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8日凌晨，齐邦媛在台逝世，享寿100岁。作为重量级作家、学者，齐邦媛的辞世引发华文各界追思，台湾作家袁琼琼、杨渡、林淇瀁（向阳）、媒体人董成瑜等都在社群平台以文追悼。作家杨照述说齐邦媛对自己的影响，感慨“一直到政治解严，一直到幸存者如齐邦媛，鼓气也无不赌气地终于写出自己的、家族的记忆。”现任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专文写道：“谢谢齐邦媛老师，将台湾文学的湛蓝与静美，带到世界，她也永远是台湾文学长河中的粼粼波光。”
而齐邦媛在中国大陆也深具影响，不少读者于今感怀她的文字力量，微信公众号“玖奌杂货铺”直言：“人们悼念齐邦媛，是在悼念一个有骨气的灵魂；人们阅读《巨流河》，是在怀念那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1924年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县的齐邦媛，在战火中国成长，前半生可谓颠沛流离。抗日战争开始，13岁的她随家人迁到汉口，又流亡至贵州；后入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1947年收到国立台湾大学的聘书，“当时原以为是一个可以继续读书的工作，因在海外而添了些许魅力。两年后，风云变色。”在80岁写下回忆录《巨流河》，齐邦媛用简练语言说尽生命中的关键转折。来台后，她一直从事外文教育，以教学、编纂、著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知识人。
在被战争及其遗绪割裂的华语世界，为何齐邦媛的文字能超越政治结界、让不同国别不同立场的读者都为之动容？战后流徙的日子已过去那么久，如今我们能从《巨流河》中读到什么？我们访问了不同地域的学者、作家、媒体人，从他们各自的回忆与阅读中，再拼凑出齐邦媛与她身后的漫长时空。
“《巨流河》一次又一次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由权力筑成的封闭城墙，而是普通人经验汇成的流动大河。这是在今天和未来不断重读的意义吧。当权力再一次试图修筑城墙，每一个普通人的经验，都能够打开缺口，让历史再次流动如初。”张洁平
齐邦媛：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师从朱光潜，吴宓。1947年赴台，受聘为台湾大学外文系助教。1969年，创办中兴大学外文系并任系主任。1972-1977年，任职台湾国立编译馆，推动国民中学国文教科书改革，剔除政治色彩浓厚的文章，加入杨逵、黄春明、杨唤等台湾作家作品。1977-1988年专任台大外文系教授。70年代起致力于将台湾文学英译推介到西方世界，被誉为“台湾文学的知音”。1998年公开呼吁“国家文学馆”必须独自设馆，给文学一个“家”，引起媒体与政府的关注。2009年出版自传《巨流河》，在中文世界引发广大回响。
教外文系的人
“台湾文学是什么？它一直是个有争论的名字。争者论者全出于政治目标，有时喧闹，有时噤声，全靠当时局势。他们当时不知道，文学和玫瑰一样，它的本质不因名字而改变。”——《巨流河》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林文月是自己笔下“读中文系的人”，而齐邦媛则是“教外文系的人”。1947年来台时，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其后亦在不同学院教授美国文学、外文翻译；60年代后期又短暂赴美教书、进修，两年后返台接续外文教育工作，直至1988年荣休。
齐邦媛的学生中，不乏后来成为学术大家者，专研台湾文学的学者陈芳明就是其中一位。“那是半个世纪前的记忆了。”他回忆道，“1970年我考上台大历史研究所，先去服预官役，1971年秋才开始回来注册入学。我们都被要求必须上完必修课‘高级英文’，齐邦媛老师正是我们的老师。”陈芳明记得，当时自己的英文并不算好，而齐老师总会要求学生起立回答问题：“学生不免支支吾吾，答得很糟糕。老师会帮忙修正，给我们较恰当的表达方式。这对我后来留美读书的帮助很大。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读历史系研究所时，常常与老师保持联络。”
