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螢火蟲：「美而無用」的蟲子，如何成為台灣的環保指標？

在長久以來試圖與自然共存後，人類活動撼動了大自然的過程，從早期的農業革命到工業革命的爆發，再到現代的全球化和信息時代，每個時代都對地球造成了獨特且深遠的影響。有學者給了這個地質年代一個極富爭議的稱號：「人類世」。人類作為相對年輕的物種主導了環境變化，但即便有些人認為人類與別不同，我們從來沒有脫離過我們的「物種起源」；自然的故事，仍然是人的故事。在端的新欄目裡，「人類世」是一個觀察﹑評論﹑報道的視角，在面對海平面上升﹑物種大規模滅絕，氣候變化危機的21世紀，我們在這裡重新思考我們與地球和其他物種的關係，以及未來的千萬種可能。請按此訂閱「人類世」欄目。

（徐振輔：台灣大學地理系碩士，自由寫作者，長期關注自然生態相關議題。著有《馴羊記》。）

螢火蟲工廠

「你如果做這個螢火蟲復育哦，可以做到老老老，都不用再找其他工作了。」

「我是學歷沒人家好啦，但螢火蟲哦，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看得比我多；棲地也是，全世界沒有一個人看得比我多。」陳仔拍著胸脯說。

陳仔的螢火蟲養殖基地位於南投山區，一座山坡邊的果園。空地上有幾間簡陋的貨櫃屋，屋內擺了些養蟲器材──密林盆、塑膠盒、網子之類的。陳仔說自己有三個這樣的養蟲基地，每當接到訂單，他就會從野外採集一批成蟲作為種源，帶回室內交配產卵（一隻母蟲通常能產下超過一百顆卵），接著張羅飼養容器和食物，確保幼蟲在資源充足的環境中成長。

舉凡和陳仔談話過的人，大概都對他毫不謙遜的說話方式印象深刻。陳仔年過七十，初中學歷，從未受過正規學院訓練，早年做過農藥銷售、玩具批發、昆蟲買賣等生意。直到三十年前接觸復育這一行，就一直以螢火蟲專家的身分謀生。行內人都知道陳仔說話總是過分浮誇，但不得不說，他在養蟲方面確實很有一套。

2022年我初次拜訪陳仔的養蟲基地，他帶我走到貨櫃屋外頭，指向地上一個近兩公尺寬的白鐵箱子，裡頭有些破碎的草葉和泥土。他說：「這些土是重點，黑翅螢化蛹需要製作土繭，如果沒有合適的土就不可能把黑翅螢養起來。」當我追問更具體的方法時，陳仔卻告訴我：「我哪有可能教別人怎麼養，對不對？這是我的飯碗耶。」

他反問我，以後是不是想做這一行？我連忙否認。

「唉，你如果做這個螢火蟲復育哦，可以做到老老老，都不用再找其他工作了。」他說：「你如果之後聽誰說有案子要做，再打電話給我介紹一下嘿。」

陳仔培育出的螢火蟲，不久後將被送往台灣各地的「螢火蟲復育區」；待隔年春末成蟲羽化時，便能供成千上萬的遊客觀賞。根據2021年一份關於全球螢火蟲觀光產業的調查報告指出，台灣光是阿里山國家風景區、東勢林場、大安森林公園這三處景點，每年的賞螢人次就高達56萬，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這就是台灣當代非常流行的新型態環保行動──螢火蟲復育。一直以來，螢火蟲被視為良好環境的指標物種，但隨著棲地破壞、農藥氾濫、夜間照明等因素，牠們在過去幾十年內數量銳減。而當生態保育觀念在1990年代風靡台灣社會之時，螢火蟲旋即成為最受大眾關注的生物類群，復育行動隨之興起。

起初，復育被許多人當成發展觀光的工具，旅遊業者會在郊區經營螢火蟲棲地，讓都市人週末度假時可以遠離日常生活，體驗一種浪漫化的鄉村自然。近年來，這股熱潮卻從郊外延燒進城市，地方政府利用螢火蟲的綠色形象，宣示自己朝向更生態、更永續、更宜居的未來前進；許多大企業也積極支持復育計畫，發布相關新聞稿並撰寫永續報告書，表示自己在對抗生物多樣性喪失的問題上付出了值得稱許的努力。

