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其實你返工有咩做㗎?」——這個問題,你有問過別人或被人問起嗎?
這個來自日常的問題,啟發我們開啟「返工這回事」這個新欄目。在當代社會,工作主宰我們的生活,既定義個人的身份,亦維繫社會的「正常」運轉,但在「隔行如隔山」的區隔中,我們並不容易看見彼此——從恆常的工作勞動,到行業內的語言詞彙、職場文化、人際關係、性別分工、權力層級以至價值體系。藉此欄目,我們希望打破邊界,深入聆聽多位「打工仔」的行業見聞,不但走進社會各行業的「貼地」日常,亦從職業的視角觀照當代社會的切面和現象。
踏入2024年,香港新一屆區議員走馬上任。政府改制後的首屆區議會,無論是深耕社區的資深區議員,還是2019年冒起的素人區議員,只要不屬建制陣營都「入閘」無門,全面清零。他們既失去服務居民的機會,也面對實在的失業問題。同樣失業的,還有數十名歷經2021年宣誓風波和辭職潮的剩餘「非建制派」區議員助理。這期「返工這回事」訪問非建制派區議員助理阿明(化名),過去10年他先後擔任5位區議員的助理,曾在常規下工作,也親歷反修例運動後的區議會例外時刻。從他的視角出發,我們將看到地區工作者親歷的大事小事煩心事,也看到政治浪潮如何與社區共振。
粉碎紙張、收拾辦公室、點算歸還政府的物資,並和街坊好好說再見,在議員助理生涯的最後一個月,阿明忙中帶閒,迎接這場預先張揚的失業。
「一定不捨得,某程度象徵地區工作生涯的完結。」阿明這段日子百感交集,不捨得和各位街坊的情誼和連結,同時感到迷惘,不知道之後找什麼工作。
十年前,阿明在中學畢業後便兼職區議員助理,「當時要找工作,順便自己又想學一下地區的東西,就這樣入行了。」後來,他在2013至2023期間,斷斷續續待過五位區議員的辦公室,既當過民主派大黨區議員的助手,也做過無黨派素人區議員的助理,服務過港島公屋社區,也紮根於新界新市鎮。
作為助理,他分擔區議員的「常規工作」,是居民的填表員、惡鄰的調解員和地區事務的雜務員。而在後2019年區議會的「例外時刻」,他與區議員上司亦參與政策倡議和政治異議,目睹不少「異想天開」的區議會活動。
這份工作瑣碎、有意義且與時代共振,直到為新時代不容。
地區求助站
「維持辦事處開放已經是一個工作。」
從星期一到五,朝九晚六,有時收晚一兩小時,阿明的主要工作是維持議員辦公室「門常開」:聽電話、收信件、協助居民。阿明說,自己和區議員上司的工作有很大部分重疊,彼此也是「戰友」的關係,只是要分擔更多的雜務。
在公屋區,議辦是不少居民聚腳點,他們會過來打躉吹水(流連聊天)。阿明常常做官民之間的第一接觸點——既提供官方資訊,也幫街坊填表和出信。
表格何其多,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填,尤其是區內的老人家。公屋申請或調遷表、消費券、長者生活津貼、高齡津貼(生果金)、樂悠咭(長者2元乘車優惠八達通)和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低津)都是阿明經常幫忙填寫的表格。
「全宇宙最煩的一定是低津。它要將全家人半年的工資計算一次,然後還要再寫一大堆資料,每一個家人都要交身份證副本;然後又要計他工時多少,是否合資格拿低津,這是很長時間的過程。然後九成情況是,資料都是不齊全的,第一次資料一定不會齊,因為太多東西填了。」
對阿明來說,填寫社會福利表格還是應有之義,但有一些填表工作他則想婉拒,像申請回鄉證、中港通關後的健康碼、安裝「安心出行」。「那些老人家真是不懂的,因為都不用電話,怎會無端懂得填那個健康碼。我有時很想拒絕,不過算了。」
社會福利大排長龍,有時居民寄望區議員在填表之外,還會幫忙寫信給政府部門,加快進度。像公屋調遷,有住戶因醫療需要(如坐輪椅),希望搬到大一點的單位,也有住戶因家庭成員人數增加,一家八口太擁擠想分戶出去。阿明說,區議員或有機會促使房委會加快調遷,但這不是區議員正式的權力,而區議會的信件也越來越無用。
