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ats》剧评：金钱买不来幸福，但可以治病

【编者按】美剧《Expats》讲了三名女性的故事；妮可·基德曼饰演 Margaret，因个人创伤而陷入悲痛和猜忌；Saraya Blue 饰演 Hillary，尽管她尽力掩饰，但婚姻开始出现裂痕；柳智英饰演 Mercy，急切想要在香港寻找自我的年轻女性。她与 Margaret 的创伤及 Hillary 的婚姻问题有重要的关联。这部剧有王子逸导演，疫情期间在香港实地取景，获得很多关注，也因剧组人员未遵守防疫规定而引发争议，最后全球上架播放时却屏蔽了香港。

《Expats》中有一幕被收入了预告片，妮可·基德曼在一家小面店里跳舞，背景音乐是 Blondie 乐队的名曲《Heart of Glass》。虽然我大部分时间只待在九龙和新界，也是在香港生活和工作了近二十年，这些角色看起来对香港根本不了解。我所了解的香港，任何一位白人女性在餐厅里旁若无人地跳舞和唱歌都会被骂：“收声死鬼婆！收钱，走捻开！”，这些人活该。

这一场景明显且尴尬地致敬了王家卫。在第三集中，编导可能生怕我们不知道这是一场致敬，有人在背景对话中提到了王的名字。还好他们是用英文对白在讲，至少比较真实。王家卫的大多数电影初时在香港并没那么受欢迎，许多西方人情绪洋溢地向我们保证王家卫捕捉到了这座城市的精髓。在香港，包括我在内，很少人愿意花两个小时观看梁朝伟一言不发地冥想生活的意义，一边抽完一支香烟。欧美的艺术片观众却为此着迷。

这种所谓的“艺术”，拍得很自大，被捧得也很自大。号称其中涵盖着某种被夸大的价值，就觉得观众花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坐着是天经地义，本质上就是一种自大。

王家卫坦承他的电影中几乎没有故事，他创作电影的方式不是在拍摄现场，而是在剪辑房里。因此，他的电影可以任人诠释；既然电影本身几乎没有呈现什么意义，观众可以自行解读。有的观众自觉他们看出了其他人不知道的门道，自大了起来，觉得其他批评王家卫的人根本不懂他，但当然他们是懂的。这种所谓的“艺术”，拍得很自大，被捧得也很自大。号称其中涵盖着某种被夸大的价值，就觉得观众花几个小时坐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坐着是天经地义，本质上就是一种自大。照这样看，《Expats》成功地致敬了王家卫的拍摄风格。

《Expats》的角色和主创为这部剧灌注了同样的傲慢与自大。就像苏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一样，《Expats》希望我们关心并同情这些人物，这些角色却不愿意关心周围的人，也不关心这座城市。这些电影人们甚至期望观众无视那些角色的特权，也无视他们的特权。

《Expats》希望，或者说要求，我们对生活在我们周围却从未连结的人产生同情。好像这些人物的自恋爆表，观众就应该对他们滥施关注和同情。毕竟，他们就是“那群人”，谁又看不出来呢？《Expats》的人物似乎觉得自己天生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从他们的身份来看，也没什么好意外的。《Expats》的故事聚焦于香港最小、最富有、最有权力的圈子之一，也是这座城市中最离地的圈子之一。在香港，你几乎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山顶（取决于空气污染状况）。但除非你出生某几个富裕家庭，对山顶来说你最多也就是到此一游。

似乎只有富人不知道他们过着空虚、乏味、空洞的生活。即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不知何故，修复或安慰他们变成了其他人的责任。

《Expats》有意无意地用这些人物复刻了现实生活中的巨富阶层，似乎从未花时间或精力解释观众为什么应该同情这些角色。如果真的有人在意这部剧和它的卡司，这些人物主观的痛苦倒真是一个卖点。似乎只有富人不知道他们过着空虚、乏味、空洞的生活。即便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不知何故，修复或安慰他们变成了其他人的责任；毕竟，人如果没钱就注定只能去服务吧？富人显然忙于不抚养他们的孩子，忙着等待佣人，当孩子更喜欢佣人胜过自己时，又对佣人心生怨恨。 Nancy Kissel 可能是个杀人狂，但她只是希望我们在她杀死丈夫后对她感到难过。至少她实干，而不是沉溺于特权。