於是，我們見到越來越多高度人工化的螢火蟲棲地，被鑲嵌進人口密集的都市地景之中。專家們發展出一套包含環境評估、棲地改造、活動規劃的復育商業模式，民間也出現專門供應種源的「螢火蟲工廠」。透過這組生產網絡，人們幾乎可以在任何想要的地方創造出美妙的微光風景。

乍看之下，螢火蟲似乎在人類幫助下脫離了生存危機，但從更大尺度的生物多樣性角度來看，這些行動恐怕不如相關單位所宣稱的那樣，總是具有真正的「保育」效果。

販賣火光的人

在生態復育的敘事裡頭，工業化和商業化的形式往往令人反感，那太現代、太資本、太不自然。

當復育案越來越多時，用於野放的蟲體從何而來？由於人工經營的棲地通常並不穩定，很容易因為各種意外干擾而毀壞（比如民眾破壞、外來種入侵、乾旱或強降雨等等），為確保族群存續，復育規劃者經常要反覆投放新的種源，有時一個案子就要消耗數千隻、甚至數萬隻螢火蟲。如此龐大的數量，靠的並非野外採集，而是一批隱藏在檯面下的養殖者與他們的螢火蟲工廠。

例如，生活在森林底層的黑翅螢 (Abscondita cerata) 由於發光明亮、數量龐大，經常受到業者的青睞。只不過作為陸生型螢火蟲，黑翅螢的養殖相當困難。根據復育專家的說法，目前台灣只有一位養殖者有辦法大量供應黑翅螢的貨源－－那就是陳仔。

黑翅螢不是人們唯一渴望復育的物種。2022年初一個寒冷的午後，我來到桃園山區一間地點偏僻的餐廳，拜訪它的老闆猴哥。這位五十多歲的大哥不只能掌廚燒菜，還擁有另一個隱藏身分，就是台灣北部最大的螢火蟲供應商之一。他在自己餐廳後頭設了一座養蟲室，裡面培育數以萬計的螢火蟲。「我這邊等於是螢火蟲工廠。」猴哥信心十足地告訴我：「不管你要多少量，我都可以生產出來。」

猴哥培育的物種名為黃緣螢 (Aquatica ficta)，在全世界兩千多種螢火蟲當中，這是極少數的水生型物種之一，意味著牠的幼蟲階段必須在水下度過。當進到一間養蟲室，你會見到許多玻璃或塑膠材質的水盆，裡頭養著密密麻麻的黑色幼蟲。從卵孵化那一刻算起，黃緣螢幼蟲至少要經過三到六個月的時間覓食成長，才會蛻變為終齡幼蟲。接著牠們會從水底爬到岸上化蛹，並在一個星期後羽化成蟲──這時就成為我們印象中，在夜晚閃閃發光的螢火蟲。

猴哥的養蟲室中放了二、三十個長方形塑膠盆，每盆至少飼養一、兩千隻幼蟲，表示一季的產量可以達到三、四萬隻。當幼蟲培育成熟後，有些個體會供應給相關機構進行教育展示，有些野放到猴哥自己管理的賞螢區，有些則銷售給專門的復育業者，讓他們投放至自己的復育區。他每年只要留下部分個體用於繁殖，就能持續在養蟲室中生產出源源不絕的螢火蟲。

儘管全球許多國家都有過螢火蟲復育與人工養殖的嘗試，但台灣的黃緣螢卻發展出最成熟的規模化養殖形式，這主要是因為水生環境易於操控，且物種本身適應性強的緣故。一旦生產成本足夠低廉，商業化的復育模式便成為可能。三十年前復育活動剛興起時，黃緣螢幼蟲就以新台幣30到40元的批發價格在市場上流通，近年則逐步上漲至60到70元。以現行的人工復育區來說，依據棲地規模和環境條件的差異，一件黃緣螢復育案通常需要野放數百隻到上萬隻幼蟲不等。

在我看來，不管是猴哥、陳仔或其他養殖者，幾乎都具備業餘昆蟲學家的特質，對於探究物種習性有著過人的熱情。在一個渴望微光的時代，這意外成了謀生的手段。從1990年代復育興起以來，便有一群熟稔養殖技術的專家在暗中支撐這項事業──他們有的隸屬於學術機構，有的是民間人士，後者因為不受機構規範，更能自由參與商業性的復育計畫。

