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凌晨，齊邦媛在台逝世，享壽100歲。作為重量級作家、學者，齊邦媛的辭世引發華文各界追思，台灣作家袁瓊瓊、楊渡、林淇瀁（向陽）、媒體人董成瑜等都在社群平台以文追悼。作家楊照述說齊邦媛對自己的影響，感慨「一直到政治解嚴，一直到倖存者如齊邦媛，鼓氣也無不賭氣地終於寫出自己的、家族的記憶。」現任台灣總統蔡英文也在專文寫道：「謝謝齊邦媛老師，將台灣文學的湛藍與靜美，帶到世界，她也永遠是台灣文學長河中的粼粼波光。」
而齊邦媛在中國大陸也深具影響，不少讀者於今感懷她的文字力量，微信公眾號「玖奌雜貨鋪」直言：「人們悼念齊邦媛，是在悼念一個有骨氣的靈魂；人們閱讀《巨流河》，是在懷念那一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
1924年出生於遼寧省鐵嶺縣的齊邦媛，在戰火中國成長，前半生可謂顛沛流離。抗日戰爭開始，13歲的她隨家人遷到漢口，又流亡至貴州；後入武漢大學，師從朱光潛。1947年收到國立台灣大學的聘書，「當時原以為是一個可以繼續讀書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許魅力。兩年後，風雲變色。」在80歲寫下回憶錄《巨流河》，齊邦媛用簡練語言說盡生命中的關鍵轉折。來台後，她一直從事外文教育，以教學、編纂、著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知識人。
在被戰爭及其遺緒割裂的華語世界，為何齊邦媛的文字能超越政治結界、讓不同國別不同立場的讀者都為之動容？戰後流徙的日子已過去那麼久，如今我們能從《巨流河》中讀到什麼？我們訪問了不同地域的學者、作家、媒體人，從他們各自的回憶與閱讀中，再拼湊出齊邦媛與她身後的漫長時空。
「《巨流河》一次又一次提醒我們，歷史並不是由權力築成的封閉城牆，而是普通人經驗匯成的流動大河。這是在今天和未來不斷重讀的意義吧。當權力再一次試圖修築城牆，每一個普通人的經驗，都能夠打開缺口，讓歷史再次流動如初。」張潔平
齊邦媛：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師從朱光潛，吳宓。1947年赴台，受聘為台灣大學外文系助教。1969年，創辦中興大學外文系並任系主任。1972-1977年，任職台灣國立編譯館，推動國民中學國文教科書改革，剔除政治色彩濃厚的文章，加入楊逵、黃春明、楊喚等台灣作家作品。1977-1988年專任台大外文系教授。70年代起致力於將臺灣文學英譯推介到西方世界，被譽為「台灣文學的知音」。1998年公開呼籲「國家文學館」必須獨自設館，給文學一個「家」，引起媒體與政府的關注。2009年出版自傳《巨流河》，在中文世界引發廣大迴響。
教外文系的人
「台灣文學是什麼？它一直是個有爭論的名字。爭者論者全出於政治目標，有時喧鬧，有時噤聲，全靠當時局勢。他們當時不知道，文學和玫瑰一樣，它的本質不因名字而改變。」——《巨流河》第十章 〈台灣、文學、我們〉
林文月是自己筆下「讀中文系的人」，而齊邦媛則是「教外文系的人」。1947年來台時，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灣大學外文系任助教。其後亦在不同學院教授美國文學、外文翻譯；60年代後期又短暫赴美教書、進修，兩年後返台接續外文教育工作，直至1988年榮休。
齊邦媛的學生中，不乏後來成為學術大家者，專研台灣文學的學者陳芳明就是其中一位。「那是半個世紀前的記憶了。」他回憶道，「1970年我考上台大歷史研究所，先去服預官役，1971年秋才開始回來註冊入學。我們都被要求必須上完必修課『高級英文』，齊邦媛老師正是我們的老師。」陳芳明記得，當時自己的英文並不算好，而齊老師總會要求學生起立回答問題：「學生不免支支吾吾，答得很糟糕。老師會幫忙修正，給我們較恰當的表達方式。這對我後來留美讀書的幫助很大。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讀歷史系研究所時，常常與老師保持聯絡。」