此外，齐邦媛在文学翻译的贡献，也对陈芳明影响甚深：“当年齐老师为国立编译馆负责中书外译，把台湾作家的作品译成英文版，向国际文坛介绍台湾文学。记得余光中老师也与她一起是翻译团队。两位老师都对我影响甚巨。余老师是文学艺术的启蒙，齐老师则提升我的英文阅读能力。”
“齐先生较能超越两岸政治立场，让人们了解1949之后的两岸文学分流，对于作家或作品的影响。齐先生把握的是在变动时代中，政治分断中人的离散情感，而文学如何成为抒怀家乡情感的方式。”魏月萍
外文系的齐邦媛，不仅在教育与翻译方面多有建树，自70年代起，她出任国立编译馆编纂兼人文社会组主任，参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〇至一九八九》等书目，一路上影响了许多读者。小说家、《大稻埕落日》作者谭端仍记得，他第一次阅读齐邦媛正是透过这些选集：“当时我在高雄旗山当兵，就在军队的图书馆里翻到一本书——《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其中有些散文、有小说。我对小说比较有兴趣，只是当时不知道这系列是由谁编册。”
直到后来，他才发现那是齐邦媛所主编。而这套选集包含的作者范围甚广，林语堂、梁宝秋、杨牧、苏伟贞等不同年代、身份背景的作家作品皆有选入。书籍出版之后，更一如陈芳明所言，“对于美国学界的台湾文学研究带来巨大冲击”。
尽管是外文系出身，齐邦媛仍密切参与华语文学的发展。70年代，她曾参与推动国文教科书改革，在这项她自言“并不只是‘学术判断’的工作，也是‘政治判断’的工作”中，剔除以“政治正确”为先的文章，而加入杨逵、黄春明等台湾作家的作品。1998年，齐邦媛更呼吁成立“国家文学馆”，亦即如今的“台湾文学馆”。而这样超越性的眼光，不仅对台湾、也对泛华语世界的文学起到影响。
“齐先生较能超越两岸政治立场，让人们了解1949之后的两岸文学分流，对于作家或作品的影响。”马来西亚文学研究者魏月萍说道。在她的观察中，齐邦媛的文论对于不少马来西亚留台学生而言，也深具启发性和感染力：“1949文学分流后的两岸文学状态，齐先生把握的是在变动时代中，政治分断中人的离散情感，而文学如何成为抒怀家乡情感的方式。这‘怀乡’的动因，人与家国的关系、离散的情感以及她个人的时代际遇，让一些关怀著流动的故乡以及对如何安身问题的留台生有所共鸣。”
用生命写成的《巨流河》
“在这间人生最后的书房，即使身体的疲劳如霜雪重压下的枯枝，即使自觉已近油尽灯枯，我由第一章迤逦而下，一笔一划写到最后一章〈印证今生〉，将自己的一生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环，如我教书时常讲的the cycle。”——《巨流河》〈序〉
“《巨流河》是一部庞大的个人传记，却又不只是停留在她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是把她自己的时代与中国史、台湾史的洪流翻滚在一起。让我们看到民国史与台湾史之间的驳杂交错，也看见一位知识份子如何与政治对话。”陈芳明
“我是把书随身带著，在云南旅行途中一个人读完。到现在还记得，因为这本书，我在大理旁边的小镇双廊多住了好几天。 一打开书我就意识到，必须要安静把它读完，没有办法再吸收其他信息了。”2011年，后来的飞地书店创办人、媒体人张洁平第一次揭开《巨流河》。
当时，《巨流河》的繁简体版都已面世，形成了一股热潮。台湾的“金石堂”将作者齐邦媛推选为2009年“年度风云人物”；而在正值“胡温年代”后期的大陆，公众对当代历史的讨论还较为宽松，因此简体版甫一上架，很快热销十万余册，更在简体出版市场掀起了一波“港台作家回忆录”的热潮。
张洁平选择了繁体版来阅读，至今仍记得当日心绪：“是在夜晚可以看到星星、白天可以看到洱海的民宿屋顶上读完的，读完之后我看了很久星星，然后又读了一遍，多住了好几天。”为何让人如此爱不释手？在她看来“这本书里有种洁净肃穆的尊严，让人在读书时，感觉也忍不住要清净自己，才能对得起这段历史与讲述。”
