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ats》劇評：金錢買不來幸福，但可以治病

【編者按】美劇《Expats》講了三名女性的故事；妮可·基德曼飾演 Margaret，因個人創傷而陷入悲痛和猜忌；Saraya Blue 飾演 Hillary，儘管她盡力掩飾，但婚姻開始出現裂痕；柳智英飾演 Mercy，急切想要在香港尋找自我的年輕女性。她與 Margaret 的創傷及 Hillary 的婚姻問題有重要的關聯。這部劇有王子逸導演，疫情期間在香港實地取景，獲得很多關注，也因劇組人員未遵守防疫規定而引發爭議，最後全球上架播放時卻屏蔽了香港。

《Expats》中有一幕被收入了預告片，妮可·基德曼在一家小麵店裏跳舞，背景音樂是 Blondie 樂隊的名曲《Heart of Glass》。雖然我大部分時間只待在九龍和新界，也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了近二十年，這些角色看起來對香港根本不了解。我所了解的香港，任何一位白人女性在餐廳裏旁若無人地跳舞和唱歌都會被罵：「收聲死鬼婆！收錢，走撚開！」，這些人活該。

這一場景明顯且尷尬地致敬了王家衛。在第三集中，編導可能生怕我們不知道這是一場致敬，有人在背景對話中提到了王的名字。還好他們是用英文對白在講，至少比較真實。王家衛的大多數電影初時在香港並沒那麼受歡迎，許多西方人情緒洋溢地向我們保證王家衛捕捉到了這座城市的精髓。在香港，包括我在內，很少人願意花兩個小時觀看梁朝偉一言不發地冥想生活的意義，一邊抽完一支香煙。歐美的藝術片觀眾卻為此著迷。

這種所謂的「藝術」，拍得很自大，被捧得也很自大。號稱其中涵蓋著某種被誇大的價值，就覺得觀眾花幾個小時坐在那裡全神貫注地坐著是天經地義，本質上就是一種自大。

王家衛坦承他的電影中幾乎沒有故事，他創作電影的方式不是在拍攝現場，而是在剪輯房裡。因此，他的電影可以任人詮釋；既然電影本身幾乎沒有呈現什麼意義，觀眾可以自行解讀。有的觀眾自覺他們看出了其他人不知道的門道，自大了起來，覺得其他批評王家衛的人根本不懂他，但當然他們是懂的。這種所謂的「藝術」，拍得很自大，被捧得也很自大。號稱其中涵蓋著某種被誇大的價值，就覺得觀眾花幾個小時坐在那裡全神貫注地坐著是天經地義，本質上就是一種自大。照這樣看，《Expats》成功地致敬了王家衛的拍攝風格。

《Expats》的角色和主創為這部劇灌注了同樣的傲慢與自大。就像蘇菲亞·科波拉的《迷失東京》一樣，《Expats》希望我們關心並同情這些人物，這些角色卻不願意關心周圍的人，也不關心這座城市。這些電影人們甚至期望觀眾無視那些角色的特權，也無視他們的特權。

《Expats》希望，或者說要求，我們對生活在我們周圍卻從未連結的人產生同情。好像這些人物的自戀爆表，觀眾就應該對他們濫施關注和同情。畢竟，他們就是「那群人」，誰又看不出來呢？《Expats》的人物似乎覺得自己天生應該得到我們的關注。從他們的身份來看，也沒什麼好意外的。《Expats》的故事聚焦於香港最小、最富有、最有權力的圈子之一，也是這座城市中最離地的圈子之一。在香港，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山頂（取決於空氣污染狀況）。但除非你出生某幾個富裕家庭，對山頂來說你最多也就是到此一遊。

