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立法院前線的香港人：聽到「台灣香港化」時，他們的複雜感受

「我是一個來台灣的香港學生，也是台灣公民社會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點，台北青島東路立法院側門外，「反立法院擴權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與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學生組織聯合聲明」連署發起人之一的名義發言：

「香港對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應該有目共睹。現在，（台灣）國會倒退，人民該怎麼辦？站出來，反抗！我們要保護台灣的民主。」

這晚有3萬人走上街頭，三日後人數更達到10萬，其中就有21歲的阿林、27歲的小真與不少18、19歲的在台港生。幾名因參與反修例運動而陸續流亡來台的港人也結伴而來，看到街頭洶湧的人潮、滿滿的標語，不免想起當初的抗爭，有人一度感觸落淚。

拒絕台灣國會「香港化」的口號、「台股變港股」的民眾自製手牌、「戰車」上傳來的華語版《願榮光歸香港》歌聲⋯⋯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會中，「香港」以各種形式出現在場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講、做志工、支援物資、手繪標語牌、靜坐參與，成為這場被稱為「青鳥行動」的台灣社會運動裡，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審議！」阿林帶領台下的群眾大喊。

他身旁的螢幕寫著「民主倒退，公民搶救」，以及議場內即時轉播的立法院長韓國瑜站在主席台的畫面。阿林接著宣讀聲明稿之中的訴求：國會改革應公開透明且權責分明，應理性做實質討論，並譴責國會暴力。除了他之外，3天的立法院外集會中，流亡港人「赴湯」（7.28上環暴動案脫罪被告湯偉雄）、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羅子維等也多次出現在台上，以香港人身份聲援台灣。

主台兩側，志工攤位和人群中傳來粵語，是相識的在台港人一同來幫忙，當中就包括28歲的流亡港人家衛和在台港生小真。家衛在數年前因反修例運動「理大圍城」事件而流亡來台，曾受濟南教會庇護。他在主台前幫忙做攝影記錄，直到深夜11點才離去。

台下，是下午1點就坐在「搖滾區」的香港人阿偉，他以配偶身份來台2年。他聽了整場立院轉播與宣講後，發現來聲援的人已經湧出立法院正門口的中山南路，幾名黑衣的香港人舉著「光時」的旗子在人群中穿梭。

中午，數個民間團體聯合召開的「反對國會擴權記者會」上，「台港守護民主關注組」的港人代表說出擔憂，「倘若未來親中立委惡意要求在台港人提交資料，威脅要處以高額罰鍰」，在台港人該怎麼辦？關注組也想把「香港化」的論述拿回來，讓台灣人看到香港的抗爭精神，而不是只看到香港的黑暗現實。

夜幕降臨，更多的人群湧入，溢出到150米開外的濟南教會所在地，濟南路上也開始架設舞台、街講與「戰車」。在台北開港式餐廳的 Andy早在下午3點就把150瓶能量飲料送到作為物資總站的濟南長老教會。教會門外，一對在台港人夫婦，68歲的 Shawn 和 72歲的 Bonnie ，正在等待他們的老朋友來會合，一同參與集會。

5月28日，立法院在國民黨與民眾黨佔多數席位的情況下，不顧10萬人的反對聲音，還是三讀通過了《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之中有關於「藐視國會、調查權、聽證權」等修法。下一步的戰場可能在法院、社區，街頭抗爭暫吿一段落，阿林的一些台灣同學陷入無力感。而作為港人，他也一直在想，他還可以做什麼？

為什麼移民來台灣之後，港人還要繼續上街頭？他們怎麼看待自己在這場運動裡的角色？端傳媒跟隨7位在台港人，從他們身上的香港與台灣聊起，在台北街頭一起討論了兩地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從一個前線到另一個「前線」

阿林在反送中運動時只有16歲，以中學生的身份參與示威，其後來台灣讀大學，也參與大學異議社團及在台港人組織。

在這次的台灣立法院示威之中，阿林以個人和團體身份總共在主舞台和「學生戰車」、街講發言了五次。

阿林強調，香港人出面抗爭，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香港人沒有一個真正代表人民的議會，沒有自己的制度去改變香港，所以他們出來爭取普選，「而今天台灣同樣發生的，是國民黨跟民眾黨不尊重人民對他們的信任。」因此，阿林說，當這個議會不再能夠代表人民的時候，人民就會出來抗爭，否則將「使議會失去民主價值」。