「起碼以前他們會看,但現在他們就直接說不會處理,只會看社工和醫院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滲水
活在香港,生活多煩惱。假如遇到家居滲水、噪音和鼠患問題,煩惱倍增。阿明坦言,區議員有時接到這些求助,也常常愛莫能助。
滲水往往由水管老化、欠保養造成,嚴重者可致滴水,石屎(混凝土)剝落,鋼筋暴露。阿明說,按程序滲水問題通常要通知大廈管理公司,然後「報案」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滲水辦事處,而居民找區議員「只是加一點壓力」。
「管理公司就很複雜,我都不明白為何同一棟公屋大廈可以分為租和買,樓上是買的樓下是租的,然後有兩間管理公司。」(編按:政府於1991年推出租者置其屋計劃,讓指定屋邨公屋租戶可以購買居住中的單位)
待報案後,職員就上門調查,並邀請樓上住戶做色水測試,看看滲水源頭是否在此——這還是順利的情況,阿明指多數情況住戶都不會讓職員入屋,要出很多封信,弄很久食環署才可跟法庭申請手令,要求住戶開門。
在這個等待過程中,水照滲、石屎照跌,住戶心煩,實在等不及便自掏腰包找公證行檢驗,希望有更大的議價能力,再循小額錢債審裁處追討。
「住戶大部分情況第一時間都找保安,但有時管理公司被認為放軟手腳,處理不好,居民才找區議員,覺得可直接和管理公司和政府交手。」
與滲水一樣,噪音問題同樣困擾不少居民。阿明說,有些噪音問題牽涉室外環境,如馬路的水渠蓋裝得不好,車輛駛過就有聲響,但更常見的是鄰里之間的互相投訴。「我最近就聽到街坊投訴人家做飯太大聲,剁肉餅之類的,但那是合理的做飯時間,又不是凌晨兩三點切肉餅。」
阿明說,噪音管制條例只規管晚上十一點後,很多時也阻止不了其他人製造聲響。「你上去的話,什麼噪音都沒有了。有一天你被人拍門,你也不會繼續製造噪音嘛。」有一次,阿明的區議員辦公室、管理公司和幾層住戶都聽到噪音,但最後都不了了之,因為很難確切查到是誰製造噪音。
「說真的,我們有什麼權力呢?最多是嘗試協助雙方自行處理和調節。如果他們各執一詞,我也沒有辦法。」
在社區中,區議員除了兼顧人的問題,還常常要處理鼠患。阿明曾待過一個社區,街市有大量老鼠,居民夜晚一下巴士就見到老鼠巡遊大叫。阿明和區議員上司聯絡管理處和食環署商討治鼠方法,尷尬的是街市只出動老鼠籠,裏面的食物是薯仔,「老鼠也不是傻的」,薯仔遠遠不夠街市的肉汁、血水和濕貨吸引。
「問題是這個街市不是公營街市,而是私人街市,食環署只能提意見,不能強行清潔。」阿明說,最重要的是業主立案法團和管理公司,如果他們不做事,區議員也沒有辦法。
地區民意、地區工程、地區活動
對區議員來說,相對有實權的是反映地區民意,改善社區環境和撥款社區活動。
阿明說,每區的區議員都代表自己那區,一定會爭取為自己那區說話,「每個區區情不同,大家便開始吵架。」舉例來說,有些區恨不得快些興建地鐵延線,有些區則覺得地鐵不需要到樓下,反指這樣做會破壞原有社區環境和設施,「其實他們全部都是民主派,但都有這些衝突。」
巴士路線同樣如此。每年運輸處在各區都有巴士路線計劃,召集同區所有巴士公司到區議會,一同制定來年方向,如加減班次,開新路線等。「關於巴士線怎樣行經自己的區,他們會吵架。巴士不經過會吵,如果加多一個站,又會說行車時間長了那些。」阿明說,除非太過天馬行空,巴士公司若覺得有需求、可行,一般都會考慮調整巴士路線。
在區議會層面,區議員亦需要跟進和提出地區工程。阿明稱,區議員經常和政府部門視察地區工程,如修復水渠、道路建設等;在區議會,也設有「地區小型工程計畫」可以供區議員申請撥款,常見的工程包括花圃、避雨亭、欄杆、巴士站上蓋、公園遊憩設施。
根據「地區小型工程計畫」,各區議會選區獲得的資金不同,但每年全港總撥款資金達3.4億元。
阿明的工作正是協助區議員上司閱讀小型工程文件,撰寫小型工程計畫書。阿明指出,有些小型地區工程相當尷尬,社區的意見並不容易平衡。簡單如新建一條狹窄行人路的上蓋,有人覺得建一定比不建好,畢竟可以擋雨,但建完後道路變窄,下雨時行人堆在一起,窄上加窄......
