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立法院前线的香港人：听到“台湾香港化”时，他们的复杂感受

“我是一个来台湾的香港学生，也是台湾公民社会的一份子。”

5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台北青岛东路立法院侧门外，“反立法院扩权黑箱法案”台上，戴著黑帽与黑色口罩的香港人阿林以“台大学生组织联合声明”连署发起人之一的名义发言：

“香港对民主的憧憬跟追求，大家应该有目共睹。现在，（台湾）国会倒退，人民该怎么办？站出来，反抗！我们要保护台湾的民主。”

这晚有3万人走上街头，三日后人数更达到10万，其中就有21岁的阿林、27岁的小真与不少18、19岁的在台港生。几名因参与反修例运动而陆续流亡来台的港人也结伴而来，看到街头汹涌的人潮、满满的标语，不免想起当初的抗争，有人一度感触落泪。

拒绝台湾国会“香港化”的口号、“台股变港股”的民众自制手牌、“战车”上传来的华语版《愿荣光归香港》歌声⋯⋯在5月21日、24日、28日的立法院外集会中，“香港”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场上，有在台港人上主台演讲、做志工、支援物资、手绘标语牌、静坐参与，成为这场被称为“青鸟行动”的台湾社会运动里，不可或缺的角色。

“退回审议！”阿林带领台下的群众大喊。

他身旁的萤幕写著“民主倒退，公民抢救”，以及议场内即时转播的立法院长韩国瑜站在主席台的画面。阿林接著宣读声明稿之中的诉求：国会改革应公开透明且权责分明，应理性做实质讨论，并谴责国会暴力。除了他之外，3天的立法院外集会中，流亡港人“赴汤”（7.28上环暴动案脱罪被告汤伟雄）、前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外务副会长罗子维等也多次出现在台上，以香港人身份声援台湾。

主台两侧，志工摊位和人群中传来粤语，是相识的在台港人一同来帮忙，当中就包括28岁的流亡港人家卫和在台港生小真。家卫在数年前因反修例运动“理大围城”事件而流亡来台，曾受济南教会庇护。他在主台前帮忙做摄影记录，直到深夜11点才离去。

台下，是下午1点就坐在“摇滚区”的香港人阿伟，他以配偶身份来台2年。他听了整场立院转播与宣讲后，发现来声援的人已经涌出立法院正门口的中山南路，几名黑衣的香港人举著“光时”的旗子在人群中穿梭。

中午，数个民间团体联合召开的“反对国会扩权记者会”上，“台港守护民主关注组”的港人代表说出担忧，“倘若未来亲中立委恶意要求在台港人提交资料，威胁要处以高额罚锾”，在台港人该怎么办？关注组也想把“香港化”的论述拿回来，让台湾人看到香港的抗争精神，而不是只看到香港的黑暗现实。

夜幕降临，更多的人群涌入，溢出到150米开外的济南教会所在地，济南路上也开始架设舞台、街讲与“战车”。在台北开港式餐厅的 Andy早在下午3点就把150瓶能量饮料送到作为物资总站的济南长老教会。教会门外，一对在台港人夫妇，68岁的 Shawn 和 72岁的 Bonnie ，正在等待他们的老朋友来会合，一同参与集会。

5月28日，立法院在国民党与民众党占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顾10万人的反对声音，还是三读通过了《立法院职权行使法》及《刑法》之中有关于“藐视国会、调查权、听证权”等修法。下一步的战场可能在法院、社区，街头抗争暂吿一段落，阿林的一些台湾同学陷入无力感。而作为港人，他也一直在想，他还可以做什么？

为什么移民来台湾之后，港人还要继续上街头？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在这场运动里的角色？端传媒跟随7位在台港人，从他们身上的香港与台湾聊起，在台北街头一起讨论了两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一个前线到另一个“前线”

阿林在反送中运动时只有16岁，以中学生的身份参与示威，其后来台湾读大学，也参与大学异议社团及在台港人组织。

在这次的台湾立法院示威之中，阿林以个人和团体身份总共在主舞台和“学生战车”、街讲发言了五次。

阿林强调，香港人出面抗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香港人没有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议会，没有自己的制度去改变香港，所以他们出来争取普选，“而今天台湾同样发生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不尊重人民对他们的信任。”因此，阿林说，当这个议会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的时候，人民就会出来抗争，否则将“使议会失去民主价值”。