《Expats》根据 Janice YK Lee 于2006年撰写的小说《The Expatriates》改编而成。宣传物料反覆强调，Lee 是在香港出生的韩裔美国人，但很少告诉我们，她在香港读国际学校并毕业于哈佛大学。她嫁给了美国全球投资公司 KKR 的联席首席执行官 Joseph Bae，在2005年跟随丈夫和小孩回到了香港。在《Tatler Asia》发表的一篇专访中，Lee 极力否认小说是以她的任何一位朋友为原型。毕竟，这些朋友们都请得起法律顾问。Lee 声称写这本小说的想法仅仅是在她主办的一个晚宴上，她看到一位木讷而忧虑的妇人：“我不知道她是谁，她来自哪里，她住在哪里。我一无所知。”对于一个声称曾在香港生活的人来说，这很奇怪，因为实际上任何在香港生活过的人看到这个画面，都会对这些人的身份和背景有所了解。

这部剧充满了同样的傲慢自大感，既来自其角色也来自幕后。就像苏菲亚·科波拉的《迷失东京》一样，《Expats》希望我们关心并同情角色，而这些角色却不愿意对周围的人或城市做同样的事情。

这些人误以为自己的生活是深奥的希腊悲剧，以至于对自己的特权和地位如此盲目，到缺乏人性的地步。Mercy，一位年轻的韩裔美国人，逃离纽约（和她母亲的唠叨），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来香港“找自己”。以这种苦难求关注显得有些矫情。她面带“绝望”的表情，打着几份散工。在香港，20% 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现在这个城市的贫富差距达到了数十年来的峰值。但是我们应该为一位搭乘洲际航班逃离母亲的常春藤毕业生特别同情。这才是真正的痛苦。Mercy 不会讲广东话，在现实中她其实没法找到剧集里出现的那些工作。在剧里，广东话变成了一种暗示她被孤立和情感疏离的声音。为什么香港不为那些不会讲广东话又对城市毫无感情的人提供栖身之所呢？生活真是不公平。但离地的 Mercy 并不孤独。

《Expats》对这些角色身在的城市或文化没有兴趣。我根本不觉得这些角色生活在香港。我们也许可以辨认出《Expats》在香港取景，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浅薄的、外来人中心的印象。词语“九龙”被使用的方式，就像19世纪的英国作家吟唱“非洲”（Africa）一样，充满了危险与不可抗拒的异域情调。花园街市集只有在从极度无知的地方看过去时，才会显得危险，或者从山顶的阳台上看也会。在《Expats》中，香港对这些干瘪空洞的角色来说，纯粹只是一个看上去有趣的布景板，让他们沉溺在自怜自艾和优越感之中，慨叹为什么七百万人不帮助他们。 Mercy 的一位朋友惊讶地发现美剧《Friends》并不是在纽约拍的。我怀疑《Expats》有没有自觉自己基本上正在做类似的事情。看起来并没有。原著小说和剧集一样以 Mercy 为中心，她是三位主角中最年轻的。任何一门100级心理学课都会告诉你，一位中年人写的小说，如果故事的中心角色和作者同种族但只有作者一半的年纪，那显然是一种“自肥”。遗憾的是，书和剧同样空洞、平庸、死板。只有它曲折的制作过程值得一提。

我们也许可以辨认出《Expats》展示的香港，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浅薄、外来人中心的版本。词语“九龙”被使用的方式，就像19世纪的英国作家吟唱“非洲”（Africa）一样，充满了危险与不可抗拒的异国情调。

在2020年， Ron Howard 被选为执导一部关于中国钢琴家郎朗的电影，导演王子逸（Lulu Wang）对感到不满，身为东北人，她表示导演需要“了解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特殊性”， 她认为霍华德不是来自东北，无资格讲述这个故事。 Ron Howard 导演了《Apollo 13》，他不是宇航员，他甚至不是火箭学家。王子逸也不是。对于一位在六岁时移民美国的亚裔美国导演来说，在香港背景下讲述故事反而又不是问题了。王子逸回应批评时表示，了解未知是工作的一部分，她对 Ron Howard 却有没有这种宽容。

如果她哪怕只是粗略尝试去了解这座城市的现实，她就会知道“压倒性”的普通话扩散只是香港政府所参与的，城市融入“大湾区”的众多方式之一，这种同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旨在抹去城市的独特性并使其重新融入祖国怀抱。

要想了解香港，王子逸先得了解语言的不同。她讲普通话，不讲广东话。根据《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在香港，“Wang is an American, an outsider, but she’s still privy to the conversations around her as a native Mandarin speaker, an insider”（王是美国人，一个外来者，但母语是普通话的她仍然可以听懂身边的对话，她又是一个在地者），考虑到广东话仍然是这个城市最常用的中文语言，她恐怕很难听懂周围的香港人在说什么。在最近的社交媒体帖子中，王子逸声称“广东话是一种垂死的语言（dying language），所以听说广东话，捍卫广东话很重要……但当我在香港的时候，普通话的使用量超出想像（在地铁和其他公共提示中）……这说明了很多事情。”