似乎只有富人不知道他們過著空虛、乏味、空洞的生活。即便他們意識到這一點，不知何故，修復或安慰他們變成了其他人的責任。

《Expats》有意無意地用這些人物復刻了現實生活中的巨富階層，似乎從未花時間或精力解釋觀眾為什麼應該同情這些角色。如果真的有人在意這部劇和它的卡司，這些人物主觀的痛苦倒真是一個賣點。似乎只有富人不知道他們過著空虛、乏味、空洞的生活。即便他們意識到這一點，不知何故，修復或安慰他們變成了其他人的責任；畢竟，人如果沒錢就注定只能去服務吧？富人顯然忙於不撫養他們的孩子，忙著等待傭人，當孩子更喜歡傭人勝過自己時，又對傭人心生怨恨。 Nancy Kissel 可能是個殺人狂，但她只是希望我們在她殺死丈夫後對她感到難過。至少她實幹，而不是沉溺於特權。

《Expats》根據 Janice YK Lee 於2006年撰寫的小說《The Expatriates》改編而成。宣傳物料反覆強調，Lee 是在香港出生的韓裔美國人，但很少告訴我們，她在香港讀國際學校並畢業於哈佛大學。她嫁給了美國全球投資公司 KKR 的聯席首席執行官 Joseph Bae，在2005年跟隨丈夫和小孩回到了香港。在《Tatler Asia》發表的一篇專訪中，Lee 極力否認小說是以她的任何一位朋友為原型。畢竟，這些朋友們都請得起法律顧問。Lee 聲稱寫這本小說的想法僅僅是在她主辦的一個晚宴上，她看到一位木訥而憂慮的婦人：「我不知道她是誰，她來自哪裏，她住在哪裏。我一無所知。」對於一個聲稱曾在香港生活的人來說，這很奇怪，因為實際上任何在香港生活過的人看到這個畫面，都會對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有所瞭解。

這部劇充滿了同樣的傲慢自大感，既來自其角色也來自幕後。就像蘇菲亞·科波拉的《迷失東京》一樣，《Expats》希望我們關心並同情角色，而這些角色卻不願意對周圍的人或城市做同樣的事情。

這些人誤以為自己的生活是深奧的希臘悲劇，以至於對自己的特權和地位如此盲目，到缺乏人性的地步。Mercy，一位年輕的韓裔美國人，逃離紐約（和她母親的嘮叨），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來香港「找自己」。以這種苦難求關注顯得有些矯情。她面帶「絕望」的表情，打著幾份散工。在香港，20% 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現在這個城市的貧富差距達到了數十年來的峰值。但是我們應該為一位搭乘洲際航班逃離母親的常春藤畢業生特別同情。這才是真正的痛苦。Mercy 不會講廣東話，在現實中她其實沒法找到劇集裏出現的那些工作。在劇裏，廣東話變成了一種暗示她被孤立和情感疏離的聲音。為什麼香港不為那些不會講廣東話又對城市毫無感情的人提供棲身之所呢？生活真是不公平。但離地的 Mercy 並不孤獨。

《Expats》對這些角色身在的城市或文化沒有興趣。我根本不覺得這些角色生活在香港。我們也許可以辨認出《Expats》在香港取景，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其淺薄的、外來人中心的印象。詞語「九龍」被使用的方式，就像19世紀的英國作家吟唱「非洲」（Africa）一樣，充滿了危險與不可抗拒的異域情調。花園街市集只有在從極度無知的地方看過去時，才會顯得危險，或者從山頂的陽台上看也會。在《Expats》中，香港對這些乾癟空洞的角色來說，純粹只是一個看上去有趣的佈景板，讓他們沉溺在自憐自艾和優越感之中，慨嘆為什麼七百萬人不幫助他們。 Mercy 的一位朋友驚訝地發現美劇《Friends》並不是在紐約拍的。我懷疑《Expats》有沒有自覺自己基本上正在做類似的事情。看起來並沒有。原著小說和劇集一樣以 Mercy 為中心，她是三位主角中最年輕的。任何一門100級心理學課都會告訴你，一位中年人寫的小說，如果故事的中心角色和作者同種族但只有作者一半的年紀，那顯然是一種「自肥」。遺憾的是，書和劇同樣空洞、平庸、死板。只有它曲折的製作過程值得一提。