除了小型工程,區議員還負責審議「社區參與計畫」撥款。簡單來說,政府每年向區議會撥款4.6億元,供合資格團體申請撥款,這些活動有些是社區聯誼,如飲茶、旅行團、跳舞班、音樂班等,較大型的則有慶祝活動、體育活動。
阿明說,由於區議員不能用自己名義申請活動資助,無論是建制派,還是民主派大黨,其實都有一些友好團體申請社區活動,部份活動也邀請區議員出席。
不過,無論是「地區小型工程計畫」還是「社區參與計畫」,區議會的權力近年都受到削減。在2021年宣誓風波後,全港區議員的人數只有原初的三分之一左右,政府提出暫停區議會就社區參與計劃和地區小型工程的角色,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康文署等聽取地區意見後提議項目。
「民政決策會諮詢區議會,但(我們)很被動,沒有投票權。其實區議會的權力已經很小,現在還要更小,小到無倫。」阿明說。
在新一屆區議會上,政府稱區議會是非政權性諮詢組織,因此「不會有一些撥款權或審批權」,換言之區議會的撥款權不會歸還。
在地區講政治
在地區做議員,民生議題往往行先,但區議會也被視為民主運動的一個陣地,甚至是立法會選舉的「地區樁腳」。對阿明來說,在地區講政治並不容易,往往是要先建立關係和信任,才慢慢滲一些政治訊息。
「始終你也不會無端跟他說: 喂支持民主、反對廿三條立法、問題都是因為沒普選。」
阿明與區議員上司通過舉辦長者手機班、量血壓、法律諮詢等活動,有時更會組織旅行團,盡可能多接觸居民。「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關心問候的途徑,這樣容易打開他們的話匣子,接觸多一些街坊。」
「當年我也有去中國旅行,坐旅遊大巴出發。去到區議員就跟大家說『玩得開心點』之類。」回想起這類旅行團,阿明指出活動很依賴區議員的資深義工,她們往往能一呼百應。
在阿明看來,社區工作是一個很長期的過程。「你很難立即無端跟他說政治議題,你要用一個很長的時間,才有機會跟他談如何去看待一些大議題。可能你隔了很長時間,才可以跟他說一句『你今天有沒有看報紙?』」
親身講政治難,海報宣傳也不易。阿明說,在公屋區貼海報要管理處幫忙,「不批就是不批,背後實質有審查。宣傳遊行一定不可以,議題就看情況。」在私樓區,則要看業主立案法團的取態,有時以「政治宣傳」為由拒絕張貼。
整體來說,阿明認為地區與大政治的關係一直比較疏離,直到2019年。
例外時刻:後2019年的區議會
在反修例運動期間的區議會選舉,逾七成投票率創歷史新高,非建制派囊括逾八成議席。與此同時,長期被壓抑的社區意識受到激活。
阿明認為,2019年前區議員由建制派或非建制派做未必分別很大,畢竟都聚焦民生,少談政治;但2019年後,「人跟社區的聯繫不同了」,「多了不同階層、不同年齡的人出來」,而他們對區議員的期望和要求也不再一樣。
「以前很多時是求助者和幫助者的關係,但2019年後形勢變了,多了互動,區議員不是高高在上的姿態。」
在2019年區選後的一段時間,社會運動仍活躍於各個社區。「十八區都有政治活動發生,有人自發在區內進行政治行動。以前是不會有這些事情,全部都只是在中環、銅鑼灣發生,從來都是在中環同一條路,連後面那一條街也不會有事發生。」
當社會運動走進社區和大街小巷,阿明要和區議員上司緊密留意事態發展。「當區有人被拘捕,就要立即回去。那一期很流行在TG(telegram)喊救命,那要立即回到地區,嘗試看看什麼事,或者地區有衝突,要落場去看。」