这些现象确实有弦外之音，可王子逸却充耳不闻，也许是不能，也许是不想。如果她哪怕只是粗略尝试去了解这座城市的现实，她就会知道“压倒性”的普通话扩散只是香港政府所参与的，城市融入“大湾区”的众多方式之一，这种同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旨在抹去城市的独特性并使其重新融入祖国怀抱。超过两千万人在使用广东话，但在中国，它和许多其他语言一样，正在被边缘化。广东话并非垂死；更准确地说，可以说它正在被谋杀，就像这座城市一样。

然而，导演和这部剧不在乎准不准确。与她的同代人以及她笔下的人物一样，王子逸的口气很“好莱坞腔调”，其中大量显然是不坦承的、愚蠢和陈腔滥调的，但同时又期望人们认真对待。一句古老的格言提醒我们，绝不要让真相妨碍一个好故事，而王子逸就是抱着这种信念来拍摄这部影集的。拍摄期间，她在 Twitter （现为 X）上发帖，讲述了一次奇迹般的巧合事件（2021年10月10日内人）：Two pre-teen girls stumbled on our set today & asked our 1st AD if he was the director. He pointed at me and said, “No, she is. And that woman there is the DP, & that other woman is the producer.” The girls couldn’t believe it. They ended up staying the entire day to watch.（两个十几岁的女孩今天无意中闯进我们的片场，问我们的第一副导演他是不是导演。他指着我说：“不是，她是导演。那边那位女生是摄影师，还有那位女生是制片人。”女孩们难以置信。最终，她们一整天都待在那里观看。）

这两位虚构的年轻女性生活在一个拥有许多女性电影制片人的城市，包括许鞍华、张艾嘉、刘韵文等等。她们还生活在一个在2021年10月10日挂着八号风球的城市，该信号导致学校停课，除了必要的工作外，禁止一切活动，强烈不鼓励外出。王子逸还谈到了她在6月4日在香港的经历，而她的社交媒体上显示她在购物。也许这就是洛杉矶时报所说的王子逸能够“有能力走进和走出香港的框架，使她能够使拍出当地人的真实日常之美”。这无疑对她曾断言“如果不在香港实地创作，我绝不可能呈现香港这样的城市”没有任何加持。

广东话并非垂死；更准确地说，可以说它正在被谋杀，就像这座城市一样。

第一集中包含一个街头示威的镜头（首先你必须熟悉才可能认出来，这就是微妙的地方），人们高呼“我要真普选”，这过去在香港的基本法中是合法的。第五集有角色拿着黄色雨伞，这些景象只有在电影拍摄中才可能出现了，在2021年制作时，演员们在戏外根本无法提及这些口号。自国安法通过之后，这些行为在香港是非法的。在即将来临的《基本法》第23条下，这种行为的刑罚可能会加重。“加重刑罚”可能看起来很荒谬，但我们毕竟是在谈论一个曾因一名妇女用她的胸部袭击警察而判她有罪的司法体系。

还未展示的抗议场面中，王子逸声称“能够切实展现香港那一年那个特殊的一幕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她还表示：“我们在洛杉矶拍摄了大多数的政治内容，这确实是一项挑战。你知道有很多问题，能拍什么，不能拍什么……我们靠法律团队指引，既要真实呈现，也要想到还有很多人还在努力，还有很多人留在香港生活。”通过努力确保这部影集不会冒犯人们所抗议的政府，王子逸明确地选择了立场，而这不是示威者的立场。官方立场宣称香港的所有抗议活动都是外国势力煽动的结果，并准备实施《基本法》第23条，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将任何事视为国家安全问题，包括电影和电视节目。第4集的片尾字幕中播放了一段声音，初听起来像是示威口号，但并不是真的口号，甚至可能连那种说法都不存在。2019年最常听到的口号之一是“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 Kong”，但影集使用的不是这个口号。相反，它被截短为“为香港而战（fight for Hong Kong）”，这是很少人会用的口号。用这个短语，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与政府事后宣布抗议活动为“黑暴”的官方声明完美契合。

有趣的是，《Expats》目前在香港无法收看。有流言声称政府拒绝批准播放，但目前尚未获得证实。这确实给影集戴了一顶高帽子。有很多报导声称这部剧的主题是“关于”2014年的雨伞运动。

通过努力确保这部影集不会冒犯人们所抗议的政府，王子逸明确地选择了立场，而这不是示威者的立场。

[《Dazed》的标题][1]似乎在说这部剧努力想要贴地，想要言之有物，但《Expats》两个都没做到。剧集拍摄时遇到 Covid-19大流行，香港正实行严格的隔离措施，剧组得到了香港政府的大量协助。在拍摄期间，妮可基德曼和其他四名工作人员被允许豁免隔离，而当时香港的普通市民需要自费进行三周的强制隔离，还需要通过“安心出行”应用程序不断监视，不用“安心出行”就无法进入餐厅、商店等等。制作人员，包括导演在内，无论是拍摄中还是工余，都被发现没有遵守“口罩令”。、

