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社區，我的工作，他的DQ——「非建制派」區議員助理失業記

【編者按】「其實你返工有咩做㗎？」——這個問題，你有問過別人或被人問起嗎？

這個來自日常的問題，啟發我們開啟「返工這回事」這個新欄目。在當代社會，工作主宰我們的生活，既定義個人的身份，亦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區隔中，我們並不容易看見彼此——從恆常的工作勞動，到行業內的語言詞彙、職場文化、人際關係、性別分工、權力層級以至價值體系。藉此欄目，我們希望打破邊界，深入聆聽多位「打工仔」的行業見聞，不但走進社會各行業的「貼地」日常，亦從職業的視角觀照當代社會的切面和現象。

踏入2024年，香港新一屆區議員走馬上任。政府改制後的首屆區議會，無論是深耕社區的資深區議員，還是2019年冒起的素人區議員，只要不屬建制陣營都「入閘」無門，全面清零。他們既失去服務居民的機會，也面對實在的失業問題。同樣失業的，還有數十名歷經2021年宣誓風波和辭職潮的剩餘「非建制派」區議員助理。這期「返工這回事」訪問非建制派區議員助理阿明（化名），過去10年他先後擔任5位區議員的助理，曾在常規下工作，也親歷反修例運動後的區議會例外時刻。從他的視角出發，我們將看到地區工作者親歷的大事小事煩心事，也看到政治浪潮如何與社區共振。

粉碎紙張、收拾辦公室、點算歸還政府的物資，並和街坊好好說再見，在議員助理生涯的最後一個月，阿明忙中帶閒，迎接這場預先張揚的失業。

「一定不捨得，某程度象徵地區工作生涯的完結。」阿明這段日子百感交集，不捨得和各位街坊的情誼和連結，同時感到迷惘，不知道之後找什麼工作。

十年前，阿明在中學畢業後便兼職區議員助理，「當時要找工作，順便自己又想學一下地區的東西，就這樣入行了。」後來，他在2013至2023期間，斷斷續續待過五位區議員的辦公室，既當過民主派大黨區議員的助手，也做過無黨派素人區議員的助理，服務過港島公屋社區，也紮根於新界新市鎮。

作為助理，他分擔區議員的「常規工作」，是居民的填表員、惡鄰的調解員和地區事務的雜務員。而在後2019年區議會的「例外時刻」，他與區議員上司亦參與政策倡議和政治異議，目睹不少「異想天開」的區議會活動。

這份工作瑣碎、有意義且與時代共振，直到為新時代不容。

地區求助站

「維持辦事處開放已經是一個工作。」

從星期一到五，朝九晚六，有時收晚一兩小時，阿明的主要工作是維持議員辦公室「門常開」：聽電話、收信件、協助居民。阿明說，自己和區議員上司的工作有很大部分重疊，彼此也是「戰友」的關係，只是要分擔更多的雜務。

在公屋區，議辦是不少居民聚腳點，他們會過來打躉吹水（流連聊天）。阿明常常做官民之間的第一接觸點——既提供官方資訊，也幫街坊填表和出信。

表格何其多，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填，尤其是區內的老人家。公屋申請或調遷表、消費券、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生果金）、樂悠咭（長者2元乘車優惠八達通）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津）都是阿明經常幫忙填寫的表格。

「全宇宙最煩的一定是低津。它要將全家人半年的工資計算一次，然後還要再寫一大堆資料，每一個家人都要交身份證副本；然後又要計他工時多少，是否合資格拿低津，這是很長時間的過程。然後九成情況是，資料都是不齊全的，第一次資料一定不會齊，因為太多東西填了。」

對阿明來說，填寫社會福利表格還是應有之義，但有一些填表工作他則想婉拒，像申請回鄉證、中港通關後的健康碼、安裝「安心出行」。「那些老人家真是不懂的，因為都不用電話，怎會無端懂得填那個健康碼。我有時很想拒絕，不過算了。」