《巨流河》书缘自2002年始。那一年，赵绮娜教授与齐邦媛做了整整17次访谈，为回忆录搭建了初始框架。2005年，已逾耄耋的齐邦媛搬入她笔下“山峦间的书房”（桃园龟山的长庚养生村），开始整理一生思考。陈芳明回忆：“齐老师在写《巨流河》时，我数度去桃园养生村探望她。可以察觉老师一直保持独立的生活，她不喜欢受到干扰，也不喜欢谈论无谓的事情。”可见齐邦媛写回忆录时的状态，一如这本书被读到时那样洁净。
这到底是一本怎样的书呢？齐邦媛从自己的生命之初娓娓道来——一个差点夭折的婴儿，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流离，见证了台湾土地上的汗与泪，最后抵达“雾渐渐散的时候”。“《巨流河》是一部庞大的个人传记，却又不只是停留在她个人的生命历程，而是把她自己的时代与中国史、台湾史的洪流翻滚在一起。”陈芳明总结道，“让我们看到民国史与台湾史之间的驳杂交错，也看见一位知识份子如何与政治对话。”
而《巨流河》之所以能够出现，也得益于齐邦媛自身的生命历程。在这个急速变换时代中，她既经受了大量残酷，也获得了一份幸运。“东北还有另外一位作家萧红，她写的《呼兰河传》也是家族史，但萧红在30多岁就去世了。”谭端感叹道，“而回看过去70多年，河山变色之后，比齐邦媛更早一辈的文学学者，很多都留在大陆，因文革等政治压力而无法再写；来到台湾的，也经历了将近40年的戒严时期，少部分有理想的人则离开了母土，到国外后又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生活重压⋯⋯”
“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好的条件，很专心在看书、教书、编书，阅读了很多文学，吸收了更多养分，很专注地做这件事情。所以，比其他心思庞杂的、或是比较激进的作家，齐邦媛的回忆录要来得温和、深刻、又顽强，她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
70年代出生的谭端自言，当他在2010年代翻开《巨流河》的时候，也已40岁了，感受已相对成熟，比较能够读得懂那一代人的喜与悲：“生命很幽微，家国又很壮阔，当这种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巨流河》既讲了一个人的生命，但又不只有个人生命，而是把整个国家的徬徨与个人无从选择的境遇结合在一起，那种力量就比较戏剧化，又很强大。”
技巧与方法固然是文学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多年的累积，这些早已融入了齐邦媛的血液之中。而谭端认为更为可贵的，则是她在书写时的心境，也是无可取代之处：“《巨流河》不是通过一些欲望要去达到的，它天生就是这样子，就是作者笔下想要表达的东西，而没有要去刻意经营，或是要没有那么讲求功利。”
“比齐邦媛更早一辈的文学学者，很多都留在大陆，因政治压力而无法再写；来到台湾的，也经历了将近40年的戒严时期，⋯⋯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好的条件，吸收了很多养分，比起其他心思庞杂或激进的作家，齐邦媛的回忆录温和、深刻、又顽强，她的厉害之处就在这里。”谭端
身处边缘的书写之力
“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恸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巨流河》第四章〈三江汇流处——大学生涯〉
综观华语文学，以小说或回忆录形式来纪录战争与流散年代的作品，其实为数不少。谭端指出，自1950年代开始，台湾就出现过很多“反共文学”或“怀乡文学”，但这些作品多数都只截取了历史片段，而无法呈现出具体脉络：“无论是反共还是怀乡，当我们这代人去读那些书的时候，还是隐约可以感觉到有一个‘祖国’。但那全都是破碎的，以管窥天的，既看不到整体脉络，也看不到派系。”