有台湾人在“战车”上以华语唱《愿荣光归香港》，也有台湾人用华语喊“光时”口号，对于这些抗争符号的再现，阿林感到振奋。他说，虽然这些口号是用在香港的社运，但“这句话的动力，能够拿来推动这次在台湾反对国会乱权的运动，我就觉得好像香港的努力还是有被承认到，或者说，所谓香港反抗的精神也有被体验到。”

“我觉得是很感动的，台湾人还是有记得这些反抗的香港人。”他说。

他也担忧著身边第一次上街头的台湾同学，对于社运的成败是否有概念，或者，若面对升级的场面，是否身心已经准备好应对。比起同样20岁出头的台湾学生，阿林的街头抗争经验确实更多。“我怕他们最终会受伤，香港人的（反修例）抗争后五年了，这五年里面看到很多，学习很多经验，比如伙伴要怎么扶持，一件事情结束之后要怎么样。”

跟阿林一样在反修例运动时上街头的还有流亡港人家卫。他今年30岁，最早参与的社运是反国教，雨伞运动时已是大学生，也加入学生组织，经历过伞后社运气氛的低迷，却还是持续参与，直至反修例运动大规模爆发。至今，他的手臂上还留有2019年6月的伤痕。随著警方武力升级，家卫和示威者们的抗争手段也变化，到11月理大事件，与他同批的手足陆续被抓，他不得不在短时间内做出决定，工作也没辞，只通了电话说要放长假，逃到台湾，就这样过了四年。

因为仓促逃离，家卫在台湾举目无亲，没有住处，签证不知能否在台湾久留，也没有收入来源。因为台湾公民组织与济南教会的帮助，他才逐渐在台湾稳定下来。这些曾帮助他的台湾公民社会网络，在这次立法院示威中扮演重要角色，有的是主办和协办团体，教会则成为物资站。他爱好摄影，知道主办方需要摄影志工帮忙拍照，就第一时间报名。

但他仍有身份安全的顾虑。他做摄影志工，可以待在舞台较为里面的位置，只是仍会担心普通人的镜头，也会避开警察胸口的镜头，尽量不要在第一排，“因为我还没有身分证嘛。”

他知道，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中，台湾镇暴警察也在附近的行政院路口打人，用水炮车喷人。但这是他第一次亲身参与“台湾本身的本土运动”，所以对于自己参与运动的角度，仍有较复杂的心情。“因为投票是台湾人投的，民主制度就是这样，你投错了，就要承受后果。”

即便如此，台湾仍可能是他第二个家，他说，自己作为一个“受台湾照顾的香港人”，“不论今天的我有没有投票，这些人是不是我投出来，我还是会去支持（这场运动）。”

同样以志工身份在现场帮忙的还有小真，她来台湾后就加入在台港人组织，5月底6月初本来最大的行动，是要参与6月9日的反修例运动5周年台北游行。在香港参与运动时，她曾组织过几间大学的同学一起罢课，去不同区域的街头支援。2014年时她还读中学，便参与伞运，睡在金钟街头。“真的很唏嘘，十年，又来到台湾了。”

24日晚上，她与几位在台港人组织的伙伴在立法院附近碰面，先讨论了6月9日游行的事，然后一起走向青岛东路的主台，加入志工的摊位。下午，她在济南路觉得人不够多，有点担心会被注意到身份，到晚上，人愈多，她就觉得愈安全。

一路上人潮汹涌，所以每隔几十米都要停下，短短一段路走了许久。而且，她发现来到现场的香港人远比她想像的要多。

“蛮久违的，这个场景。”小真的语气带一点乡愁，接著，她自问自答：“香港几年前可以坐在街头喊口号？就是五年前嘛。大家当时就是会自己做不同的标语，自发地做一些物资站、音响啊、发言。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蛮好的，觉得好久没有了。”

离开香港的时候，她只是想要到一个民主的地方去进修，看看能不能学习台湾的公民社会经验，带回香港。但她渐渐发现，在海外做关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回香港会有点危险，所以目前选择直接留在台湾。