我們也許可以辨認出《Expats》展示的香港，但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極其淺薄、外來人中心的版本。詞語「九龍」被使用的方式，就像19世紀的英國作家吟唱「非洲」（Africa）一樣，充滿了危險與不可抗拒的異國情調。

在2020年， Ron Howard 被選為執導一部關於中國鋼琴家郎朗的電影，導演王子逸（Lulu Wang）對感到不滿，身為東北人，她表示導演需要「瞭解中國東北地區的文化特殊性」， 她認為霍華德不是來自東北，無資格講述這個故事。 Ron Howard 導演了《Apollo 13》，他不是宇航員，他甚至不是火箭學家。王子逸也不是。對於一位在六歲時移民美國的亞裔美國導演來說，在香港背景下講述故事反而又不是問題了。王子逸回應批評時表示，瞭解未知是工作的一部分，她對 Ron Howard 卻有沒有這種寬容。

如果她哪怕只是粗略嘗試去瞭解這座城市的現實，她就會知道「壓倒性」的普通話擴散只是香港政府所參與的，城市融入「大灣區」的眾多方式之一，這種同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旨在抹去城市的獨特性並使其重新融入祖國懷抱。

要想了解香港，王子逸先得了解語言的不同。她講普通話，不講廣東話。根據《洛杉磯時報》的一篇文章，在香港，「Wang is an American, an outsider, but she’s still privy to the conversations around her as a native Mandarin speaker, an insider」（王是美國人，一個外來者，但母語是普通話的她仍然可以聽懂身邊的對話，她又是一個在地者），考慮到廣東話仍然是這個城市最常用的中文語言，她恐怕很難聽懂周圍的香港人在說什麼。在最近的社交媒體帖子中，王子逸聲稱「廣東話是一種垂死的語言（dying language），所以聽說廣東話，捍衛廣東話很重要……但當我在香港的時候，普通話的使用量超出想像（在地鐵和其他公共提示中）……這說明瞭很多事情。」

這些現象確實有弦外之音，可王子逸卻充耳不聞，也許是不能，也許是不想。如果她哪怕只是粗略嘗試去瞭解這座城市的現實，她就會知道「壓倒性」的普通話擴散只是香港政府所參與的，城市融入「大灣區」的眾多方式之一，這種同化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旨在抹去城市的獨特性並使其重新融入祖國懷抱。超過兩千萬人在使用廣東話，但在中國，它和許多其他語言一樣，正在被邊緣化。廣東話並非垂死；更準確地說，可以說它正在被謀殺，就像這座城市一樣。

然而，導演和這部劇不在乎準不準確。與她的同代人以及她筆下的人物一樣，王子逸的口氣很「好萊塢腔調」，其中大量顯然是不坦承的、愚蠢和陳腔濫調的，但同時又期望人們認真對待。一句古老的格言提醒我們，絕不要讓真相妨礙一個好故事，而王子逸就是抱著這種信念來拍攝這部影集的。拍攝期間，她在 Twitter （現為 X）上發帖，講述了一次奇蹟般的巧合事件（2021年10月10日內人）：Two pre-teen girls stumbled on our set today & asked our 1st AD if he was the director. He pointed at me and said, 「No, she is. And that woman there is the DP, & that other woman is the producer.」 The girls couldn’t believe it. They ended up staying the entire day to watch.（兩個十幾歲的女孩今天無意中闖進我們的片場，問我們的第一副導演他是不是導演。他指著我說：「不是，她是導演。那邊那位女生是攝影師，還有那位女生是製片人。」女孩們難以置信。最終，她們一整天都待在那裏觀看。）

這兩位虛構的年輕女性生活在一個擁有許多女性電影製片人的城市，包括許鞍華、張艾嘉、劉韻文等等。她們還生活在一個在2021年10月10日掛著八號風球的城市，該信號導致學校停課，除了必要的工作外，禁止一切活動，強烈不鼓勵外出。王子逸還談到了她在6月4日在香港的經歷，而她的社交媒體上顯示她在購物。也許這就是洛杉磯時報所說的王子逸能夠「有能力走進和走出香港的框架，使她能夠使拍出當地人的真實日常之美」。這無疑對她曾斷言「如果不在香港實地創作，我絕不可能呈現香港這樣的城市」沒有任何加持。