社會福利大排長龍，有時居民寄望區議員在填表之外，還會幫忙寫信給政府部門，加快進度。像公屋調遷，有住戶因醫療需要（如坐輪椅），希望搬到大一點的單位，也有住戶因家庭成員人數增加，一家八口太擁擠想分戶出去。阿明說，區議員或有機會促使房委會加快調遷，但這不是區議員正式的權力，而區議會的信件也越來越無用。

「起碼以前他們會看，但現在他們就直接說不會處理，只會看社工和醫院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滲水

活在香港，生活多煩惱。假如遇到家居滲水、噪音和鼠患問題，煩惱倍增。阿明坦言，區議員有時接到這些求助，也常常愛莫能助。

滲水往往由水管老化、欠保養造成，嚴重者可致滴水，石屎（混凝土）剝落，鋼筋暴露。阿明說，按程序滲水問題通常要通知大廈管理公司，然後「報案」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滲水辦事處，而居民找區議員「只是加一點壓力」。

「管理公司就很複雜，我都不明白為何同一棟公屋大廈可以分為租和買，樓上是買的樓下是租的，然後有兩間管理公司。」（編按：政府於1991年推出租者置其屋計劃，讓指定屋邨公屋租戶可以購買居住中的單位）

待報案後，職員就上門調查，並邀請樓上住戶做色水測試，看看滲水源頭是否在此——這還是順利的情況，阿明指多數情況住戶都不會讓職員入屋，要出很多封信，弄很久食環署才可跟法庭申請手令，要求住戶開門。

在這個等待過程中，水照滲、石屎照跌，住戶心煩，實在等不及便自掏腰包找公證行檢驗，希望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再循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

「住戶大部分情況第一時間都找保安，但有時管理公司被認為放軟手腳，處理不好，居民才找區議員，覺得可直接和管理公司和政府交手。」

與滲水一樣，噪音問題同樣困擾不少居民。阿明說，有些噪音問題牽涉室外環境，如馬路的水渠蓋裝得不好，車輛駛過就有聲響，但更常見的是鄰里之間的互相投訴。「我最近就聽到街坊投訴人家做飯太大聲，剁肉餅之類的，但那是合理的做飯時間，又不是凌晨兩三點切肉餅。」

阿明說，噪音管制條例只規管晚上十一點後，很多時也阻止不了其他人製造聲響。「你上去的話，什麼噪音都沒有了。有一天你被人拍門，你也不會繼續製造噪音嘛。」有一次，阿明的區議員辦公室、管理公司和幾層住戶都聽到噪音，但最後都不了了之，因為很難確切查到是誰製造噪音。

「說真的，我們有什麼權力呢？最多是嘗試協助雙方自行處理和調節。如果他們各執一詞，我也沒有辦法。」

在社區中，區議員除了兼顧人的問題，還常常要處理鼠患。阿明曾待過一個社區，街市有大量老鼠，居民夜晚一下巴士就見到老鼠巡遊大叫。阿明和區議員上司聯絡管理處和食環署商討治鼠方法，尷尬的是街市只出動老鼠籠，裏面的食物是薯仔，「老鼠也不是傻的」，薯仔遠遠不夠街市的肉汁、血水和濕貨吸引。

「問題是這個街市不是公營街市，而是私人街市，食環署只能提意見，不能強行清潔。」阿明說，最重要的是業主立案法團和管理公司，如果他們不做事，區議員也沒有辦法。

地區民意、地區工程、地區活動

對區議員來說，相對有實權的是反映地區民意，改善社區環境和撥款社區活動。

阿明說，每區的區議員都代表自己那區，一定會爭取為自己那區說話，「每個區區情不同，大家便開始吵架。」舉例來說，有些區恨不得快些興建地鐵延線，有些區則覺得地鐵不需要到樓下，反指這樣做會破壞原有社區環境和設施，「其實他們全部都是民主派，但都有這些衝突。」

巴士路線同樣如此。每年運輸處在各區都有巴士路線計劃，召集同區所有巴士公司到區議會，一同制定來年方向，如加減班次，開新路線等。「關於巴士線怎樣行經自己的區，他們會吵架。巴士不經過會吵，如果加多一個站，又會說行車時間長了那些。」阿明說，除非太過天馬行空，巴士公司若覺得有需求、可行，一般都會考慮調整巴士路線。