边走边说著，抵达主台的时候已经晚上11点，和其他志工一起，小真在帐篷下，机动支援著现场的事务。

10万人中的一个点

5月24下午，现场人潮已十分拥挤。年过半百的 Bonnie 和 Shawn 在济南教会找到老朋友后便找地方坐下。两人都是学者，在2019年后退休移居台湾，Bonnie 一见到记者，就拿出“支持天安门母亲”的烛火造型小灯，说将会在台北自由广场的六四晚会上发放。

“我自己是香港人，也经过香港的自由民主被剥夺，所以感受是非常深的。”对于为什么要声援这场运动，Shawn 毫不犹豫地说，就是要表达一种支持。

不像阿林、家卫和小真那样走得很前，两人是3万、10万人中的一个点、两个点，就像大部分参与者的角色。在香港时，他们长年参与七一游行，对集会现场感到熟悉。

“其实来场外参与，作用好像不是很大。”Shawn 说，“但是起码对于人心的一种（鼓舞），（表达这种）决心是非常有用的。比方说（就算）三读通过了，（集会）也是有用的⋯⋯要是我们连走都不走出来的话，那就不行了。”

对于台湾街头上的香港符号，他们也表示赞同，认为中共政权对于体制的介入与操作，是他们见证过的统治手法，可能在台湾重演，“因为我们经历过，所以我们知道其中的一些dynamics（运作方式）。”

他们强调，知识分子要时常保持与年轻人的联系，要跟著时代有所进步。“年轻人不可限量的，他们是推动社会的力量。”Shawn 马上补了一句：“所以（台湾）18岁可以投票，我觉得一定要有。”

接著，他们开展话题，聊到台湾人资讯安全意识不足；思考台湾公民社会的发展如何做得更好；城乡差距导致不同地方的治理逻辑断裂的问题；学校教育如何使台湾学生接轨国际，而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

今天这场集会的支援，是他们表示对于台湾社会改革的支持的其中一站。

跟 Shawn 夫妇一样参与香港社运多年的还有41岁的阿伟。若要说第一次参与社运，该是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游行。“之后几乎每一场运动我都有在。”他按起手指，数著每一场参与过的大型运动。

10年前，台湾发生太阳花运动，阿伟特地来参与。“太阳花我第一天就到了，搭飞机过来。”那时他还只是个游客，这一次，他成了台湾人的配偶。

他5月21日就在青岛东路坐了9小时，24日又再次来到现场，中途会去附近的独立书店“左转有书”稍作休息。透过书店的玻璃外墙，可以看见舞台的短讲现场。书店内也以粉笔绘制十年前台湾占领立法院的图示。不只台北的大型抗争，阿伟继续说，他连高雄旗山的抗议都参与过，因为他很喜欢高雄，经常戏称自己是高雄人。

来到台湾参加这么多次抗争，这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阿伟说，一整天下来，看到很多年轻人是晚上交班，慢慢的替代白天来的阿公阿嬷，“这是我在香港的时候没看过的画面。”人数渐渐增加，每一次公布人数都会觉得有点感动。

然而他也说，“我们只有一颗心是没办法保护国家的。”看似悲观的语气，但看到暴雨停歇，天气转好，他又浮起笑容：“那么，会有5万人，10万人啰。”他也是这10万人之一。

同样是10万人之一的，还有在台北开港式餐厅的 Andy。5月21日和24日的两次动员号召，他都以物资运至现场做实际支援，合计发送了约300份能量饮料。他不以餐厅的香港食物支援，是担心利益回避的问题，希望纯粹表达支持台湾民主运动的心情，所以自掏腰包购买。

5月28日的第三次集会现场，Andy 知道现场物资已经充足，便带著店内的香港工读生自绘手举牌，在中山南路站了一整晚。牌上画有代表台湾的青鸟和代表香港的紫荆花，写有台语罗马字写成的“Hiong-káng-lâng thīn Tâi-uân（香港人挺台湾）#青岛行动”。

不少台湾人停下来问 Andy 来台湾几年了，并分享自己去香港旅行的经验，也有不少人点头致意，说谢谢香港人来支援这次运动。他也遇到几名民众党的支持者“小草”，叫他香港人不要干涉台湾内政，他也泰然处之，尝试说明自己的立场，直到对方默默离开。