此外，齊邦媛在文學翻譯的貢獻，也對陳芳明影響甚深：「當年齊老師為國立編譯館負責中書外譯，把台灣作家的作品譯成英文版，向國際文壇介紹台灣文學。記得余光中老師也與她一起是翻譯團隊。兩位老師都對我影響甚巨。余老師是文學藝術的啟蒙，齊老師則提升我的英文閱讀能力。」
「齊先生較能超越兩岸政治立場，讓人們了解1949之後的兩岸文學分流，對於作家或作品的影響。齊先生把握的是在變動時代中，政治分斷中人的離散情感，而文學如何成為抒懷家鄉情感的方式。」魏月萍
外文系的齊邦媛，不僅在教育與翻譯方面多有建樹，自70年代起，她出任國立編譯館編纂兼人文社會組主任，參與主編《中國現代文學選集》、《中華現代文學大系：台灣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九》等書目，一路上影響了許多讀者。小說家、《大稻埕落日》作者譚端仍記得，他第一次閱讀齊邦媛正是透過這些選集：「當時我在高雄旗山當兵，就在軍隊的圖書館裡翻到一本書——《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其中有些散文、有小說。我對小說比較有興趣，只是當時不知道這系列是由誰編冊。」
直到後來，他才發現那是齊邦媛所主編。而這套選集包含的作者範圍甚廣，林語堂、梁寶秋、楊牧、蘇偉貞等不同年代、身份背景的作家作品皆有選入。書籍出版之後，更一如陳芳明所言，「對於美國學界的台灣文學研究帶來巨大衝擊」。
儘管是外文系出身，齊邦媛仍密切參與華語文學的發展。70年代，她曾參與推動國文教科書改革，在這項她自言「並不只是『學術判斷』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斷』的工作」中，剔除以「政治正確」為先的文章，而加入楊逵、黃春明等台灣作家的作品。1998年，齊邦媛更呼籲成立「國家文學館」，亦即如今的「台灣文學館」。而這樣超越性的眼光，不僅對台灣、也對泛華語世界的文學起到影響。
「齊先生較能超越兩岸政治立場，讓人們了解1949之後的兩岸文學分流，對於作家或作品的影響。」馬來西亞文學研究者魏月萍說道。在她的觀察中，齊邦媛的文論對於不少馬來西亞留台學生而言，也深具啟發性和感染力：「1949文學分流後的兩岸文學狀態，齊先生把握的是在變動時代中，政治分斷中人的離散情感，而文學如何成為抒懷家鄉情感的方式。這『懷鄉』的動因，人與家國的關係、離散的情感以及她個人的時代際遇，讓一些關懷著流動的故鄉以及對如何安身問題的留台生有所共鳴。」
用生命寫成的《巨流河》
「在這間人生最後的書房，即使身體的疲勞如霜雪重壓下的枯枝，即使自覺已近油盡燈枯，我由第一章迤邐而下，一筆一劃寫到最後一章〈印證今生〉，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一個完整的圓環，如我教書時常講的the cycle。」——《巨流河》〈序〉
「《巨流河》是一部龐大的個人傳記，卻又不只是停留在她個人的生命歷程，而是把她自己的時代與中國史、台灣史的洪流翻滾在一起。讓我們看到民國史與台灣史之間的駁雜交錯，也看見一位知識份子如何與政治對話。」陳芳明
「我是把書隨身帶著，在雲南旅行途中一個人讀完。到現在還記得，因為這本書，我在大理旁邊的小鎮雙廊多住了好幾天。 一打開書我就意識到，必須要安靜把它讀完，沒有辦法再吸收其他信息了。」2011年，後來的飛地書店創辦人、媒體人張潔平第一次揭開《巨流河》。
當時，《巨流河》的繁簡體版都已面世，形成了一股熱潮。台灣的「金石堂」將作者齊邦媛推選為2009年「年度風雲人物」；而在正值「胡溫年代」後期的大陸，公眾對當代歷史的討論還較為寬鬆，因此簡體版甫一上架，很快熱銷十萬餘冊，更在簡體出版市場掀起了一波「港台作家回憶錄」的熱潮。
張潔平選擇了繁體版來閱讀，至今仍記得當日心緒：「是在夜晚可以看到星星、白天可以看到洱海的民宿屋頂上讀完的，讀完之後我看了很久星星，然後又讀了一遍，多住了好幾天。」為何讓人如此愛不釋手？在她看來「這本書裡有種潔淨肅穆的尊嚴，讓人在讀書時，感覺也忍不住要清淨自己，才能對得起這段歷史與講述。」