廣東話並非垂死；更準確地說，可以說它正在被謀殺，就像這座城市一樣。

第一集中包含一個街頭示威的鏡頭（首先你必須熟悉才可能認出來，這就是微妙的地方），人們高呼「我要真普選」，這過去在香港的基本法中是合法的。第五集有角色拿著黃色雨傘，這些景象只有在電影拍攝中才可能出現了，在2021年製作時，演員們在戲外根本無法提及這些口號。自國安法通過之後，這些行為在香港是非法的。在即將來臨的《基本法》第23條下，這種行為的刑罰可能會加重。「加重刑罰」可能看起來很荒謬，但我們畢竟是在談論一個曾因一名婦女用她的胸部襲擊警察而判她有罪的司法體系。

還未展示的抗議場面中，王子逸聲稱「能夠切實展現香港那一年那個特殊的一幕對我來說非常重要。」她還表示：「我們在洛杉磯拍攝了大多數的政治內容，這確實是一項挑戰。你知道有很多問題，能拍什麼，不能拍什麼⋯⋯我們靠法律團隊指引，既要真實呈現，也要想到還有很多人還在努力，還有很多人留在香港生活。」通過努力確保這部影集不會冒犯人們所抗議的政府，王子逸明確地選擇了立場，而這不是示威者的立場。官方立場宣稱香港的所有抗議活動都是外國勢力煽動的結果，並準備實施《基本法》第23條，政府可以隨心所欲將任何事視為國家安全問題，包括電影和電視節目。第4集的片尾字幕中播放了一段聲音，初聽起來像是示威口號，但並不是真的口號，甚至可能連那種說法都不存在。2019年最常聽到的口號之一是「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但影集使用的不是這個口號。相反，它被截短為「為香港而戰（fight for Hong Kong）」，這是很少人會用的口號。用這個短語，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與政府事後宣佈抗議活動為「黑暴」的官方聲明完美契合。

有趣的是，《Expats》目前在香港無法收看。有流言聲稱政府拒絕批准播放，但目前尚未獲得證實。這確實給影集戴了一頂高帽子。有很多報導聲稱這部劇的主題是「關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

通過努力確保這部影集不會冒犯人們所抗議的政府，王子逸明確地選擇了立場，而這不是示威者的立場。

[《Dazed》的標題][1]似乎在說這部劇努力想要貼地，想要言之有物，但《Expats》兩個都沒做到。劇集拍攝時遇到 Covid-19大流行，香港正實行嚴格的隔離措施，劇組得到了香港政府的大量協助。在拍攝期間，妮可基德曼和其他四名工作人員被允許豁免隔離，而當時香港的普通市民需要自費進行三周的強制隔離，還需要通過「安心出行」應用程序不斷監視，不用「安心出行」就無法進入餐廳、商店等等。製作人員，包括導演在內，無論是拍攝中還是工餘，都被發現沒有遵守「口罩令」。、

在前三集中，沒有提到雨傘運動。實際上，香港的任何事情都沒有提到。但考慮到這些角色和他們所關注的議題（他們的精緻利己），這帶著一種令人遺憾的逼真。王子逸聲稱她對這部劇的理念源於「花了很多時間在香港，去和有經歷的人交談。對我來說，我拍電影和去旅行時的理念一樣，我不是去改變事物和人；我是去做一隻牆上的蒼蠅。」從這個意義上說，這部影集做到了；它紀錄著這群極度自戀的人的生活，它反映甚至秉承了這些人的態度。如果《Expats》真心想要切實反映其角色在香港的生活和他們對抗議的看法，一句簡單的對白就可以實現，比如示威行動妨礙他們去上瑜伽課或者出行，比如示威活動不可接受。