根據調查得到的資訊，台灣目前大概有五、六名這樣的養殖者，在產業中擔任上游廠商的角色。當戶外復育區的螢火蟲面臨生存危機時，他們可以從養蟲室中及時調度種源，確保希望的微光不致破滅。

雖然螢火蟲復育是件風風光光的事，可是業內人士往往對養殖之事三緘其口；許多人將「買蟲」當成復育的污點，養殖者也不肯被貼上「賣蟲」的標籤。在生態復育的敘事裡頭，工業化和商業化的形式往往令人反感：那太現代、太資本、太不自然，與螢火蟲被賦予的象徵意義相互矛盾。人們期待的是只要投放少量種源，螢火蟲就能在復育區中繁衍不息。可實際情況是，很多復育案至今仍要依靠「養蟲室」這個穩定可控的後台，才能在前台維繫所宣稱的復育成果。

如果說，這是一個對外展演的保育劇本，那麼為了保證觀眾不出戲，規劃者必須小心翼翼地將後台的一切隱藏起來。因此與相關人士接觸的過程中，我發現即使彼此都知曉背後的生產過程，他們也不太願意公開談論。那就像是一項貸款進行的投資計畫，在一點一點累積的債務中，耐心等待獲利的那一天。

點燃觀看的渴望

相比於犀牛、老虎、台灣黑熊、黑面琵鷺這類菁英知識份子極力關注的陌生物種，對一般民眾來說，螢火蟲的消逝才是切膚之痛。

晚近台灣這一波螢火蟲復育風潮，並不是傳統上由一個國家專門機構或國際組織領導、以嚴謹科學研究為基礎所訂定的計畫；它大多是由地方政府、社區、民間單位自主發起的行動，背後的驅動力源於民眾對於「觀看」的熱烈渴望。

以螢火蟲為主題的大眾旅遊是很當代的產物。幾十年前，螢火蟲在台灣鄉村隨處可見，那時無論學術界或社會大眾，都不認為牠們有被研究與珍視的價值。直到1990年代，隨著經濟邁向繁榮，觀光旅遊成為城市居民提升生活品質的重要手段，加上政府推動週休二日的工作制度，使得到外地「過一夜」的度假行程蔚為流行。於是，螢火蟲的懷舊與鄉村意象成了誘惑都市人的招牌，報紙上常出現類似這樣的賞螢廣告：

在一些較為偏僻的山野中，目前仍有螢火蟲的蹤跡，是「城市鄉巴佬」們回味童年美夢的最佳景物。（中國時報，第40版，1994年4月28日）

1990年代也是保育意識崛起的時代，當時隨著野生動物保育法施行、美國以保育之名對台灣實施貿易制裁等事件，生態保育成為台灣社會新的道德準則。而相比於犀牛、老虎、台灣黑熊、黑面琵鷺這類菁英知識份子極力關注的陌生物種，對一般民眾來說，螢火蟲的消逝才是切膚之痛，後者與自己的童年時光一同被埋葬在經濟榮光的陰影下。1996年，代表環境主義意識形態的綠黨在台灣成立時，曾舉辦過「十大綠色心願」的全國票選活動，當時得到第六名、也是名單中唯一提及特定物種的心願，就是夜晚要能看見螢火蟲。

憑藉這股情感動機以及環保論述提供的正當性，人們開始積極尋求與螢火蟲重新相遇的可能，促成了昆蟲學研究的進展。在那之前，台灣本土學界從未關注過螢火蟲，畢竟這東西既不是害蟲，也稱不上益蟲，就只是偶爾在鄉間夜晚留住人們片刻的目光。1990年代因應社會興趣的轉向，一些學者開始將注意力放在這些「美而無用」的物種身上，政府單位資助一系列研究與調查計畫。過程中，螢火蟲的名字、分類、習性、分布狀況被逐一揭露，各縣市出版一本又一本賞螢手冊。這些情報可謂觀光產業最關鍵的基礎建設，它能在茫茫黑夜中，指引群眾與螢火蟲的相遇。

尋覓微光的過程中，除了發掘既有的生物棲地之外，專家們還發展出一套更積極的手段，就是透過環境改造的方式提升一個區域的螢火蟲數量，甚至在原本沒有螢火蟲的地方打造全新的棲地。近年來，這套「復育」技術似乎已經從某種環保追求，轉變為一項可供選購的園藝造景服務，甚至連一些人口稠密的都會地帶，都能見到人力密集維護的螢火蟲復育區。