《巨流河》書緣自2002年始。那一年，趙綺娜教授與齊邦媛做了整整17次訪談，為回憶錄搭建了初始框架。2005年，已逾耄耋的齊邦媛搬入她筆下「山巒間的書房」（桃園龜山的長庚養生村），開始整理一生思考。陳芳明回憶：「齊老師在寫《巨流河》時，我數度去桃園養生村探望她。可以察覺老師一直保持獨立的生活，她不喜歡受到干擾，也不喜歡談論無謂的事情。」可見齊邦媛寫回憶錄時的狀態，一如這本書被讀到時那樣潔凈。
這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呢？齊邦媛從自己的生命之初娓娓道來——一個差點夭折的嬰兒，經歷了戰爭年代的流離，見證了台灣土地上的汗與淚，最後抵達「霧漸漸散的時候」。「《巨流河》是一部龐大的個人傳記，卻又不只是停留在她個人的生命歷程，而是把她自己的時代與中國史、台灣史的洪流翻滾在一起。」陳芳明總結道，「讓我們看到民國史與台灣史之間的駁雜交錯，也看見一位知識份子如何與政治對話。」
而《巨流河》之所以能夠出現，也得益於齊邦媛自身的生命歷程。在這個急速變換時代中，她既經受了大量殘酷，也獲得了一份幸運。「東北還有另外一位作家蕭紅，她寫的《呼蘭河傳》也是家族史，但蕭紅在30多歲就去世了。」譚端感嘆道，「而回看過去70多年，河山變色之後，比齊邦媛更早一輩的文學學者，很多都留在大陸，因文革等政治壓力而無法再寫；來到台灣的，也經歷了將近40年的戒嚴時期，少部分有理想的人則離開了母土，到國外後又要面對各種各樣的生活重壓⋯⋯」
「沒有一個人有這樣好的條件，很專心在看書、教書、編書，閱讀了很多文學，吸收了更多養分，很專注地做這件事情。所以，比其他心思龐雜的、或是比較激進的作家，齊邦媛的回憶錄要來得溫和、深刻、又頑強，她的厲害之處就在這裡。」
70年代出生的譚端自言，當他在2010年代翻開《巨流河》的時候，也已40歲了，感受已相對成熟，比較能夠讀得懂那一代人的喜與悲：「生命很幽微，家國又很壯闊，當這種兩種東西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你會發現《巨流河》既講了一個人的生命，但又不只有個人生命，而是把整個國家的徬徨與個人無從選擇的境遇結合在一起，那種力量就比較戲劇化，又很強大。」
技巧與方法固然是文學寫作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多年的累積，這些早已融入了齊邦媛的血液之中。而譚端認為更為可貴的，則是她在書寫時的心境，也是無可取代之處：「《巨流河》不是通過一些慾望要去達到的，它天生就是這樣子，就是作者筆下想要表達的東西，而沒有要去刻意經營，或是要沒有那麼講求功利。」
「比齊邦媛更早一輩的文學學者，很多都留在大陸，因政治壓力而無法再寫；來到台灣的，也經歷了將近40年的戒嚴時期，⋯⋯沒有一個人有這樣好的條件，吸收了很多養分，比起其他心思龐雜或激進的作家，齊邦媛的回憶錄溫和、深刻、又頑強，她的厲害之處就在這裡。」譚端
身處邊緣的書寫之力
「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燒盡熄了。進了家，看到滿臉驚訝的媽媽，我說，「我受不了這樣的狂歡！」在昏天黑地慟哭中，我度過了勝利夜。」——《巨流河》第四章〈三江匯流處——大學生涯〉
綜觀華語文學，以小說或回憶錄形式來紀錄戰爭與流散年代的作品，其實為數不少。譚端指出，自1950年代開始，台灣就出現過很多「反共文學」或「懷鄉文學」，但這些作品多數都只截取了歷史片段，而無法呈現出具體脈絡：「無論是反共還是懷鄉，當我們這代人去讀那些書的時候，還是隱約可以感覺到有一個『祖國』。但那全都是破碎的，以管窺天的，既看不到整體脈絡，也看不到派系。」