在區議會層面，區議員亦需要跟進和提出地區工程。阿明稱，區議員經常和政府部門視察地區工程，如修復水渠、道路建設等；在區議會，也設有「地區小型工程計畫」可以供區議員申請撥款，常見的工程包括花圃、避雨亭、欄杆、巴士站上蓋、公園遊憩設施。

根據「地區小型工程計畫」，各區議會選區獲得的資金不同，但每年全港總撥款資金達3.4億元。

阿明的工作正是協助區議員上司閱讀小型工程文件，撰寫小型工程計畫書。阿明指出，有些小型地區工程相當尷尬，社區的意見並不容易平衡。簡單如新建一條狹窄行人路的上蓋，有人覺得建一定比不建好，畢竟可以擋雨，但建完後道路變窄，下雨時行人堆在一起，窄上加窄……

除了小型工程，區議員還負責審議「社區參與計畫」撥款。簡單來說，政府每年向區議會撥款4.6億元，供合資格團體申請撥款，這些活動有些是社區聯誼，如飲茶、旅行團、跳舞班、音樂班等，較大型的則有慶祝活動、體育活動。

阿明說，由於區議員不能用自己名義申請活動資助，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大黨，其實都有一些友好團體申請社區活動，部份活動也邀請區議員出席。

不過，無論是「地區小型工程計畫」還是「社區參與計畫」，區議會的權力近年都受到削減。在2021年宣誓風波後，全港區議員的人數只有原初的三分之一左右，政府提出暫停區議會就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工程的角色，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康文署等聽取地區意見後提議項目。

「民政決策會諮詢區議會，但（我們）很被動，沒有投票權。其實區議會的權力已經很小，現在還要更小，小到無倫。」阿明說。

在新一屆區議會上，政府稱區議會是非政權性諮詢組織，因此「不會有一些撥款權或審批權」，換言之區議會的撥款權不會歸還。

在地區講政治

在地區做議員，民生議題往往行先，但區議會也被視為民主運動的一個陣地，甚至是立法會選舉的「地區樁腳」。對阿明來說，在地區講政治並不容易，往往是要先建立關係和信任，才慢慢滲一些政治訊息。

「始終你也不會無端跟他說： 喂支持民主、反對廿三條立法、問題都是因為沒普選。」

阿明與區議員上司通過舉辦長者手機班、量血壓、法律諮詢等活動，有時更會組織旅行團，盡可能多接觸居民。「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關心問候的途徑，這樣容易打開他們的話匣子，接觸多一些街坊。」

「當年我也有去中國旅行，坐旅遊大巴出發。去到區議員就跟大家說『玩得開心點』之類。」回想起這類旅行團，阿明指出活動很依賴區議員的資深義工，她們往往能一呼百應。

在阿明看來，社區工作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你很難立即無端跟他說政治議題，你要用一個很長的時間，才有機會跟他談如何去看待一些大議題。可能你隔了很長時間，才可以跟他說一句『你今天有沒有看報紙？』」

親身講政治難，海報宣傳也不易。阿明說，在公屋區貼海報要管理處幫忙，「不批就是不批，背後實質有審查。宣傳遊行一定不可以，議題就看情況。」在私樓區，則要看業主立案法團的取態，有時以「政治宣傳」為由拒絕張貼。

整體來說，阿明認為地區與大政治的關係一直比較疏離，直到2019年。

例外時刻：後2019年的區議會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區議會選舉，逾七成投票率創歷史新高，非建制派囊括逾八成議席。與此同時，長期被壓抑的社區意識受到激活。

阿明認為，2019年前區議員由建制派或非建制派做未必分別很大，畢竟都聚焦民生，少談政治；但2019年後，「人跟社區的聯繫不同了」，「多了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出來」，而他們對區議員的期望和要求也不再一樣。

「以前很多時是求助者和幫助者的關係，但2019年後形勢變了，多了互動，區議員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

在2019年區選後的一段時間，社會運動仍活躍於各個社區。「十八區都有政治活動發生，有人自發在區內進行政治行動。以前是不會有這些事情，全部都只是在中環、銅鑼灣發生，從來都是在中環同一條路，連後面那一條街也不會有事發生。」