在阿明工作的社區,由於管理處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允許警察入私人屋苑搜查,引起部份居民不滿,遂召開大會討論管理公司的政策。再進一步,有些居民開始質疑業主立案法團的認受性,認為他們立場親建制,不能代表居民的聲音。後來,更有一群求變的居民參選業主立案法團,以至自組街坊團體「守望社區」。
這種「搶法團」的舉動,阿明說在當時並不少見。而居民關心法團不單是政治傾向,往往與樓宇大維修有關。香港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樓宇需接受強制驗樓修葺,業主動輒要支付數萬元到數十萬的維修費,當中法團負責招標承建商,過程有「圍標」(串通投標)和「利益輸送」的空間。有居民發現舊法團有詐,就自告奮勇出來參選。
隨著「非建制派」議員的進場,阿明也見證後2019年區議會的開會文化和討論議題發生很大變化。「因為民主派主導了整個區議會,變成民主派和政府之間的鬥爭,建制派已經退縮一旁,沒有那麼大的角色。」對新進區議員來說,他們開會的時間更長,對官員的要求更高,而好多網媒也關心區議會,直播區議會,甚至區議會亦探討可否官方直播。
阿明指出,區議會大會有不同的政府官員出席,非建制派區議員就利用這些機會提出質問、動議和臨時動議,臨時動議通常即場用A4紙寫就可以,然後提案人講一輪,政府部門再回應。
在當時,最矚目的場景之一是2020年5月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出席元朗區議會大會,會上多名民主派區議員就721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市民、831太子站事件向處長提問,並要求徹查721事件。
不過,就算區議員與官員在會上爭鋒相對,實質改變的事情不多。阿明坦言,區議會在香港制度上沒有太多實權,至多只是輿論施壓。「區議員頂多是督促、提醒的作用,而不是監察,因為監察有牽制的效果。區議員只是有影響力的KOL,其實也不是很有影響力。」
「政府來到都是答官腔,那動議也沒約束力——立法會都沒約束力,難道區議會有嗎?」
區議會不討論全港議題
更何況,政府官員來了也可以離席。2020年8月,時任政務司長張建宗發指引,表示若區議會議題屬全港性質等,官員可不出席區議會會議。
阿明憶述,當時政府面對很多大政治議題(如「明日大嶼」、「平反六四」),常常指內容違反區議會法定職能,拒絕提供秘書服務,並即時拉隊離場。
阿明與區議員上司就試過提出多條關於LGBT的問題,然後政府代表離場。
「以前十八區議會都討論『反對佔中』,那時候又不說是全港議題?後來到2020年,他才不斷說這是全港議題。」翻查資料,香港政府曾把全港議題,如政改或高鐵一地兩檢方案提交各區區議會尋求支持,以圖在立法會以外得到民意認授。
儘管如此,阿明說當時的區議會仍有觸碰一些始料不及的關鍵問題。「現在回看都覺得幾好笑,譬如我們關心三會委任,怎料到現在三會這麼重要。那時候說希望有三會界別的劃分、委員的名單、會議的報告、聯絡方法等。」
所謂「三會」,指的是「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地區防火委員會」和「分區委員會」,成員均由政府委任,當中不乏區議員、地區人士,絕大部分為建制派。在2023年區議會選舉,任何區議會直選界別參選人皆需取得每會各3名委員提名,但政府拒絕公開「三會」聯絡,引起爭議。
阿明指,當時的區議會亦創造空間,推進以前少人關注的社會議題。在2020年7月,葵青區議會通過撥款,預留20萬元作性教育活動。另外,有區議會也討論社區的單車政策和回收等問題,不少議辦更設有回收箱供居民使用;有些區議會則探討兒童議會,希望將兒童及青少年的聲音帶進區議會。有見於社區缺乏正式的公共表達空間,有些區議會也提倡成立社區民主牆。
