖襯衫，跟我們分享她在一個中國同學的推薦下找到的中國餐館的兼職。她抱怨餐館裏大家永遠講中文，完全無視她和另一個不懂中文的員工，還有一個來得較早的男員工常常在她面前擺出領導架子。話雖如此，她也找到了應對中國同事的小手段。
我們正坐在一起休息，舞蹈老師走過來加入了談話。舞蹈老師感嘆說瑪赫娜茲和內金在工作坊上做捶打胸脯向前走的動作時簡直妙極了，她們的身體裏有真正的憤怒。
受到鼓勵後，瑪赫娜茲的眼睛都亮了，「我應該去跳舞！」 她轉身對我們說。
伊斯蘭律法禁止女性在公共場合跳舞，瑪赫娜茲曾講過一個伊朗女孩將自己跳舞的視頻上傳到網絡後被捕的故事。只要還有回去的想法，她在這裏的每一個行動都面臨着風險和代價。因此，她告訴我她不能用自己的真名和形象出現在影片中。
老師走後，我和瑪赫娜茲也跟着離開、去買午餐。麵包店要穿過一個一百多米的吊橋才能到，橋下是貫通整個城市的河流。我們走在鏽紅色鏤空的吊橋上，河水從我們腳下流過，河面上泛着魚鱗一般的金光。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離開里昂了，我申請到了新的學校，此時心中的憧憬和對這裏的不捨正跟着河面上的波光一起涌動。這種對新生活的期待令我感到自己正在跟過去的掙扎告別，我忍不住問瑪赫娜茲未來的打算，卻用了現在時的語態。
瑪赫娜茲說，她想要留在里昂，也想要回伊朗。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