當社會運動走進社區和大街小巷，阿明要和區議員上司緊密留意事態發展。「當區有人被拘捕，就要立即回去。那一期很流行在TG（telegram）喊救命，那要立即回到地區，嘗試看看什麼事，或者地區有衝突，要落場去看。」

在阿明工作的社區，由於管理處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允許警察入私人屋苑搜查，引起部份居民不滿，遂召開大會討論管理公司的政策。再進一步，有些居民開始質疑業主立案法團的認受性，認為他們立場親建制，不能代表居民的聲音。後來，更有一群求變的居民參選業主立案法團，以至自組街坊團體「守望社區」。

這種「搶法團」的舉動，阿明說在當時並不少見。而居民關心法團不單是政治傾向，往往與樓宇大維修有關。香港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需接受強制驗樓修葺，業主動輒要支付數萬元到數十萬的維修費，當中法團負責招標承建商，過程有「圍標」（串通投標）和「利益輸送」的空間。有居民發現舊法團有詐，就自告奮勇出來參選。

隨著「非建制派」議員的進場，阿明也見證後2019年區議會的開會文化和討論議題發生很大變化。「因為民主派主導了整個區議會，變成民主派和政府之間的鬥爭，建制派已經退縮一旁，沒有那麼大的角色。」對新進區議員來說，他們開會的時間更長，對官員的要求更高，而好多網媒也關心區議會，直播區議會，甚至區議會亦探討可否官方直播。

阿明指出，區議會大會有不同的政府官員出席，非建制派區議員就利用這些機會提出質問、動議和臨時動議，臨時動議通常即場用A4紙寫就可以，然後提案人講一輪，政府部門再回應。

在當時，最矚目的場景之一是2020年5月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元朗區議會大會，會上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就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831太子站事件向處長提問，並要求徹查721事件。

不過，就算區議員與官員在會上爭鋒相對，實質改變的事情不多。阿明坦言，區議會在香港制度上沒有太多實權，至多只是輿論施壓。「區議員頂多是督促、提醒的作用，而不是監察，因為監察有牽制的效果。區議員只是有影響力的KOL，其實也不是很有影響力。」

「政府來到都是答官腔，那動議也沒約束力——立法會都沒約束力，難道區議會有嗎？」

區議會不討論全港議題

更何況，政府官員來了也可以離席。2020年8月，時任政務司長張建宗發指引，表示若區議會議題屬全港性質等，官員可不出席區議會會議。

阿明憶述，當時政府面對很多大政治議題（如「明日大嶼」、「平反六四」），常常指內容違反區議會法定職能，拒絕提供秘書服務，並即時拉隊離場。

阿明與區議員上司就試過提出多條關於LGBT的問題，然後政府代表離場。

「以前十八區議會都討論『反對佔中』，那時候又不說是全港議題？後來到2020年，他才不斷說這是全港議題。」翻查資料，香港政府曾把全港議題，如政改或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提交各區區議會尋求支持，以圖在立法會以外得到民意認授。

儘管如此，阿明說當時的區議會仍有觸碰一些始料不及的關鍵問題。「現在回看都覺得幾好笑，譬如我們關心三會委任，怎料到現在三會這麼重要。那時候說希望有三會界別的劃分、委員的名單、會議的報告、聯絡方法等。」

所謂「三會」，指的是「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成員均由政府委任，當中不乏區議員、地區人士，絕大部分為建制派。在2023年區議會選舉，任何區議會直選界別參選人皆需取得每會各3名委員提名，但政府拒絕公開「三會」聯絡，引起爭議。

阿明指，當時的區議會亦創造空間，推進以前少人關注的社會議題。在2020年7月，葵青區議會通過撥款，預留20萬元作性教育活動。另外，有區議會也討論社區的單車政策和回收等問題，不少議辦更設有回收箱供居民使用；有些區議會則探討兒童議會，希望將兒童及青少年的聲音帶進區議會。有見於社區缺乏正式的公共表達空間，有些區議會也提倡成立社區民主牆。