1970年代之後，隨著政治環境改變，愈來愈多類近作品出現，其中包括張拓蕪的《代馬輸卒手記》、王鼎鈞的《關山奪路》、聶華苓的《三輩子》等等。2009年，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面世，「平心而論，這本書的精神面貌很像《巨流河》，作者採訪了很多人，補足了她自己生命的缺口。」雖則如此，譚端仍然認為「《大江大海》是用文學技巧、用理解力和文學關懷去理解，跟齊邦媛的書寫很不一樣。」而這原來與齊邦媛家族的「邊緣位置」密切相關。
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曾是北洋軍奉系首領張作霖的屬下，後因參與郭松齡倒戈奉系行動失敗，而開始流亡。「兩歲時曾驚鴻一瞥看到父親，風雪夜歸，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這竟是齊邦媛對父親的最初印象。「齊邦媛的整個脈絡是建基於東北的。」譚端指出，「他們這些派系最後都是要被噤聲、消滅的，是中央派系根本不可能容忍的。」
2015年，紀錄片《冲天》面世，電影從許希麟、林徽因、齊邦媛三位女性視角出發，勾勒出戰爭年代中華民國空軍的面貌。譚端作為這部電影的背景資料蒐集者，在當時也閱讀了許多相關文獻。「我們在找看其他人回憶錄的時候，沒有一個人像《巨流河》這樣具有文學質地，能夠可以把七十年前生活的人們的溫度感勾勒出來，你說這是不是文學很大的力量？電影讓很多人看完後深深感動，大部分是來自齊邦媛部分的文學視角。比如說在抗戰勝利之後，大家都在歡欣鼓舞，她卻是非常落寞。你在哪一部小說裡有看過這樣的（寫法）？」
「但經歷過這樣的一生，她知道這樣看似邊緣的經驗，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中『成為自己』，恰恰是是重要的，值得的。這是一個女性的自覺。也是整本書最動人的起點。」張潔平
《冲天》從女性視角出發，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當時許多男性在戰場中傷亡，或難以記述自身經歷，則位於「後方」的女性能夠作為親證。張潔平坦言，在初次閱讀的時候，並沒有感受到《巨流河》中的「女性書寫」，然而在陸續讀了更多作家訪談之後，才看到了更多——「她的求學之路如何一次一次被為人妻、為人女、為人母的身分打斷、束縛，陷入女性日常的泥巴仗，如何到了八十歲，搬入養老村，終於孤身一人面對終點時，專心把回憶錄寫出來，有『掙了好大一口氣』的心情。」
齊邦媛當然不只是作為見證的女性書寫者，她更在書寫中透露出這種邊緣身份的力量。「巨流河有一種非常特別的平靜、自足與堅定，對一個走過大時代的渺小個人來說，對個體經驗的不卑不亢，是不容易的事。齊邦媛讓人感到這種不卑不亢。她的生命經驗都在『後方』，不管是在大陸的戰爭中，還是在台灣，並沒有在大時代的前線，甚至精神也不是『抗日救國』，而是『弦歌不輟』。」張潔平觀察到，「但經歷過這樣的一生，她知道這樣看似邊緣的經驗，在一個動盪的時代中『成為自己』，恰恰是是重要的，值得的。這是一個女性的自覺。也是整本書最動人的起點。」
此外，曾在中國生活多年的張潔平也讀出了本書中的第三重邊緣性：「我最受衝擊的第一個感覺，其實是發現《巨流河》的源起、齊邦媛的故鄉是遼寧鐵嶺。在我當時的大陸生活經驗裡，鐵嶺已經成了趙本山和東北春晚式笑話的代名詞。人們想起這個地方是帶著強烈刻板戲謔的，也是被國家文藝體制定義出的東北式幽默。」當這些處於「平行時空」的文化經驗交匯起來，帶給了讀者更深的震撼——「我看到《巨流河》時，真的有種刻板文藝體制被歷史浩浩湯湯的巨流河沖垮，冰凍解封的感覺。原來東北是在這樣一個脈絡裡！原來是這樣一個歷史的東北！而不是春晚笑話的、下崗工人的、北大荒的、任何一個片段刻板的東北。」
當時間流逝，官方書寫的歷史與文化特質佔據主流、日益堅固時，《巨流河》則拾起了一塊幾乎遺失的記憶版圖，將它鄭重遞給每個翻開這本書的人。這也是張潔平從書中所產生的體悟：「這樣一個人的巨流河，確實也再一次從單一、有政治企圖的官方敘事裡，鬆動、或者說復活了歷史的其中一種樣子，對我的震動是很大的。我也再次意識到，我們活在的當下是處在真實流動的歷史之中，我們都是這歷史的一部分，不能被任何權力自上而下地定義。也因此都可以像齊邦媛一樣，以一己的書寫之力，改變它的定義。」