有台灣人在「戰車」上以華語唱《願榮光歸香港》，也有台灣人用華語喊「光時」口號，對於這些抗爭符號的再現，阿林感到振奮。他說，雖然這些口號是用在香港的社運，但「這句話的動力，能夠拿來推動這次在台灣反對國會亂權的運動，我就覺得好像香港的努力還是有被承認到，或者說，所謂香港反抗的精神也有被體驗到。」

「我覺得是很感動的，台灣人還是有記得這些反抗的香港人。」他說。

他也擔憂著身邊第一次上街頭的台灣同學，對於社運的成敗是否有概念，或者，若面對升級的場面，是否身心已經準備好應對。比起同樣20歲出頭的台灣學生，阿林的街頭抗爭經驗確實更多。「我怕他們最終會受傷，香港人的（反修例）抗爭後五年了，這五年裡面看到很多，學習很多經驗，比如夥伴要怎麼扶持，一件事情結束之後要怎麼樣。」

跟阿林一樣在反修例運動時上街頭的還有流亡港人家衛。他今年30歲，最早參與的社運是反國教，雨傘運動時已是大學生，也加入學生組織，經歷過傘後社運氣氛的低迷，卻還是持續參與，直至反修例運動大規模爆發。至今，他的手臂上還留有2019年6月的傷痕。隨著警方武力升級，家衛和示威者們的抗爭手段也變化，到11月理大事件，與他同批的手足陸續被抓，他不得不在短時間內做出決定，工作也沒辭，只通了電話說要放長假，逃到台灣，就這樣過了四年。

因為倉促逃離，家衛在台灣舉目無親，沒有住處，簽證不知能否在台灣久留，也沒有收入來源。因為台灣公民組織與濟南教會的幫助，他才逐漸在台灣穩定下來。這些曾幫助他的台灣公民社會網絡，在這次立法院示威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的是主辦和協辦團體，教會則成為物資站。他愛好攝影，知道主辦方需要攝影志工幫忙拍照，就第一時間報名。

但他仍有身份安全的顧慮。他做攝影志工，可以待在舞台較為裡面的位置，只是仍會擔心普通人的鏡頭，也會避開警察胸口的鏡頭，盡量不要在第一排，「因為我還沒有身分證嘛。」

他知道，十年前的太陽花運動中，台灣鎮暴警察也在附近的行政院路口打人，用水炮車噴人。但這是他第一次親身參與「台灣本身的本土運動」，所以對於自己參與運動的角度，仍有較複雜的心情。「因為投票是台灣人投的，民主制度就是這樣，你投錯了，就要承受後果。」

即便如此，台灣仍可能是他第二個家，他說，自己作為一個「受台灣照顧的香港人」，「不論今天的我有沒有投票，這些人是不是我投出來，我還是會去支持（這場運動）。」

同樣以志工身份在現場幫忙的還有小真，她來台灣後就加入在台港人組織，5月底6月初本來最大的行動，是要參與6月9日的反修例運動5週年台北遊行。在香港參與運動時，她曾組織過幾間大學的同學一起罷課，去不同區域的街頭支援。2014年時她還讀中學，便參與傘運，睡在金鐘街頭。「真的很唏噓，十年，又來到台灣了。」

24日晚上，她與幾位在台港人組織的夥伴在立法院附近碰面，先討論了6月9日遊行的事，然後一起走向青島東路的主台，加入志工的攤位。下午，她在濟南路覺得人不夠多，有點擔心會被注意到身份，到晚上，人愈多，她就覺得愈安全。

一路上人潮洶湧，所以每隔幾十米都要停下，短短一段路走了許久。而且，她發現來到現場的香港人遠比她想像的要多。

「蠻久違的，這個場景。」小真的語氣帶一點鄉愁，接著，她自問自答：「香港幾年前可以坐在街頭喊口號？就是五年前嘛。大家當時就是會自己做不同的標語，自發地做一些物資站、音響啊、發言。我覺得這種感覺還是蠻好的，覺得好久沒有了。」

離開香港的時候，她只是想要到一個民主的地方去進修，看看能不能學習台灣的公民社會經驗，帶回香港。但她漸漸發現，在海外做關於社會運動的研究，回香港會有點危險，所以目前選擇直接留在台灣。