在2020年的香港同志遊行，除離島區外，17區區議會亦通過成為支持機構。不過，遊行最後受到警方以疫情為由的反對通知書，改在網上舉行。

在推進新議題的同時，阿明說，很多區議員見到舊有的建制活動就否決，尤其是「社區參與計畫」中多項慶七一回歸和十一國慶的活動撥款。另外，在2020年6月初，17區區議會舉行特別會議，通過議案要求撤回港區國安法。

其後，這種區議會的新局面被政府控制。隨著2020年港區國安法立法和2021年宣誓風波和離職潮，無論是區議會還是市民的社區參與都歸於沉寂。

價值衝突：性工作和賣唱

區議員的工作是為民服務，在阿明的工作生涯中，也遇到居民的需要和想法與自己有衝突。

有一次，有居民投訴當區有「流鶯」（性工作者），引來很多男人，覺得大廈很危險。阿明不認為性工作是問題，「其實我有點生氣，但我很禮貌地跟她說：其實香港性工作是合法的，一樓一是合法經營的。」阿明自言做不了什麼，只好這樣回應居民。

另一次價值張力則關於賣唱。自2019年夏天，有表演者（通常被稱為「大媽」）被指在屯門公園大聲賣唱，行為不雅，居民不滿，到場抗議康文署放任噪音滋擾，並要求禁止行乞、不雅之活動。阿明在2020年初，便需要陪同區議員到場監察。

有一日，表演者和示威者爆發激烈口角，場面混亂，一罐黑啤差點扔中阿明。本身也曾在公共場所表演的阿明坦言，自己內心糾結，「我覺得人們賣唱是沒問題的，但就接受不到兩邊這麼衝動地碰撞。不過是兩難的，那時候真的有點過份，因為屯門公園好像被『大媽』霸佔了。」
「問題是怎樣商議如何使用公園空間，但很可惜沒有這個機會，因為兩邊都爭持不下。」

在壓力之下，政府最終修訂《遊樂場地規例》，加強管制公園內的噪音滋擾。諷刺的是，後來阿明在其他公共空間街頭表演，警察引用同一條法例警告，使其知難而退，結束表演。

失業、人才荒

回過頭來，阿明工作中的價值衝突已經算是happy problem。隨著政府大幅收緊區議員參選資格，阿明的區議員上司沒有尋求連任，事實上也沒有任何民主派區議員能入閘參選——阿明的地區工作生涯等同被DQ了（Disqualify，取消資格）。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阿明有時想賺錢、有時想學習、有時作為政治參與而做區議員助理。在年少氣盛時，阿明直言很難不去想「與其花這麼多時間做區，不如去示威遊行更好」，但後來慢慢明白，人家也忙也要上班，社區工作還是有價值。

不過，無論多麼雄心壯志，阿明說地區工作很多時也「愛莫能助」，「說真的整個大政策都改變不了，其實都不能帶來什麼影響。區議員只是一個很小的齒輪，推動不了整個東西。」

在政府改制後，再三強調區議會屬「非政權性的區域諮詢和服務組織」，並改由民政專員任區議會主席，使其等同行政機構的延伸。在阿明看來，「區議會從來都是諮詢架構，沒話事權，當然立法會都是，都是被閹割的畸形架構。」

「（政府）好一點才理你，不好可以不理你。」阿明說。

邁進2024年，阿明正式失業。在香港市道低迷的時候還沒找到工作，他也成為整個民主派區議員和其助理失業大軍的一員。以他理解，類似背景的區議員和助理轉投各行各業，有些也離開香港。

回望這十年的工作經驗，阿明感到可惜，但不覺浪費青春，因為這是一段珍貴的人生經歷。儘管不能做回本行，但阿明相信自己累積的經驗、學到的與人相處技巧可以轉化到人生的下個階段。

另一邊廂，據報建制派新丁區議員助理人才供不應求，尤其是間選、委任議員。

「哪有這樣多熟手員工？以前反對派辭職後遺留下來的，大家又可能怕『出事』未必敢請。」有候任建制派議員在上述報道說道。

而阿明，並沒想過轉投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