當連台積電都來復育螢火蟲

投入螢火蟲復育除了可以撰寫新聞稿、在公司網站發布文章，還可以編寫每年的永續報告書。

當養殖者接到訂單，如期培育出業主所需的數量後，這些宛如火種的幼蟲就會出貨至指定的復育區。在那裡，專家精心打造了理想的棲息地，期望幼蟲在戶外安然成長。順利的話，待季節來臨時（每年第一批羽化個體通常出現在三月至四月），令人陶醉的微光便會從夜晚的池邊緩緩升起。

這些復育區都位於何處呢？在各式各樣復育需求當中，很大一部分來自收費的休閒園區，比如恆春農場、東勢林場、馬太鞍溼地、千蝶谷昆蟲生態農場等等，他們藉由舉辦賞螢活動創造可觀的收益。另外也有建商將復育當成園藝造景的一部分，比如向來以「生態」為設計理念的半畝塘建設公司，便在台中大坑的豪宅建案「樸山村」復育螢火蟲，藉此提升商品價值。除了這些明顯「有價」的案例之外，近年也出現越來越多非營利的復育案，以更隱晦的方式為自己創造利益。

2020年聖誕節那天下午，我來到新竹的世界先進公司晶圓二廠，參加一場野放螢火蟲的活動。那是一處被鐵絲網圍籬保護起來的私人區域，中央有片蘆葦叢生的草澤，四周是稀疏的雜木林，再過去則是工廠──事實上，眼前這塊看似自然的溼地正是晶圓廠的滯洪池。當天出席人員包含政府官員、工廠主管、員工及眷屬，其中一些人應景地戴上了紅色聖誕帽。在例行性的貴賓致詞過後，眾人在復育專家引領下歡欣鼓舞地來到水邊，旋開手中裝有黃緣螢幼蟲的玻璃瓶，低伏身子將其放流入水。那是個極富隱喻性的圖像：在一個高科技且被認為高污染產業所排放的廢水中，螢火蟲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

儘管對企業決策者而言，投入螢火蟲復育不見得是商業利益導向的決定，但對公關部門來說無疑是打造形象的絕佳工具。這件事除了可以撰寫新聞稿、在公司網站發布文章之外，最大的用處之一便是編寫每年的永續報告書。在這份向投資者揭露非財務資訊的報告書當中，永續發展是企業必須奉行的核心價值，具體而言，則是要滿足聯合國所提出的十七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如若翻開世界先進公司2021年的永續報告書，你會在「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這一節、陸地生態（SDGs目標十五）這一欄位底下，讀到該項事蹟：

針對廠區及周遭水源進行淨化養護，恢復其生態系統，並發起四年螢火蟲復育計畫，提升認養水源區的生物多樣性。

世界先進並非唯一對螢火蟲感興趣的企業，作為台灣首屈一指的半導體公司，台積電早在2018年起便針對北中南三個廠區陸續啟動螢火蟲復育計畫。儘管這類復育區門禁森嚴，一般民眾不能隨意進出，但相關報導在各大雜誌與媒體平台上廣為流傳。另一類同樣給人高污染印象的事業──發電廠──也是螢火蟲復育的愛好者，如台中火力發電廠從2020年起便在一位專家協助下，於廠區周邊復育黃緣螢。第690期台電月刊的報導中，你可以見到一張螢光點點的封面配圖2，那景象跟電廠為人們「點亮黑夜」的許諾既相似又矛盾。

除了企業外，許多城市政府亦如飛蛾般渴望著火光。台北市作為台灣的首善之都，可說是螢火蟲復育最風行的地方。早在1995年陳水扁當上第一任民選市長不久，就曾指示過建設局復育螢火蟲，後來這個案子委託台灣大學楊平世教授的團隊在虎山溪執行了第一個黃緣螢復育計畫。到了2015年，新任市長柯文哲提出海綿城市的願景，並在非政府組織倡議下推動公園生態化政策，促成新一波的復育行動。公園處彼時選定大安森林公園、榮星花園、木柵萃湖等三處都會公園，與民間單位合作營造棲地，力求讓螢火蟲的微光在台北重現。