“其实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就是以香港人的名义，要给台湾民众知道，我们香港人还在，没有好像新闻所说的，香港人很难留下来就跑掉。”他说，“我们没有跑，我们一直都在，我们是支持台湾的。所以台湾有什么事，我们会走出来。”

作为抗争符号的“香港”与“台湾香港化”

在运动现场和网路讨论中，不只一次出现了“国会香港化”的说法，人们会以“台湾不要变香港”来动员更多人上街声援。在台港人对此有复杂的感受。

关于本次争点之一“藐视国会”，“台港守护民主关注组”的声明之中，提到《权力及特别条例》的第17条“藐视罪”和第19条“干预立法会人员罪”；但他们认为，这项制度设计原旨在保护议员履行职责时免受干扰，往后却成为打压民主派议员的工具，例如2020年11月的八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抗议而因上述罪行被拘捕。因此，他们认为这次修法更须格外戒备。

尽管台港的国会运作、抗争经验与动员情绪可以某程度上共鸣，但两边的处境毕竟很不相同，阿伟觉得不能简单类比。这次的法案表决被指违反程序正义、黑箱作业，家卫、阿伟、Shawn、Bonnie、阿伟和小真都联想了在香港立法会的“拉布”（Filibuster）传统。然而，阿伟觉得该去探讨的是大家心里期待的程序正义是如何，以及这样的程序是否适合台湾。

作为曾经的香港“冲组”，家卫也注意到这次运动中，许多台湾人在现场举著“不要冲”的标语，但以他的香港经验来说，6月的和平集会是有用的，但到了运动后期，人数再增加也无法带来改变，于是才从和平示威转变为更激烈的抗争手段。他说，他明白香港和台湾很不同，未必是鼓励要升级武力，但他很担忧这些集结，是不是真能撼动更高的权力。

24日晚，小真走经中山南路与忠孝东路的交叉口上，看到“扩权拚三读，港股变台股”标语，停下来拍照。小真明白，标语是在“延续‘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动员对中国统治的恐惧感”。

“如果台湾的民主制度被蚕食的话，那香港未来确实可能是会重现在台湾。”她说，“但也觉得蛮心酸的，香港好像成为了一个死亡案例。看到这种标语的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唏嘘啦，有一点情绪。”

不过，她觉得如果在运动中出现关于香港的讨论，可以让更多人关注香港，也是好的。“希望能让更多人关注在台港人的处境，或是关注香港目前发生的事情，而不只是关注香港现在股票很差。”

小真曾遇过网路上不友善的言论，是在立法委员林静仪反对放宽港澳居留资格的时候。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参与公民社会的活动吧，就是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在台港人是跟大家走在一起。”她说，“我觉得还是沟通跟接触，建立信任，那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阿林则参与了大学社团的讨论，共同写作声明稿，列出“学生战车”发言的原则性规范，张贴在车身。规范最后一点写著：“（来自香港人的心声）不要再消费香港。”

他觉得“台湾香港化”的说法似乎把香港锁成了一个负面、受害者的形象。“香港人所追求民主的失落，我们很清楚。”他在主台发言时说，“但是，当我们想起香港的时候，不应该只是现在黑暗的事实，而是记得香港有一群为了自己发声，争取自己未来的公民。”

“每一个以台湾为家的人”

阿林希望这样理解作为抗争符号的“香港”：“我们是以人民的身份来保护自己的民主，香港人，台湾人，一起走民主的路。”

这不仅是因为在台港人要声援台湾，也是因为台湾作为港人的移居目的地和新的家园，当地法案与政策的变化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在台港人的权益。

小真就觉得，这次的法案直接与在台港人息息相关，例如“调查权”：会不会用来取得流亡港人专案的名单，甚至骚扰、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我觉得这个恐惧是存在的，背后是一个很庞大的中国的跨境镇压。这个不安全感是存在的，所以我们是很想反抗他们的。”

阿林与伙伴也盘点出在台港人可能受到影响的面向，包括：援助香港的NGO 与握有涉及政治敏感港人资料的陆委会，万一被国会恶意调查，若要维持机密，是否就有涉及藐视国会和反质询的风险呢？