1970年代之后，随著政治环境改变，愈来愈多类近作品出现，其中包括张拓芜的《代马输卒手记》、王鼎钧的《关山夺路》、聂华苓的《三辈子》等等。2009年，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面世，“平心而论，这本书的精神面貌很像《巨流河》，作者采访了很多人，补足了她自己生命的缺口。”虽则如此，谭端仍然认为“《大江大海》是用文学技巧、用理解力和文学关怀去理解，跟齐邦媛的书写很不一样。”而这原来与齐邦媛家族的“边缘位置”密切相关。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曾是北洋军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属下，后因参与郭松龄倒戈奉系行动失败，而开始流亡。“两岁时曾惊鸿一瞥看到父亲，风雪夜归，凌晨又重上逃亡之路”，这竟是齐邦媛对父亲的最初印象。“齐邦媛的整个脉络是建基于东北的。”谭端指出，“他们这些派系最后都是要被噤声、消灭的，是中央派系根本不可能容忍的。”
2015年，纪录片《冲天》面世，电影从许希麟、林徽因、齐邦媛三位女性视角出发，勾勒出战争年代中华民国空军的面貌。谭端作为这部电影的背景资料搜集者，在当时也阅读了许多相关文献。“我们在找看其他人回忆录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像《巨流河》这样具有文学质地，能够可以把七十年前生活的人们的温度感勾勒出来，你说这是不是文学很大的力量？电影让很多人看完后深深感动，大部分是来自齐邦媛部分的文学视角。比如说在抗战胜利之后，大家都在欢欣鼓舞，她却是非常落寞。你在哪一部小说里有看过这样的（写法）？”
“但经历过这样的一生，她知道这样看似边缘的经验，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成为自己’，恰恰是是重要的，值得的。这是一个女性的自觉。也是整本书最动人的起点。”张洁平
《冲天》从女性视角出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当时许多男性在战场中伤亡，或难以记述自身经历，则位于“后方”的女性能够作为亲证。张洁平坦言，在初次阅读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巨流河》中的“女性书写”，然而在陆续读了更多作家访谈之后，才看到了更多——“她的求学之路如何一次一次被为人妻、为人女、为人母的身分打断、束缚，陷入女性日常的泥巴仗，如何到了八十岁，搬入养老村，终于孤身一人面对终点时，专心把回忆录写出来，有‘挣了好大一口气’的心情。”
齐邦媛当然不只是作为见证的女性书写者，她更在书写中透露出这种边缘身份的力量。“巨流河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平静、自足与坚定，对一个走过大时代的渺小个人来说，对个体经验的不卑不亢，是不容易的事。齐邦媛让人感到这种不卑不亢。她的生命经验都在‘后方’，不管是在大陆的战争中，还是在台湾，并没有在大时代的前线，甚至精神也不是‘抗日救国’，而是‘弦歌不辍’。”张洁平观察到，“但经历过这样的一生，她知道这样看似边缘的经验，在一个动荡的时代中‘成为自己’，恰恰是是重要的，值得的。这是一个女性的自觉。也是整本书最动人的起点。”
此外，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的张洁平也读出了本书中的第三重边缘性：“我最受冲击的第一个感觉，其实是发现《巨流河》的源起、齐邦媛的故乡是辽宁铁岭。在我当时的大陆生活经验里，铁岭已经成了赵本山和东北春晚式笑话的代名词。人们想起这个地方是带著强烈刻板戏谑的，也是被国家文艺体制定义出的东北式幽默。”当这些处于“平行时空”的文化经验交汇起来，带给了读者更深的震撼——“我看到《巨流河》时，真的有种刻板文艺体制被历史浩浩汤汤的巨流河冲垮，冰冻解封的感觉。原来东北是在这样一个脉络里！原来是这样一个历史的东北！而不是春晚笑话的、下岗工人的、北大荒的、任何一个片段刻板的东北。”
当时间流逝，官方书写的历史与文化特质占据主流、日益坚固时，《巨流河》则拾起了一块几乎遗失的记忆版图，将它郑重递给每个翻开这本书的人。这也是张洁平从书中所产生的体悟：“这样一个人的巨流河，确实也再一次从单一、有政治企图的官方叙事里，松动、或者说复活了历史的其中一种样子，对我的震动是很大的。我也再次意识到，我们活在的当下是处在真实流动的历史之中，我们都是这历史的一部分，不能被任何权力自上而下地定义。也因此都可以像齐邦媛一样，以一己的书写之力，改变它的定义。”