2018年起，台北市政府進一步配合螢火蟲的羽化季節，在每年四、五月間舉辦螢火蟲季，讓民眾用自己的雙眼見證城市的變化。為確保活動順利，公園處每年二月底會先召開螢火蟲季的細部規劃會議，召集實際管理各處復育區的單位前來研議。每年會議簡報的開頭都是同一句話：

螢火蟲是生態復育的指標物種，螢火蟲復育成功可視為台北市朝向生態城市所做的重要成果。

隨著復育及行銷模式日漸成熟，成功案例越來越多（至少在公關意義上），對一個渴望彰顯自身環保使命感的公私單位而言，除了典型的植樹與淨灘活動外，螢火蟲毋寧成為一個相當誘人的選項。它的故事既貼合永續發展的框架，又能滿足這個社會的「綠色心願」，可以說是一個低成本、低風險、報酬可期，並且充滿亮點的投資項目。

「生態指標」指向何方？

在台灣，螢火蟲作為「生態指標」或「水質指標」的說法非常盛行，多少是受到日本觀念的影響。約莫1960年代起，隨著日本戰後工業活動導致的水汙染問題日益嚴重，自然保育團體開始積極投入抗爭。此時生活在河川中的源氏螢 (Nipponoluciola cruciata) 旋即成為反工業、反都市的運動號召，並與環境健康之間建立強烈的連結。到了1990年代，當台灣社會對螢火蟲產生興趣時，由於普遍以日本經驗為參照，遂繼承了這套觀念，使得生態指標或水質指標的說法大為流行──儘管多數螢火蟲和水域並沒有直接聯繫。

在生態學脈絡下，指標物種 (indicator) 有它特定的使用情境，指的是藉由追蹤少數物種的族群狀況來評估複雜的環境變化；這是一種方便的監測工具，能提供管理者作為決策參考。不過一旦進入公眾語境，這個概念往往被簡化為「螢火蟲越多代表環境越好」的口號，物種跟環境的關聯性變得模糊，復育的生態意義也被擴大解讀。很多時候，螢火蟲的存在與其說是一種生態品質的指標，不如說是一種生活品質的指標，它的意義來自人們觀看時刻得到的情感滿足。但就生物多樣性保育而言，究竟能達成何種效果，仍然有待檢驗。

長期從事螢火蟲研究、目前任職於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的鄭明倫博士認為，當代流行的都市復育活動更像在經營動物園，那些螢火蟲被隔絕在封閉的復育區當中，必須不斷投入龐大的人力物力才能勉強維持現況；它固然能夠創造教育、遊憩、商業的價值，但以保育之名宣傳是一種謬誤，它不會真的解決什麼生態危機，卻可能讓民眾誤解或者忽略了生物多樣性保育的最終目標。

當然，一名受過學院訓練的規劃者會意識到螢火蟲作為行銷工具的潛力與風險。吳加雄博士是台灣近年最活躍的復育專家之一，也是國際自然保育聯盟物種存續委員會螢火蟲專家群的台灣代表。早在2016年台北市公園復育計畫剛推行時，他便在接受《ETToday東森新聞雲》訪問時回應民眾提出的相關質疑。吳博士坦言，從整體保育的觀點來看，都市螢火蟲復育的生態意義確實有限，但透過這個指標性的明星物種，能讓都市人與廣泛的環境問題產生連結。換言之，一些從業者即使知曉螢火蟲復育帶有浪漫神話的成分，但仍對其社會影響抱持正面態度。

台灣近年興起的螢火蟲復育風潮，已然不是在野外劃定一塊保護區、盡可能排除人為干擾的傳統保育實踐；它仰賴各方行動者的積極介入，才能在水泥環伺的城市空間維繫一線生機。作為一種新型態的環境行動（如果不稱之為保育的話），要綜合評估螢火蟲復育在各個層面的影響並不容易，這是一場大型的實驗，相關討論仍在持續進行中。

回首戰後以來，在現代化許諾的發展榮景下，螢火蟲曾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而當進步的幻夢破滅時，螢火蟲作為反工業、反都市的符號被大肆宣揚。如今同樣是這股現代化的力量，卻讓牠們以工業化、都市化的形式，找到了另一種與人類社會緊密糾纏的生存可能性。

（除了公眾人物外，本文受訪者以化名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