邊走邊說著，抵達主台的時候已經晚上11點，和其他志工一起，小真在帳篷下，機動支援著現場的事務。

10萬人中的一個點

5月24下午，現場人潮已十分擁擠。年過半百的 Bonnie 和 Shawn 在濟南教會找到老朋友後便找地方坐下。兩人都是學者，在2019年後退休移居台灣，Bonnie 一見到記者，就拿出「支持天安門母親」的燭火造型小燈，說將會在台北自由廣場的六四晚會上發放。

「我自己是香港人，也經過香港的自由民主被剝奪，所以感受是非常深的。」對於為什麼要聲援這場運動，Shawn 毫不猶豫地說，就是要表達一種支持。

不像阿林、家衛和小真那樣走得很前，兩人是3萬、10萬人中的一個點、兩個點，就像大部分參與者的角色。在香港時，他們長年參與七一遊行，對集會現場感到熟悉。

「其實來場外參與，作用好像不是很大。」Shawn 說，「但是起碼對於人心的一種（鼓舞），（表達這種）決心是非常有用的。比方說（就算）三讀通過了，（集會）也是有用的⋯⋯要是我們連走都不走出來的話，那就不行了。」

對於台灣街頭上的香港符號，他們也表示贊同，認為中共政權對於體制的介入與操作，是他們見證過的統治手法，可能在台灣重演，「因為我們經歷過，所以我們知道其中的一些dynamics（運作方式）。」

他們強調，知識分子要時常保持與年輕人的聯繫，要跟著時代有所進步。「年輕人不可限量的，他們是推動社會的力量。」Shawn 馬上補了一句：「所以（台灣）18歲可以投票，我覺得一定要有。」

接著，他們開展話題，聊到台灣人資訊安全意識不足；思考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如何做得更好；城鄉差距導致不同地方的治理邏輯斷裂的問題；學校教育如何使台灣學生接軌國際，而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

今天這場集會的支援，是他們表示對於台灣社會改革的支持的其中一站。

跟 Shawn 夫婦一樣參與香港社運多年的還有41歲的阿偉。若要說第一次參與社運，該是2003年反對23條立法的遊行。「之後幾乎每一場運動我都有在。」他按起手指，數著每一場參與過的大型運動。

10年前，台灣發生太陽花運動，阿偉特地來參與。「太陽花我第一天就到了，搭飛機過來。」那時他還只是個遊客，這一次，他成了台灣人的配偶。

他5月21日就在青島東路坐了9小時，24日又再次來到現場，中途會去附近的獨立書店「左轉有書」稍作休息。透過書店的玻璃外牆，可以看見舞台的短講現場。書店內也以粉筆繪製十年前台灣佔領立法院的圖示。不只台北的大型抗爭，阿偉繼續說，他連高雄旗山的抗議都參與過，因為他很喜歡高雄，經常戲稱自己是高雄人。

來到台灣參加這麼多次抗爭，這次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嗎？阿偉說，一整天下來，看到很多年輕人是晚上交班，慢慢的替代白天來的阿公阿嬤，「這是我在香港的時候沒看過的畫面。」人數漸漸增加，每一次公布人數都會覺得有點感動。

然而他也說，「我們只有一顆心是沒辦法保護國家的。」看似悲觀的語氣，但看到暴雨停歇，天氣轉好，他又浮起笑容：「那麼，會有5萬人，10萬人囉。」他也是這10萬人之一。

同樣是10萬人之一的，還有在台北開港式餐廳的 Andy。5月21日和24日的兩次動員號召，他都以物資運至現場做實際支援，合計發送了約300份能量飲料。他不以餐廳的香港食物支援，是擔心利益迴避的問題，希望純粹表達支持台灣民主運動的心情，所以自掏腰包購買。

5月28日的第三次集會現場，Andy 知道現場物資已經充足，便帶著店內的香港工讀生自繪手舉牌，在中山南路站了一整晚。牌上畫有代表台灣的青鳥和代表香港的紫荊花，寫有台語羅馬字寫成的「Hiong-káng-lâng thīn Tâi-uân（香港人挺台灣）#青島行動」。

不少台灣人停下來問 Andy 來台灣幾年了，並分享自己去香港旅行的經驗，也有不少人點頭致意，說謝謝香港人來支援這次運動。他也遇到幾名民眾黨的支持者「小草」，叫他香港人不要干涉台灣內政，他也泰然處之，嘗試說明自己的立場，直到對方默默離開。