在2020年的香港同志遊行,除離島區外,17區區議會亦通過成為支持機構。不過,遊行最後受到警方以疫情為由的反對通知書,改在網上舉行。
在推進新議題的同時,阿明說,很多區議員見到舊有的建制活動就否決,尤其是「社區參與計畫」中多項慶七一回歸和十一國慶的活動撥款。另外,在2020年6月初,17區區議會舉行特別會議,通過議案要求撤回港區國安法。
其後,這種區議會的新局面被政府控制。隨著2020年港區國安法立法和2021年宣誓風波和離職潮,無論是區議會還是市民的社區參與都歸於沉寂。
價值衝突:性工作和賣唱
區議員的工作是為民服務,在阿明的工作生涯中,也遇到居民的需要和想法與自己有衝突。
有一次,有居民投訴當區有「流鶯」(性工作者),引來很多男人,覺得大廈很危險。阿明不認為性工作是問題,「其實我有點生氣,但我很禮貌地跟她說:其實香港性工作是合法的,一樓一是合法經營的。」阿明自言做不了什麼,只好這樣回應居民。
另一次價值張力則關於賣唱。自2019年夏天,有表演者(通常被稱為「大媽」)被指在屯門公園大聲賣唱,行為不雅,居民不滿,到場抗議康文署放任噪音滋擾,並要求禁止行乞、不雅之活動。阿明在2020年初,便需要陪同區議員到場監察。
有一日,表演者和示威者爆發激烈口角,場面混亂,一罐黑啤差點扔中阿明。本身也曾在公共場所表演的阿明坦言,自己內心糾結,「我覺得人們賣唱是沒問題的,但就接受不到兩邊這麼衝動地碰撞。不過是兩難的,那時候真的有點過份,因為屯門公園好像被『大媽』霸佔了。」
「問題是怎樣商議如何使用公園空間,但很可惜沒有這個機會,因為兩邊都爭持不下。」
在壓力之下,政府最終修訂《遊樂場地規例》,加強管制公園內的噪音滋擾。諷刺的是,後來阿明在其他公共空間街頭表演,警察引用同一條法例警告,使其知難而退,結束表演。
失業、人才荒
回過頭來,阿明工作中的價值衝突已經算是happy problem。隨著政府大幅收緊區議員參選資格,阿明的區議員上司沒有尋求連任,事實上也沒有任何民主派區議員能入閘參選——阿明的地區工作生涯等同被DQ了(Disqualify,取消資格)。
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阿明有時想賺錢、有時想學習、有時作為政治參與而做區議員助理。在年少氣盛時,阿明直言很難不去想「與其花這麼多時間做區,不如去示威遊行更好」,但後來慢慢明白,人家也忙也要上班,社區工作還是有價值。
不過,無論多麼雄心壯志,阿明說地區工作很多時也「愛莫能助」,「說真的整個大政策都改變不了,其實都不能帶來什麼影響。區議員只是一個很小的齒輪,推動不了整個東西。」
在政府改制後,再三強調區議會屬「非政權性的區域諮詢和服務組織」,並改由民政專員任區議會主席,使其等同行政機構的延伸。在阿明看來,「區議會從來都是諮詢架構,沒話事權,當然立法會都是,都是被閹割的畸形架構。」
「(政府)好一點才理你,不好可以不理你。」阿明說。
邁進2024年,阿明正式失業。在香港市道低迷的時候還沒找到工作,他也成為整個民主派區議員和其助理失業大軍的一員。以他理解,類似背景的區議員和助理轉投各行各業,有些也離開香港。
回望這十年的工作經驗,阿明感到可惜,但不覺浪費青春,因為這是一段珍貴的人生經歷。儘管不能做回本行,但阿明相信自己累積的經驗、學到的與人相處技巧可以轉化到人生的下個階段。
另一邊廂,據報建制派新丁區議員助理人才供不應求,尤其是間選、委任議員。
「哪有這樣多熟手員工?以前反對派辭職後遺留下來的,大家又可能怕『出事』未必敢請。」有候任建制派議員在上述報道說道。
而阿明,並沒想過轉投建制。
想像力。
在戰場上最大的武器就是想像力。
香港史的小小句點,個人的失業和人生關卡。