我也不確定，一個表面上試圖向香港致敬的劇集，怎麼把一場關乎七百萬人城市的存亡之戰，降維到一種感性表達，去寫一個自戀的，對城市和民眾只表現出輕蔑的人。

妮可基德曼的角色在第六集（最後一集）結局終於意識到她的泡泡之外還有一個世界。我不確定為什麼觀看一個極其自私的人最終意識到他們的泡泡之外還有整個世界是引人入勝、必要或重要的。我也不確定，一個表面上試圖向香港致敬的劇集，怎麼把一場關乎七百萬人城市的存亡之戰，降維到一種感性表達，去寫一個自戀的，對城市和民眾只表現出輕蔑的人。Cultured 的一篇文章稱該劇「對我們如何承受連帶傷害進行了深刻而身臨其境的探索，以及傷害如何對我們產生影響」，以防我們沒有理解，該文章的標題明確提到了「《Expats》令人傷感的影像語言」。顯然，它認為我們應該將對富裕的厭倦與被「非致命」彈藥射擊臉部的痛苦相等同，這種情況發生了不止一次。我拒絕迎合這種自私，無論來自台前還是幕後。王子逸聲稱「真的與香港精神產生了連結，並且想要確保我能夠傳達這一點，這個項目最吸引我的就是香港的韌性，它也映照著這些女性角色的韌性。」只有在好萊塢，現實世界的政治和警察暴力才會被簡化為虛構敘事中富人個人成長的隱喻。這種傲慢令人作嘔，但這就是好萊塢。

如果《Expats》的主人翁有所謂共同點，那就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

香港政府的統一口徑使《Expats》變得更加討厭。在最後一次「行政長官」選舉中，李家超是唯一的候選人，政府堅持這仍然是一次民主選舉。在重啟並擴大「煽動罪」（殖民時期的舊法律）之後，對選舉的批評可以說是輕描淡寫，很大程度上因為除了親政府媒體之外，其他媒體都消失了，與此同時政府不斷強調香港仍然擁有新聞自由。就算拍攝中大示威者被警察驅趕的照片拿下了普利策獎，前警務處處長仍然可以輕松地宣稱警察從未進入中文大學校園。最近，香港的教科書已經開始聲稱香港從未是英國的殖民地，僅僅是「在1997年之前一直處於殖民管治之下」。

王子逸說《Expats》是「一個關於即將失去家園、即將離開家園的人的劇集。這是關於變化：政治變化、個人變化的悲劇。」如果《Expats》的角色有所謂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將香港視為自己的家。對白裡說得太明顯了。整部劇播了三分之二，也沒有讓在地角色發聲，更不用說談論他們正在失去家園，這部劇在香港拍攝的時候，一切都是正在進行時。王子逸進一步表示，「情勢不由人，我們在處境中是被動的，不過在這狀況裏我們依然具有相當的主動性。我是非常存在主義的，我相信無論面對什麼情形，在日常細節之中，每一天，每一秒，我們依然有選擇的餘地。」2019年之後還住在香港的人對這種陳詞濫調不會認同，更羞於啟齒。儘管如此，這些感慨當然要比導演聲稱「作為經歷過帝國主義（imperialized）的人，來自一個帝國主義（imperialized）的地方，我很意識到這一點，並盡可能自己保持謙卑變」更好。王子逸生於1983年，因此她用「帝國主義」（imperialized）這個說法顯得非常奇怪。也許她可以成立一家「21世紀屈辱電影公司」。

我還是把整部劇看完了，期間忍耐著不堪的傲慢，感受到無比的憤怒。當初我選擇離開香港，也是出於相同的原因。我拒絕讓現實和我的記憶被標籤為虛構。我離開了，但是香港的許多人沒有這種奢侈或特權。如果《Expats》教會我們任何東西，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非常樂意把眾所周知的謊言塞到你的臉上，賭你無法反對它，甚至無法視而不見。已經太多人為了他們卑鄙自私的目的用這座我曾經稱之為家的城市來抽水，這些傲慢、無知和居高臨下，我受夠了。

我看完了《Expats》，所以你就不用看了。

Sean Tierney, 學者，影評人，偶爾是一個衰鬼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