在前三集中，没有提到雨伞运动。实际上，香港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提到。但考虑到这些角色和他们所关注的议题（他们的精致利己），这带着一种令人遗憾的逼真。王子逸声称她对这部剧的理念源于“花了很多时间在香港，去和有经历的人交谈。对我来说，我拍电影和去旅行时的理念一样，我不是去改变事物和人；我是去做一只墙上的苍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影集做到了；它纪录着这群极度自恋的人的生活，它反映甚至秉承了这些人的态度。如果《Expats》真心想要切实反映其角色在香港的生活和他们对抗议的看法，一句简单的对白就可以实现，比如示威行动妨碍他们去上瑜伽课或者出行，比如示威活动不可接受。

我也不确定，一个表面上试图向香港致敬的剧集，怎么把一场关乎七百万人城市的存亡之战，降维到一种感性表达，去写一个自恋的，对城市和民众只表现出轻蔑的人。

妮可基德曼的角色在第六集（最后一集）结局终于意识到她的泡泡之外还有一个世界。我不确定为什么观看一个极其自私的人最终意识到他们的泡泡之外还有整个世界是引人入胜、必要或重要的。我也不确定，一个表面上试图向香港致敬的剧集，怎么把一场关乎七百万人城市的存亡之战，降维到一种感性表达，去写一个自恋的，对城市和民众只表现出轻蔑的人。Cultured 的一篇文章称该剧“对我们如何承受连带伤害进行了深刻而身临其境的探索，以及伤害如何对我们产生影响”，以防我们没有理解，该文章的标题明确提到了“《Expats》令人伤感的影像语言”。显然，它认为我们应该将对富裕的厌倦与被“非致命”弹药射击脸部的痛苦相等同，这种情况发生了不止一次。我拒绝迎合这种自私，无论来自台前还是幕后。王子逸声称“真的与香港精神产生了连结，并且想要确保我能够传达这一点，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就是香港的韧性，它也映照着这些女性角色的韧性。”只有在好莱坞，现实世界的政治和警察暴力才会被简化为虚构叙事中富人个人成长的隐喻。这种傲慢令人作呕，但这就是好莱坞。

如果《Expats》的主人翁有所谓共同点，那就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将香港视为自己的家。

香港政府的统一口径使《Expats》变得更加讨厌。在最后一次“行政长官”选举中，李家超是唯一的候选人，政府坚持这仍然是一次民主选举。在重启并扩大“煽动罪”（殖民时期的旧法律）之后，对选举的批评可以说是轻描淡写，很大程度上因为除了亲政府媒体之外，其他媒体都消失了，与此同时政府不断强调香港仍然拥有新闻自由。就算拍摄中大示威者被警察驱赶的照片拿下了普利策奖，前警务处处长仍然可以轻松地宣称警察从未进入中文大学校园。最近，香港的教科书已经开始声称香港从未是英国的殖民地，仅仅是“在1997年之前一直处于殖民管治之下”。

王子逸说《Expats》是“一个关于即将失去家园、即将离开家园的人的剧集。这是关于变化：政治变化、个人变化的悲剧。”如果《Expats》的角色有所谓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将香港视为自己的家。对白里说得太明显了。整部剧播了三分之二，也没有让在地角色发声，更不用说谈论他们正在失去家园，这部剧在香港拍摄的时候，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王子逸进一步表示，“情势不由人，我们在处境中是被动的，不过在这状况里我们依然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我是非常存在主义的，我相信无论面对什么情形，在日常细节之中，每一天，每一秒，我们依然有选择的余地。”2019年之后还住在香港的人对这种陈词滥调不会认同，更羞于启齿。尽管如此，这些感慨当然要比导演声称“作为经历过帝国主义（imperialized）的人，来自一个帝国主义（imperialized）的地方，我很意识到这一点，并尽可能自己保持谦卑变”更好。王子逸生于1983年，因此她用“帝国主义”（imperialized）这个说法显得非常奇怪。也许她可以成立一家“21世纪屈辱电影公司”。

我还是把整部剧看完了，期间忍耐着不堪的傲慢，感受到无比的愤怒。当初我选择离开香港，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我拒绝让现实和我的记忆被标签为虚构。我离开了，但是香港的许多人没有这种奢侈或特权。如果《Expats》教会我们任何东西，那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人都非常乐意把众所周知的谎言塞到你的脸上，赌你无法反对它，甚至无法视而不见。已经太多人为了他们卑鄙自私的目的用这座我曾经称之为家的城市来抽水，这些傲慢、无知和居高临下，我受够了。

我看完了《Expats》，所以你就不用看了。

Sean Tierney, 学者，影评人，偶尔是一个衰鬼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