政治使人分裂，文学使人和解
“父亲给我理想深度，而我的文学情怀和待人态度却是得自母亲。在我成长的岁月里，颠沛流离的道上，躲避轰炸的树下，母亲讲著家乡原野的故事，家族的历史。”——《巨流河》第十一章〈印证今生——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然而，在当代台湾，许多书写民国的作品也面临著被忽略、质疑的危机。2009年，《巨流河》在台出版时，台湾的本土意识已经非常高涨，作为民国史书写者的谭端直言：“像我们在做民国‘家国史’的人，当时已经很少了。”
“当然民国角度不应该只有国民党的独一脉络，它其实有更多派系，只是在中央派系的统治下，这些声音都没了；历史没了，国家当然就没有了。很遗憾的是，国民党本身受限于政治的国际环境，我们的作家又受制于国民党限制的言论环境，9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受限于意识形态的言论环境，再也没有办法出现像齐邦媛这样的情怀。”谭端感慨道。
然而《巨流河》这样看似“不合时宜”的出现，却仍在畅销榜上盘踞多年，成为一种现象。这也与齐邦媛在文学与政治中的个人选择息息相关。陈芳明犹记得一件往事：“毕业后有一年，我与吕正惠、李瑞腾参加一场‘黄春明学术研讨会’。齐老师看我们坐在一起，遂发表了她的感想：‘你们看，三个政治立场不一样的学生坐在一起，陈芳明是民进党，李瑞腾是国民党，吕正惠是统派，却可以一起讨论黄春明。正好可以证明文学的力量有多大。’这给我很大的启示，原来政治使人分裂，文学则可以使人和解。”
“齐老师发表感想：‘你们看，三个政治立场不一样的学生坐在一起，陈芳明是民进党，李瑞腾是国民党，吕正惠是统派，却可以一起讨论黄春明。正好可以证明文学的力量有多大。’原来政治使人分裂，文学则可以使人和解。”陈芳明
实际上，齐邦媛早在年轻时就决意不涉政事，也与她的早年经历有关。在《巨流河》其中一章，齐邦媛回忆起自己的高中时期、一个“读书会”兴盛的年代，她曾想应邀参与同学间的读书活动，但因为父亲写信而阻绝了念头。因为没有出席，齐邦媛被辱为“贪官污吏的女儿”，那也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政治的恐怖：“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巨流河》）
自此之后，齐邦媛埋首于文学之中，“所以她所用的尺度，就不是政治的尺度了，她开始进入文学的世界，而且发现那个尺度更大。”由此，谭端看到了齐邦媛的书写气概，以及背后的生命笔力：“她是用了一个八十年去见证，在人生快结束的最后二十年开始书写，那种力量是比一般有功名心的（更为强大）。应该说每个人都有功名心，我相信包括齐邦媛；齐邦媛也很著急，那是对生命终结的急迫，而不是为荣华富贵名利而著急，或者通过这本书来获得一些什么。”
曾几何时，《巨流河》在华语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与读者产生著共鸣。张洁平指出，尤其是对于经历“历史解冻潮流”时期的大陆而言，齐邦媛的作品启蒙了无数人，其影响或许比香港和台湾更为深远。而时至今日，还有多少新一代的读者愿意踏入这条《巨流河》？我们无从得知。然不可否认的是，齐邦媛经年累月的文学修行，以及晚年用洁净生命之态写下的回忆录，都在在影响了许多人。包括谭端在内，这些作品至今仍有人一读再读，正是因为“有一种很坚韧的、饱满的生命在里面，那是齐邦媛本来生命的样貌。”
而齐邦媛在文字中留给我们的能量也仍然持续著，正如张洁平所说：“《巨流河》一次又一次地提醒我们，历史并不是由权力筑成的封闭城墙，而是普通人经验汇成的流动大河。这是在今天和未来不断重读的意义吧。当权力再一次试图修筑城墙的时候，每一个普通人的经验，都能够打开缺口，让历史再次流动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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