阿伟正在从事独立事业，也认为这次修法对他有切身影响。阿伟说，若是国会调查他所参与的组织，自然也可能取得他想要保密的资料。关于藐视国会罪的刑事罚锾，他说：“我马上先要打多几份工，存钱缴那个罚款。因为我真的不知道那个线在哪里。”

“其实我觉得是影响每一个在台湾生活的人，影响每一个以台湾为家的人。”他说。

以台湾为家的还有Shawn。移民到台湾后，他对新身份有了认同。“我也知道台湾现在的民主是经过很多的牺牲。那我现在是台湾人啊。”所以他当然要保护台湾这个地方。

“我们同时要保护自己，还有台湾这个社会。”阿林说。“我们现在搬来台湾，可不可以用‘台湾的一份子’来为这件事发声？很多香港人光是来到这里就投注很多心力与时间，这种付出不要被白费。”

街头运动告一段落，阿伟对这次运动的后续发展感到担忧，“说实在话，人是很容易被习惯的，你可以每个礼拜，‘我在嘉义我也要上来’、‘我在屏东我也要上来’吗？还有人会说，我们一年后罢免他就好啦，行政院也可以不签三读，到最后也有总统（不宣示法律生效）。”

“如果你每一下、每一下都觉得，我们还有保护线、我们还有保险线，我们还有这条、这条、这条、这条。但当他越过我们的底线，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想举手投票是多少年前的事情，然后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保险线，其实是不是有点太乐观？如果真的通过这些法案，中间还没到被罢免之前，有些人被抓、有些人被提告，那他们不是很无辜吗？”

5月28日，争议法条三读通过后，家卫说这样的结果是意料之中，但还是会感到失望。“民间能不能继续在这个事情上面去深耕，下一次议题能够回扣到这一次运动的余温，就是今天在台上的组织者，以及关心社会的台湾人接下来的工作。”

尾声

争议法条尘埃落定，这波抗争看似暂歇，不再动员大规模的集结。主办单位、讲者及台湾的社运工作者们呼吁人们回头做组织，到社区之中与人沟通，继续关注区域立委在国会的表现，以及未来争议法案可能在体制内做的倡议步骤。

家卫整理出在3天的集会上做摄影志工拍摄的照片，交给集会的台湾组织者，自己则要回到校园，赶毕业论文，为毕业后的签证烦恼。

现实的居留困境，仍是在台港人生活里最主要的不稳定因素之一。对于毕业后找工作的事，他有点迷惘，毕竟没有入籍，在台湾做许多事情都很困难。

而台港社会运动之间的连结与共鸣，也决定了港人若怀抱社运关怀，似乎便没有岁月静好的选项。“很多香港人可能是在香港争取（民主）的经验里面失落。”阿林说，“现在搬到台湾以后，也想为台湾的民主付出。”

几次高密度动员后，阿林得先回去准备期末考，未来可能举办运动创伤读书会，邀请台湾同学参加；家卫回去写论文，也仍和台湾的运动者探讨著过往占领运动的经验；阿伟在这波抗争后马上就出差工作，社群上仍持续追踪著这波运动对于香港符号的诠释；小真在网路上转发六四晚会的活动消息，她希望在台港人还能与本地的运动者有更多讨论。

5月28日，一群香港人把他们这几天自发办理的讨论会内容，印成中英文的纸张，在集会现场贴成一面墙。纸张上包含法案争议、各国相似法案的内容和影响等等尽可能多向度的资讯，最底下印著“香港人和台湾人站在一起”。许多人经过都停留了许久，阅读并讨论。

6月很快到来，六四纪念日与反修例运动开启的纪念日陆续将至，关注香港人权的资讯平台里，民间团体正在收集“呼吁港府应立即撤回对人权律师邹幸彤等七人之追诉”声明的团体连署名单。

在台湾，太阳花运动十周年才刚引起讨论，运动者和民间团体便也思考著，雨伞运动同样将迎来十周年，是否该做些什么？今年，也和过去4年一样，有在台港人发起的集会，有每年例行的集会游行将举办，也可能还有因应时事的抗争出现，这也意味著许多在台港人，可能更快迎来下一次的街头相遇。再下一次是什么时候？下一次站出来，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吗？下一步，还是未知。

（文中受访者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