政治使人分裂，文學使人和解
「父親給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學情懷和待人態度卻是得自母親。在我成長的歲月裡，顛沛流離的道上，躲避轟炸的樹下，母親講著家鄉原野的故事，家族的歷史。」——《巨流河》第十一章〈印證今生——從巨流河到啞口海〉
然而，在當代台灣，許多書寫民國的作品也面臨著被忽略、質疑的危機。2009年，《巨流河》在台出版時，台灣的本土意識已經非常高漲，作為民國史書寫者的譚端直言：「像我們在做民國『家國史』的人，當時已經很少了。」
「當然民國角度不應該只有國民黨的獨一脈絡，它其實有更多派系，只是在中央派系的統治下，這些聲音都沒了；歷史沒了，國家當然就沒有了。很遺憾的是，國民黨本身受限於政治的國際環境，我們的作家又受制於國民黨限制的言論環境，90年代以後的年輕人受限於意識形態的言論環境，再也沒有辦法出現像齊邦媛這樣的情懷。」譚端感慨道。
然而《巨流河》這樣看似「不合時宜」的出現，卻仍在暢銷榜上盤踞多年，成為一種現象。這也與齊邦媛在文學與政治中的個人選擇息息相關。陳芳明猶記得一件往事：「畢業後有一年，我與呂正惠、李瑞騰參加一場『黃春明學術研討會』。齊老師看我們坐在一起，遂發表了她的感想：『你們看，三個政治立場不一樣的學生坐在一起，陳芳明是民進黨，李瑞騰是國民黨，呂正惠是統派，卻可以一起討論黃春明。正好可以證明文學的力量有多大。』這給我很大的啟示，原來政治使人分裂，文學則可以使人和解。」
「齊老師發表感想：『你們看，三個政治立場不一樣的學生坐在一起，陳芳明是民進黨，李瑞騰是國民黨，呂正惠是統派，卻可以一起討論黃春明。正好可以證明文學的力量有多大。』原來政治使人分裂，文學則可以使人和解。」陳芳明
實際上，齊邦媛早在年輕時就決意不涉政事，也與她的早年經歷有關。在《巨流河》其中一章，齊邦媛回憶起自己的高中時期、一個「讀書會」興盛的年代，她曾想應邀參與同學間的讀書活動，但因為父親寫信而阻絕了念頭。因為沒有出席，齊邦媛被辱為「貪官污吏的女兒」，那也是她第一次體會到政治的恐怖：「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從此以後六十年來，我從不涉入政治，教書時連校園政治也不參與。」（《巨流河》）
自此之後，齊邦媛埋首於文學之中，「所以她所用的尺度，就不是政治的尺度了，她開始進入文學的世界，而且發現那個尺度更大。」由此，譚端看到了齊邦媛的書寫氣概，以及背後的生命筆力：「她是用了一個八十年去見證，在人生快結束的最後二十年開始書寫，那種力量是比一般有功名心的（更為強大）。應該說每個人都有功名心，我相信包括齊邦媛；齊邦媛也很著急，那是對生命終結的急迫，而不是為榮華富貴名利而著急，或者通過這本書來獲得一些什麼。」
曾幾何時，《巨流河》在華語世界的各個角落，都在與讀者產生著共鳴。張潔平指出，尤其是對於經歷「歷史解凍潮流」時期的大陸而言，齊邦媛的作品啟蒙了無數人，其影響或許比香港和台灣更為深遠。而時至今日，還有多少新一代的讀者願意踏入這條《巨流河》？我們無從得知。然不可否認的是，齊邦媛經年累月的文學修行，以及晚年用潔凈生命之態寫下的回憶錄，都在在影響了許多人。包括譚端在內，這些作品至今仍有人一讀再讀，正是因為「有一種很堅韌的、飽滿的生命在裡面，那是齊邦媛本來生命的樣貌。」
而齊邦媛在文字中留給我們的能量也仍然持續著，正如張潔平所說：「《巨流河》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們，歷史並不是由權力築成的封閉城牆，而是普通人經驗匯成的流動大河。這是在今天和未來不斷重讀的意義吧。當權力再一次試圖修築城牆的時候，每一個普通人的經驗，都能夠打開缺口，讓歷史再次流動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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