「其實也不知道可以做什麼，就是以香港人的名義，要給台灣民眾知道，我們香港人還在，沒有好像新聞所說的，香港人很難留下來就跑掉。」他說，「我們沒有跑，我們一直都在，我們是支持台灣的。所以台灣有什麼事，我們會走出來。」

作為抗爭符號的「香港」與「台灣香港化」

在運動現場和網路討論中，不只一次出現了「國會香港化」的說法，人們會以「台灣不要變香港」來動員更多人上街聲援。在台港人對此有複雜的感受。

關於本次爭點之一「藐視國會」，「台港守護民主關注組」的聲明之中，提到《權力及特別條例》的第17條「藐視罪」和第19條「干預立法會人員罪」；但他們認為，這項制度設計原旨在保護議員履行職責時免受干擾，往後卻成為打壓民主派議員的工具，例如2020年11月的八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抗議而因上述罪行被拘捕。因此，他們認為這次修法更須格外戒備。

儘管台港的國會運作、抗爭經驗與動員情緒可以某程度上共鳴，但兩邊的處境畢竟很不相同，阿偉覺得不能簡單類比。這次的法案表決被指違反程序正義、黑箱作業，家衛、阿偉、Shawn、Bonnie、阿偉和小真都聯想了在香港立法會的「拉布」（Filibuster）傳統。然而，阿偉覺得該去探討的是大家心裡期待的程序正義是如何，以及這樣的程序是否適合台灣。

作為曾經的香港「衝組」，家衛也注意到這次運動中，許多台灣人在現場舉著「不要衝」的標語，但以他的香港經驗來說，6月的和平集會是有用的，但到了運動後期，人數再增加也無法帶來改變，於是才從和平示威轉變為更激烈的抗爭手段。他說，他明白香港和台灣很不同，未必是鼓勵要升級武力，但他很擔憂這些集結，是不是真能撼動更高的權力。

24日晚，小真走經中山南路與忠孝東路的交叉口上，看到「擴權拚三讀，港股變台股」標語，停下來拍照。小真明白，標語是在「延續『今日香港，明日台灣』動員對中國統治的恐懼感」。

「如果台灣的民主制度被蠶食的話，那香港未來確實可能是會重現在台灣。」她說，「但也覺得蠻心酸的，香港好像成為了一個死亡案例。看到這種標語的時候，也會覺得有一點唏噓啦，有一點情緒。」

不過，她覺得如果在運動中出現關於香港的討論，可以讓更多人關注香港，也是好的。「希望能讓更多人關注在台港人的處境，或是關注香港目前發生的事情，而不只是關注香港現在股票很差。」

小真曾遇過網路上不友善的言論，是在立法委員林靜儀反對放寬港澳居留資格的時候。即使如此，「我們還是盡量參與公民社會的活動吧，就是用我們的行動來證明，在台港人是跟大家走在一起。」她說，「我覺得還是溝通跟接觸，建立信任，那就是最好的證明了。」

阿林則參與了大學社團的討論，共同寫作聲明稿，列出「學生戰車」發言的原則性規範，張貼在車身。規範最後一點寫著：「（來自香港人的心聲）不要再消費香港。」

他覺得「台灣香港化」的說法似乎把香港鎖成了一個負面、受害者的形象。「香港人所追求民主的失落，我們很清楚。」他在主台發言時說，「但是，當我們想起香港的時候，不應該只是現在黑暗的事實，而是記得香港有一群為了自己發聲，爭取自己未來的公民。」

「每一個以台灣為家的人」

阿林希望這樣理解作為抗爭符號的「香港」：「我們是以人民的身份來保護自己的民主，香港人，台灣人，一起走民主的路。」

這不僅是因為在台港人要聲援台灣，也是因為台灣作為港人的移居目的地和新的家園，當地法案與政策的變化會實實在在地影響到在台港人的權益。

小真就覺得，這次的法案直接與在台港人息息相關，例如「調查權」：會不會用來取得流亡港人專案的名單，甚至騷擾、威脅他們的人身安全？「我覺得這個恐懼是存在的，背後是一個很龐大的中國的跨境鎮壓。這個不安全感是存在的，所以我們是很想反抗他們的。」

阿林與夥伴也盤點出在台港人可能受到影響的面向，包括：援助香港的NGO 與握有涉及政治敏感港人資料的陸委會，萬一被國會惡意調查，若要維持機密，是否就有涉及藐視國會和反質詢的風險呢？

阿偉正在從事獨立事業，也認為這次修法對他有切身影響。阿偉說，若是國會調查他所參與的組織，自然也可能取得他想要保密的資料。關於藐視國會罪的刑事罰鍰，他說：「我馬上先要打多幾份工，存錢繳那個罰款。因為我真的不知道那個線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是影響每一個在台灣生活的人，影響每一個以台灣為家的人。」他說。

以台灣為家的還有Shawn。移民到台灣後，他對新身份有了認同。「我也知道台灣現在的民主是經過很多的犧牲。那我現在是台灣人啊。」所以他當然要保護台灣這個地方。

「我們同時要保護自己，還有台灣這個社會。」阿林說。「我們現在搬來台灣，可不可以用『台灣的一份子』來為這件事發聲？很多香港人光是來到這裡就投注很多心力與時間，這種付出不要被白費。」

街頭運動告一段落，阿偉對這次運動的後續發展感到擔憂，「說實在話，人是很容易被習慣的，你可以每個禮拜，『我在嘉義我也要上來』、『我在屏東我也要上來』嗎？還有人會說，我們一年後罷免他就好啦，行政院也可以不簽三讀，到最後也有總統（不宣示法律生效）。」

「如果你每一下、每一下都覺得，我們還有保護線、我們還有保險線，我們還有這條、這條、這條、這條。但當他越過我們的底線，一開始的時候，大家想想舉手投票是多少年前的事情，然後我們還以為我們自己還有很多保險線，其實是不是有點太樂觀？如果真的通過這些法案，中間還沒到被罷免之前，有些人被抓、有些人被提告，那他們不是很無辜嗎？」

5月28日，爭議法條三讀通過後，家衛說這樣的結果是意料之中，但還是會感到失望。「民間能不能繼續在這個事情上面去深耕，下一次議題能夠回扣到這一次運動的餘溫，就是今天在台上的組織者，以及關心社會的台灣人接下來的工作。」

尾聲

爭議法條塵埃落定，這波抗爭看似暫歇，不再動員大規模的集結。主辦單位、講者及台灣的社運工作者們呼籲人們回頭做組織，到社區之中與人溝通，繼續關注區域立委在國會的表現，以及未來爭議法案可能在體制內做的倡議步驟。

家衛整理出在3天的集會上做攝影志工拍攝的照片，交給集會的台灣組織者，自己則要回到校園，趕畢業論文，為畢業後的簽證煩惱。

現實的居留困境，仍是在台港人生活裡最主要的不穩定因素之一。對於畢業後找工作的事，他有點迷惘，畢竟沒有入籍，在台灣做許多事情都很困難。

而台港社會運動之間的連結與共鳴，也決定了港人若懷抱社運關懷，似乎便沒有歲月靜好的選項。「很多香港人可能是在香港爭取（民主）的經驗裡面失落。」阿林說，「現在搬到台灣以後，也想為台灣的民主付出。」

幾次高密度動員後，阿林得先回去準備期末考，未來可能舉辦運動創傷讀書會，邀請台灣同學參加；家衛回去寫論文，也仍和台灣的運動者探討著過往佔領運動的經驗；阿偉在這波抗爭後馬上就出差工作，社群上仍持續追蹤著這波運動對於香港符號的詮釋；小真在網路上轉發六四晚會的活動消息，她希望在台港人還能與本地的運動者有更多討論。

5月28日，一群香港人把他們這幾天自發辦理的討論會內容，印成中英文的紙張，在集會現場貼成一面牆。紙張上包含法案爭議、各國相似法案的內容和影響等等盡可能多向度的資訊，最底下印著「香港人和台灣人站在一起」。許多人經過都停留了許久，閱讀並討論。

6月很快到來，六四紀念日與反修例運動開啟的紀念日陸續將至，關注香港人權的資訊平台裡，民間團體正在收集「呼籲港府應立即撤回對人權律師鄒幸彤等七人之追訴」聲明的團體連署名單。

在台灣，太陽花運動十週年才剛引起討論，運動者和民間團體便也思考著，雨傘運動同樣將迎來十週年，是否該做些什麼？今年，也和過去4年一樣，有在台港人發起的集會，有每年例行的集會遊行將舉辦，也可能還有因應時事的抗爭出現，這也意味著許多在台港人，可能更快迎來下一次的街頭相遇。再下一次是什麼時候？下一次站出來，能夠決定自己的命運嗎？下一步，還是未知。

（文中受訪者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